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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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嗖斐ぴ�1991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是头重脚轻，高层人员过多，而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我们发现该机构的发展缺乏统一管理、统一部署，”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局缺乏足够的内部监督机制来保证该机构高效履行其职责。”结果弓！起了一场机构大改组。斯蒂德曼的继任者迈克。麦康奈尔于1992年10月1 日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副局长职数砍掉40％，中层管理人员职数砍掉29％，低层管理人员平均砍掉50％。同时，有权直接向局长汇报的人由90人减到15人。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将会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宣称。麦康奈尔对他的高层人员说：“由于经费减少，我们必须减少机构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并且建立一套效率更高的运转体制。”但是，削减人员似乎给机构的预算带来了矛盾性的影响。由于通货膨胀、职位晋升、福利提高等因素，经过压缩的员工队伍的费用随之增高。这些因素使得国家安全局员工工资总额所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1990年约占30％，而1996年接近40％。白宫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说“划拨到工资单上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投资新技术的费用，并限制了工作的灵活性”。看来，国家安全局裁的人越多，用于卫星和计算机的钱就越少。
麦康奈尔于1992年5 月份接替斯蒂德曼时，压缩编制的问题正等着他来解决。
“员工们该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业务领域，”新局长根据《业务通讯》的内容解释说，“跨专业培训、技术分类和任务涵盖等用语将来都是时髦的术语。”削减经费的这把大斧甚至要砍到一些离该机构最遥远的监听站。为了进一步削减经费，在一些还没有完全关闭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将逐渐地被军职人员所代替。由于削减人员和经费的工作将继续推人到新的世纪，所以该机构鼓励员工们参加一个被称为“如何应付变化”的研讨班，并请了一位著名的演讲者到弗里德曼礼堂做了题为“动荡时期求发展”的专题报告。
大多数人原来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几乎是最保险的，这儿永远不会发生裁人的现象。“当时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邻居和家人面临失业的危险，我们仍安然无恙，”
1992年，一个忧心仲忡的工作人员说，“而现在我们也是前途未卜，我们的处境再也不令人羡慕了。在这儿上班也不轻松。”辞职人员在离职时的谈话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忧虑。
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人浮于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码工作计算机化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霍华德。坎佩恩博士认为，这些机器本应降低人员的开支。“我原以为……这些都是节省人力的设备，”这位前任研究部主任回忆说，“我们就不会需要很多的人手了。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这一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儿。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用这些设备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没有达到更省钱的目的。但我现在仍然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少的人力来完成这些工作。机器要增加，人员要减少。”前任局长助理提了一条建议：派那些被替换下来的人去“充实‘天线’加工厂，要么就退休”。
为了缓解大量裁员的压力，1999年对4000多人采取了买断工龄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对许多要离开该机构的人员采取了一种“软着陆”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这些人员转到那些与国家安全局有重大合同关系的秘密的国防企业内去工作。第一年，被转人员将按照国家安全局的合同领取工资，一年后就可能被该企业聘为正式职工。
尽管工作已变，办公地点已变，但是许多合同还要求这类员工就留在国家安全局内。例如，芭芭拉。普雷蒂曼从国家安全局“健康、环境与安全部”的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根据软着陆计划，受聘于“联合信号”公司，而她只需搬到国家安全局的“信息系统安全办公室”工作，在那儿，她的工作就是组建信息安全教育方面的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
参加这个计划的其他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等。用于这项软着陆计划的资金来自该机构早年辞退高级官员所节省下来的基金。到1988年，该计划实施2 年，已在8 个企业安置了300 多人，从而为国家安全局共计节省2500万美元。
迈克。麦康奈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出生在南卡罗来纳格林维尔的蓝岭山麓，1966年毕业于当地的弗曼大学，获经济学学位。不久之后，他参加了海军，并以美国战舰“科利顿”号的负责损失管理的官员的身份到了越南。“科利顿”号属于涓公河三角洲河上移动部队。战争中他幸免于难，随后到日本横须贺，在海军调查部从事反间谍工作，并爱上了间谍这项工作。后来到国防情报学院学习，成了一名情报专家。
