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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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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司机家的这个头一开，整个家属区像炸开了的锅，事先知道我们这队光脑壳要来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先只是用一脸惊奇诧异的神色看着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精彩表演和刘司机的兴奋马上让人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动作快的也在凉台上垂下了鞭炮，招呼我们过去。节日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拥到凉台、窗前看热闹，兴奋地大声喊着新娘子。他们中的多数也同样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男扮女妆的新娘子，在欢愉兴奋的同时也在纳闷这新娘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自劳改队在这里组建以来，这地方从来就没有这样热闹过。在这对敌斗争的第一线，那一张张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变了形的脸此时绽开了笑容，这是名副其实的破天荒。在这一刻是什么消弭了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有谁说得清楚在此时这些人是迷失了自我还是找回了自我？
不知是不在家还是因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监狱一级的头头没有全部露面，只看到一个副政委和一个副监狱长，不过这就足够了。这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闹春队伍所带来的兴奋和欢乐就像一种无药可治的烈性传染病迅速在家属区传开。第一次出现的新事物所产生的冲击力总是巨大的，蔓延在人们心中的希望这支队伍早点到自家门前的那种急切心情在不断地升级，去谁家愈早谁家就愈有面子，他们之间开始了较劲。起先他们只是站在凉台上声嘶力竭地叫喊，后来见叫喊的人太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人干脆跑下楼来不等我们把一家唱完就把我们往他那边拉。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人们忘形的欢闹声中，我们走了东家到西家，闹了张家唱李家，唱词也越来越疯，最后连“今年生个双胞胎”这样的内容也出来了。没人在意这是否符合计划生育的国策，只是引来更大的笑声。我们那个蛇皮袋在迅速膨胀，除了酒和人民币外，扔什么的都有。几个见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笑脸的管教，此时也咧开了嘴，说个狗日的，你们真会想心思，搞么事像么事，这个“新娘子”是哪个装的？怎么比女人还女人？
我注意到那个曾给我砸上镣铐并且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整我的贾干部。
见是我在指挥这队人，一开始他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只是远远地在一边看。随着热闹气氛的升级，随着几乎每一家都争先恐后的邀请，别家的热闹反衬出他家的冷清，他有点沉不住气了，眼巴巴地等我的眼睛和他对视，大概想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心中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来他是想参入进来又担心我给他难堪，他在那里犹豫，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在这一片欢乐的氛围里，他显得有点另类，就像在满堂的欢声笑语之中，他独自一人向隅而泣。只不过没任何人的情绪会受他的影响，因为除了我再没任何人注意到他。在这一刻他被他自己边缘化了，把自己放在了欢乐人群的外面。大过年的谁不想讨点吉利？这几千年的传统心理凭他那境界他能免俗？他看来真有点难受，在无奈和自设的心狱中和我较劲。但与其说是同我较劲不如说是在同他自己较劲。此时他那身制服所能带来的权威在这支队伍面前没任何意义，只能靠这身制服来支撑自己的他此时一定有点痛苦。我没有任何改变地笑着闹着，心里因他而生出快意和同情这样两种交替出现的感觉。心中缺乏善良的程度同快乐之间距离的平方是成正比的，这大概可以作为一条善良心理学的定理。缺乏善良的人是最容易被快乐边缘化的，这是他自找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谁也不能违背辩证法而不受惩罚，惩罚如果生自内心可能远比外加的来得痛苦。这也是生活给他的报应，想到这里我感到有那么一点快意。同时他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又让我在这欢乐的时刻为他悲哀，在不屑后面其实我对他更多的是同情。只不过我没法帮他走出他为自己设下的心狱，这心狱是他自己用自私、贪婪和仇恨垒起来的，可叹的是他还浑然不知。真希望他此时能感悟出一点什么，走出自己垒起的心狱。
他终于撑不住了。
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大挂鞭，让他的小孩举着，他自己把两包烟和几个水果高高地扬着，一开始他好像还不好意思喊，不自在地张了几下嘴但没发出声，在又一阵犹豫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喊了起来。有了第一声后他好像有了点战胜自己的味道，开始自然地也像别人那样大声叫喊到他那去。喊了半天见我们没一点反应，又进屋把手里的两包烟换成了一整条，还加了些糖果之类的东西，他还特地搬出个板凳站在上面，把手里的东西高高扬起，不停地吆喝，生怕我们看不见。
不是我有意把他晾在一边，实在是他的邀请信息发出得太晚了，一时轮不到他，他有点抓耳挠腮、急不可耐了，又开始眼巴巴地望着我，直到我用眼神给了他一个肯定的信息，他好像才稍稍平和了一点。当我们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时，在我们的祝福声中，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如释重负的笑意。
这彩莲船一直划到中午时分才算告一段落，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希望吉祥如意、鸿运当头的邀请者的愿望，但最实在的受益者却是我们这伙人。那满满当当的一大袋东西足以让人眼红，我当然不会在这点东西上让人在大过节的时候生出不快，知道大家伙们的期盼，一回到车间就把它分了，每个参与者都有份，包括那些热心捧场的光脑壳。
