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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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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那项不定期测试计划，该机构于1983年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将1770人拉到测谎检测室，其中1699人受到指责并被辞退。其余71人被召回接受进一步审查。结果，除4 人外全部被清除。这4 个人又继续接受第3 轮审查，尽管最终还是被允许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大概也掉了几磅肉。根据测谎检测部主任诺曼。安斯利的说法，他们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一个人把一份机密手册放在自己的家中长达几年之久。另外一个人明知故犯，用不正确的方法销毁了密码解码材料。还有一个人描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外国人接近他的情景，但事发当时他未向组织报告。
这次测试之后，测试专家再次检查个人的检测图表，并就其结果做出最后的结论。“NSR ”（无重大反应）表示没有未解决的问题。“SPR ”（具体生理反应）
表示被测人对某一具体问题总有反应。“INC ”（无结果）表示检测结果无法解释。
还有“in －plete ”表示测试未完成。如果问题未解决，这个人就要被召回测谎室进行复查。
检查完成之后，测试专家的报告被送到质检部门就其准确性进行独立的审查和分析，以确保不遗漏任何问题。检测报告从那里又转到安全审查部做最后裁决。测谎测试专家不做任何裁决。他或她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证实面试时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并解决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份对1974年至1979年间的20511 个申请人的分析材料，使人们对国家安全局的测谎计划产生了独到的看法。其中695 人（3。4 ％）承认犯有重罪，而几乎所有的犯罪人在案发时都没有被发现。他们承认的罪行包括谋杀、持枪抢劫、暴力强奸、人室盗窃、纵火、挪用公款、驾车撞伤人后逃逸、偷窃贵重物品或大量钱财、走私、以及批发销售违禁药品等。
一个到国家安全局申请工作的人被证实是个逃犯。在接受测谎测试时，他承认向已分居的妻子家中开枪，企图谋杀他的妻子。另一个人承认用猎枪击中了6 个人，当时被指控犯了谋杀未遂罪，但由于证据不足未进行审判。还有一个人提到了放火烧了他的前妻和他们的孩子居住的活动房屋。一位退伍军人向测谎测试人员承认，在越南时他谋杀了一位少女，后来还有一次因为喝啤酒与一个陌生人发生争执，并用刀戳伤了那个人的脸。一位申请工程师职位的人——此人作为工程师曾被另一政府机构雇用——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他开枪并打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妻子非正常失踪，对此他不愿解释。他还突然声明他的工程学学位是伪造的。
在进行测谎测试期间甚至发现了间谍行为。一位即将退出军事部门的申请人能够接触到绝密密码情报，他讲述了曾经几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准备叛变投靠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复印了他的绝密文件，当他们发现他已提出到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应聘申请后，就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还有一个申请人在服役期间接触过秘密情报，他承认只要他能得到一大笔钱，他就会向外国情报部门出售秘密情报。有一个到国家安全局寻找工作的人最终承认，他的背景材料很大一部分是伪造的，还承认他曾经为一家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头头当过科技顾问。
更有意义的是，国家安全局的这项研究表明，派往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部的高度可靠的军事人员也存在严重问题。在当时，该部人员是不需要接受测谎测试的。
在为期5 年的调查当中，通过审查的军事人员有2426人到国家安全局申请文职工作，其中13人承认他们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人都参与过间谍活动，另有25人承认曾经向共产党人或恐怖分子传递过秘密情报。
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家安全局成为最早使测谎测试计划完全计算机化的情报或保卫机构一一计算机化是自1940年以来测谎技术的第一次重大的变革。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他们发现计算机化的测谎设备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准确，因为这种设备记录信号的灵敏度极高。计算机可以使检查人员任意改变屏幕数据的显示方式而对基础数据没有任何影响，从而保证了测试的可靠性。
该机构目前正在研究在测谎测试过程中几乎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方法。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将一个人的履历编人一台奥威尔式的计算机，该计算机就会提出相关问题，对当事人的回答做出分析，并判断出当事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讲真话。
1991年，安全部办公室和“研究与信号情报技术部”数学分部合作，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在于把目前只能被动显示数据的计算机改进为能够积极分析数据的专家。该项目的主要签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能够用便携式计算机测谎仪开发出一种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人力评估有时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产生最后结果，计算机程序则不同，两三分钟就能得到结果。利用被检测人过去测试的历史数据和他或她的生理数据，计算机就能得出与测试结果有关的统计概率。
