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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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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感谢上帝为我安排的所有这一切：先让我有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让我的认识一步步走到今天。又给了我一个从容叙述这段经历的机会。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听后在电话里笑出声来。笑过之后他说他想大哭一场。
在初稿出来后我又去了一趟京山。不料这次京山“公安屋”的旧地重游，竟让一些我早已忘记的往事重现眼前，于是有了《后记——废墟上的记忆和沉思》。
通篇纪实，没有一点恨的影子。事实上对任何人我都是心存感激，只记得别人对我的关照和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我走不到今天。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可能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根本无法看清楚那隐藏在悲剧、喜剧或滑稽剧的表象下的文革的本来面目，本书只是想为历史保存一段真实，这真实指的是经历的真实和思索的真实。至于这些经历和思索本身的是非对错，留给后人评说。
征得柳英发先生的同意，将他在《文革亲历者访谈录》里有关“12。5事件”的部分作为本书的附录，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对“12。5事件”有更立体的了解。
在这本书里，除了柳英发和笔者本人用的是真实姓名外，绝大多数相关人的姓名都作了处理，地名也作了点处理。如果有人觉得这样仍然有违他（她）的心愿，事先我在这里对他（她）表示深深的歉意。
再一次感谢那些支持和帮助了我的朋友们，没有他们，不可能有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多次出现的燕妮丹，没有她的支持，这本书有的章节就没法写。也再一次对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
第一章 怎么会是这样
一扇沉重的铁门在面前打开，这是命运向我开启的地狱之门。
在突然失去自由的那一刻，那感觉就像生命被突然夺走的那一瞬，巨大的冲击力同样会在瞬间夺走人的意识，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还能不能重返这让我们莫衷一是的多彩世界。后者自那一瞬起，黑暗不仅成了不可改变的永恒，而且这生命对于这世界或者说这世界对于这生命，也随之永远地消失了；毫无准备地被突然夺走自由则是猝不及防地从光明坠入黑暗，这世界在那一刻对于被剥夺者来说，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尽管这黑洞能夺走人意识的可怕威力实际上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
此时这黑洞就像一个无情的巨兽，在一瞬间就整个地吞噬了我的视觉、我的思维、我的意志，吞没了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切，只剩下一点无意识的本能。
在完全不清楚面对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时，一股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又突然迎面扑来，里面混杂着衣物的霉味、人体的酸味和马桶的臭味，也许这就是眼前的陌生世界送给每一个来者的不容不收下的见面礼。我刚本能地屏住呼吸，立刻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拖进无法抗拒的眩晕之中，身不由己地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旋转翻滚，两手下意识地想抓住点什么，但四周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虚无中徒劳地挣扎。在旋转中隐约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迷失你自己，不要迷失你自己。这声音不即不离，时有时无，始终就在耳边若隐若现地缭绕，这大概是我那颗自以为有坚定信仰的灵魂对已开始麻木的躯壳发出的含意不甚清楚的警告。不知旋转了多久以后，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随着这亮光的出现，那裹胁我的力量一下子散去，恍恍惚惚中，我又忽忽悠悠地回到眼前的世界。
稍稍定了一下神，凑着昏暗的灯光，隐约看见里面两排打开的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整个地面上一片黢黑。看守低沉地说了一句：进去。我下意识地朝他看了一眼，他面无任何表情地站在一边，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那粗实的铁门闩，一只手提着那一串在黑暗中发着幽光的钥匙。我有点疑惑地跨进了那个冷冰冰的牢门，踮着脚尖刚插进那没有缝隙的地面时，“哐”的一声，身后那扇门毫不迟疑地关上了。
穿着一件军大衣，左手提着被抽去皮带的裤子努力不让它垮下来，右手抱着一床刚才塞给我的黑黢黢的棉被，斜背着一个装着几本书的书包，脚上是一双抽去了鞋带的皮靴，呆呆地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时间是1967年12月15号晚上大约十点钟，在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
此时脑袋里一片空白，屏住的呼吸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我什么都没有想，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对以往的后悔、没有对眼前的恐惧、也没有对未来的担忧。好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仅仅只是一个站在旁边的看客，看着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
