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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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只索要600　万美元，而且把以前的利息全抹掉，以政府愿意支付这笔钱。当时执政的吉米。卡特总统马上就要卸任了。他同意了以方的建议，于1980年12月接受了这笔赔偿。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试图为“误袭”进行辩解。基于同样的理由，以色列法庭没有对以政府和所有涉及此案的人员进行起诉。没有人为此上军事法庭或降级，甚至没人受到谴责。相反，以方却嘉奖了203号摩托艇，因为这艘船给了“自由”号致命的打击。这艘船的船轮和船钟陈设在海军博物馆显赫的位置上，与以色列海军最为骄傲的海上飞机摆在一起。
事实充分说明是以军精心策划袭击了“自由”号，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约翰逊政府和国会却极力掩盖真相。因为约翰逊总统要谋求连任，需要亲以色列的人支持。这是国家的耻辱。虽然，麦戈纳格尔船长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指挥“自由”号脱离险境而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但白宫高级官员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国会荣誉勋章代表了国家的最高荣誉，很少有人获此殊荣，所以通常都是由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的仪式。而这次却有所不同：为麦戈纳格尔船长授勋的是海军参谋长，仪式仓促简单，规格也不高，地点是华盛顿海军大厦。
托马斯。摩尔将军在袭击发生后几周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他后来说道：“我至少15次在白宫亲眼目睹总统亲自把国会荣誉勋章授予勇士们。所以当麦戈纳格尔船长的授勋仪式在华盛顿海军大厦举行而且是由海军参谋长授勋时，大家都十分纳闷。这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别人都是在白宫受勋的，只有麦戈纳格尔船长不是。约翰逊总统当时一定只考虑以色列朝野的反应而不顾别的。”
后来，一位知情的海军军官告诉了“自由”号上的中尉吉姆。恩尼斯这样做的原因：“政府对以色列方面有些怵。国务院甚至询问以色列驻美大使对于向麦戈纳格尔授勋是否有意见。以方的答复是：”当然不！‘但是，为了避免冒犯以方，在麦戈纳格尔的授勋演讲中根本没有提及以色列，而且授勋仪式尽可能采用低规格。
“该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军和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一些官方机构迅速做出反应。
他们谈到的主要是诸如海军通讯系统失灵和船员在事件中的英勇行为等。没有人去追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事件，也没有任何人把矛头指向以色列。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接受以方荒谬的“误袭”说法。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记录：根据鱼雷艇的船员讲述，当时，“自由”号居然企图以每小时30海里的航速逃跑。这就是实施空袭的原因。事实上这样一艘老掉牙的二战货船，最高航速不过每小时17海里，出事时航速只有每小时5　海里。
然后，以方编造说以军人员查找《简氏年鉴》时误把“自由”号当成埃及运送部队和战马的轮船“埃尔。吉塞”号。《简氏年鉴》中记载“埃尔。吉塞”号的最高航速只有每小时14海里。怎么可能把一艘航速达每小时30海里的轮船当做“埃尔。
吉塞“号呢《简氏年鉴》中也有关于”自由“号的详细记载，这一点以军空军总部的帕奇。帕奇斯司令在事发前已经十分确定（并且他向以色列海军总部报告了”自由“号的身份）。
以方报道还说袭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自由”号继续前行，而且只使用了短程机关枪从十几英里远的岸上向阿里什城进行扫射。这是一派胡言。
尽管如此，美方绝大多数的调查人员由于受白宫的左右对此听之任之。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事件导致34名人员死亡，171　人受伤，一艘美国军舰几乎沉没，而国会却没有举行公开的听证会。由于大选在即，白宫和参议院都不想得罪势力庞大的亲以色列派，失去他们的支持。
后来，根据文件显示，那些有权接触到机密磁带和机密文件的安全局上层官员都认定对“自由”号的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定是以军认为“自由”号侦察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对该船下毒手的。
以军一口咬定无论是在空袭中还是在鱼雷攻击中，从未看到“自由”号上有国旗飘荡。事实上，船上的所有生还者都认定当时船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所谓的“误袭”报道说：“整个交火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斗机和鱼雷艇都不曾看到船上有美国国旗或是其他旗帜。”
前情报部门负责人马文。诺维奇，当时就在出事现场上空的EC121　飞机上，他精通希伯莱语，因此他清楚他听到了什么，“我记得我们录下来袭击的大半过程。
我听到他们好几次提到旗子“。诺维奇后来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公共管理学。他一直是以色列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以色列政府原以为他的证词会对以政府有利。但是，他的这番话使以政府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以军看到了美国国旗，那么这次袭击就是残酷的阴谋——跟那天在阿里什的大屠杀一样。