尽管使用了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但仍然需要测试专家做最后的裁决。早期的试验表明计算机分析系统比人工测试更准确，产生的不确定的结果更少。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说：“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甚至有可能提问测试问题——从而排除了测试人员人为影响测试结果的可能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安全局测谎部主任的诺曼。安斯利所坦言，尽管对测谎仪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但这种仪器也远非完美无缺。当问到吸毒酗酒成瘤的人能否骗过这种仪器时，他回答说“可能”，如果那个人“故意考虑其他问题从而割断心理联系”。这正是政府内外许多人不信任这种仪器的原因。“测谎仪被说成是一种‘即使不可靠但是很有用的’调查工具，”参议院情报速选委员会在1999年说。
该委员会得到有疑问的数据后，便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对“测谎仪的替代技术”进行评估。最早使用这种仪器的是能源部的核武器实验室。有一位科学家在《能源部职工通讯》中发现其预期出错率约为2％。“就我们的情况而言，”他说，“这就意味着每5000人中有100 个无辜者的名誉及事业会受到站污。”
到国家安全局申请工作的人，在接受测谎测试之后，还要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测试，最后才能确定他们能否被录用，能否接触该机构的绝密材料。90％的申请人还要接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面试。
申请人的测谎测试、心理测试和实地调查等所有材料汇总后，就被提交给由人事、医务和安全等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国家安全局“申请人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该机构所谓的“完人”原则，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审查，然后举手表决通过，或者将材料交给人事部主任并由他发出“遗憾通知书”。
申请人有两天活动时间，第二天主要是听取各方面的简要介绍，其中包括一次安全简介和一次非保密性工作简介。一些最有希望被录用的申请人可以到工作区兜一圈。然而，如果让他们参观工作区，就需要提前对整个工作区进行清理——必须转移所有的秘密材料——因而很少让他们参观。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负责安全的官员一直认为，同性恋问题是一系列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关于同性恋的无谓的恐慌甚至延伸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苏联似乎有许多同性恋者，”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惶恐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真正担心的是“这类人可能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罗杰斯后来担任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他显然害怕全世界的同性恋者联合密谋。“俄国人曾经诱骗过一个人，”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个人供认说，同性恋者有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在此前一个月，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密码专家已经在莫斯科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要求政治避难，并像悔过自新会上的罪人那样交代了该机构的最高机密。这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是导致威廉。马丁和伯农。米切尔的极端行为的真正原因。但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人曾经在年轻时有过某些下流的行为时，性就立刻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背叛的真正原因。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这两个人的变节行为在白宫内引起了一阵对同性恋者的病态的恐慌。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每一位被他们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人秘密登记，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这些人列人黑名单，从而又回到了麦卡锡年代。
在上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对此事也很担心。他询问：“我们掌握的同性恋者的名单到底有什么作用？”埃德加。胡佛回答说，他那个部门“确实掌握了一份名单，而且地方主管部门获得这类情报之后就向联邦主管部门汇报”。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被登记过的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秘密而有计划地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他说，“应当交给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以确保名单上的人不被其他政府机构雇用。每一个申请人都要留下指纹。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人的指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人曾经因为这类原因被辞退，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将来再被雇用。”胡佛表示赞同，“这个主意不错。”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评论道：“这样的人一旦被雇用就很难清除，因而他们一进入政府就要把他们抓住。”
白宫的这种严厉的态度变成了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的清洗行为。任何人，只要他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有没有同性恋行为，都是清洗的对象。
有几十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这种恐慌还要持续几十年。不过时至2001年，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实例是：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员工组成的专门团体在国家安全局大院内正式成立，而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还为他们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刊登广告。
