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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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是‘五类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危险，更不会走了。最后他们没有法，派个人把办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找来了，在听我述说了情况后，这个负责人把我护送到一户人家，告诉我这家人刚结婚不久，那男的非常本份，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我进门时，看见大红喜字还贴在上面。那男的被赶到柴房临时搭了个铺，我和新娘子睡了一个晚上，那睡得着呢，两个人谈了一晚上家常。”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恐怖的经历，幸亏是有惊无险。”

“其实这样的事，恐怖就那一下，过去就过去了。最难过的是在农村的最后一年，大部份人都招工走了，最后只剩下几个造反派中的老大难，当时说我参与了跟北航红旗韩爱晶的秘密串联，政治上有重大问题，招工时死卡住我不放。人越走越少，经常屋里就我一个人，整夜不敢睡是常有的事。不是我父亲最后想办法把我弄出来，不知那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

“那次你父亲来的神情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那种对儿女的担心和在那些土皇帝面前的斩钉截铁至今还清晰可辨。”燕妮丹的叙述勾起了司子林对往事的回忆。

“子林，从你的外表看，好像身体还不错，怎么我总觉得你说话好像中气不足？”

“上次碰到你时我没有说。我和她的情况差不多，说我父母都是右派，我又是造反派，招工也是一卡再卡，最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被招到了省假肢厂。当时高兴得要死，工作不知多卖力，经常主动加班加点。一段时间后头就开始晕，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越来越厉害后到医院去一检查，才知道是粘合剂里的苯中毒，苯中毒没法根治，身体的元气大伤。□老师后来想方设法把我弄回了实验中学，身体情况才没有继续恶化，但一直也没能恢复。”

“没想到你们也是多灾多难。舒国良情况怎么样？”

“他比我们要稍稍好一点，现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正说到这里时听见姐夫招呼大家入席。

“我们都入了座，怎么不见寿星婆？”大家都坐好了时，有人问我姐夫。

“她不让我们插手，硬要自己掌勺，请都请不出来。”我姐夫解释说。

“那怎么行呢？我们坐着让寿星婆忙，我去喊。”六姨妈起了身。

“六姨妈你坐，我的事忙完了，菜烧得好不好吃都是我的一个心意，你们莫笑啊。”母亲风风火火地从厨房里走出来。

“李嫂子，你就莫谦虚了，你的手艺谁不知道？来来来，我们先敬两位寿星一杯，祝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年更比一年强。”六姨妈说。

“谢你的吉言，感谢你们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能有今天，没有你们好心的帮助，怕也难，我们平头老百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只是一种愿望，更实在的是希望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愿我们这些老姊妹、老弟兄都平安、健康、幸福；愿年轻的一代工作顺心、事业有成。”父亲简短的答谢，说得大家一脸的灿烂。

幸福写在两位老人的脸上。十五年来这个家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十五年来家里就没有这样请过客，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和气氛。眼前的情景大概只是在梦里出现过，美梦提前成真了，两位老人如此灿烂的笑容肯定是多年未有的。没人问我在里面的具体情况，除了千叮咛万嘱咐之外，每个人都在劝我多吃一点，这亲情和友情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我，我一次又一次感谢这些可亲可敬的老人和朋友。此时在我眼里，这世界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那些艰难的坎坷好像只是遥远的往事。

“李乾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哇？”姐夫的一句话让所有人意识到对于我来说，眼前的一切虽然不是虚幻的，但却是短暂的，很快我就要回到那高墙里面去。父母的脸色阴下来，一屋子的人都有点戚戚哀哀地看着我，空气一下子变得很压抑，一时间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杯筷。

“大家手里的筷子别停呐，李乾还有几年就回来了，到时再好好请请大家。”母亲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对大家的影响，忙笑着说。

慢慢地，大家重新举起了酒杯，但已没有了先前的气氛。

又是一阵千叮咛万嘱咐，在至亲好友们慈爱关切的目光中，我要回到那里面去了，现在我还是属于那一个世界的人。不过，我现在已完全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接见后要分手时的无奈和伤感，我离这个世界已不太远了。

燕妮丹和司子林执意要送我到武昌南站。一路上我们随意地聊着，既有对往事的回忆和感叹，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和担心。再一次说到如果舒国良也来了该有多好，他们告诉我舒国良就住在我将要经过的张家湾。

“写《秦王李世民》剧本的听说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女学生。”我提到了当时正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剧。话语中有一点后生可畏的味道，可能还有一点怕被社会淘汰的担心。