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卡特将军命令一个由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沃尔特。迪利领导的小型工作组负责追踪有关“自由”号的所有情报，然后向上级汇报。这个工作组负责搜集所有的细节，包括EC121　上的磁带和与“自由”号上的信号情报幸存人员的会面。由于安全局情报工作属于绝对机密，特别是这次的任务涉及到最高机密——对最亲密的盟友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外人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细节。最后，沃尔特。迪利根据对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以军绝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船只。也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屠杀。
安全局的局长卡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0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件事完全是有预谋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他要求这一点不要公开。此后，卡特就死了。
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政府企图掩盖事实。
根据国家安全局长期封存的绝密文件显示，托德拉不仅把他的观点写人内参备忘录，而且向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拨款委员会的乔治。马洪谈起这一点。1967年6　月20日，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大约两周后，托德勒在备忘录中写到：“马洪先生好几次试图找出袭击事件的原因。我告诉他无论从情报部门还是从公开的渠道都无从知晓事件的原因。但是我们料到以方一直在否认和掩盖事实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然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西奈半岛上某个高级指挥官下的命令，他们一定认为当时‘自由’号正在侦察他们的活动。”
托德拉接着写道：“他问我所谓的‘误袭’会时常发生吗？能预料到吗？我告诉他，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自由’号上，因为它比埃及船只大得多，而且这样一艘标记明显的货船不应该被训练有素的以海军和空军误认为是埃及的战船。最起码这次事件也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托德拉对于以方的态度非常气愤，他在所谓“误炸”的报告上潦草地写道：“冠冕堂皇。”
当时还是安全局副局长后来升任局长的空军少将约翰。莫里森对以色列的“误炸”说法也不买账。他在最近一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中说：“没有人相信以方的这种解释。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军当时不愿意让我们侦察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得到发生在阿里什的杀戮情报后，莫里森更加看明白了其中的联系。他说：“这就够了。12英里可不远……他们不想让我们了解内幕。”接着，他又说：“这就有动机了…真该让他们下地狱！”
即便在还没有获得关于阿里什的情报时，国家安全局的G　组人员通过“自由”
号和EC121　发回的情报也确信袭击事件不是“误炸”。“自由”号上的幸存人员完全赞同这一点。2000年7　月，“自由”号老兵协会主席菲利普。托尼说：“1967年6　月8　日，以色列人残酷地、有预谋地杀害了美国人。人们普遍怀疑我们的政府出于胆怯不会将矛头指向势力强大的以色列议会……现在，这件事必须进行调查。”
三十多年来，威廉姆。麦戈纳格尔船长拒绝就袭击事件是预谋还是误伤发表任何看法。1998年，他在经历了癌症的折磨弥留之时，终于打破了沉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袭击是有预谋的。这件事没有进行彻底调查……袭击开始之前，船上就悬挂着国旗。”不到4　个月后，1999年3　月3　日，麦戈纳格尔去世了，享年73岁。
就算没有安全局的这些证据，政府里的许多人也不相信以色列所谓的“误炸”
报道。乔治。克里斯琴当时任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他说：“说实话，白宫里很多人都怀疑袭击事件不是偶然事件。我相信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可能轻易抹杀掉。如果这件事是蓄意袭击，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以军军方精心策划的还是以方高级官员的决定。”
另外一份安全局15年以后做出的绝密报告写道：以色列法庭接受所谓“误炸”
的结论并宣布所有涉及此事件的以方官员无罪，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报告中还说：“赦免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法庭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报告中又揭露了以军战斗机飞行员作伪证这一事实。
虽然以军飞行员的说法正好相反，但是所有“自由”号上幸存人员的证词都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由”号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而且当时天气状况很好，能见度很高，绝对可以辨认出来。基于这些证据，美国国务院通告以色列政府：后来以军飞机对美国船“自由”号的空袭无法理解。至少，这次空袭算是一次鲁莽的军事错误，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
报告还指出不光以军飞行员作了伪证：那些鱼雷艇上船员的证词也是不可信的。
