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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往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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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鹏演技很高，“打对台”也很有办法。有一次，他不但没有征得父亲盖叫天的同意，也没有和弟弟二鹏商量，便和二鹏唱起“对台戏”来。张二鹏也是武生演员，他的演技远不如张翼鹏，结果把二鹏拉垮。演出时，张翼鹏那边人头攒动，而二鹏这边却是门可罗雀，自家人给自家人来了个难堪。盖叫天闻知此事后，非常恼怒，认为翼鹏毫无手足之情，声言要与张翼鹏断绝父子关系。
旧时乡间红白事（结婚或出殡）也常请戏班唱戏。大户人家最少请两班，有意让他们唱“对台戏”，以讨个红火热闹。两个戏班唱起“对台戏”，往往是，你唱武戏，我也唱武戏，你演文戏，我也演文戏，都拿出本班戏的真功夫。有趣的是吹唢呐，甲戏班吹一个，乙戏班就一人同时吹两个；甲戏班见状，干脆用鼻子吹唢呐，乙戏班更不示弱，干脆拿起瓷茶壶吹起来……观众叫“好”声不断，把演出推向高潮。当然唱也好，吹也好，必须有真功夫，谁好谁差，观众看得很清楚。乡村戏班中艺术造诣高的人，一九四九年后都被吸收进了国家专业性剧团。
“对台戏”是一种艺术上的竞争，这必然会促进艺术的创新发展。而今，内地剧团都由国家养起来，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对台戏”不见了。
●【用京剧唱外国戏】ǎ｜ǎ｜ǎ｜ǎ｜ǎ｜ǎ｜ǎ｜ǎ｜ǎ｜ǎ｜
早在九十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人试用京剧程式来表现外国题材的戏了。一九零四年积极倡导改良戏曲的京剧名伶、剧作家汪笑侬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屈辱媚外，他激于义愤编写了一出外国题材的京剧名叫《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应该说是京剧最早演外国戏的先例。该剧取材于波兰亡国，惨遭外国瓜分的历史教训，明确表现民主思想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倾向。同年八月五日在上海“春仙茶园”首演，蔡元培先生在他主办的《警钟日报》上发表评论，称这个戏是“演剧改良之开山”、“梨园未有之杰构”。汪笑侬自己也写了一首题为
《题瓜种兰因新戏》的诗：
国香散尽野兰芳，七月食瓜热血凉，请就前因证后果，感情安得不心伤。
一九零七年六月，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组织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了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大型话剧《黑奴吁天录》。当年秋天，王钟生在上海创办的春阳社也演出了这个戏，当时没剧本，就请许啸天改编成京剧剧本，按京剧的形式演出。演员全部穿西装，虽然念白较多，但还是使用锣鼓，唱的是皮簧京腔，登场也有引子、定场诗，演员有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
第二年，夏月润、夏月珊、潘月樵等受日本留学生的影响，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建起了“新舞台”，邀请了赵君玉、赵如泉等演员，演出了根据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京剧《新茶花》，又一次轰动一时。
辛亥革命之后，有小谭鑫培之称的京剧演员贾洪林和旦角周蕙芳（艺名小桃红）在北京演出了《法国血手印》。贾洪林在剧中饰法国律师，穿西服革履，戴眼镜，留八字胡，模仿洋人口吻。这是北京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京剧外国戏。不久，上海新舞台由夏氏兄弟和毛韵珂等演出了京剧《英国血手印》。