“新娘子”的身份此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开始卸妆，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但还是有不少光脑壳不依不饶地拿他开心，在他身上东捏一把西摸一下，特别是那两个塞在胸前的用毛巾扎成的小球，被几个家伙抢去捏了又捏、亲了又亲。
第三十三章 父母的生日
“指导员，有个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开口。”五一节的头一天，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进了办公室。
“什么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个生日，母亲六十岁，父亲七十岁。原来年轻，不懂父母养育恩，现在有点懂了，多年来又没有机会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这样一个心愿。指导员，你看这事能不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在一中队的几年里唯一的一次向指导员提出个人要求。
“还真不凑巧，上午管教股刚开了会，说五一期间没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许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给陈队长说一下？”
“这个会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会带头开这个口子的。”
“这个事就有点难办了。”
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心里有点凉，这不是他答不答应的问题，是有规定。想到这里，我有点泄气地坐在那里不做声。办公室里显得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走吧，我有点不甘心，不走吧，赖在这里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还是得走。在我带着遗憾站起来离开时，听见指导员在好一阵沉默后说话了：
“什么时候走？”
“上午十点钟吧，下午五点钟之前回来。”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来找我，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看得出指导员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对一个囚犯有点好感，对他的表现有点欣赏，就愿意为他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如果厂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评，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负责任。听到指导员这话，我连声说谢谢你指导员。
这个指导员是我到这里来后遇到的第二个欣赏我并敢于表现出来的人。后来他调到附属农场当指导员，一次我去那里去办事，他吩咐杀鸡捞鱼搞了很丰盛的一桌饭，在心里他没把我当个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点钟，他准时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口。那里已有两个平时只要喊声报告就可以进出大门的犯人被哨兵拦住不让出去，要他们找管教来带。我随指导员来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他给哨兵打了个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离，分手时叮嘱说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过注意别喝多了。十几年就这一个机会，来的人会不少，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点钟之前赶回来，但晚上点名前你一定要归队。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请他放心。
我朝张家湾方向走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再坐车。这样往往比在门口等从金口来的车快，这样做也是想回避在门口的车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连一片的菜地，中途还要经过几个小村庄，外出时好几次走这条路，已经有点熟悉了。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是回家团聚，心情有点急切。父亲年岁大血压又高，很少来探监，是母亲不让他来，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见到他，怕他又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想到这里，兴奋中不禁有点悲凉。
不经意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一个人活七十岁，三十五岁就是生命的拐点，我已经离这个拐点不远，难怪父母亲都老了。相对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付出来说，子女的任何报答都是难及一二的，何况我还是个羁押之身，无法尽一个子女起码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劳动的机会回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我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母亲的惊喜、意外，甚至还有点慌乱；看着儿子一口一口吃着她做出的饭菜时，她的那种满足和舒心；最后我离开时她的不舍和叮咛。这一切都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同样刻在脑海里的还有来不及品味家的感觉就要匆匆离开的遗憾。那次父亲不在家，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巴士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两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种人”①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种人”已取代“五类分子”②成为新的政治贱民。按照他们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划“右派”一样，在全国划一大批“三种人”，让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也株连进去，以儆效尤，看谁还敢造反？！用某位大员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造反派断子绝孙”。然而文革这些年的反反复复，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们所期待的杀伤力。那些只会把权力看成是镇压之权和整人之权的大人们，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被褪去，他们的内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对这种只知整人的权力已从心里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力的意识已开始觉醒，没有人再认为自己就该是任人践踏的政治贱民。
