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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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赂淳桑�所以训政又成了　“出师有名”。　维新政治撞到了道德陷阱，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志士没　有能走出陷阱，他们过多地依靠本能和良知去辅佐一位半是现实，　半是理想中贤君，明知万难成功也不肯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光　绪填补了他们昔日“圣君贤相，’中君的位置，他们有意无意地把　光绪幻想成了一位合于他们口味的道德王（有道明君〕。因为在他　们的潜意识里，他们相信只有有道明君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能　真正改变中国，使之由弱转强。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的理　想，而刚刚由士大夫脱胎的维新派，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理　想。正是在与光绪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无意识中旧道德和旧观　念都得到了加强，我们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做的《戊戌政变记》中，　竟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銜，故六经即　为中囯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礼言夫　死从子，又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　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　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实为篡逆乎？且　我国向来所信奉，常引为政之准的者，六经之外，则朱子之书。朱
〔1〕费行简：《慈樁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仏页。　168
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　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1〕号称进步的　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竞然是连当年的理学家也未必能说得　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厚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　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　为“书脘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　们是勇敢的，坚韧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五、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　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　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旗制度，尽　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　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圏子，形　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　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　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　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　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索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　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绵长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　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新救了驾，可也彻底　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
〔1〕樂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X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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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　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　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阽式，满员均占一大　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　批儿乎屑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　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　“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7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　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　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　十二年（：！卯幻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1〕也就　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　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　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　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　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　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　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人门观半步，人门的　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　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人关之后，接受汉　化往往易十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　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　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　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　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　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
＇：1」徐珂：《清捭类钞I第3册，中华书局，第1313贞　170
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干　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　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做出些努力来挽　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　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　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的表示自身不合时宜　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　样，所有新事物取阿0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恩　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　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时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　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　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诉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　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　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　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申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　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　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　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斯的汉族　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　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俺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　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人，徐　桐、刚毅、爽劻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劻可　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　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伹对康梁的　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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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　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　填榜已竞，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洽卷。翁同龢　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　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广（清代　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　再餺姓名）〔1〕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　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沂，这　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辨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　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　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艮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　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　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　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之事。政府机　构中的满员，只能增不能减。旗兵久已丧失了作为国防军的地　位，毫无用处，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运早改海运，但河漕旗　丁却不能裁，各衙的满语翻译，久已无用，当然也不能动。解决　八旗生计，只有年复一年的补助赏賜，断不可让旗人自谋生计。凡　此种种，只要一动，就是“动摇国本”，来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会　劈头浇来，谁出的主意谁倒霉。
然而这次变法，却一脚踢进了这个禁区，允许八旗自谋生计，　虽然并没有砍掉他们的铁杆庄稼，但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信　号，一个将要丧失特权的信号。河漕衙门撤掉，旗丁失去所凭之　城社。及詹事府、通政习、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闲散衙门之撤裁并转，由此导致失业者近及万人，其中半数以上
〔1〕《戊戌变法》（四：），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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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旗籍。再加上废除八股，多年苦读“圣贤之书”的八旗士人顷　刻之间十年寒窗之萤雪功化为乌有。甚至连整治北京城街巷卫生　之举措也得罪了旗人。原来北京外城#市道路修缮，沟渠疏浚，以　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实际上也例厲旗　丁的“利益范围”，每年六十余万的修绪费，“均为旗丁分之，以　补生计，并当道中饱”。〔1〕只隔几年象征性地雇人开沟一次“例在　二三月，四月而毕，正举人会试之前后也，时人为之语曰：‘臭沟　开，举子来，闱墨出，臭沟塞7”〔2〕结果是每年污秽满地，晴则　飞尘蔽天，雨则淫潦没胫。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沟渠修缮体系，旗　人的禁脔被触动，怨声载道。