三十年代初，尚小云排演了根据古代印度一个传说改编的《摩登迦女》，为了真实地反映异国生活，尚小云对剧中人物扮相、服饰、台步、唱腔等方面作了许多大胆改革尝试，不仅跳西洋舞，伴奏也取西洋乐器。著名琴师杨宝忠被邀拉小提琴为之伴奏，别开生面，新意迭出。在三十年代北平中华戏校还排演过焦菊隐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京剧《铸情》。
到四十年代，天津稽古社科班张春华等演出了《侠盗罗宾汉》，这是第一个以外国体材演出的京剧武打戏，戏中使用了真剑，不少格斗拚杀场面激烈，惊心动魄。
建国后，言慧珠于一九五四年根据朝鲜剧本改编演出了《春香传》，剧情揭露了官僚的腐败与残暴，具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言慧珠用梅派唱腔，委婉动听，感人至深。
一九五八年，著名作家范钧宏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名歌剧改编的京剧《三座山》，由中国京剧院张云溪等演出，文唱武打俱全，还有不少蒙古舞蹈动作，以及马术和京剧传统程式，热情奔放。
●【京城何处“戏子坟”】ǎ｜ǎ｜ǎ｜ǎ｜ǎ｜ǎ｜ǎ｜ǎ｜ǎ｜ǎ｜
旧时称职业戏曲演员为“戏子”，据说含轻蔑意，余不以为然；倘读过明代成化进士、浙江右参政陆容所撰的《菽园杂记》，便知后来所言“戏子”，实则“戏文子弟”（即戏曲演员）之简称也，岂含轻蔑之意？
清朝同光年间，京剧兴起，风靡百余年，艺人生老病死，层见叠出，而北京人惯称的“戏子坟”亦逐年迭起，其著名业冢共有四处。
北京最早的戏子坟是位于崇文门外四眼井的“安庆义园”，它是乾隆时由安徽进京的“三庆班”购置的，演员病故后皆埋于此。生前相依依，死后长相随，足见其颇重乡里之情。
安庆义园渐不敷用，“大老板”程长庚（安徽潜山人）和“春台班”（四大徽班之一）台柱余三胜遂筹资购右安门内盆儿胡同土地另辟“潜山义园”，以葬诸多同乡。
位于崇文门外南极庙街南极庙东侧的“春台班义地”，是全体演员集资于咸丰初年修建的公墓。满族著名“花脸”钱金福，虽不属于春台班，但却将其做“内廷供奉”时所得俸禄资助于义地，故同行皆谓其“大积阴德”。
上述三处梨园义地，多年无人照管而化为荒冢，于四十年代被夷为平地，并陆续变作房基，屡经变迁而难觅其遗址。
位于宣武门外陶然亭的戏子坟，系安徽、江苏、湖北三省演员集资修建，故曰“安苏湖梨园养地”。义地附近的“松柏庵”，是梨园界的“乐园”。
今日之陶然亭公园，旧称“窑台儿”，盖因窑土堆积如山而故名也。土台上有茶馆儿，名曰“窑台茶馆”，其周围窑坑累累，芦苇丛生，凫趋雀跃，野景令人迷醉，梨园老少清晨皆来此喊嗓练功，而后到窑台茶馆歇脚喝茶，相沿成习，乐在其中。
自窑台茶馆西行百余步，即为松柏庵。其庵坐北朝南，乃两进院落。前院正殿五间，系吕祖殿，供纯阳祖师吕洞宾，左右塑龟蛇二将。东配殿五间，曰“昆仑善社”，程砚秋书其匾，内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西配殿五间，供梨园界人士闲住，既非公寓又非别墅，来去自由且分文不取。
这座庙宇，尚有东、西两个大跨院，东跨院设“九皇殿”，供伏羲、神农、黄帝等远古之帝王，梨园公会每年在此举行“九皇会”，沐浴斋戒，焚香膜拜，忏悔素日浓施粉黛、糜费膏梁之罪愆。西跨院所设为“喜神殿”，每岁正月初一祀其神。
此庙之产权属于梨园公会，梨园界生、旦、净、丑各行当演员生前以此庙为聚会之地，死后则葬于庙前及其东侧的义地。被誉为“国剧宗师”的杨小楼，著名花脸“金派”创始人金少山，著名小花脸高四保及其子“高派”创始人高庆奎等名伶，皆葬此义地。
一九五二年二月，北京梨园公会郝寿臣、王瑶卿、梅兰芳、姜妙香等以松柏庵为校址，创建北京市戏曲学校，遂成立迁坟委员会，把安葬于安苏湖梨园义地的骸骨迁往南苑“集贤村”公墓。
●【梨园名流助学义举】ǎ｜ǎ｜ǎ｜ǎ｜ǎ｜ǎ｜ǎ｜ǎ｜ǎ｜ǎ｜
老北京人最爱听京戏，但最腻和唱戏的打交道，对其评价是“台上台下逢场作戏，虚虚假假无情无义”。即便是梨园中人，有时亦不免自称是“无义行”。是否属于社会偏见，姑置勿论；而诸多名伶为支援办学踊跃义演的事迹，京城有识者无不钦佩，且传为美谈。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一带，清末民初时所居贫苦回民甚多，而目不识丁者十有八九。宣统三年秋，须生泰斗马连良之父马西园、中医大夫常相臣等五位回族头面人物会商，遂于花市清真寺附近草创“文化小学”。