1976年，麦康奈尔被派往西班牙的罗塔担任“海军海洋侦察情报所”指挥官，从而步入了信号情报界。“四名海军军官和一名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手把手教我学习信息情报方面的知识，”他回忆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上尉，我认识到信息情报很难学，很复杂，很深奥，其深度和广度都难以理解……这次经历对我使用信息情报的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麦康奈尔还做过其他工作，如以美国战舰“拉萨尔”号军事情报官的身份巡视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后来才转到国家安全局，负责海军部的工作。接着他到珍珠港担任太平洋舰队的最高海军情报官，在此项工作中他荣获了他的第一枚星形勋章，并在担任参谋部的主要情报官、处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这类问题期间荣获了第二枚星形勋章。
在国家安全局，麦康奈尔很快发现监听工作比将截获的信息转换为完整、可用的情报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解码——“加工”——是最艰难的工作。“我有三个主要问题，”人们常常听到麦康奈尔说，“加工，加工，加工。”
翻译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个由‘用纳瓦霍符号交谈的人’组成的世界，”麦康奈尔解释说。他所指的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雇用的美国土著人，由于他们的语言无法书写记录，而且几乎不为部落以外的人所知，敌手几乎无法翻译，所以雇用他们传递秘密信息十分安全。“由于美国在其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可能卷入当地的小冲突和地区危机，因而其潜在的情报目标是多种多样的，”麦康奈尔继续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难以置信的语言方面的挑战。”
裁员和改革迫使许多管理人员下到基层，重新拿起他们昔日的耳机，回到接听信息的岗位。同样，那些过剩的身怀语言技能的人，如俄语语言专家，必须改学另一门语言，或者从头学习一种新的技术。
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更加平静，却使国家安全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东欧这些传统的目标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几乎遍布全球的新问题。1980年，情报经费预算中针对苏联的部分不低于58％。3 年以后，急需俄语专家的国家安全局要求包括宾州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在内的15所院校参与该机构的一项秘密的俄语实习计划。
可是到了1993年，针对俄国的情报经费预算只有13％，俄语人员纷纷改学新的语言。一时间“奇异的小语种”成了热门话题。
小语种长期以来是国家安全局的弱项。例如，1985年，有关方面截获了利比亚的外交情报，情报内容是讨论如何策划在西柏林的拉贝勒夜总会发动恐怖袭击的活动。然而，根据情报专家的说法，由于缺乏柏柏语的翻译人员，在解读这份情报时，延误了关键的几天时间，结果，致命的爆炸事件已经发生。
1986年，博比。英曼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警告，“语言培训能力的日益恶化”构成了“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五角大楼的情报人员与培训部主任克雷格。威尔逊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谈到，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不重视”第三世界的语言，这种现状“不容乐观”。
麦康奈尔到任一年后，克林顿总统考虑对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国家安全局开始担心找不到足够的人员担任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翻译。因而1993年4 月23日，一则奇特的广告刊登在《商务日报》上。这则广告是国家安全局军事组织“军事情报与安全指挥部”刊登的，内容是“招聘大约125 名能为美国驻南斯拉夫的军队担任笔译和口译的语言专业人才”。广告称，这项工作“将在充满危险的严酷的环境中进行”，而且政府将提供“人寿、伤残与医疗保险”的费用。
第二年，克林顿总统命令美国部队到海地去恢复秩序，此时国家安全局又出现了类似的危机，“几年前，海地危机爆发的时候，”特里。汤普森说，“我们到处寻找，当时在整个密码系统，总共只有三个人懂海地的克雷约尔语，一个在国家安全局，一个在海军，另一个在陆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到外面去找人——于是就雇用了一些在华盛顿市区给人家打杂。会讲海地的克雷约尔语的人，并把他们送到（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一幢大楼里去翻译材料。”
语言人才短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项工作做起来枯燥乏味。“你头戴耳机，脚踩踏板，坐在那儿身体前后摆动，绞尽脑汁地揣摩别人说话的含义，”国家安全局一位前俄语专家回忆道，“这是一项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极其枯燥，要求又严。
干这件工作能把你逼疯。“然而，这件工作也能使你学到很多东西，另一位俄语专家回忆时说，而他就是在监听苏联军队通过步话机讨论在塞尔维亚军事行动的对话时学会了俄语中许多骂人的话。
为了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麦康奈尔局长悄悄地向学术界求助。国家安全局资助多所院校，不但鼓励他们为院校和国家安全局培养小语种的教师，还鼓励他们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和教学资料。接受资助的院校中就有以黑人为主的佛罗里达农业与机械大学，该大学得到174 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开设较难的主要在南非使用的祖鲁语和科萨语、伊朗的法尔斯语和南亚次大陆使用的旁遮普语和孟加拉语等语言课程。
