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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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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待美军泄密士兵切尔西·曼宁（当时还叫布拉德利·曼宁）也是如出一辙，执意称促使曼宁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其背后的动机并非是坚持信仰或良知，而是人格障碍以及心神不定。有诸多文章毫无根据地妄加揣度，从军队中的性别斗争到反同性恋歧视，再到曼宁与父亲的不和，这些都成了导致本次重大文件泄密事件的主要动机。
将持异议者归为人格障碍并非是美国的发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曾被送入疯人院进行例行“治疗”。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发起人身攻击的原因显而易见。若想让批评意见不那么行之有效，那么上述手法的确很好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疯子或怪人为伍。这种手法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当异见者被逐出社会，被贬为情绪不稳，则会令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挑战现状的行为要有逻辑必然性。对现状的捍卫者而言，现行秩序和主流机构都是公正合理的。因此若是有谁提出不同见解，特别是当有人认为自己动机足够强大而采取极端行动时，显然势必是因为情绪不稳及精神错乱。
换言之，从广义来讲，人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对制度权威俯首称臣，或是采取极端措施与之抗衡。既然前者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那么后者势必就是疯狂和非法的举措。在社会现状的捍卫者看来，仅仅把反对主流正统思想的极端举动和精神病画上等号分量还不够，极端异见本身就是证据，乃至足以证明该人存在严重的人格障碍。
这一算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认为与制度权威意见相左就涉及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一味顺从则不会带来这许多麻烦。在这样的错误前提下，社会将会对异见者的行为动机投入极大关注，却无人对我们的制度机构有丝毫质疑，结果导致后者可以掩人耳目，继续我行我素。对权威俯首帖耳被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实际上，两种做法都关乎道德选择，两种行事方法能够揭示出相关个人的重要特点。普罗大众大多会认为极端的反对意见体现出一种人格障碍，但其实恰恰相反：在面对严重不公的情况时，拒绝提出异议才是性格缺陷或道德缺失的体现。
哲学教授彼得·路德兰姆（Peter Ludlam）在《纽约时报》刊文，谈及他所谓的“令美国军方、民间和政府情报界头痛不已的泄密、揭发、黑客入侵事件”，与这些行为有染的人群，他将之称为“W一代”，其中以斯诺登和曼宁为典型代表，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媒体希望将W一代的成员进行精神治疗，这种想法倒也并不意外。他们想要了解这些人何以如此特立独行，迥然异于大型媒体机构中的其他成员。那么以此类推，如果泄密揭发和黑客行为需要心理动机，那么在系统中向当权机构靠拢的心理动机也需要揭示，而在这样的系统中，大型媒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理可知，系统本身可能就是病态，即便在机构中的从业者是按照组织规则行事，并遵循内部的诚信机制也仍旧如此。”
这类探讨是制度权威最不愿见到的。对泄密者进行妖魔化是美国主流媒体保护当权者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对权贵的谄媚态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媒体界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争当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
就以泄露机密信息被视作某种恶意或犯罪行为为例。持这种观点的华盛顿记者若不是因为这些泄露的文件信息令政府不快或有损其形象，他们根本不会对斯诺登或我的所作所为加以谴责。
事实是华盛顿的情报泄露事情屡见不鲜，以颇有名望的著名华盛顿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为例，他就会经常性地从高层知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并将之公之于世，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受影响。奥巴马手下的官员会经常前往《纽约时报》爆料机密情报，诸如无人机杀人、行刺本· 拉登等等。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ta）及中情局官员都曾向影片《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导演透露机密情报，希望影片能为奥巴马的最大政治成就歌功颂德。（与此同时，司法部的律师告知联邦法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透露有关抓捕本·拉登的相关情报。）
没有任何体制内记者会对泄露情报的相关官员或是获悉情报并将之公之于众的媒体撰稿人提出起诉。若有人提议将多年来披露最高机密的鲍勃·伍德沃德及其高层政府信息来源作为犯罪分子来对待，定会贻笑大方。
正因为这些情报泄露都是得到华盛顿的支持，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因此才被视为得体并可被接受的。只有当所泄露的情报涉及了官方想要隐匿的内容时，才会遭到华盛顿媒体的谴责。
当《会见新闻界》栏目主持人大卫·格里高利提出，我应该因就国安局监控所做报道遭到逮捕时，请看看前一刻发生了什么。在采访伊始，我谈及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于2011年做出的一份绝对机密的法院判决，其中认定国安局国内监控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违宪，且违反了监视的相关法律。我也是在斯诺登给我的国安局文件中看到这一判决的。在《会见新闻界》栏目中，我要求将之公布于众。