民国十八年（1929年），文化小学更名为清真小学，共有六班学生，其校董会由创始人马西园任董事长，其子马连良、架子花脸名优侯喜瑞、清真寺阿匐哈孝先等二十五人为董事。校董们不仅慷慨解囊资助办学，而且经常莅临学校指导工作，勉励教师敬业爱校，教育学生勤奋学习，尊敬师长。该校之校训为“勤慎诚敬”，而抱柱警句牌上则有楷书“我要帮助弱小的同学”、“我不和无心伤害我的人计较”，阅而读之感人肺腑。
三十年代末期，清真小学班次遽增，原有校舍不敷使用。经校董会研究，决定以一千五百块大洋买下花市东段北侧已变为私产的灶君庙，以备扩建教学楼新址。
为筹措这笔资金，以马连良为首的回汉两族诸多京剧名角皆欣然义演。马连良因系校董，支持扩建新校责无旁贷，故常在公演时加演一至两出义务戏。所演义务戏，皆其拿手剧目，即以做、念为主兼重唱工的折子戏加首尾而成的本戏，如《四进士》、《清风亭》、《清官册》、《范仲禹》、《一捧雪》、《串龙珠》、《十老安刘》等。在其影响和带动下，梨园耆宿萧长华、四大名旦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侯喜瑞、雪艳琴、叶盛兰等十余位名角皆义不容辞而联袂登台。
一九三九年春，马连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义演《法门寺》，由候喜瑞饰刘瑾，萧长华饰贾桂，雪艳琴饰宋巧姣，如此珠联璧合、阵容强大之义务戏，海报贴出即告爆满，可叹早成绝响矣！彼时萧长华已年逾六旬，校董会拟于演出前派车接其前往戏院，先生固辞之并欣然允诺：“不必来车接我，我走着上园子，绝对误不了场。你们用不着客气，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事，只要是公益事，我都愿意帮忙！”其言也掷地作金石声，其行也深得梨园内外人士嘉尚，曾传为佳话令世人敬仰！
清真小学靠梨园名流赞助及商界筹募，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落成新校舍（两层教学楼，教室凡十二间，并有诸多办公室及操场），并更名为“穆德”小学，盖取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译音头尾之二字也。
●【一柄锣槌传三代】ǎ｜ǎ｜ǎ｜ǎ｜ǎ｜ǎ｜ǎ｜ǎ｜ǎ｜ǎ｜
日前，笔者赴沪，友人宴请，座中有久负盛名的伶人吴富琴先生。吴先生于席间拿出一柄锣槌把玩，说到兴奋处，还轻轻敲击着膝关节，好像打着鼓点。经询问，方知此锣槌已传三代。
早在清光绪帝在位时，吴富琴之祖父吴永明在梨园界曾享有盛名，其锣打得出色，故有“大锣吴”之称。光绪帝雅好京剧，经常找着名演员谭鑫培、王瑶卿等人到宫里去演戏。“圣旨”一下，谁敢不遵？但是，却常常是一场辛苦，空手而归。吴永明是给谭、王二位打锣的，自然也经常入宫，为皇帝演出。
谁料，光绪皇帝爱看戏，更爱打锣。每次演出，他总要到后台去看看，特别注意是谁打锣。有一次，他高兴起来，拿过锣槌打了几下。但是皇帝站着打锣，庶民谁还敢坐着？这却苦了必须坐着打鼓的，也只好站起来打。从此宫中演戏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鼓的都得站着打。一场戏几个小时，打鼓的就要站几个小时。
一来二去，光绪皇帝对吴永明打锣格外感兴趣，便提出叫吴进宫教他打锣。可是吴家境贫寒，靠打锣挣钱糊口，哪有工夫去陪伴皇帝玩耍啊，心里有苦，嘴上也不敢说。
光绪皇帝学了一阵子，问吴永明：“我怎么就打不出你的那个韵味儿来？”吴永明说：“这是个功夫劲儿。”光绪说：“那好，你就常来教我吧！”
吴永明三天两头到窗里教皇帝打锣，耽误了演出，不能挣钱养家，渐渐家里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有当铺，穷人可以拿旧衣服或者别的东西到当铺当几个钱，到时候还钱付利息，再把那抵押的东西赎回来。吴永明只好向皇帝请假去典几个钱，好买粮糊口。光绪说：“好吧，你先把锣留在这里，我练练工。”皇帝的话必须唯命是听，吴永明只好心疼地留下大锣，拿着一柄锣槌走出了皇宫。从此，光绪皇帝再也没有叫吴永明进宫教他打锣。
以后，吴永明将这锣槌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这就是吴富琴先生手里的那柄锣槌。吴富琴今年已八十四岁了，谈起往事，不禁戚戚然。最后，他转述其父临终时嘱咐的一席话：“把这柄锣槌传下去，永远记住咱艺人的苦处。”
●【戏曲演出中的“忌讳”】ǎ｜ǎ｜ǎ｜ǎ｜ǎ｜ǎ｜ǎ｜ǎ｜ǎ｜ǎ｜