好像倏地意识到什么，我突然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是这样？怎么把一个革命小将搞到这里面来了？这怎么会是我呆的地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发问：这里是监狱，这里是牢房，这里关的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我怎么和这些人弄到一起了？革命小将和罪犯之间怎么一下子就划上了等号？这和我仅只是去警司认识一下问题就准备回学校的思想准备反差太大了，简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我肯定地对自己说：一定是搞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不可能、更不应该到这里来，明天一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先对付这一晚上再说。
随着那看守的皮鞋声渐渐远去，眼前这些被子里的躯体开始扭动，有几张惨白的面孔朝我看着，这几张脸让我想起小时候看有关十八层地狱的连环画时产生的阴森感觉。我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看看放在墙角的马桶，看看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碜人的面孔，看看堆在墙角边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把鞋子脱掉！
什么？把鞋子脱掉，说谁？为什么？我下意识地寻找说话的人，似乎想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光线太暗，寻找有点困难，在我还没有找到说话的人时，同样的声调、同样的话语再次传入耳中，我突然意识到这话是对我说的，这屋里就只有我还穿着鞋子。脱就脱吧，这大概是不可以也不必要对抗的。在脱鞋时才看清脚边是一排放置有序的鞋子，我的鞋很快成了那有序中的一双。
环顾四周，只有马桶边还有一点空隙，看来要守着马桶过这一夜了。
搞么事进来的？有人发问。
搞么事？这年头还有么事搞？不是日×就是杀人。我还没吱声就有人把话接了过去。没等旁边有什么反应，这声音就变成了得意放荡的笑声。
这位朋友怎么不做声？不敢说？有人在激我。
杀了两个流氓。我冷冷地说。
用什么搞的？
枪。
狗日的好快活啊，老子在外面不起篓子①是鬼变的。一个年轻的声音又是羡慕又是遗憾地发出感叹。
突然铁门中间的一个小门被“哐”的一下打开，一个不大的声音传进来：怎么还在说话？想出来练练？顿时里面鸦雀无声。
刚才明明那脚步声是走远了的，什么时候又转回来了？我有点纳闷，不过这问题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思绪回到了自己身上：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然怎么会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庆祝武汉钢二司②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我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前不久在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宴会上，我还作为武汉市的中学生代表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贵宾们碰了杯，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同一桌，两个人还谈笑风生，一定是警司的头头不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睡在右排最里面的人钻出了被子，年纪大约三十来岁，他披上棉袄，说了声这边的往外移一下。睡在他这一排的人开始扭动身子，随着身子的扭动，一张又一张阴沉无奈、惨白浮肿的脸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在不情愿地坐起来后，又不情愿地往外挪动被子。这位看起来有点像是头儿的人一边催快点，一边从还愣愣地站在门口的我手里把被子拿过去铺在他的被子旁边。他一边帮我铺被子一边对我小声说着什么，我实在没有心情听这个看起来不乏善意却太陌生的人说了些什么，只是知道了他是这间牢房的组长。
没有在意半垫半盖地裹在身上的被子发出的难闻气味，在明天问题一定会解决的理念中我竟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很安稳，甚至可以说睡得很香甜，没有焦虑光顾，也没有噩梦打扰，就像是在大串联的途中，走了好久才碰到的一个接待站，睡上一觉消除了疲劳后，明天还有我新的开始。浑然不知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太残酷的玩笑，注定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要知道离开这牢房的时间是在又一个十八年之后，我全部的青春将在这样封闭狭小的空间里消磨掉，从精神到肉体所受到的磨难很可能让自己完全崩溃，我还能这么快就进入睡眠、还会睡得这么香么？
好像只睡了一小会儿，朦胧中铃声响了，这铃声似乎很熟悉，甚至有点亲切，对，想起来了，这就是实验中学的起床铃。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就没听到这铃声了，怎么现在突然恢复了？离早锻炼应该还有十分钟，至少还可以再捱一下，实在太想睡觉了。半睡半醒之间我觉得自己是躺在学生宿舍的床铺上，享受着舒坦和惬意。这时有人推我：起床，起床，快点，看守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牢房，一下子惊醒了。
待我起身时，其它人的铺盖都卷起来了。我依样卷好铺盖，默默地坐在上面，相关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注释：
①起篓子：这里的篓子是指下在沟渠里捕捉鳝鱼的器具，起篓子就是取出里面的捕获物。在武汉的方言里，引伸为发财的意思。
②钢二司：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为武汉地区的大、中院校学生。下文中的红十月是隶属于钢二司的一个基层组织、柳英发后来是钢二司“勤务组”五个成员之一。
第二章 “12·5事件”
1967年12月4号，红旗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在文化革命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事后有个戏谑的说法：12。4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它的谐音是“要尔死”。