可格里高利却试图争辩，称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判决并非此意。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所谓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意见与此事根本无关，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判决是针对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是说“你可以得到这个，但是不能动那个，因为那些实际上已经超乎了你可以被允许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一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或不复存在——这才是政府的完整观点，实际上是属于司法审查的结果，而并非是政府滥用权力。
上述观点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的观点完全不符（不过判决于8周后得以公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份判决的确将国安局的做法视为非法）。更重要的是，格里高利声称自己了解这份判决，是因为他的线人这样对他讲，接着他又将这一信息公之于世。
在格里高利妖言惑众、称要因我所作报道而将我捉拿归案之前，他自己泄露了他从政府的消息来源那里获得的绝密消息。可没有人会认为格里高利的做法也应被绳之以法。将这一套逻辑运用到《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及其线人身上，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的确，格里高利也许无法理解他所透露的信息和我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只不过他是应政府之要求，力求在为其行为进行辩护和支持，而我则是要与之抗衡，违反了官方的意志。
当然，这与新闻自由所要取得的效果截然相反。所谓“第四等级”是要行使最大权力，应对敌对阻力，坚决实现信息透明；媒体的工作就是要对当权者为保护自身利益不断散布的不实信息予以揭露。没有这样的新闻工作，权力滥用在所难免。若没人需要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自由，那么媒体记者就只能对政治领导歌功颂德，高唱赞歌，有了宪法的保障，媒体记者才能不至于如此。
在发表机密信息方面的双重标准在对“新闻客观性”不成文的要求中则更显突出。正是对这条规定的所谓违反才使我成为了一名“激进分子”而不是“新闻记者”。我们被不断告知，记者要报道事实，而不是表明观点。
这明显是个借口，还假借职业之名。人类的看法和见解本身就存在主观性。每篇新闻报道都是各种高度主观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假设的产物。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服务于某些层面的利益，非此即彼。
相关区别并不在于有些记者存在个人观点，而有些没有——不具备个人观点的记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区别在于，有些记者会坦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有些则掩耳盗铃，仿佛自己并不拥有什么观点。
认为记者不得拥有个人意见的观点，与这一工作长久以来的职业要求相去甚远；这实际上是个相对较新的手法，它的效果就是使我们的新闻业遭到阉割，即使这并非出于它的本意。
正如供职于路透社的媒体专栏作家杰克·谢弗（Jack Shafer）认为的那样，美国人最近的这种观点表明，这是“媒体丧失自我而对国家机器投怀送抱，着实可悲”，同时“对历史缺乏认知，令人心痛”。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最佳新闻报道通常是极富改革精神的新闻工作者所做出的，他们身上有着力主与不公正现象进行斗争的献身精神。体制内记者不带观点、毫无色彩和灵魂的工作模式已经极大影响到了新闻工作最重要的属性，导致了机构媒体的尸位素餐：这不会对任何权威构成威胁，而且还正是此举的初衷所在。
要求记者进行“客观报道”这种观点的逻辑错误显而易见，而那些声称自己笃信这条规则的人却几乎从来不按照这条规矩行事。。体制内记者就各类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们的职业身份却从未遭到过质疑。但如果他们所给出的见解是经过华盛顿官方认可的话，就会被视为合法合理。
就国安局监控所引发的争论来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节目主持人鲍勃·希弗谴责斯诺登的做法，并为国安局的监控行为进行辩解。《纽约客》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法律记者杰弗里·图宾也是持如此观点。报道过伊拉克战争的《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事后承认自己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甚至将美军称作是“我的解放大军”和“救死扶伤的天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克里斯蒂安· 阿曼坡（Christiane Amanpour）在2013年的整个夏天都在鼓动美军向叙利亚动武。可是鉴于对“客观性”的尊重，这些立场观点并未让他遭到沦为“激进分子”的下场，因为实际上并无明令禁止记者不得有自己的见解。
正如反对情报泄露的所谓规则一样，所谓“客观性原则”其实也根本就无从谈起，不过是为了维护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阶层的利益而巧立的名目罢了。因此，“国安局的监控是合法且必要的”、“伊拉克战争也是正义之举”、“美国理应入侵伊拉克”这些都是可接受的媒体记者观点，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在如此这般“各抒己见”的。
所谓“客观性”不过是在反映偏见，是为了维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利益而服务。只有这些观点与华盛顿正统观念可接受的范围有出入时，才会被视作存在问题。