“那有什么？她已二十好几了，你忘了我们十七八岁时候的胆识和文章？我们要做，有什么做不成的？”燕妮丹还是当年那样自信。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拼命》战斗队，常常想起毛主席的那段‘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的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司子林若有所思的说。

在和他俩挥手告别时已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分手时的伤感和失落。

数年后，三个当年在警备区和我见面的同窗好友，在另一种坎坷面前，用坚韧、执着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证明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两个是博士生导师，另一个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还有那个写了“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的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单位任党委书记。同学中谁有了难处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这是一批多么优秀的人。他们的不懈奋斗和努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这些年来我之所以没有沉沦，害怕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车到了张家湾，下车后我看看时间还早，估计舒国良也应该回家了，萌生了要去看看他的念头，在那三人中只见到燕、司二人，总觉得还差点什么。等找到他家时天已暗下来了，没料想敲开门后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请问舒国良是不是住在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到。

“你是谁？”眼前的不速之客让她一脸的警惕，好像还有点紧张。

“我是他中学的同学。”

“你是他中学同学？我好像没见过你，请问贵姓？”

“我叫李乾。”

“你就是李乾？！快进来坐，他是我先生。”女主人一脸的警惕变成了兴奋和热情。

“他人呢？”

“还没回来，照说早就应该到家了，你进来坐一下，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那就不打扰了，我下次再来吧。”

“你怎么也要进来坐一下，大老远来，进来喝杯水吧。”

拗不过女主人的热情，我走进了这个虽然不算大，却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家。台灯下，桌上的书和笔记本还摊开着，女主人挺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还在用功，让人心生钦佩。

“我早就听说过你，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什么时候回来的？”说着她递给我一杯开水。

“我还有几年才能回来，今天是出来有事，顺便来看一下。”

“是这样，那你出来一趟肯定不容易，不见他一面多遗憾。”

在下一分钟他就会出现的期待中，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个舒国良还没回来。

“不能再等了，我还要赶回去，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对女主人说。

“对不起，对不起。”女主人一脸的歉意，连声说着，好像是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在岳麓山下也是一脸歉意的舒国良。

告辞了女主人，我匆匆往回赶，离开了路灯林立的大道，进入了乡村田间的土路。下午天气还挺阳光的，不知什么时候飞来的云层把整个星空遮得严严实实，四周一团漆黑。

尽管沿着那条熟悉的土路回去也不会耽搁晚点名，我还是想早点赶到，就拐进了一条在记忆中我曾走过的小路。谁知在黑暗中越走越觉得不对头，越走环境越陌生，在我记忆中的那几间小屋始终未出现，转去转来最后竟转到了一片墓地。等我辨清那里的一块块墓碑和一个个坟堆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天的兴奋一下子全没了踪影。

在是原路退回还是继续前行的犹豫中我已没有了准确的时间概念，不知晚上的点名是否已经开始？想到我很可能辜负了指导员的信任，进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时，心里开始发慌，心跳就像打鼓。越发慌就越觉得周围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隐藏着危险，这看不清摸不着的危险让我觉得按时参加晚上点名已经不可能。从头顶上传来的乌鸦叫声近在咫尺，那哇哇的叫声让人心惊肉跳，飘忽不定的鬼火好像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不时化为孤魂野鬼的幻影。从不信迷信的我在慌乱中竟然念念有词：请原谅我的冒失，请原谅我的冒失，我不是有意来打扰你们安宁的，我马上走，我马上走。

最后的主意是原路退回，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今晚能回到监狱，只要今晚能够赶回去，至少不会给指导员带来太大的麻烦。好在我的方位感还没有完全丧失，在一片漆黑中我竟然准确无误地从原路退回，然后沿着那土路一阵狂奔，几次差点跌进路边的水沟里。等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中队办公室门口时，指导员一个人在里面踱来踱去，我的出现好像让他松了一口气，不等我开口，就听见他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快去参加点名，队长在里面等你。

我赶到监舍时，点名还没开始，我长长嘘了一口气，一下了瘫坐在床上。队长正饶有兴趣地站在那里看中队的两个高手下象棋。等一盘棋下完了，队长才转过身来，在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后说：各小组清点人数。

我心里完全清楚队长是在用看棋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等我回来。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了，队长；谢谢你了，指导员。


注释：

①“三种人”：　“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后全国有一个大规模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清理“三种人”的运动。

