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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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坤一（恭遍恭纪I《戊戌变法）（四、第300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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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界限的划分。巴结蜜拜的自然叫整拜一党，巴结和坤的叫“和　党”，靠近穆彰阿的叫“穆党”，晚清好发议论的言苕与词官被称　为“清流党”，然后就是“帝党”与“后党”。
士大夫在说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其“党”的含义明显带有几　丝贬义，因为有“君子不党”的古训在，况且还有朝廷的明白禁　令。一旦被认定为某某之党，一旦这人倒了台，还真有吃牵连的　可能。所以，几乎没有人肯自承是属于什么党的。
清朝有没有朋党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结党结社是士大　夫政治生活中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断不会因为皇帝的几纸禁令　就安分守己，规规矩矩。正当一点有诗酒酬唱，清谈议政，不正　当的就是麵党营私，利用同年1同乡、同门等种种关系，形成一　伙一伙的小圈子。而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周围，也不可避免地麋　集一些欲借大树好乘凉的人。由于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结了　（少数的诗社除外、但“党”是一种“暗”头衔，还照结不误。
平时士大夫七嘴八舌，说谁和谁是一党，原是很随意的，没　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双方走得比较近，或者有地缘、血缘、业缘　种种关联，自然会被视为同党，有时政见相同相近，甚至有过一　两次相同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同党，有时也就是有相同的习惯祁爱　好’也可能被目为一党。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党”与“后党”也　就是士大夫眼中的这种“党”，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什么“穆党”之　类是彻头彻尾的私党，而这回多少有点“公”的意思。
“帝党”与“后党”这名号的缘起是由于光绪的亲政。亲政之　后的光绪，虽然没有实权，但总要处理政务，因此，必须有人襄　助，原来的师傅是最容易拉来帮忙的人，通过师傅及其他的关系，　渐渐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　0真正让“帝党”　“后党’’这名目叫响叫　开的是甲午战争，主要是战争后期，关于战与和的分歧，才使　“帝、后党”真正叫响。
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1几乎都有关于战与和的纷争，　158
然而这次意见分歧，背后却有了帝与后的意见倾向。由于坚持抵　抗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而妥协求和又与西太后战争期　间种种不光彩的事项（摚в煤＞�经费、办理万寿庆典，宠信宦官　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后党之称也就有了賠意。主持战事而战　败，主持求和而割地赔款的李鸿章就被人们公认为后党领袖。清　朝最有名的状元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1　“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　帝，表而上虽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　出帝后二党，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　害的人，到了政权不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不愿意，很是　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的想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　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像鸟出了　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　重心，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惟师傅翁公之肓听计从。　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后的背景厂〔。这种看法，在　那些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所谓的“帝、后党争”就这　样浮出了水而。
士大夫借“党争”来指陈时事，机讽朝政，当然是件无可厚　非的事。但是，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再来审视这件事情的时　候就要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至少，我们要能傲到将这些士大夫的　七嘴八舌抖一抖水分。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　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后党”，实际上是界线非常　不清哳、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　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　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　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仗打败了，直接指挥
〔1〕（；戊戌变法》（四〕，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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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　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埒，纷纷声援　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　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　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　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　的态度而卑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　们的历史&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　党主和，逬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　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　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　冶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　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　的关系来的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　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　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　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⑶町），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　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0
再说“后党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　在变法期间都是荖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　的。西太后亲信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　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　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　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180度大转变，转　160
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的态度划线显然　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破向于^，在战后，是否　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否附合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　附合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　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　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　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　然知道此举会遭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　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　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　候，翁同痳就被西太后无瑞捧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　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　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箅是她的“党”，这样划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　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　界限十分含混的政治区划，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　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　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　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歧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　析越糊涂。
四、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　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　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玲道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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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　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冶，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　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幵始发号施令　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　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祀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　之索广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扦观念，千百年来，　已经渗人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　信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　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披　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　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　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歷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洽在统冶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　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綠　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恃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　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而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　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　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人景观。因此，在　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　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　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请责风险，还　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洽策略　162
