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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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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的温度只有华氏28“。那些处理泄水的小伙子们很快就给冻僵了。”幸运的是，最后舱里不再进水了，也就无须对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做出决定。
这个几乎酿成灾难的事件发生后，船长稍微缩短了执行任务的时间。潜艇驶往关岛进行修理。但是休整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星期后，修理工作完毕，“大比目鱼”
又要返回海底执行任务。阿诺德让人把所有磁带捆到几个架子上，装进一架C141飞机运回华盛顿。“我们送交了大约700 盘录音带，宽带录音带。”阿诺德说，“国家安全局的人高兴极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效果这么好的录音——而且是这么有价值的材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座金矿……”
一个月后，阿诺德随潜艇返回到鄂霍次克海海底，执行为期三个星期的任务。
这次又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几百盘的磁带。随后的几年中还建造了一些庞大的20英尺长的潜艇分离舱，并把它们分别安放在白令海底和鄂霍次克海海底的线缆上，潜水艇便可以在一年以内的任何时间返回海底找到放在线缆上的窃听器。然而，在1980年左右，一位利欲熏心的前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出卖给了苏联情报机构，进行这项工程的意义便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只要窃听器在，国家安全局的成功就会令人瞠目。
正当线缆窃听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之时，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9A197 房间走进来一位新的局长——这位局长在来到米德堡之前早就对窃听工程了如指掌。1977年独立日后的第二天，鲍比。雷。英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英曼来自位于达拉斯与路易斯安那边境中部的东得克萨斯城的罗纳斯堡。这是一个长满了风滚草的偏僻荒凉的地区，远离大道，地图上经常找不到它的标记。英曼身材瘦长，牙齿稀疏，似乎与这个仅有200 个居民的贫困小镇有些格格不人。他父亲经营着当地的辛克莱加油站。进入米尼奥拉高中不久，他就明白了要想不在厕所挨打，就得让他的敌人成为保护他的人。他开始讨好欺负他的同学，帮他们做作业，逃过老师这一关。同时，他还巴结学生中的社会、政治团体的骨干，帮他们竞选班干部。对这些往事他至今刻骨铭心。
到70年代中期，这位平步青云的海军将领已经成了海军情报局局长。在与国家安全局紧密配合进行线缆窃听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侦察南非以南苏联海军活动的高级机密任务。这使他与一位经营一家小公司的行为可疑的美国商人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这个商人是从宾夕法尼亚老家后院的鸡笼起家的。
詹姆斯。格林经营着一家名叫“国际信号与控制”的公司，正急于将他的电子设备销往南非。由于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禁止与其有任何贸易往来，这就对他的目标构成了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格林同意作为一名身份隐蔽的间谍参加X 行动，这个代号俗气、令人置疑的行动是由国家安全局与海军情报局联合进行的，其目的是帮助实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将好望角附近的西蒙斯顿海军基地的秘密情报通讯站升级换代。国家安全局将给南非情报服务中心提供高级窃听及光学设备，用来监视过往南非南端的苏联船只与潜艇。作为回报，美国方面将得到原始情报材料。格林为英曼秘密工作到1978年。
1977年7 月，英曼受命去领导国家安全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那儿任职。1961年，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海军作战情报处任作战情报分析员。“我做了33个月的分析员，专门研究苏联海军情报。当时我能从各种渠道得到情报，”英曼说，“我是说只要是有关苏联海军的情报，都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当我观察苏联海军的动向时，他们很少派遣军舰到距其领海200 英里以外的海域，而当他们的舰队驶出来的时候，却总是因为抛锚而不得不被拖回去。三年后我离开情报处时，苏军已经在地中海和西非近海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且他们正在为在印度洋建立其军事基地搭建一个框架。”
如今，这位当初的情报分析员以局长身份重回旧地。“回来当局长的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英曼回忆道，“我做海军情报局局长是在我得了第一颗将星以后，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向往：或许我干长了甚至可以熬到三星将军。因此，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非常想去国家安全局工作……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国家安全局是众多情报机构中最好的。”
为了让英曼尽快了解国家安全局要处理的事项，即将离任的局长卢。阿伦交给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字材料。阿伦是一名空军上将，不久就要担任空军参谋长，因为他是70年代中期带领国家安全局完成一个又一个情报突破的有功之臣。
英曼拿的材料中有破译苏联加密系统的情况介绍。当时A 组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份文件，英曼说：“有重重的VRK 保密指令wRK 意为”严格控制，不得泄露“，属国家安全局超级机密等级）。但是它对AS问题（AS是A 组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会在破译任务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走马上任伊始，英曼便开始迅速招集精兵强将组建忠实可靠的核心领导班子。
