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

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

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有人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生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若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打死。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⑦，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搞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疾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止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小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⑧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的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有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飕飕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　那次迥然不同。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⑨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地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诺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十米，三栋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孔威住在中间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这栋楼有前后两个门。只要把这两个门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难逃。四个小组四支枪正好前后门各一半，我带队在前门。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

窗户关了，我们几个继续敲门。终于，我们不屈不饶的努力有了回应，开门的是一个披着棉袄的老太太。从热被窝爬出来她一脸的不乐意，冲着我说这么晚了还来做么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枪，还想说什么的嘴立刻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这虚掩的门，正准备往里迈，老太太拦住我说这是我的屋，楼梯在后面。我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摸，行动很慢，这时听到隔壁枪响了。枪声让我知道自己进错了门，赶紧转身出来，看到方兴国正猫着腰往里面开枪。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孔威有没有枪？他头也不回地说没有枪只有刀，已挨了枪。

我说那你在这里开什么枪？！心里对他很有点不以为然。

我赶紧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发着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着他的人，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只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大家朝学校方向撤去，显得有点慌乱，已经不能排成有序的队形。我刚走了几十米，同班的陈志忠从后面赶上来告诉我孔威还没死。没有死？那怎么行，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再转身出来时大多数同学已经走得很远了，途中被告知负责堵在后门的高胜祖和岳中杰分别被流弹伤着大腿和小腿，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棒。这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岳中杰是数学课代表，绰号“学者”，高胜祖是物理课代表，绰号“老屁”，这是两个很有天赋的同学。有句很脏的话要往外涌，但想到还不是伤在要害部位，又忍住了要骂人的冲动。班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他俩送往医院，我赶紧叫一个同学赶到医院去，嘱咐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和学校联系，就带领其它的同学回到了学校。

在学校的前操场，参加行动的同学稍许休息了一下，我又安排了两个同学去医院了解高胜祖和岳中杰的伤势和医治情况。然后检查了枪枝弹药，给子弹打光了的同学补充了子弹，此时才清楚包括弹夹里和已上膛的子弹，我朝孔威一共开了了十一枪。

又准备出发了，要赶在傅强知道消息之前行动。出发前我简单说了几句：一，打孔威的行动很成功，他肯定完蛋了。二，打傅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吸取前面的教训，只许近距离开枪。

傅强的家离学校比较近，就在御碑楼，很快就到了。在只有一个出口的巷子里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傅强的家在这排平房靠中间的位置，也是有前后门，但后门的右面是一堵墙，只需守住左边就行了。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负责后门，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嘱咐只能侧身站在一旁，傅强不出这个门就不要过去；另一组守在巷子口，尽量隐蔽好。布置好后，符军上前敲门，我和方兴国站在一旁。里面的问话和外面的回答几乎同刚才在孔威那里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回比上次顺利，只稍稍僵持了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大妈走出来，随手又把门关上。

大概是太面生吧，她有点疑惑的看着我们几个，然后又看看四周，似乎觉得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还是不放心地问是不是傅强的同学。符军说你忘了？前几天我还来了的。

她盯着符军看了一眼，在犹豫中还是让开身子推开了门，屋里没开灯，她朝里面指了指。

顺着她指的方向，借着外面路灯的余光，我隐约看到一张单人床，我朝这单人床走去。大概是看到有人过来，睡在床上的人坐了起来，看来他就是傅强了。我不认识他，怕搞错，还是想先确认一下，就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傅强？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我认出了他，在昨天发生的事中，在办公大楼三楼他站在旁边始终一言未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握着那只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我开始希望他这时能开口说句软话，说句不再与红十月为敌的话，那怕说句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场误会，从来就没有有意与红十月过不去的话。这样，事情就会发生一个大逆转，我会松开枪，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这次放过你，以后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然后调头走人。我都认出他来了，他应该认出我，昨天不就是从剑拔弩张戏剧性地化为平安走人？我盯着他至少看了十秒钟。

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想引他开口，只要他开口，就可以把内容引向我希望的地方。我再次问他是不是傅强？他仍然只是茫然地点点头。符军和方兴国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在我身后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傅强的家人更不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在疑惑中不安地看着我们，大概心里在想，说是同学怎么又一问再问？

一时间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无边的黑暗一阵一阵袭来。在犹豫和期待中这时间过得特别慢，对我来说，每一秒钟都是对神经的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只是木然地望着我，没有任何想说点什么的意思。真有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犹豫了，他们那一伙人干下的种种坏事又开始在脑海里涌现，革命导师几乎就是针对我们的箴言又在耳边响起，行动的决心在飞快地恢复。可是在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的同时，又有一个声音顽强地要自己再等几秒钟，到时他还不开口再动手不迟。

一、二、三。我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尽量缓慢地数完三下，还是没动静，我掏出手枪几乎抵着他的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傅强的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一时惊呆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出了门，队伍迅速撤出了这条巷子。

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他们杀了我的儿子。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碜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钻进它能经过的每一个角落，四周没有一点回应。

在撤离的途中这支队伍又聚集在了一起，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因为这次的干净利落，大家都有点兴奋。符军又领路往丁洪宝的家走，准备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我的脚步却开始有点沉，“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可能是傅强的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唤出来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没有离开。但革命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是最高的法律。”什么都不能和我们的革命理念发生冲突，在革命面前什么都要让位。要保持无情镇压这伙流氓的革命热忱，革命导师的教导还在耳边回响，该怎么办呢？队伍在继续朝丁洪宝的家行进，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在小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理智在告诉我打掉孔、傅二人就够了，这个行动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停下来。越往后走，要停止就越困难，此时能中止这后面行动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必须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这个中止的程序该怎样开始？开个紧急会议讨论？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