该机构的官员们希望，通过这项资助还能为该机构招聘到顺利完成这些课程的黑人学生，从而不仅建立起国家安全局的语言基地，还有助于增加少数民族员工的人数。然而不幸的是，学习上述课程的许多学生对通讯网监听工作的兴趣远不如对国际商务的兴趣，因而永远不会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致力完善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机器翻译。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晚期，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俄国人入侵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管伊朗，还有萨尔瓦多的内战。“国家安全局所面临的用各种语言和符号印刷的文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
国家安全局收到的成堆的文件都是用奇怪的语言。奇怪的字母写成的，为了找到快速翻译这些文件的办法，国家安全局求助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由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局的名义资助的这个试验项目，就是研究一项能够对几门小语种进行识别和认读的光扫描技术。这套机器最终能够翻译用不标准的西里尔字母印刷的阿塞拜疆语的报纸。前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境内以及伊朗和阿富汗境内相邻地区的几百万人所讲的阿塞拜疆语是突厥语的一支方言。这个项目涉及的语言还包括索马里语、斯洛文尼亚语、还有乔尔蒂语一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部分地区使用的一种玛雅印第安语。
如今对于那些更常见的语言，国家安全局使用系统翻译这类软件程序进行处理，系统翻译软件用包含50多万词条的俄语词典，每小时能自动翻译750 多页文本材料，用这个程序翻译技术资料准确率达90％以上。总的来说，人工翻译一页资料需要45分钟。国家安全局还开发出一项技术，使得没有语言专业知识的分析人员能在机读外语数据库中快速找到关键词和主题句。
国家安全局开发出被称为语义林的软件，从而使其在大量的词语中找出确切的含义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有了语义林，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对截获的谈话、传真、网络传输等材料或其他文字材料进行筛选，并机智地找到该机构最感兴趣的目标材料。这个软件之所以称为语义林，是因为它能够根据词义的相关性为文件中的每一个单词绘制出一棵词义“树”。在实验室试验的过程中，该软件能够通过电子过滤器对包括讲话稿和因特网上聊天内容在内的大量文字材料进行快速筛选。该项试验中的一个测试问题是：“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伊拉克经济或世界石油价格有什么影响？”起初的几项试验都很成功，其目标信息定位能力仅在一年之内就从19％上升到27％。
将话语声音，比如截获到的用各种语言和口音通话的电话录音，自动生成文稿并翻译出来，这项工作要比仅对文稿进行机器翻译困难得多。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电话录音中自动找到目标词汇，这种技术多年来一直是国家安全局的奋斗目标。南加州大学的几位生物医学工程人员最近有所突破，他们声称已经开发出第一个能够比人耳更准确地识别语音词汇的机器系统。这项研究主要是五角大楼资助的，长期以来被用做国家安全局多项合同的一个掩护。
据该大学称，此项系统能够“识别每一个说话人的身份并迅即将话语声音变成清晰的文字材料。”南加州大学的“伯杰一利奥神经网说话人独立话语识别系统”
在国家安全局被称为“说话人身份识别”，这套系统能够模仿人脑信息加工的过程，从而无论什么人说出一个词，计算机都能在目标话语中进行“语词识别”。
这套新系统从大量的白噪音中检听某些语词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人耳的能力。该系统甚至能够从其他背景杂音（如电话会议。会场和鸡尾酒会等场合的杂音）中检听出目标语词或话语。“这套系统能够以超人的灵敏度辨别出讲出同一词语的不同的讲话人，”该大学的负责人员说。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到2001年，业务量仍然很大，远非安全局的人力和机器可以解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海登说，“我们正在关注这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不会来得这么快。我们希望拿着点金石一点就说：”啊，行了，语言问题现在解决了。‘但是，很可能不存在这样的点金石。很可能你会做出一连串毫不相干的决定，并开始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鉴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对语言人才的要求更高。“海登说，国家安全局的有些语言培训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他自己就接受过保加利亚语的培训。”掌握第三集团诸语言（我认为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需要18个月，“他说，”而第四集团诸语言需要两年时间，那就是汉语、。日本语……然后再将能用那门语言进行日常工作的人培养成一名密码语言专家，即掌握了专业词汇的语言专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进行长期投资。因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麻烦主要在于我们那些频繁变换岗位的军事语言专家。一位能够雇用35年的普通文职人员，只需前5 年对其进行投资，他还能工作30年作为回报。而现役军人在这儿只服役18个月。“
国会情报委员会意识到了国家安全局的人员问题，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给予大力支持，将投人卫星和辅助人员等各方面的资金转而投向分析人员和语言人员。
“我们被授权招聘的人员数额有限，需要招聘更多的人员，”特里。汤普森于1999年末跟一些员工说，“近期的防务计划对人力资源审查组提出要求，他们打算再招聘2600人进行语言工作和情报分析工作。这项安排的原因在于，考虑人员自然减员这一因素，在未来两年内，他们可能要减少1000人，、因而需要新聘人员补齐人数。然后，他们还想另外增加大约1600人，以便承担目前的工作。”根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该机构于2000年新聘了698 人。2001年国会给国家安全局新增300 万美元用于人员招聘，另拨350 万美元用于给特需人员发放签约补贴。