媒体对斯诺登所表现出的敌意并不难解释，而对将此事见诸报端的记者，也就是我所表现出的敌对情绪，则或许内涵更为丰富：部分是出于竞争性的考虑，部分是多年来我对美国媒体明星所作的专业批评引发的后果，其中包括反体制报道所引发的愤怒和耻辱感——这种报道揭露了许许多多华盛顿羽翼下的主流媒体记者的真正角色：充当政府的传话筒和扩音器。
不过显然，这种敌对情绪的最重要原因是，主流媒体人士接受了为政权作为忠实代言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当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更是如此。接下来他们就会效仿政界官员的做法，若有人对华盛顿权力中心提出挑战或是进行破坏，就会遭到鄙弃。
以往传统意义上的记者都的确是局外人士。很多进入了这一行当的从业人士更倾向于反对权威，而非趋炎附势，这不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更是从人格品行而言。选择媒体记者作为职业，基本上就相对于确保了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媒体行业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制度上的声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
可是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随着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企业将媒体公司纳入麾下，大多数媒体明星都收入不菲，与企业中其他身担要职的人士不相上下。他们并非是在兜售银行服务或金融工具，而是在代表企业，向公众售卖媒体产品。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如此环境氛围中，也要取决于获取成功的同样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悦上司，以及能够为公司创造多少利益。
在这样的大型企业架构中飞黄腾达的人士，对机构权力更多的是以取悦的方式对待，而不是企图将其颠覆。在企业媒体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更适于顺应权威。他们长袖善舞，与制度权威保持高度一致，擅长为之服务，而不是与之抗争。
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我们都了解《纽约时报》愿意代表白宫对吉姆·瑞森于2004年打算报道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予以压制，该报公众版编辑当时就报方的压制给出的借口是“证据远远不足”。《洛杉矶时报》也有过类似情况，编辑丁·班奎特（Dean Baquet）曾毙掉手下记者的一篇文章，该文揭露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安局秘密勾结，消息来源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程师马克·克雷恩（Mark Klein）所告发的内容。他拿出大量文件，其中显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旧金山分部修建了秘密房间，以便国安局安装分流器，从电信客户导出电话和互联网数据存入安全机构的数据库。
如克雷恩所言，文件显示国安局“详细查阅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美国人的个人生活”。可是班奎特阻止了这一报道的发表。克雷恩于2007年对美国广播公司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称班奎特“在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和国安局时任局长迈克尔·海登上将的要求下”做出了这一决定。不久之后，班奎特就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部主编，后来又被提升为该报的总编。
那么《纽约时报》愿意俯首帖耳为政府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该报公众版编辑玛格丽特·苏利文指出，如果编辑想要了解为何美国士兵切尔西·曼宁和爱德华·斯诺登这类国家安全重磅爆料的线人会感到，他们对向《纽约时报》提供信息缺乏安全感而无意为之，那么报方应该扪心自问。《纽约时报》的确曾与维基解密合作，刊登了大量文件，但时隔不久，前主编比尔·凯勒费尽心思疏远了报纸与其合作人之间的关系：与奥巴马政府对维基解密的怒不可遏形成鲜明对比，他领导下的《纽约时报》以其“负责任”的报道得到政府的欣赏。
凯勒也曾在其他场合中表现出其对该报与华盛顿的关系洋洋得意。在2010年他做客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谈及了涉及维基解密泄露美国外交电报的相关话题，凯勒解释称《纽约时报》在发表什么内容以及是否可以发表的问题上，都是听从美国政府的指示而行事。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将信将疑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会事先前往政府进行请示：‘这个该不该发表，还有那个该怎么处理’，然后你会得到批复，是这样吗？”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前英国外交官卡恩·罗斯（Carne Ross），他称凯勒的说法令他觉得爆料人根本不该将这类电报交给《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将这些内容向美国政府汇报，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媒体与华盛顿之间的如此精诚合作绝非偶然。这些完全是例行做法，例如在与国外敌对势力意见相左时，记者需要了解美国官方立场，并会依据政府所确定的最能体现“美国利益”的方式制定编辑意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律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曾大肆鼓吹他所谓的“未受到充分赏识的现象：美国媒体的爱国主义行为”，指的就是美国国内媒体对政府工作所表现出的忠心耿耿。他援引布什政府中情局和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媒体表现出了“一种非常配合的工作态度”，接着补充道，而若要国外媒体也做到这一点“则相当困难”。
