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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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摸索，在这里，时同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　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　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栺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　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　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　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幵始　（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箅）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　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　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矿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螅�位，不惟招　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年青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　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
〔1〕4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2〕《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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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　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　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步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　笑静胡沙”的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　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之的诗篇这　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垫铺。年青　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垫铺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　“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　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　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　的言却只是无所痛痒的话々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　，　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愤例就不再起　作用，这种时候年青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　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　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　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　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荣于开国的时　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　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　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人仕到公卿，平　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　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　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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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岁不得面陈一言。”〔1二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　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面参劾官员的“六法”，首　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　即“轻稚妄比久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　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　“浮躁”的借口参劾，丟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　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　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青的　皇帝再加上年青志士（康有为不过40岁、使得…贯柑信老成资　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　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　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6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　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　称谓流皤了一般人对年青皇帝加年青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　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　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　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　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　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　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广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　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　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2〕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　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
〔1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魅一。
〔2〕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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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轻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　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　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　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々其本身位卑职小；　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　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　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　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由　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　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　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　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　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奄无效　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　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　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彳艮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　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　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　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
〔1〕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56页。　182
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　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　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　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　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　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　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　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　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　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　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　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　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1〕非常　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处，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　《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等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　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　“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　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话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　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切，几乎所有提倡经　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　票等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白，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　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袭洋务运动之故技。
〔1〕（中圃近代史资料选韓、三联书店，1954年，笫41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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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　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乂张　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0代表了大多数的有意求变的士大　夫的意思，（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　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　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　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　维新派有相通之处。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异　（有歧异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　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畋的教训中醒　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在他看来，　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　“人顾其私，故　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其二　“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面不能精”：其　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缀而无成效”。其四“有器无人，未学工　师而购机”/1〕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　病、“时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统统都是癣疥之疾。　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癖疥之疾，就可以“卓　有实效”。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　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　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若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　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补丁传统的糜力还在于它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补丁是我们概括　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　会追随它。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　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