当年在劳改队，右派的处境是最悲惨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人分析出最险恶的用心，他们处在劳改队的最底层，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们身上撒尿、吐唾沫。刚到这里时，原三队的管教们的一些做法也曾让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直到1979年，姐姐来信说三中队的指导员还在告诉她，说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整我的机会。但后来我发现想让造反派重蹈当年右派在劳改队的覆辙是很难的了，现在人们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细流一直在人们内心深处涌动，这是任何权力都无法遏止的。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还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数犯人的尊重，还有人以能进入我的生活圈子为荣。在我们心底里从来就没有承认造反有罪，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垮掉。如果我们自己垮了，那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了。自己不垮，谁敢随便往你身上吐唾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承受的只是第二击，如果没有当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残酷的第一击，我们现在的处境要艰难得多，绝不可能活得像现在这样多少还能保持一点自己的人格尊严，多少还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赢得别人的一点尊重。这本身也说明了社会在进步，而几十万右派的惨重牺牲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离家越来越近了，心跳也越来越快，太剧烈的心跳让我在家门口停了好一会，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才举手轻轻地敲门。还没等我敲第二下，门就呼的一下开了，原来老父亲一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等着，看清是我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一直在担心你不能来，总算把你等来了。话还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看着泪眼模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想到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强忍住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一边安慰一边把父亲扶进客厅坐下。也许是父亲的情绪对大家有点影响，一屋子人都静静看着我父子俩。等父亲情绪开始平和点后，客人们从心里涌出的那股浓浓的亲情和友情立刻将我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这是十五年未曾感受过的氛围。
几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走过来。
“嗬哟，是李乾，一点都没变，走在大街头上一眼都能认出。李乾，还认不认识我？”
“你是张伯伯。”
“那我是谁？”
“你是六姨妈。”
“看来没把你关傻。”
“怎么会呢，再怎么关，也不会忘记你六姨妈。”
一屋的人都看着我这个被关了十五年的人。上一次他们看见我时，我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此时，岁月的流水已洗尽我当年的稚气，寿筵的喜庆气氛也难以完全遮掩多舛的命运给我罩上的那层无言的悲凉。
“伢，这多年你不容易，你爹妈更不容易。他们这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哟。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天，就像天塌下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你妈的头发白了，人完全变了形，我们都不敢认了。有段时间 她经常拉着我们的手说，我这做人有个什么意思？我们怕她想不开，常着陪她到好晚才走。”
“当时住我们对面有个上海人，也是小孩给抓进去了，一时想不开，从凉台上跳下去了。平时是多能说会道的一个人，出门总是梳理得清清爽爽的，多漂亮个女人，真是可惜了。我们就是担心你妈，现在她总算有个盼头，快熬到头了。”
“你们在背后说我么事？我什么时候想不开了的？”我那可敬的母亲一下子从厨房里出来，笑呵呵地问。
“没谁说你想不开，你要是想不开还能在今天做寿星婆？我们都说当初亏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你有后福哇，今天你儿孙满堂，儿子从那里面都能赶回来给你做寿。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做了好事有好报，在你身上都灵验了。”
“今天你是寿星你还在厨房忙个什么？来坐在这里，和儿子好好谈谈心。”
“就不要说寿星不寿星了，今天其实我和老头子都不是主角，你们是主角。我们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你们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关心李乾的好人请过来热闹一下。有的虽说不是亲戚，但跟亲戚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要亲自做几个菜，表示一点心意。李乾，等下你要好好敬一下这些叔叔伯伯。”母亲说完又进了厨房。