在宣布学校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奋，锣鼓喧天，不少人脸上挂着幸福的泪水尽情地欢呼，我们为之流血奋斗一年多的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我忘情地在礼堂的楼顶上鸣枪庆贺，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吃饭去了，我碰到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两人在礼堂旁谈得正起劲，初一《翻天》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急急忙忙找到我这个在革委会里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在革委会里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说二十二中的一伙流氓冲到了办公大楼的三楼，情况十分凶险。追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原来二十二中有人发现放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混进了我校，不知他要干什么，就告诉了我校的几个同学，《翻天》战斗队就把他弄到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想搞清楚办公楼被烧的经过。到了该吃饭时候多数人都走了，只留下两个人看着他。这时突然冲进来一伙二十二中的人，见人就打，同学们没一点防备，只能夺路而逃，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同学被他们截住。
听罢没有多想，只是着急自己同学的安全，也来不及去召集人，就一个人赶过去冲上了办公大楼的三楼。
一上三楼就看到几个人高马大的陌生年轻人一脸杀气地站在那，但已经没有我校的学生了，看来至少他们都已离开了这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几个人见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仗着他们人多，就凶过来想动手。前后都是他们的人，我的处境有点不妙，心想不能让他们围起来腹背受敌，就掏出手枪对着朝我凶过来的人走去。他们一愣，没想到我会迎着他们走，等他们缓过神来我已穿过他们的包围圈。
谁敢动手？背靠着墙壁我挥着没有一发子弹的手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①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斯文却一脸杀的气高个子用手指着我说，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此时示弱意味着什么，也用同样凶狠的眼神盯着他。
谁也没有再说话，整个三楼没一点声响，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安静得能听见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火药在迅速燃烧的咝咝声。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都希望对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时间对我有利，但也担心在同学最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恶战。
正在想着怎么改变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么让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时，一个人摇摇晃地走过来，拉开和我对峙的人。
此人是谁？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庄洪运？这几个问题在我脑袋里飞快地转动着。对，是庄洪运，是他，看来刚才他吃了一点亏，不然不会这样走路。久闻其名，今天才见其人。这个参与了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又放火将办公大楼付之一炬的家伙要干什么？我警惕地盯着他。
他对那个想凶过来的高个子说：刚才打我没有他的事。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这话一出，极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把刚松弛的神经再度绷紧。
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②，也晓得你是管“硬糖”③，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④，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有人下手太重把他打成了内伤，就走过去对他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的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发生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事的预感。
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开始。可是，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⑥，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耿祺华，宁汉文等人，走近发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陈伯伟老师。我对他点了下头，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认识了。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陈伯伟老师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要我们注意安全，说这几个人现在出言猖狂，你们要小心。但就因这句话，这位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直到三、四年后被逼得抛妻别子，从长江大桥上跳下自杀，也没有能摆脱与这件被称为“12。5事件”的干系。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我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我对门口的同学说，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时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贮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时好多老师看着火光冲天的大楼急得直哭，这账还没算的。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的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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