戏曲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戏中事，戏中人，往往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这样，有些戏说到了某人某事，且又是“丑化”或不恭的内容，演起来就得有所“忌讳”；尤其是，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一旦认出某戏是在影射自己或与自己“冲克”时，那么这出戏也横遭厄运了。
比如说，明代故事戏《玉堂春》，“起解”一折中苏三有一句唱：“洪洞县里没好人”，这本是苏三针对自己遭遇的一句气话，并非说山西洪洞县都是坏人。就因这么一句唱，多少年来，山西洪洞县不许演出《玉堂春》。
还有，有人考证说《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潘金莲是河北省清河县人，生活中的武大郎为魁伟男子，还做过县令；潘金莲更是贤妻良母。而戏中却将武大郎丑化一番，把潘金莲写成淫荡之妇。所以，在河北清河县就不准上演有关武大郎、潘金莲的戏。
慈禧太后是个戏迷，常有戏班到清宫演出。但是，凡是剧中带有“羊”字的戏，一律不得演出，如《牧羊圈》、《洪羊洞》、《苏武牧羊》、《龙女牧羊》，一律禁演；甚至连《玉堂春》中苏三唱的“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也得改成“我好比鱼儿入网有去无还”。为什么？因为慈禧生肖属羊。
有些凭自己手中大权禁止某个戏演出的，也不乏其人，留下了历史的笑话。
北洋军阀曹锟也是个戏迷，他原来也爱看京剧《捉放曹》。这出戏说的是曹操谋刺董卓未成而逃，董卓下令捉曹。曹操逃至中牟县，被官吏所擒。中牟县令陈官深恶董卓专权，不忍捉曹，乃弃官与曹操一同逃走。曹锟发迹前曾多次看此剧，可是一九二三年他用贿选手段当上大总统后，便对剧名中的“曹”字特别忌讳。因为他怕老百姓将戏中之“曹”理解为曹锟之“曹”，使自己也像曹操那样被捉被放，因此下令禁演《捉放曹》。他对另一出《击鼓骂曹》，同样加以禁演。然而这两出老生、净行角色并重戏，观众爱看，于是艺人们只好改戏名，将《捉放曹》改为《中牟县》、《陈宫计》，将《击鼓骂曹》改为《群臣宴》、《庆祝元旦》，但戏的内容丝毫未变。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果真被捉，软禁一年有余。一九二六年四月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才被放。这可称之为一出现代戏《捉放曹》。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头子，一九二七年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最高统治者。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二九年南方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泰军败退，张作霖只好考虑回东北奉天老家。正在这时，梅兰芳推出了新戏《凤还巢》，戏的情节虽然讲的是兵部侍郎程普的女儿雪雁、雪娥的婚姻喜剧，与张作霖毫不相干，但张作霖做贼心虚，心中思忖：“凤”即“奉”也，《凤还巢》不就是要我“奉还巢”吗？这不是公然轰我奉军回老巢奉天吗？于是，他下令禁演《凤还巢》。不过，泰军还是被赶回东北，张作霖亡命途中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而《凤还巢》却成为梅派代表作，越演越红火。
●【“鬼戏”面面观】ǎ｜ǎ｜ǎ｜ǎ｜ǎ｜ǎ｜ǎ｜ǎ｜ǎ｜ǎ｜
在中国戏曲艺术中，“鬼戏”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历史久，剧目多。无论男鬼女鬼、哭鬼笑鬼、大鬼小鬼，或是天上的鬼、地下的鬼，应有尽有，大有《西游记》、《聊斋》中的鬼，小有“探阴山”、“活捉王魁”中的鬼。这些鬼，都是人格化了的，观众心中都明白，并不把它们看成本来不存在的“鬼”。舞台上的这些鬼，反映了生活中的正义与邪恶、真善美与假恶丑，故而历来受观众欢迎，“鬼戏”久演不衰。
鲁迅对这些来自民间传说中的鬼戏一向是赞羡的。他在《社戏》、《无常》、《女吊》中，直抒胸臆地写下了他儿时观戏的情景。他说：“我至今还确鉴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地正视这鬼而人、情而理、可怖而又可爱的活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与笑，口头上的硬语与诙谐。”又说，“那带复仇性的，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实在是我们戏剧的创造。”