他们的头4　枚鱼雷并没有打中“自由”号，第5　枚才击中船体的。但他们却说：他们把“自由”号当成了埃及的部队运输船“埃尔。吉塞”号。袭击发生时，埃及的这条船还停留在距离出事地点250　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里。在整个中东战争期间，这条船就没有离开过那里。而确切掌握埃及每一条船的位置是以色列发动战争前必不可少的重要情报。根据安全局1981年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示：两艘鱼雷艇上的指挥官同时做出错误判断的惟一合理解释是他们都没有讲实话。“埃尔。吉塞”号的吨位只有“自由”号的1　／4　，长度为其1　／2　，而且船体轮廓完全不同。认为“自由”号与“埃尔。吉塞”号相似的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美国国务院是这样描述他们对袭击事件的看法的：以军在辨认出或者说是应该辨认出“自由”号的身份后，仍然向其发射鱼雷，这是对人性的残酷践踏。“自由”号的轮廓及其使命使任何人都能将它区别于那些不友善的船只……鱼雷发射以前，以军近距离能够也应该清楚地辨别出这一点。事情发生后15年，安全局的报告中又增加了以下的内容：“自由”
号事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袭击该船的以军是否知道那是一条美国船……不仅相当数量的“自由”号船员还有其他一些人都确信以军知道这一点。他们的确信来自于以下证据：袭击之前，以军曾长时问对该船进行侦察、船上悬挂的国旗以及袭击的强度。
关于以军这样做的目的众说纷案。一些人认为以军想把船完全毁掉，杀死所有人员，然后归咎于埃及一方，促使美国参战，支持以色列……还有些人认为以军这样做是为了让该船和船上人员别碍手碍脚。
托德拉说：“我认为袭击命令可能是西奈半岛上的某位高级指挥官下的，他惟恐‘自由’号侦察到他在岸上的行为。”他的这番猜测相当精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当时“自由”号的天线已经截获了西奈半岛岸上的杀戮行径。
6　月8　日早晨，以色列军方得知一艘美国大型侦察船就在离阿里什几英里外进行秘密谍报活动。此时，以军士兵正在阿里什屠杀埃及的平民和战俘。根据以方的军事史料记载，当时整个以色列军方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听之任之。一位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尤。米尔斯坦证实了这一点。在阿以之间的六天战争中，有许多埃及士兵投降以后还是被以军杀死了。他说：“虽然这样做不是公开的，但是似乎官方默许这种做法。有些军官这样做，有些不这样做，但是他们都知情。”
以军当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希伯莱语专家没有在“自由”号上，而是在“自由”号上空的飞机上。但是，船上无人操纵的录音机可能还是录下了以军杀戮的证据。要不是鱼雷正巧击中安全局在船上的工作室，可能这些磁带早就传给安全局总部了，或者“自由”号返航后，证据也早就到手了。当时以色列方面向美国、向联合国、向全世界大声叫喊，说他们是埃及侵略的牺牲品，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
因此，以方的指挥官们肯定不希望这些屠杀的证据摆到白宫的桌上，联合国的桌上，或是上了华盛顿邮报。于是以军出此下策：要是以方战斗机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毁掉船上所有的通讯设施，发射鱼雷打沉轮船，机关枪毁掉所有的救生筏，杀了所有的幸存者，就不会有活口了。
对“自由”号进行调查后，海军律师沃尔特。雅各尔森少校在一篇为美国海军海事法回顾写的文章中得出以下结论：“使用无标记战斗机进行空中打击，毁掉所有的救生筏这种做法令人十分不安。有一种可能性是：当时要不是第六舰队碰巧截获情报并追逐以军鱼雷艇，可能‘自由’号上的人员根本无法生还。”
托马斯。穆尔将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从一开始，他就确信这次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1997年在这一事件的30周年纪念日上，他说：“我认为是以军有意炸沉‘自由’号，尽量不留活口。以军很清楚那是条美国船。”
根据1967年7　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的一份报告，一位中情局的官员援引一位似乎是以色列政府官员的话说：“关于以军战斗机和鱼雷艇攻击美国船‘自由’号……他说：你们应该知道在这样一场战役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考虑所谓错误，这就暗示着当时以军知道‘自由’号的旗帜，而且完全了解它当时的使命。这表明在攻击前六个小时，以军已经确认该船的身份，只是以军总部不能确定有多少人能接收到”自由“号监听到的情报。他还暗示说：以方无法掌握被截获的情报的去向，并重申以军没有犯任何错误。他特别向我强调指出以方确知美国船‘自由’号的类型和他当时的使命。
事实上，1979年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显示：以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不仅掌握了大量处理信号情报方面的技术，而且信号情报成了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报告中指出：“以军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常规情报和电子情报侦察方面非常成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军准确而迅速地截获、破译、传送了大量阿拉伯世界的情报，其中包括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谈话。多年以来，以军多次越过边境监听阿拉伯世界的陆路通讯。他们有时还故意借陆路通讯发送假消息，干扰阿拉伯世界。”
这份报告中还清楚地写到搜集到阿拉伯世界的情报以后，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成了以色列的首要目标：以色列情报安全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所有涉及到以色列安全的美国秘密政策和决定。