正如苏联的解体开创了小语种的市场，大量开发研制成本低、性能高的编码系统和高速计算机的工作则迫使国家安全局寻找更多的数学专家，并使他们成为解码人员。现代密码学之父威廉。弗里德曼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家安全局做过一系列的演讲，他认为，密码学应被看做是数学的一个独立而特殊的分支。因而，国家安全局聘用的数学人才比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要多，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因此，全国数学测试成绩下降，学校越来越不重视数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些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局最为担忧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除非美国的数学界强大、健康。充满生气，”国家安全局数学研究部主任詹姆斯。沙茨说，“我们就不会招聘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国家安全局内有人认为，数学人才越来越稀缺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根据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说，当时“该机构内专门技术人才和多面手在人数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该机构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对此听之任之”。作为1980年停刊的《国家安全局技术杂志》最后一位主编，这位官员亲眼见证了数学和科学教育的衰微。这也是《技术杂志》停刊的原因之一。他说道，许多来稿越来越“不相干（或晦涩难懂），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还说，如果弗里德曼认为密码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安全局的员工中有很多人，即便就其专业水平而言（及在该专业内甚至在有高级职称人的范围内），与他们的业务不相称”。
国家安全局致力于扭转这种趋势，最近又启动了一项新的计划，在学术界挑选培养种子人才，以便保证数学人才后继有人。该计划以研究经费的形式每年向数学人员以及为在校生举办的暑期班提供300 万美元。该机构还为那些有前途的数学爱好者提供为期一年的休假。当时的局长米尼汉在1998年参加了一次非保密界的数学家会议，会上他表达了他的忧虑。“冷战的特点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没有人员的伤亡，”他说，“当时是在用数学家和密码学家打仗。”
1998年沙茨乐观地说：“我们打算在3 年的时间内雇用100 多名有博士学位的数学专家，实际上，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机构这样做。一所大学，要是招聘这类人的话，每年也只可能有一两个名额。”可是正如国家安全局似乎想控制其对数学人才的需求一样，该机构正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任务——招聘到足够的计算机专家。
据国家安全局编码部主任迈克尔。雅各布斯所说，现在有计算机学科学位的毕业生比1986年减少了42％，这也是引起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
冷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局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中，还有招聘及提升少数民族员工和女性员工的问题。多年来，国家安全局在聘用少数民族员工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与其他政府机构和其他情报机构不相上下。“我来国家安全局有20多年了，”
一位员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沮丧地写道，“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员工，我遭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事。在国家安全局，少数民族员工受到不管事、无权力的‘平等就业办公室’和监察机构的严重歧视……在国家安全局这里，少数民族员工无法进行正常、有效的投诉。好几起种族歧视、欺诈的案子已经报到‘平等就业办公室’和监察机构，可他们就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
还有一个人抱怨道：“‘平等就业办公室’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里从不为当事人保密。打击报复是常有的事，在国家安全局内这是人所共知的。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已不再投诉，还提醒年轻的缺乏经验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要投诉，以免遭受打击报复。”还有一个人提醒道：“如果你站出来据理力争，你就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但如果你去告发，你的前途将会接受‘死亡之吻’，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在1988年根据国会的要求对情报部门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全国公共行政学会发现，国家安全局内女性员工和少数民族员工所占比例不足。两年后，国家安全局内高级黑人员工组织“高级顾问组”对非洲裔美籍申请人和员工在聘用、晋升和事业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障碍进行了考察。他们指出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存在障碍，因而对该机构的评价不高。1993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得出结论：对于5 年前就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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