一九四九年后，内地文化部门曾公布过一批“禁演剧目”，其中有一些属于“鬼戏”。从多年的实践看，有些不大健康的“鬼戏”应该禁掉，如四十年代常演的《僵尸复仇记》、《黄氏女游阴》等。但有不少“鬼戏”，根本没有必要禁演，如《钟馗嫁妹》、《奇冤报》。《钟馗嫁妹》是京剧女武生裴艳玲的代表作，这些年曾多次来港演出。钟馗虽然是鬼，形象丑陋，但他是美的化身，是反抗恶势力的人物，值得称道。《奇冤报》又名《乌盆记》，是一出宋代故事戏，表现一个叫刘世昌的人，在外经商，携仆归家途中借宿于窑户赵大家中。赵大夫妇图财害命，杀死刘世昌及仆人，并将尸体剁为肉泥，烧成乌盆。有一个叫张别古的人以打草鞋为业，一日他到赵大家中讨债，赵大以乌盆作抵押。张别古携盆回家，刘世昌冤魂乃向张别古尽诉前情，请代为伸冤。张别古带乌盆至包拯处告状，包拯遂审判了赵大，刘世昌的冤案昭雪。这是一出公案戏，情节跌宕，唱腔优美，许多著名老生演员都演过刘世昌。戏中的“鬼”并不让人可怕，反而令人同情。刘世昌被害后上场，头戴青纱，身穿■衣，双手下垂，是个“鬼”的形象，此乃戏曲舞台上悲喜剧的处理手法，不足为怪。
其实，许多“鬼戏”中“鬼”的形象不仅不给人可怖之感，反而给人以柔曼凄婉之美感。如京戏《活捉三郎》和《李慧娘》中的女鬼；话剧《哈姆雷特》中的洋鬼，《钟馗嫁妹》中的钟馗，观众看后往往感到神韵横生，激荡回旋。是可谓：“鬼戏”美耶，美哉！
●【《大劈棺》和《纺棉花》】ǎ｜ǎ｜ǎ｜ǎ｜ǎ｜ǎ｜ǎ｜ǎ｜ǎ｜ǎ｜
《大劈棺》与《纺棉花》这两出京剧，在四十年代的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戏曲舞台上，曾经风靡了许多观众。
《大劈棺》里的田氏与《纺棉花》里的王氏，都由旦角女演员饰演，所以当时的观众或戏剧报刊咸以“劈纺坤伶”称之。
京剧《大劈棺》又名《蝴蝶梦》；它取材于《警世通言》卷二，及《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弋腔、秦腔、徽剧均有《蝴蝶梦》，河北梆子有《庄子扇坟》，而川剧则有《南华堂》，故事情节大同小异。
故事描述的是：庄周得道，路遇新孀扇坟，盼土快干，以便改嫁。庄周因此回家试探妻子田氏。他伪装病死；成殓后，却幻化为楚王孙，携一书童来吊唁。田氏见王孙英俊年少，顿生爱慕之心，拟嫁之。洞房中王孙假装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劈棺取庄周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无地自容，终致自戕而死；庄周亦弃家而走。戏中田氏多由花旦行当中的“刺杀旦”应之，因剧中表现田氏见庄周从棺中跃起之惊吓状，有许多扑跌身段。按旧日的表演而论，田氏与《战宛城》的邹氏、《乌龙院》的阎惜姣、《翠屏山》的潘巧云、《挑帘裁衣》的潘金莲均属于“刺杀旦”一类的角色。
《纺棉花》的剧情是：有银客张三者，离家出外经商，三年未归。其妻王氏思夫，于纺棉花时歌小曲自遣。适张三归来，在门外窃听，又抛银试之，妻为所动，开门，夫妻相会。
这出戏故事情节很简单：演者着时装旗袍，高跟皮鞋，浓妆艳抹，在舞台上以唱时代流行歌曲为炫耀（如电影《万世流芳》中的插曲《卖糖歌》、《戒烟歌》等），专迎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
四十年代予居北平时，京剧界坤伶咸以演《大劈棺》、《纺棉花》为招徕。当时上海报刊发表署名文章，以《歌场新咏》为题，写梨园打油诗六首，其中一首是咏《纺棉花》的。诗云：
棉花纺得软绵绵，
究竟坤伶玩艺鲜。
还有“劈棺”拿手戏，
斧头劈出大洋钱。
三十多年来，因《大劈棺》宣扬封建迷信，并有色情台词及表演，大陆一直未曾演出。近闻昔有“劈纺花旦”之称的童芷苓，在上海将《蝴蝶梦》改编试演，大概会有所创新，但愿将来能一饱眼福。
●【名伶关德咸之死】ǎ｜ǎ｜ǎ｜ǎ｜ǎ｜ǎ｜ǎ｜ǎ｜ǎ｜ǎ｜
国剧在北京主要有两大科班，一是富达成，培养出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期学员，一是中华戏曲学校，培养出了德、和、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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