他在物色他所谓的“情报奇才”。这些人“有潜力成为局内主要领导者”。英曼同时也在寻找一位新的副局长。当时任此职的本森。克。巴夫汉任期将满，他以前曾担任过业务副主管。人们普遍看好时任业务副局长的罗伯特。艾。德雷克。如果英曼任命他担任此职时，人们不会感到意外。“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想法，”他回忆道，“两年以后鲍勃任期届满，又要物色新的候选人。我没有听信其他人的建议，而是出人意料地选了安。卡拉克里斯蒂做副职。我了解她在A 组的工作。”
英曼补充说：“我决定再找一个在二战期间出生的人担任副职。安知道我希望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局长，而不是像卢。托德拉任副职那么长时间也不换岗位。她没有问题。”英曼也不希望他的副局长长期担任此职。“我开始建立一种模式：副局长任期两年到四年。”他说，“我认为（托德拉）待的时间太久了。”
英曼不希望自己只在情报界代表国家安全局，他还对日常的业务工作事必躬亲。
这些具体工作以往都是留给密码破译出身的副局长去做。“上任几个月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工作人员对待局长，有点像把他当法老对待，去哪儿都前呼后拥，只让他去参加庆功和礼仪活动。局以外的事可以任由他处理，但局以内的事不太让他插手。我是一个什么都要亲自去管的人。”英曼开始在局内到处走动，进出于各个部门——局长一般都不太会这样做。一次，他偶然探访了负责非共产党国家情报的G组。“我大约是第四次走进G7组的房间，”他说，“我看到墙上挂着为我准备的标语，上写‘欢迎将军英曼。您是自卡耐因将军以来第一个探访G7组的局长’。”
英曼到任之时，国家安全局正处于恢复阶段。美国参众两院在调查了情报机构后，发现国家安全局的业绩不佳。为了在国会议员心中重新树立国家安全局的形象，英曼套用了他在高中时期的做法，变对手为同盟。以前在学校里给欺侮他的霸道学生补课，而今是在给有权有势的参政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补课”。委员会成员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国家安全局绝对保密的作风，以及“别担心，该让你们知道的会让你们知道”的搪塞态度。英曼一反国家安全局的惯常做法，他要以诚实坦白的态度与恭维奉承的言语赢得委员会成员的赞赏。“只有您能理解。”他会私下里孩子气地笑着对委员们说。前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安杰洛。科德韦洛说：“这些话足以让大多数跟英曼打交道的人觉得他们彼此都是天才，无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像先前在米尼奥拉高中一样，英曼的计划大获成功。他成了国会的红人，一个不会无事生非的机灵鬼。于是，听证会每每开成了“情人聚会‘。”不用听你的陈述，我就投你一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默。戈德华特说。他又补充道：”在这一行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你声望还高。“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
拜登把他称为“政府中最有才能的人”。
与此同时，英曼拉拢了华盛顿新闻界的众多精英，为了讨好他们，他几乎成了“泄密大王”。他准确的推断，新闻界没有人敢冒损失一个最好的——或惟一的——‘’高级情报来源“的危险去批评英曼或国家安全局。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与广播电视网的高级编辑与主管都成了他的同盟。作为英曼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们会对任何企图攻克英曼把守的国家安全局堡垒的不守规矩的记者严加看管。
在这座城市里，只消插播几段商业广告的工夫，一个英雄便会变得如希特勒般声名狼藉，而英曼却被奉若神明。《奥姆尼》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最精明的间谍”
的文章，认为“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都能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而《新闻周刊》称他为“情报界的超级巨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对英曼的评论超乎寻常，几近吹捧”。英曼对自己的处世哲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一句话：“多年来，我一直奉行化敌为友的基本原则。”
曾在《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工作过的记者约翰。沃尔科特说：“他当然知道办事公道的原则。”当时他经常与英曼打交道。另一位记者后来称他“在过去10到15年间透露的情报信息最多”。几年以后，《纽约时报》也承认英曼“确实是该报华盛顿分社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
一些人认为英曼对国会与新闻界的态度，与其说是玩世不恭，不如说是别有用心。美国企业协会的苏珊娜。加门特说，作为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领导，“英曼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据一些评论家称，英曼提供的信息多为迷惑外界的假情报——这使他在双方的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假设国家安全局“有能力窃听到所有海外电话，”她说，“他就能保护人们，而且让人们觉得自己也属于上层圈内的一员。一些人为回报这种优先知情权而乐于发表支持性的言论和给予立法方面的关照。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出回报。”
另一位作家更直截了当：“当然，有些规矩还是要讲的：不可提他的姓名；不可说是他提供的趣闻轶事；事实上，他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做，否则你就再也不会受邀与他共进早餐……他掌管国家安全局期间，对国家安全局指责的言论几乎全都销声匿迹了。”