因此，袭击事件是“误炸”还是“屠杀”？当时，美国国会从未就此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托马斯。穆尔将军一直希望国会就这一事件进行更深人地调查，他后来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说：“迄今为止，国会从未就‘自由’号事件举行过正式的听证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的耻辱。”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打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幌子掩盖卑劣的践踏人权的历史。
现在面对人们愤怒地反犹太主义，评论家们也无话可说了。许多“自由”号的幸存者要求进行彻底调查。以军屠杀平民的最新的证据出现在2000年5　月。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他们的一位司机事发时死亡，这是以军坦克部队有预谋的挑衅行为造成的。
这位司机名叫阿朴。塔库，是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新闻助手，为该公司工作了25年。5　月23日，以军的坦克从以境内发射的一枚炮弹穿过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就落在他的轿车上。当时阿朴正开车带着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记者吉米。布朗到处去采访。布朗说：“我看到阿朴从车里弹了出来，然后摔到了地上。”当他跑过去扶阿朴时，以军用机关枪向他扫射。他们还朝一辆前来援助的黎巴嫩红十字的卡车开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四家新闻组织提供的大量录像带，人们可以看到以军的这一暴行没有任何理由。布朗说：“当时一切都很平静。正赶上以军从占领了二十多年的黎巴嫩南部撤军，听不到枪声，也没有火箭、炮弹声。”布朗离边界线很近，他都能跟基布兹当地的居民挥手致意。事发后，以色列政府再次宣称“枪杀”
事件是“误杀”，与“自由”号事件如出一辙。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可不买账。他们不断进行调查并希望是否能根据日内瓦公约起诉以政府犯有战争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描述，以军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5　月22日和23日，在黎巴嫩一方没有任何报复性行为的情况下，以军时不时地在沿途向黎巴嫩平民的汽车开枪。
自从“自由”号事件以来，美国的纳税人大约向政府交纳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税，以此帮助安全局未来25年的运作。安全部门的人员有必要将事件追查到底，不分疆界、不分阶层。与此同时，安全局有权获得在1967年6　月8　日从EC121　飞机上和在东地中海执行侦察任务的船只上截获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多年以来一直存放在安全局G643组办公室一个抽屉的底层无人问津，这里是安全局G　组负责存放以色列军事情报档案的地方。
“自由”号事件过去太久了，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已经不再需要保密了。但是以上提到的证据表明：严肃认真地调查事实真相和真正的起因是完全必要的。
第八章　冒险损失了一条船及许多船员之后，尽管精神上受到了创伤，但国家安全局和海军部门对此都未能吸取足够的教训，所以不到一年时间竟发生了更大的人员伤亡，又一艘船失事。
在“自由”号被袭击之前，海军对整个国家安全局的远洋规划已失去信心。海军人员几乎成了安全局远洋轮上的驾驶员和雇工，而且只有在不影响安全局中心任务时，他们才被允许窃听对海军有利的有关消息。为了听到外国海军发出的各种信号，海军人员不得不在令人难受的顶棚装有天线的车里艰难地辨别信号。这些车被放在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上，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这些舰艇不能参加军事演习等任务，也无法完成正常的沿海巡逻任务。把一个里面十分拥挤的铁盒子式的最不能发挥收集信号能力的汽车放在造价昂贵的驱逐舰上来完成海上任务，其效率是太低了。
“海军更愿意建立自己的海上作业计划。”中央情报局信息收集部K　组的前组长吉恩。谢克曾说。吉恩负责调动信号情报行动计划的飞机、舰艇和潜水艇的位置。
“海军的主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要拥有海军自己控制的海上平台，以便海军可以对某些事件做出反应。”海军表示他们需要自己的舰队，不仅是因为能收集到情报，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他们还说，拥有舰队肯定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分析不同海域的含盐量以便更好地追踪苏联的潜水艇。
但是中央情报局并不买他们的账。谢克说：“这完全是信号情报行动计划，当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所有其他的搜集过程时，包括一条绳、一个桶、从海中提水……
我说：“你们不是到此来清除垃圾的，关于在信号情报平台计划中你们要干什么，国家安全局局长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然而，尽管国家安全局十分担心对海军失去控制，海军还是展示了自己的电讯情报舰队的宏伟计划，“我们曾谈到……关于小型情报船只……要造200　艘”，一位有关的海军上将说。美国船“旗帜”号被选为海军间谍艇队的第一艘间谍船，这是一条一直在马里亚纳群岛周围环状珊瑚岛中奔波的不起眼的小艇，后来回到美国退役。该船重906　吨，长176　英尺，已使用21年，它要与1。06万吨455　英尺长的“自由”号相比就成了小矮人。
“旗帜”号就像一个小个子橄榄球队员要想弥补个头小的欠缺一样，立即被派往远东。它的第一次巡逻是1965年在波沃罗特内海湾西伯利亚角4　英里之内的海域里侦察苏联对它闯人12英里界限的反应。当时美国对苏联声称的海域提出质疑。当“旗帜”号嘎嘎地向北部的西伯利亚行进时，一场寒冷的风暴使艇的上部积满了冰块，再向前行驶时，苏联的驱逐舰和巡逻艇开始了骚扰性的演练。它们不断向浮动的拖船进攻，有时攻击距离到25码才转向离开。但是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由于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