政府对主流媒体的认同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加强，社会经济学上的因素便是其一。美国许多著名记者现在的身家都超过了百万美元。他们与政要和金融界的精英都是邻里，显然要为之效力。他们共同出席盛大集会，有着相同的朋友圈和同事圈，子女也都就读于同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这就是媒体记者可以与政府官员间无缝对接交换身份的原因之一。旋转门可以将媒体人物送上华盛顿高层职位的通道，而政府官员也常常会在离任后，拿到一份就职于媒体且待遇颇丰的合同。《时代》杂志的记者杰伊·卡尼（Jay Carney）和总编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现在就职于政府，而奥巴马的高级顾问大卫·艾索洛（David Axelrod）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现在成为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员。这些都属于跨界发展，但绝非是简单的跳槽：他们的职业转换如此水到渠成，全是因为这干人等还在为同样的利益效力。
美国的主流媒体记者绝非是局外势力，而是与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浑然一体。从文化、情感乃至社会经济学角度，二者完全整齐划一。腰缠万贯的内幕新闻名记完全不愿推翻现状，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厚收益。与所有阿谀逢迎之徒一样，他们希望捍卫当前体系，以求获得相应特权，若有人胆敢挑战对这一体系，势必会遭到这些人的侮辱中伤。
这与完全满足政治官员的需求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新闻透明不会被看好，持反对意见的媒体记者被视作眼中钉，甚至可能是犯罪分子，必须允许政界领导在暗中行使权力。
2013年9月，普利策奖获得者英国《独立报》资深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强有力地揭示了这些观点，他曝光了美军在越战期间的美莱村（My Lai）屠杀事件和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丑闻。在一次《卫报》的采访中，赫什斥责道：“美国媒体胆小怯懦，未能对白宫提出有效质疑，不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他认为《纽约时报》在“取悦奥巴马”方面耗时过多。他表示政府机构在有计划地制造谎言，“可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电视网络或报业巨头”对此提出质疑。
赫什为“解决新闻界问题”下的猛药是“关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广播公司的新闻部门，取消90％的出版编辑岗位，回归记者最根本的职责”，即重拾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赫什认为：“对超乎你的控制能力之外的编辑应予以提拔，而现状是，这些‘惹是生非之徒’晋升无望。”相反，“那些胆小如鼠的编辑”和记者正在毁掉这一行当，因为他们脑海中最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抱着自己的饭碗，而不敢成为局外人。
一旦记者被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一旦他们的工作受到从事犯罪行为的指控，他们就会被扫地出局，不再得到记者身份的保护，很容易就会遭到刑事惩罚，这在国安局监听事发之后，在我身上很快就得以印证。
当我从香港返回里约热内卢的家中刚进门不久，戴维就告知我他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他怀疑此次失窃与我动身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有关，他提醒我称我在Skype上曾与他通话，谈到我有意通过电子形式发送的大量加密文件。文件到达后，我曾说过他应该把这放在安全的地方。斯诺登曾表示，必须要有个我完全信任的人保存一套文件的完整备份，以防我的文件丢失、受损或失窃，这一点至关重要。
斯诺登当初这样说道：“我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露面，你和劳拉的工作关系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很难讲，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个人保存一份备份文件，让你随时可以提取，以备不时之需。”
显然这个可靠的人物非戴维莫属，但我一直都未来得及将文件发送出去，只有当我来到香港才有空付诸实际。
“你告诉我此事不过48小时，我的笔记本电脑就从家中失窃了。”我不愿相信电脑被盗会与我们的Skype交谈相关。我告诉戴维，我决意不让我们过于神经质，把一切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件都安在中情局身上。也许笔记本电脑是被某个私闯民宅的家伙拿走了，或者这不过是一起毫不相干的抢劫案。
戴维却逐一反驳了我的理论：他从未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家门；他在家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都找不到电脑的踪影；除了电脑之外，房间里什么都没动，也没有少什么东西。他觉得我有些毫无理性，居然会拒绝接受看似如此显而易见的唯一解释。
到此为止，许多记者都已发现，国安局对斯诺登掌握了何许情报或是给了我哪些情报基本上一无所知，只知道文件的数量是多少，而不是具体有哪些文件。美国政府（乃至其他国家政府）迫切希望了解我手里究竟有哪些情报，而这也合情合理。如果戴维的电脑里存有所有这些信息，那么他们何不索性据为己有？
到这一刻我也意识到在国安局的监控面前，与戴维通过Skype进行通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方式都绝不安全。政府有能力窃听到我计划给戴维发送哪些文件，因而会有强烈的动机将其笔记本电脑据为己有。
我从《卫报》的媒体律师大卫·舒尔茨（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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