此时我才看见燕妮丹和司子林正在客厅里等着，连忙走过去握住他俩的手。十五年来第一次见到燕妮丹。那个十五年前在警备区的会见室里一脸泪水的中学生不见了，那个时有惊世骇俗的超前见地却稚气时现的小女孩不见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端庄的学者，还是齐耳微卷的短发，还是明亮清澈的大眼，只是那双眼睛在重逢的喜悦里透出几分伤感。
司子林平静地看着我。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我曾去学校见过他的面，我会很难认出他来，一脸刻意不刮的胡子，让人很容易想起特立独行的大导演，完全没有了昔日一介文弱的书生的模样。
“本来说好了的，那次和你在警司见面的三个人都来，舒国良临时有事来不了，这真是一个遗憾。他委托我们代问你好，祝李妈妈和李伯伯健康长寿。”司子林说。
“你看他们这样客气，送来这样一个大蛋糕。”姐姐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不该这样破费。”
这是一个在电影里才见过的生日蛋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还鲜有过生日吃蛋糕的，那时他们的工资都很低，这一份礼我感到有点重。
“你也不是为你一个人的事坐牢，你父母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不都是一样的？这几年各忙各的也顾不上来看一下，现在送个蛋糕表示一下晚辈的心意是应该的。”燕妮丹说。
“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吧？我听说过一些知青在下放期间的艰辛，何况你们又是背着造反派的身份，恐怕是双倍的艰难。”
“那一段已经是历史了。不过真要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我们是1968年底开始下去的。”
“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收到了燕妮丹的最后一封短信，信中说你们马上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第一批已经走了，第二批也马上要走，说以后很难再来看我了。信是塞在一包红沙糖里送进来的，传东西进来的看守还问我来人是不是我的亲戚？说要不是看她哭得那样伤心，他是不会把那包糖拿进来的。本来听了这话心里面已不是滋味，后来又看到这封信，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人像悬在了半空中。”
“那时候大家心里什么想法都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到这一下去可能一辈子就交给农村了。我们会自顾不暇，怕你长时间没有我们的消息产生一些什么想法，赶去给你送了那最后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们都下去了，再难，还有同学在一起，相互有个支持、有个照应，把你一个人丢在里面，也不知是什么在前面等着你，想想都替你难过。”
司子林插话说：
“刚下农村时太年轻，不懂事，我那个小组一个女生都不要，班主任老师知道后写信大骂我胡涂，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一开始还不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男生知道了由于自己的胡涂，让班上的女生遭受了多少惊吓甚至伤害。”司子林说起了当年下乡时的幼稚。
燕丹妮接着说：
“你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天吃过晚饭后我去找杨玉敏，从二队到六队还有点远，天快黑时，大堤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人还没过来那秽言秽语就飘过来了，自行车和我擦身而过。上面的两个人一看就是乡里那种混混。也许是第六感觉在起作用，他们的眼神虽然只是一晃而过，但我感觉到了那不怀好意的眼神里隐藏着的危险。他们刚过去不久，趁他们没有回头望时，我几乎是一个跟头从堤上滚到堤下去的，刚好堤下有一片低矮的灌木，我顾不得会不会有什么虫子蛇一类的东西，趴在里面动也不敢动。果然，没几分钟，就听见自行车骑过来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她走不远的。听到这话我当时骇得心里直颤，没隔多久又听见他们推着自行车回来，大概是追了一段路没看见人又调头回来找。听见他们说怪了，人会跑到哪里去呢？他们用小石头朝我藏身的这片灌木丛扔，希望能把我赶出来，几次我都绝望了，死的念头冒了出来。老天爷保佑，最后他们放弃了对这片灌木的搜查。
“在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的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当时天气已经有点凉，但全身却汗透了。人本来就在恐惧中，再经风一吹，身上发冷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这时天完全黑下来，杨玉敏那里我不敢去，自己的队也不敢回，黑灯瞎火的，怕在路上又碰到坏人，一时间我是感到那样的无助，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好在隐约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那灯光是我的一线希望，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小心翼翼地走去。”
“你不怕刚脱虎口又落狼窝？”
“谁说不怕呀？但我总不能在这荒郊野地里过一夜，总要去试一下。走了一程后，心不那么慌乱了，慢慢的也有了主意。走近了看清这里是个仓库，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不敢贸然敲门，就躲在暗处观察。等了好一阵子，门开了，里面出来个人解溲，我看清里面有十好几个男人，年纪都不小，直觉告诉我他们对我没有危险，等那个解溲的往回转时，我从暗处走出来，在他刚要把门关上的时候我一步跨进去。
“突然冒出来一个女知青，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此时我不怕了，那十几个人倒是一脸的惊恐。我说外面有坏人在追我，这里安全，我要在这里躲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走。里面的人立马说不行不行，你一个女学生伢，我们这一屋子男人，那怎么行？我说怎么不行？你们睡你们的，我在这里坐一晚上。他们说真的不行。但我不理，我已经铁了心，在里面找了个板凳一坐，任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出去。最后他们没办法才跟我说了实话。原来他们是一群‘五类分子’在这里办学习班，说留你在这里队里知道了会罪上加罪。一听说是‘五类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危险，更不会走了。最后他们没有法，派个人把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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