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　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晕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　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峩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　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暈　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　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伲�但是他们还是迎合了社会道德的指向。显　然；从策略的角度，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换来　顽固大臣的喝彩。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　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　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　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　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　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　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　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　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　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鰱后，　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　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佘为皇上计，仍以变　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广出于这　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　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　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萌桓的影响，
〔1〕I：戊戌变法》（二：），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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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谋私利。据　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　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　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1〕当时盛　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　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　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　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　《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　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　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　“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骇所编的《康南海　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　取去广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　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　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1留学，造船制械，凡以　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町　行。”〔2〕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　出，”。〕而确实有儿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　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诉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诉一　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　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不会部分的变
〔1〕《郑孝胥&记》第二册，第606页。
〔2〕《戊戌变法》（一〕’第461页6　〔3〕《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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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待科，改革武科举　了吗？　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线，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　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邠庐抗议》的　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　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　深人，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　《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　“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　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幵帷幕之后，康粱已经把希望全都　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　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　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　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鑲出变法的不　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　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　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　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　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　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　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　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　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　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广〔〃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　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　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
I：　1〕（台烤日日新报》載，（游湥Ъ陀铩罚�见汤志钧《乘抨新获I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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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走到黑，最后甚圭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　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　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　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　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1〕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　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　奢淫欲，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肝焦劳”为国　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　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　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　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身处的肘代，他们也提倡女　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的“相夫教子”，以便　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　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洽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　政洽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的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　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　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　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　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冶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　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　上的亏负都不箅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伤的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　有不甘；不故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
0〕《台湾日日新报》载，《游潸纪语》，见汤志钧（；乘柙新获丨，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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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9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　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就愈有丢失的危　险。变法如果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光绪威望的确立和她沏底退出　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心境是很矛盾的、西太后的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　眷恋着她把持已久的最螅�权力，几十年的皇权代表者的生涯，已　经把她从一个俏丽的后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入，离开了权力　中心，离了批答奏折，处理朝政，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她简直　就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神充斥阴谋、惊险　和波澜的生活，并以此为乐趣。突然之间，这一切要结束了，她　要变成一个无所事事闲来“扎花”的老妇人，显然，这是她所无　法容忍的。显然，如果把国家的危亡和她个人的权力得失放在一　块让她舍取，―虽然她会犹豫，但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把后者作为必　选的“熊掌”。
作为主宰中国命运四十余年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尤其　是在维新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事　实上，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厚柱上，没有人能够将之解脱。但　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维新志士所碰到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历　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遇，碰上一个更识太体，更有道德责任感　的太后，他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人中间进行选择。
当呼对于西太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制度的借　口，或‘一个“民意’’（或官意）的托词，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保　住权力或者分享权力，不致因光绪的亲政而失落。至于变法与否，　对于她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谁能解决她的关键难题，充满功利　细胞的她就会支持谁。而维新派恰恰采用了一条背道而驰的方案，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使西太后离权力越来越远。但是，西太后所渴　望得到的借口与托词，却由顽固派给提供了。变法失败后，西太　后起初并无意尽废新法。但是顽固派大臣却七嘴八舌，坚持要慨
行复辟，刚毅说是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洋　人的腿又直又硬，伸屈不灵，则一击便倒，所以，武试还应照样　试矢石。徐桐则说八股代圣贤立言，为祖宗成法，变了以后令正　人君子寒心，改试策试，应试的尽为康梁这样的宵小。西太后听　了以后当然也知道这是胡说，然而启秀因政变有功新人军机，他
“极言华寧亭宇，形义丨亭，字辛。”〔口果然’此言打动了西太后，于　是，中出‘现X二逯^洚舫厉的大倒退。尽废新法，成了西太　后训政的借口。以尽废新法来收揽那些因裁撤闲衙而失权失业者　之心，那些因废八股而进退失据的士人之心，那些不愿自谋生计　的旗人之心。因为需要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