在柏林墙被推倒不到一年的时间，冷战后的首次冲突爆发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行动。
硝烟还未散尽，国家安全局局长斯蒂德曼认为美国间谍机构在这次冲突期间的表现优劣混杂一一但被他称为“对破坏制裁的人的监控”的行动除外。他说，主要问题在于几乎一夜之间把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显然在两伊战争期间，”斯蒂德曼说，“我们把伊拉克当做盟友。因此，对伊拉克这个地区，我们没有收集到大量的基本资料，对其各种实力也缺乏深人广泛的了解。我们是靠监视手段获得有关信息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深入了解对手的做法，而打仗就得深入了解对手。当时我们简直谈不上深入了解对手。”
斯蒂德曼还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曾经是情报方面的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局现在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对付伊朗的战事，4 年多来伊拉克一直接受美国的情报服务，因而对我们在根据情报得出结论和收集情报格暗号情报）等方面的实力了如指掌，也非常敏感。根据情报的基本原则，在第一回合我们就败下阵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系统早已被人渗透，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我们当今的对手展示我们的情报实力。此外，伊拉克本身就是一个讳莫如深、高度重视安全防范的国家。在美国所遇到过的对手中，这个对手是最善于防范和欺骗的。这个国家千方百计为阻止西方国家渗透刺探其实力和企图而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海湾战争期间，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情报“熔合”一一使全美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和情报管理这类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局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及时地将情报截获人员截获的情报送交破译人员、分析人员直至沙漠帐篷里的指挥员供他们使用。“实际上，从去年7 月伊拉克威胁入侵科威特起到1 月15日战事爆发这段时间，”斯蒂德曼说，“我们一直在创造一个收集、加工、分析情报的环境，加强国内与战场之间的联系。”
当部队登机回国时，斯蒂德曼展望了20世纪末漫长10年的光辉前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报世界，”他说。对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而言，到1990年，充实的年代已经结束。冷战已经取得胜利，士兵们也该回家了。曾经只知道发展壮大的群体突然间面临着裁员、经费剧减和失业等威胁。
在位于华盛顿玛丽埃塔的一个情报截获站，其灰色的办公大楼无人使用，一片萧条。“置身于杂草、垃圾和废弃的汽车之中，”一个决意重游故地的前任技术员说，“我的耳朵就听到了从办公楼旧址传来的微弱的声音。”随后，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数以百计的老鼠在垃圾堆中窜跳翻腾。
强大的冷战恐惧的浪潮几十年来一直冲击着设在遥远的山巅、北极的荒原和隐秘的山谷的那些监听站，如今正像潮水一样快速地退却。
在苏格兰的埃兹尔举行过多次遣散仪式，离这儿不远就是一座关押着许多苏联人的大监狱。在遣散活动期间，惟一在耳边索绕的声音就是一支孤独的苏格兰风笛吹奏出来的刺耳的告别之音：“我们离开这地方，就要远走去他乡。”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曾经向白宫发回了大量的情报，而如今号手吹响了最后一次“熄灯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看着国旗最后一次降下。
位于日本上激屋的指挥部会议室曾经是海军最大的监听站，如今指挥官根据秘密指令庄严地宣布关闭该站。
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卡格斯岛，在土耳其的卡拉米塞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个监听站，巨大的天线就像当年被悄无声息地安装起来一样，如今又被悄无声息地拆掉。
阿拉斯加的埃达克岛曾经是只有监听人员居住的冰天雪地的禁地，如今已在因特网上拍卖。卫星接收天线、发电厂、埃达克博物馆、学校甚至教堂都将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
加利福尼亚的因皮里尔比奇离圣迭戈不远，那里的海军监听站在使用了79年之后，迎来了最后一班岗。
许多没有关闭的监听站实际上也被弃置一旁，要么被改成了遥控工作站。埃克施泰因是德国的一座高山，从山顶可以眺望前捷克斯洛伐克，山上的小监测站的情报截获人员如今已被由奥格斯堡遥控的自动天线所取代，从这里开车到奥格斯堡要走5 个多小时。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保安和维修人员。
人员裁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局本部。在遥远的北方、北极的门户，加拿大最重要的阿勒特监听站也裁减了好几百人。同埃克施泰因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监听站一样，这个监听站现在也采用了能够接受几千英里外遥控的技术。
在大西洋对岸，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也正在经受同样的冷战后的创伤。1995年，位于切尔增纳姆的总部接到命令，在4 年内要从6000人中裁去900 人。许多监听站，包括德文郡的卡尔姆黑德监测站，都已停工，共裁员250 人。
同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一样，政府通讯总部的许多海外工作站也采用了遥控技术。
英澳合建的春迹角监听站设在香港的一座悬崖之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远东最重要的监测站之一。除了几名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撤离并转移到几千英里以外的墨尔本市区。在那儿的一座两层无窗的灰色石头楼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截获人员监听由英国设在香港的天线接收到的中国和俄国的通讯信息。“大部分（被截获信息）传回了国家安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道。监听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试验、空间飞行试验以及在中国南海引起争端的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上的军事活动。俄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成）到越南金兰湾的俄国基地的通讯信息也是墨尔本监听的对象。