这几项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发来自旗人的一场风暴，何况　几项加到一块儿，而且在同一时间发生’结杲可想而知，旗籍　“群众”几乎异口同声痛诋康梁，“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　而诋诸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3〕康有为曾对伊藤博文诉　苦说，西太后在变法期间几乎被满人包围了，她所接见者，“惟所　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　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　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之人，此种议论　日人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曰：　‘如此，则我满人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　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而日来怀塔　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广这些在太　后处大哭大闹的旗人，无非是愤愤于利益的被侵害1他们绝没有　想到在“大清”旗号下’居然会有人悍然触动他们二百多年视为
。：1《戊戌变法》（二〉，第5&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笫四册，第165&页。
〔3〕《杨锐致张之洞函》，《大陆杂志》，卷19，第5期。
〔4〕扬志钧：《乘桴新获》，第21页。
禁脔的东西。
最后，旗人激烈地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收复失地”的反　弹受到了变法的强烈遏制。由于变法的倡导者均为汉人，支持者　也绝大多数为汉人，光绪也怀着“将老缪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　登进通达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军机”又全系汉人，　所以一心想要恢复昔日荣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将变　法压下去，不但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就是现有的地位也岌岌可　危。显然，旗人的反击，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获得了自太　平天国以来最大的成功。政变前夕，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告老还　乡。而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为汉臣把持的督抚中分量最重的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满人囊中（先是荣禄，后为裕禄〉。到了政变　之后，整个中枢喧喧嚷嚷的俱为旗员，汉臣则噤若寒蝉〔连李鸿　章也被挤到了广东〕。
时人叶昌炽曾说，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也　是帝后之争。〔1〕作为维新派的“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　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我所能，　但满人仍喜黑暗，阻挡光的照亮。”　4〕看来，维新运动中这种满汉　之争的态势，不仅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连外国人都感觉到了。西　太后甚至把旗人的这种激烈反抗作为她政变再行训政的口实。在　政变当日，西太后曾面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　不料汝昏味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丁此。汝白1岁入宫，继立为　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　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　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里的朝中亲贵重
〔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34负；
〔2〕《戊戌变法》〔四、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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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专指满人〕〔1〕西太后揽权与旗人“收复失地”的两股逆流　融汇在一起，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晚清汉族官僚势头的增长以及满人势头之衰，本质上是满族　作为统治民族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一个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不仅　仅是依靠武力能统冶中国那么多年，应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无　论满清皇帝与“太后”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止旗人素质下滑的势　头，不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骄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　使旗人变得软弱无力、断不了　“奶”的“铁杆庄稼”，旗人的新生　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　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　才智和武咯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　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　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　“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　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1〕黄鸿寿；《湥�史纪事本末夂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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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　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盛盛绊绊。这种　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　“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　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　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　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　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无形的　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　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　因为黹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　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　绝非懾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洽权术、阴阳　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　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僑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　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冶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　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　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　176
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　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　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　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政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　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冶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　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　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一、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洽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　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　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　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　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　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人政变的漩　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　—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　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份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　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　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　持，方可仰答圣意广〔1〕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　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
〔1〕袁世凯：《戊戌日记》丨转引自冯天瑜：《张之洞评传I河南教育出饭社，第
2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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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的翁同龢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感有些不以为　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夭人，时予与稔交，知其　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词章之壬，　更鲜老谋广。〕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　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　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粱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　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　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　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丙王母主持于上，　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广〔2〕尔后，　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賜人翰林，最　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广〔3〕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　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　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　—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　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见　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　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　材料，难以人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　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　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　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撖烈反
〔1〕（戊戌变法》（一　1第467页。
：^：　丁文江、赵丰田：《巢启超书年谱长编》，第121页。
〔3〕《戊戎变法》（二、第573页。
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粱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　“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　说成了　“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宮当。〔1〕其实梁启　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　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　“不快而罢”呢？〔2〕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　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霈要远　逊于守成的霈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　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　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痕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　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　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同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　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