111〕张之洞：《劝学篇毒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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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　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　而无效广）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　曰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首先，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玫武科，效行西制整頓军队，但　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　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次，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　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　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幵言路，准许臣民上书。这本是封建时代的　“贤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　（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　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夂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　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　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箅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　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　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　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　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　奏足矣的建议，以及幵变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显
〔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X总第4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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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了补丁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对补丁传统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没有　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补丁政策在变法改革中并非全然失效，它　在策略上还是有用的，补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妥协，改革中当然　必须有妥协。但补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觉地任其泛　滥，就会因此而窒息改革创制的精神，更有碍向西方的学习与引　进。
与补丁传统几乎同样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而，从　洋务运动的教训中，维新派得出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能枝枝节节，　变革必须全体皆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　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学一而弃其他，则一也难成。梁启超有段话　非常有名：
今之言变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　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　生，任意招募，半厲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　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　死亡无邺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　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戈　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　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　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　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　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　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　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腰　資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　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　186
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　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责，趋　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　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　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　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　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　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　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则无一效也。〔1〕
这就是康有为“一变俱变”理论的阐述。这种以政治变革为纲，全　面幵花的变革理论，其根据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自戊戌　以后，这种理论一直都很有市场，其逻辑的顺延就是近代纯理论　中的“全盘西化”论。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从变器到变　制再到变革思想文化，沿着唯心的路线前进，结果呢，我们大家　都知道，依旧是没有多大效验。
诚然，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讲起来也很吸引人，有说服　力。但是’绝大多数信奉这种理论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近代化　变革不是外发行为，也不只是政府行为，它归裉结蒂是要靠一个　民族的自发力量，只要自发力量成长起来，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魔　术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需要人们　刻意地去安排。一个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初固然襦要有政治力　量的促发，但善良愿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将事事都安排妥　帖。将西方的某种文化因素引人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可避　免地要出现种种扞格与冲突，让引人者觉得必须连锁性地将其他　相关因素也引进来，甚至好像只有将原生地的文化环境也搬来方
【1〕梁启纽：（：变法通议I《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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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适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　度与文化诸方面的配套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各国近代化　的速度虽然有差别，但却总是在向前走的，并没冇因为种种不配　套面停滞不前。只要本民族内部的自发因素膨胀起来，引进的西　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会在与环境的磨擦与互动中产生变异。引入　的东西，也只有出现变异，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　性，原因就在这里。尽管这种种的变异会让入觉得好笑甚至难堪，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代化总会要有阵痛。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那种以官权安排变　法的老套子，总想一步就将变法诸事安排妥帖，搞现在入所谓的　系统变法，不致让陈旧的因素来妨害引进，妨害新法。造成事事　新、面面新的局面。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结果是　导致变法没有主次，抓不住要害。就是没有政变，这种变法也会　走弯路，我们只要看看庚子之后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的新法就不问　可知了。
三、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任何一种政权以及政权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的问题。它关系到权力运行的是否顺畅和民心民意的向背0尽管　传统社会里政权都有武力的背景，但马上得天下的“强人们〃却　从不敢懈怠了为自己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
春秋五霸遥奉那毫无权威的周天子，为的是换来自家霸主身　份的合法性々如果没有哪怕是空头天子的认可，只凭武力，阻力　就会大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使自家的权力披上　汉天子的外衣。“禅让”、灒�纬都成为改朝换代者取得合法性依据　的借口。此外五行轮换、五德交替，以及天相以符人事〈即皇权　188
受命于天）的种种理论，都是为皇权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大本大源。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尊孔作为获得或曰加强合法性依据的　手段，但他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将驱逐鞍虔，恢复中华作为　权力主要的合法性依据；而后者正好相反，必须强调胡夷入主中　原的合法性（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强调周文王是东夷之人　等等的妙论。
合法性依据也可以凭借长时间而且有效的统治获得，满清人　关，由于推行剃发令，曾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怀有强烈民族情绪　的士大夫也长期坚持反清活动，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武力征服　与怀柔政策交相施用，满清稳住了江山，渐渐地，一般老百姓开　始习惯了异族统冶，而士大夫也纷紛归顺新朝，从而满清也就获　得了统治的合法地位。
一旦一个朝代确立了其合法性，那么这个朝代的合法性依据　已经有了，但每一个统治者的合法性仍需讲求。一烺来讲，按正　常继承程序继承皇位的人，有血缘和上届皇帝的“遗诏”作为依　据，大体不成问题。但如果争位者比较多，争夺激烈，也会出现　疑问，如雍正的继位，种种谣传一直传到清亡仍未止息。他自己　跳出来解释，反而越擦越抹越黑。乾隆以后，由于密诏传位制度　的实行，像他父亲继位那样的风波消失了，但三传之后，又出现　了他们列袓列宗也难以预料的太后临朝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讲过，太后临朝称制在有洧一朝没有制度　上的依据，但是一方面是由于那拉氏身为小垦帝之母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也是她具有的政治实力和手段，她还真的脱颖而出了。
不过，在她垂帘之初，她是巧妙地借用了皇室宗亲的地位和　招牌，掩饰了她不合袓制的行为，咸丰的亲兄弟恭亲王奕圻不仅　顶上了清朝废置已久的议政王的头衔，而且还兼任握有实权的首　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以他皇帝至亲的身份，直接　出面秉政，多少冲淡了那拉氏的违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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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太后垂帘的最初十年，西太后的行为是十分谨惧的，摆　出了一付精励图治的架式，还时常听大臣给她宣讲经史。而且恭　亲王也的确拥有实权，实际上是他与西太后在共同掌权，西太后　对恭王也相当在意，清朝几代皇帝为阻止八旗子弟的腐化，曾几　次三番下令禁止旗人看戏（实际上从未真正禁住过），到晚清时节，　禁令早弛。西太后本人是个戏迷，但在这个阶學，她就是不敢在　宫中唱戏。她与恭亲王除釋了肃顺，但却仍然重用肃顺重用的汉　族大臣，卒赖其力，得以…平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