英曼不想向媒体透露消息时，他也试图阻止其他人这样做。他刚到国家安全局几个月，《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让他大为恼火。这家报纸声称，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共和党人爱德华。杰。德温斯基因向南韩官员透露了韩国驻纽约情报处主任将背叛祖国的消息，正在接受审查。让英曼怒火中烧的是，文章说联邦调查局是通过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德温斯基与韩国官员的电话谈话得知所指控的泄密事件的。此前，德温斯基从未因有过任何劣迹而遭到指控。
英曼亲自飞往纽约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贝格进行交涉。两人在曼哈顿的《纽约时报》办事处进餐时，英曼一再强调，以后如再发表牵扯到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一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在他打道回府的时候，他以为这项秘密协议已经板上钉钉。然而，苏兹贝格显然另有打算。对此，他从没有对他的编辑们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指示。可是，赋们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却总是把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传给英曼过目。“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像英曼所说的那种正式的新闻，”当时主管《纽约时报》调查部的尼古拉斯。霍罗克说，“可是，许多记者，无论是来自《纽约时报》还是其他报纸杂志，还是给英曼打电话，求他审批通过自己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也是时常给英曼拨电话的记者。可是他偶尔也写一些不讨英曼喜欢的文章。这种情况下，英曼会越过鲍勃的上级，直接找到本。
布雷德利或者霍华德。西蒙斯，然后找到《华盛顿邮报》的主管编辑，让他们撤回令他气恼的稿件。
虽然英曼深争众望，可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却时常困扰着他。他极度自卑，甚至觉得自己的形象还不如那双洁净的海军鞋漂亮。罗纳斯堡的儿时经历如影随形，他走到哪儿会跟到哪儿，是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阴影。耻于他那稀疏的牙齿，他照相时从来都是紧闭双唇。写公函时，他从不使用“鲍比。雷”这个名字，而更愿意把名字简写成“B 工。英曼”。“我的真名是鲍比。雷，尽管我讨厌这个名字，”
他曾经说，“可它是我的真名。”
工作上，他觉得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局外人，永远渴望进入圈内，但从没有真正进入到圈内。听完了大量的溢美之词，他会在半夜醒来，因为一句批评的话便再也无法人眠。一次，因为他没有解雇一个国家安全局同性恋雇员，便有谣言诽谤他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者。他觉得有必要公开澄清这个不实之名。这就是“证据”，他指着一张测谎调查问卷说。测谎调查中，他否认有任何同性恋行为。英曼说，测谎仪认为他的答案“真实可信”。这件事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竭力要澄清雇佣同性恋朋友的初衷是“专门（挑选他们）以试图理解他们”。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充满自信、聪明绝顶的海军上将，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沸腾着愤怒傲慢的情绪。一位观察家认为他这个人“发条上得比塑料笼子的蜂鸟还紧”。
另一位说英曼使人想起了《该隐号起义记》中的奎格上校。还有人认为英曼长期生活在隐密的间谍世界里，因此他认为阴谋圈套无处不在。
最初得以窥见英曼另一面的人中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姆。拉。萨菲尔。在英曼自认为已经与《纽约时报》发行人定下秘密协议的几周后，毫不知情的萨菲尔给英曼打电话希望他能为专栏提供些信息。英曼拒绝了这个要求。萨菲尔这位前尼克松发言讲稿撰写人觉得自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从英曼那里得到一些信息。结果，据英曼称，这位专栏作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不给他提供信息，他会让我看到以后的新闻报道时后悔不迭”。萨菲尔则否认曾如此威胁过英曼。
几年以后，在1980年，萨菲尔负责另一专栏，专门报道比利门事件。这次事件中，总统吉米。卡特的弟弟比利涉嫌代表利比亚政府进行商业运作。消息是通过国家安全局对往来于利比亚的通信情报进行秘密监听得来的。萨菲尔在他的专栏中祝贺英曼有“非凡的勇气”，向司法部长举报总统的弟弟。
英曼因为萨菲尔违反了那项任何提及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报道都要经他审批通过的秘密指示而大发雷霆。他认为萨菲尔的文章已经堵死了“获得恐怖分子大量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渠道”。坐在他那张超大型木桌旁，英曼拿起了那部与外界进行非机密性联系的“红色”电话，拨打萨菲尔的号码。这位专栏作家称，将军“指责我因泄露了消息的来源与得到信息的方式……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萨菲尔不吃这一套。他反过来质问英曼：“一个成熟的人如何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
说到这一刻，萨菲尔说，英曼“喀呼一下挂断了电话”。
然而，萨菲尔意犹未尽。在摔电话事件后不久，他在专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英曼受邀到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晚间在线”节目出任嘉宾。他认为全国最机密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简直匪夷所思。“全国窃听人员的负责人，”萨菲尔写道，“正在晚间节目中滔滔不绝地信口谈论信息来源与窃听方式。”
英曼任职期间的工作可被分为两个部分：试图建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破译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寻求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工作的立法支持。
为了击败密码破译领域的竞争对手，英曼开始在一系列的讲座、采访中公开亮相。