②“五类分子”：指当时被视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第三十四章　又一次错位


陈队长和中队新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发生了一次冲突。

这位指导员是从厂部生产股股长的位置上调过来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公安，我们习惯上喊他尹股长。他性格耿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搞弯弯筋，他处理“小报告”的方法有点特别，凡是有份量的事都要把被汇报人喊来当面对质，有时让检举者下不了台。他常说想记功减刑要靠真本事，靠实实在在的改恶从善，专门盯着别人自己一塌糊涂是不行的。在他的治下，去汇报前就要掂量掂量，搞得不好会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这有点另类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没有让中队的秩序变得混乱，相反这里的囚犯比别队的表现得更安份，生产也有条不紊，干警和囚徒都省心。有的队三天两头开批斗会，搞得鸡飞狗跳墙，那里的囚犯私下都羡慕我们的运气好。确实能碰到这样的指导员还真是一件幸事。

冲突是在中队办公室里发生的，当时中队新选出来的积委会开商量如何分工的问题。完全没想到陈队长和尹股长俩个人说着说着就当着我们的面就顶起来了，最后陈队长是怒气冲冲地离开的，尹股长也是情绪激动得手都有点发抖，半天平静不下来。

冲突的起因是对一个叫年××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而对年××的安排是我提议的，这冲突就和我有了干系，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尽管在这之前我已感觉到陈队长对年××这一类的人不感兴趣，但不清楚最近他对年××已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厌恶到见不得年××在他眼前出现，这是我在会后才知道的。按照积委会的分工，有一个人管纪检，主要的工作是中队的犯人有点什么违纪的事情平时作些记录，严重的及时向中队讲，一般的事在积委会开会时说一下。年××在我眼里也是个鸡肋，食之无肉，弃之不舍，工作不怎么样扎实，喜欢搞点花架子、做点表面文章。但人还不算坏，心不黑，不是那种喜欢盯着人整的角色。既然被选上来了，与其让一个唯恐天下不乱，喜好把芝麻说成西瓜的人来做这个事，还不如就让年××来做，虽然他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总比人为地激化出来一些矛盾来好，中队干部也并不希望三天两头有批斗会开，因此在新的积委会选出后我提议他搞纪检。发言之前，在这个事上我是犹豫了一阵子的。我非常尊重陈队长，不是他伸出援手，我现在的处境很可能还是像刚来时那样糟糕，对此，在心里我要感谢他一辈子。但我也不可能完全看他脸色行办，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这样做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好想，明知他对此人不感冒，你还要提议他来当个副主任是什么意思（按照惯例，管纪检的是副主任之一）？要不要发这个言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没有站在陈队长的角度多想想就发了言。大家也没有什么异议，通过了我的提议。

“年××，你要正视自己的问题，工作要扎实一点，我就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人。听说你最近生产上返工的事不少，总是要别人给你揩屁股，你这积委会成员带的什么头？”我的提议刚通过，一直坐在旁边没做声的陈队长开了口，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异议，心里有点不快是明显的。

尹股长接着讲话。一开始他也批评了年××工作不扎实的问题：

“年××是有些毛病，我在生产股的时候都听到一些议论，技术上要多下点功夫，生产上不能落在别人后面，陈队长本来很忙，他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一队的事情？！”

他的语调让我听着一惊，心想坏了。这本来是句好话，本意是这么忙还来关心我们一队的事，是感谢的意思，怎么语调一变一下子变成了质问，变成了陈队长在多管闲事呢？

从尹股长的表情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意思说变了，不然他不会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明显地他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搞公安的在犯人面前会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这大概是一种职业习惯，当着那多人他没有承认自己说走了嘴，而是以歪就歪地顺着那走了样的话说了下去，并且情绪也随着那走了样的话升了温：

“我们一中队的事情我们自己搞得好，不要哪个来指手划脚。年××，有毛病就改，工作大胆的做，我支持你，只要我们中队支持你，哪个说你都没有用。”尹股长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

“尹股长，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哪个在指手划脚？”陈队长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形象的人。

“哪个在指手划脚哪个自己心里清楚。”尹股长丝毫没管陈的感受，还是顺着他的情绪往下说。

陈队长还想说点什么，可能是意识到当着这么多的“外人”，这里不是争吵的地方，没再开口。他是强压住心中极度的愤怒和委屈离开的。

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所遇到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当着我们的面，干警们为我们的事发生这样的争吵，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可能上去劝阻，你是谁？要你来劝？弄得不好他们会调过头来搞你两句，那不是自讨没趣？我们都一脸尴尬地坐在那里，默不做声，时间变得很难熬。