但是，随着英国准备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命令摧毁其在香港的所有建筑，以排除泄密的可能性。到1997年7 月香港移交的时候，那些无窗的办公大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的岗亭成为流浪汉避雨的场所。然而，政府通讯总部还是留下了一些设备。以前曾是英国陆军威尔士亲王军营的那些建筑物已移交给了中国，在那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各种各样的监听设备。
政府通讯总部有些人担心，如果工作人员减到4500人以下，这个机构将会在国家安全局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保持4500人，我们就是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布莱恩。穆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4500人，完成政府通讯总部的中心工作就要打个问号。”然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局外人士——而且是一个以削减经费著称的人——被任命为主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代理副部长戴维。奥曼德因支持一系列在英国军队内削减经费、提高效率的主张而著称。
对于许多密码专家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秘密世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艰难而又痛苦的经历。在得克萨斯奥斯河北边的山村里，罗伯特。佩恩头顶满天繁星坐在阳台上。在这凉爽的夜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他抽着长长的雪茄，用淡绿色的杯子品着咖啡。“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事的方法、还有做事的目的，这些又有谁能记得呢？”他写道。
我们都是年轻的水兵或海军陆战队士兵，十几岁的小伙子，头上带着耳麦，坐在打字机旁记录、编码、解码、发送、接收各类情报。总是警觉万分，准备随时待命………我们在那些远离家乡的军事基地监听、监测，度过了冷战期间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但谁又理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毫无疑问，谁又能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也不清楚在整体部署中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在这夏日的夜晚，我坐在和风之中，尽力回想着我们服役过的那些基地、战舰和工作站的名称。我不知道，这些曾经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特殊的战舰和秘密基地，会不会在阴冷的历史长廊中留下某些纪念……那些基地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基地的四周围着铁篱，大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警告牌上写着：“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秘密基地安装着的一排排奇形怪状的被称为“长颈鹿”或“恐龙骨架”
的天线。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基地的名字。
另外一个前情报截获人员难过地说：“技术进步了，因此昨日的工作方式如今再也用不上了……编制缩小了，人员减少了，我们在菲律宾的几个基地撤销了，冰岛的凯夫拉维克撤销了，意大利的圣维托撤销了，巴拿马的盖雷塔岛撤销了，韩国的平泽撤销了，阿拉斯加的埃达克撤销了。”
一名退休的海军密码专家在著名的《海军研究》上发表文章写道，海军安全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用于这个小组的宝贵的经费可以用到海军内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安全小组的前景相当黯淡，该小组组长、海军少将艾赛亚。科尔不得不安慰那些焦虑不安的老密码专家们说，他们的机构不会取消。“海军安全小组还会存在，”
他大胆而果断地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费削减，“目前处境困难”。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局辉煌的年代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是人满为患，”一位国会助理人员说。1983年，国家安全局基建项目（经费总额为7600万美元，另定下一年为2 二2 亿美元）差不多占五角大楼全球范围内基建预算总额的20％。新增的两座办公大厦为该机构的总部提供了比11座纽约市世贸中心还要大的办公面积。
但到了1997年，情报部门的预算已经削减到1980年、即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的水平。可是过了不久，里根政府就允许这些幽灵般的安全人员动用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许多昂贵的监测卫星使用寿命期已过，而又无法更换。
在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间，间谍卫星的数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在用于情报的经费总额中，国家安全局所占的份额也可能减少，”海军上将威廉。斯蒂德曼在1992年4 月8 日的一次告别会上坦诚地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将要过紧日子，这就要求我们继续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斯蒂德曼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在1990年至1997年间，该机构不得不裁员17石％，而且计划到2001年使裁员总数达到24％。由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声称，整个情报界至少还要裁员10％。此外，五角大楼一位监察长在1991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是头重脚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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