这是国家安全局从未有过的先例。但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中，国家安全局都保持低调，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尽量传达较少的信息。
英曼曾对他的工作人员谈及他公开亮相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我尽量做得不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不应成为公众人物……如果成了公众人物，如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报纸头版、电视上或是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他们的领导的照片，看到评价他们工作的褒奖之言，再让他们遵守保密纪律可就有点难了。”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英曼被调离国家安全局出任中情局副局长。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杰。凯西与英曼合不来。凯西把英曼看成是一个“过于担心自己形象、内心脆弱的成功人士”。转年，英曼辞职，转而投身到私营企业。他所接受的带薪职位是他的老朋友詹姆。格林的“代理委员会”，其职责是防止机密信息泄露给外国政府。但是，在英曼任职的几年中，格林重新打通了通往南非的非法运输渠道。这次给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府输送的是灵敏度极高的军事装备，如感光成像系统和先进的雷达控制高射炮零件。知道内情的凯西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正是在这个时候，格林成了一个大军火商，专门从事杀伤力极强的榴弹炮的交易。1984年，他的一份机密的炸弹设计信息在被非法移送到智利一家为伊拉克武装部队制造榴级弹的公司途中被截获。虽然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可司法部门却从没有为此抓过任何人。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英曼知道这些交易。
但到了80年代末，格林的贪婪终于使其尝到了恶果。他被认定犯有策划金额达14亿美元的诈骗活动的罪行。联邦法官把这个案子描述成“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案”。同时，他还犯有洗钱罪和向南非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军火的走私罪。其他指控还包括格林非法向伊拉克出售导弹技术。虽然格林被判15年的徒刑，却能一直得到英曼的支持。在他服刑期间，英曼还写了一封赞扬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信。
曾有一度，国家安全局像是没娘的孩子，得不到有权有势的间谍组织首领的疼爱。艾伦。杜勒斯就曾拒绝国家安全局在情报顾问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秘密地发展壮大起来，害得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抱怨国家安全局越来越无法控制了。那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如一台运转顺畅的间谍机器，拥有自己的军队、空军、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情报通讯站，以及遥远太空中的大型窃听装置。它的印刷工厂一天24小时运转，印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分析高级密码破译译文及设计规划。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都把鲍比。英曼看成是情报界的黑马王子，一位绝对可靠的全知全能的奇才。转瞬间，国家安全局从仅重98磅的体弱病夫变成了一颗超级巨星，令中央情报局刮目相看。
几十亿美元的资助使两位上将——国家安全局的英曼与中央情报局的斯坦德菲尔德。特纳——在建造规模庞大的卫星方案上产生了分歧。英曼极力主张在天空中布下更多的窃听器，而特纳却希望在天空中配上更多的电子眼。这场争执使英曼仿佛回到米尼奥拉高中，不过这回是更大的挑战。这回他没有向班干部讨好，而是不声不响地把高级机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权势极大的国会议员，以期赢得对其计划的支持。
当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丹尼尔。艾诺尔（来自夏威夷）说他需要一些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卷宗，英曼并没有得到白宫或中央情报局的同意而先斩后奏把文件交给了他。“我说‘没问题’，”英曼回忆道，“然后派一个小伙子火速出城把文件递交艾诺尔。”没有多长时间，英曼就受到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怒气冲冲的责问：“上将，我知道你把高级机密送给了艾诺尔。谁授权你这样做了？”“我授权的！”英曼反唇相击。“你没有跟斯坦。特纳或国防部长商量吗？”布热津斯基问道。“我说了。这是我职权范围的事，我授权做的事。”英曼说。然后他把电话挂断。与以前一样，英曼没有受到处分，而国会议员为此却对他赞赏有加，称他为可以信赖、做事果断的人。
政府很少对英曼说不。即使英曼提议上马的项目会突破财政预算，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迁就满足他。“我们想做的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可能在预算开支范围内做成。”英曼谈到了一项耗费巨大的收集苏联情报的工程。在五角大楼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建议，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与经费不该增加而应减少。“我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英曼说，“因为它具有潜在价值：如果项目成功，将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回报。主要是国防部会获益匪浅。”英曼如愿以偿拿到了钱。“后来特纳怪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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