“尹股长，现在生产任务有点紧，我们是不是先回去，有空再接着开？”觉得在这里呆着太难堪，会也没有了再开下去的气氛，我向他请示。

“好吧。”他说。

此时尹股长虽然还没有平静下来，但他未必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失态。

回到车间，做活都没有心思。这两个都是我很尊重的人，这个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是管教我是犯人，而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水平、智慧和人文主义的色彩。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欧文，是否读过欧文的东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让我想起当年的欧文。把犯人当人看待，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犯人的人格，没有暴虐的心理，这和欧文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不是每个犯人都能幸运地碰到这样的管教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矛盾，更不愿意看到这矛盾激化下去。

尹股长是位好老头。他在一年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我很想去他家里吊唁对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怕因犯人的身份遭他家人的白眼，虽和几个好友商议又商议，但终未能去，后来听说有犯人去到他家吊唁，他的家人非常客气，我后悔不已，此事一直视为心中的遗憾。回想在新生汽修厂升格为武昌监狱后，一次我并非有意地顶撞了新来的监狱长，这位监狱长要拿我开刀，尹股长顶住了。他一方面批评我怎么能用质问的口气对监狱长说话？一面以老公安的资格坚决顶住了监狱长的要求，说别人没什么问题你怎么整？最后搞不出问题来怎么样收场？他保护了我直到他去世。这是一位让我一再想起的老人。

陈队长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的某些影子：一心想做点事情，清正廉洁，敢直言，敢犯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眼睛里容不下一点沙子。就像他怕我犯错误一样，我也不愿意他因太性急而冤枉走一些弯路。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刚，容易受到伤害，总想找个机会把这方面的想法说出来，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伤害他的人中竟然会有我。我的这次发言可能是对他不曾料想的伤害，他受到伤害后甚至没法开口言说。他和尹股长只是气头上的争吵，只是一种情绪上冲突，时间会让这个冲突‘淡化，他们会很快忘记这场不愉快。但我的发言会不会让他感到一种失望？甚至于改变他的某些想法和做法？一个人的观念如果发生了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陈队长说他再也不管一中队的事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言，不相信他真会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不愿意他这样做。我产生了要对他说点什么的冲动，想把在心里考虑了许久的话多少说点出来。他年龄和我相仿，性格相似，在学校所受的熏陶应该是大同小异，我不怀疑我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我的某些感悟可能会对他有帮助。这回我要把角色暂时变换一下，让角色再错一回位，像他平时“敲打”我一样，这次我要“敲打”他一回。十几年的监禁生活中我常常忘掉了自己的身份，说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话，做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事，这次我又有点不安分守已了，要给他写一封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直到拿起了笔。


陈队长：你好。

尽管世界上有些事情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尤其是涉及到某种微妙的精神活动时。但我还是要提笔写这封信。你对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怎么看的，我不清楚，本来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我弄清楚。但听说你有“再也不管一队的事了”的激愤之言后，我却不能不对那次发言作一点也许是无益的补充了。

在发言之前，我不是没有顾虑，但顾虑的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而是怕失去良心上的清白感：会不会被你看作是以怨报德。在发言之前我反复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违背做人的道德和良心？我的举动已说明了我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在纷扰着我那相对宁静的灵魂，理智在肯定自己，感情却固执地投否定票。这里我不再区别理智和感情了，想到什么说什么。

使我产生发言冲动的原因是听说你到电工组去明言不许旁人在生产上帮年××的忙。我感到这太不近情理，太过分了。对年××我不是不了解，但用人要扬长避短，从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到对自身的要求，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我之所以第一个提名他负责纪检，只是看中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全心。也许我的长处比他稍多一点，但要我负责纪检就一定没他热情高，在劳改队能像他那样热情的人是不多的。搞这些工作是要费时间的，有时要影响一点生产。同他搭档，给他帮忙的江××都没有异议，你怎么还有异议呢？，换个人也许生产上不需要别人帮忙，但他不行，技术上他不行，但他能热心搞纪检，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时暗暗地我在心里有点可怜他，由于技术上不行，在小组说话没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丁××的脸色，在中队说起来是个管纪检的副主任，却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发言权也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交给他的事当个事做，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那样卖力，却得到这样的“关照”，是不是有点抱屈？发点牢骚，诉说点委屈，从他的水平来说不是很自然的么？

为这件事你和尹股长发生了冲突，这真是冤枉。其实尹股长对你是很尊重的，每次召集我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