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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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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
性所报的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
产生的主要根源。党。。希望革新机关，并提醒它：它是党的机
关，是由党选出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但是，争论带有明显的人
身攻击的成分。特别是越到后来，这种特点越明显。由于托洛茨
基已经被定性在“分裂党的派别”上，党内听不进这种理智的批
评。据苏共历次党的会议文献记载，每当托洛茨基或其他什么已
经被看做派别领袖的人作类似的发言时，会场上总是伴随着“胡
说！
“”污蔑！
“”滚下台去！
”这样一些完全情绪化的粗鲁叫喊。
所以，辩论的结果，又是托洛茨基陷于孤立，承认错误。
年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
”，解除了他的主要职务，并决
定继续在全党开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揭露它的“反党”、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两次挑战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的完结。相
反，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机关、特别是书记处
的手里，党内政治力量失衡，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一轮接一
轮、一浪高过一浪地继续进行。托洛茨基的挑战失败后，原先与斯
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
他们围绕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相互间的批评看上去
是由于看法、观点的不同，实际上仍然是围绕权力问题进行的
季、加等人认为斯大林权力过大，需要限制，而斯大林则针锋相对。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
在党的十四大上遭到失败。新反对派被定性为具有“托洛茨基主
《真理报》
年
月
第 95 页
义孟什维克主义的实质”，而季、加等人被看成“是一些伪装
得不高明的托洛茨基分子”。
两个失败了的反对派不甘就此罢休，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
斯大林。在
月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
两个反对派捐弃前嫌，实现了联合。然而，联合没有壮大反对派的
力量，倒是其显而易见的派别特点成了他们的致命伤。斯大林抓
住这一点狠狠打击。经过一年多激烈的斗争，在
年
月的
中央联席会议和
年
月党的十五大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为首的一大批反对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党的十五大给他们的
定性是十分严重的
“：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
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
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
具。
”
其实，就党内这些辩论的内容讲，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探
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范围。很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党的领袖
们对列宁思想理解的深度和角度不同所致。其中的观点和看法，
有的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有的只是着眼点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方
案。这些问题包括：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
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通过什么途径来
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是什么关系？怎样概
括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怎样估计党内状况和存在的弊端？怎样
看待世界形势和世界革命？等等。在领导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的
情况下，存在意见和认识的不同毫不奇怪，发生争论也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处理矛盾和争论的方式方法。为了在辩论中取得胜
利，双方都要极力证明对方的不正确。这就使得辩论的火药味越
来越浓。如果说，在争论之初，双方都还能比较客观地探讨问题的
话，那么到后来，就发展到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例如，在最
初的争论中，斯大林等人承认托洛茨基不是主观上想分裂党，反对
第 96 页
有人提出的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割除
”政策。但到后来，这种主张
完全改变了。斯大林公开赞许使用极端措施。他宣布：“有人会
说这是高压手段。是的，这是高压手段。高压手段在我们党的武
库里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不可以用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失
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但被扣上了“反党”、
“反列宁主义
”的帽子，而且还被逐步降职、褫夺职务，直至最后
“自绝于党”而被开除出党。连本性善良、最初不同意对反对派采
取组织手段的布哈林，后来也同意采用组织手段。反对派对斯大
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的攻击同样是变本加厉的：从批评党的
机关的“官僚主义蜕化”，到认为斯大林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思
想路线，把他看做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代言人。
争论发展到后来是如此失去理智，以致托洛茨基开始看到政
治迫害乃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可能。“我担心你们正要像乌
斯特里亚洛夫那样，即像热月派篇章那样来枪毙我们。”到
年，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公开谈论的话题。托洛茨基在党的会议上
称“：斯大林为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当前任务就是分裂党，清除反对
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
”他预见到这种做法对党的肌
体的危害：“组织上的恐怖制度不可能仅仅限于对付所谓意识形
态上的异端邪说，不管这些异端是真的还是臆造的。这种制度不
可避免地一定会渗透到（党）组织的整个生活和全部活动中去。
”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失败带有必然性。这样说至少有
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反对派反对的实际上不是个别人，而是一
个群体。这个群体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
益。支持它的是高度集权体制的受益者。这一点，决定了理论论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②《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
页。
《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
页。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
页。
第 97 页
争背后隐藏的权力斗争的本质。二是，反对派的论点有时是正确
的，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却是过时的派别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
被列宁所否定。正是这两条，使反对派处处被动，如同一个人，要
同一群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决斗，却又穿一副老掉牙的盔甲、手持长
矛，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被击倒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通过把所有与之意见相左
的领袖人物从政治上完全搞臭的办法，斯大林确立了他在党内的
统治地位，结束了列宁去世后的过渡时期。斯大林成了列宁开创
的事业的合法继承人。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斯大林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其对党的建设的探索的。
所谓探索，首先是继承。斯大林的继承是怎样的一种继承？由于
认识和水平所限，更由于党内斗争的极端化，决定了其理论的不可
避免的片面性。他的继承带有很大的缺陷。和反对派一样，他对
歹宁的理解也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总体认识没有、也不太可能达
到列宁的深度，没有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许多重要方
面还严重背离了列宁的思想，最终形成了集权的模式
或许可以
这样说：斯大林更多地继承的是列宁党及其活动的外在形式，而不
是其灵活、辩证的内核。
教条地、绝对化地对待列宁的思想，把这些思想产生的时代背
景抛在一边这是斯大林对列宁的继承的最大特点。关于列宁
思想和斯大林思想之间的区别，德国学者鲁道夫
巴罗有一个十
分准确的描述。他指出：“列宁采取的措施，是同当堡垒受
围困
时为了生存而发生的残酷斗争相联系的，这种措施不应该在已经
发生变化的新环境中，成为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无可挽回的
限制。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把列宁贯彻过的所有事情（如禁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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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存在，使党内不可能形成另一翼），都一成不变地确立下来，使
早先的、最初的、适合于非常情况的结构形式固定下来。
”麦德维
杰夫的说法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
“：总括起来说，斯大林并未破坏
年代初奠基的政治体制机制。因此，他并不是推翻基础的人。
但他发现、掌握并发展了体制中所包含并已付诸实施的东西中最
不好的部分。
”“斯大林主义是产生于我们的社会、我国和我们的
体制内部的现象，因此要把斯大林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同列宁执
政时期的事情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革命与斯大林时代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次革命都会创造出几种可能性、几
种选择、几种发展方案，而斯大林主义则把其中的一种变成了现
实。
”③
斯大林设计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外部特征上，这种体
制和列宁时期的党十分吻合。就党的建设方面而论，反对派反对的
就是这个体制，而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屡屡获胜，组织上依
靠的也是这个体制。为了增强这个体制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斯大林
采用了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基础。年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会议引用列宁的话，并把它作为“党的出发点”
“，党的出发点
是：‘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
’
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
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得不实行的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当成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惟一模式。
［德
鲁道夫
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页。
③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分册，第
页。
第 99 页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论述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
时，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论列宁主义基
础》和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列宁主义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被描述为有六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第
二，它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第三，它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
最高形式；第四，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五，它是意志的统
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第六，它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
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在这里面，除了集中、纪律、专政
外，我们是看不到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痕迹的。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概括了苏共党的建设
的六条基本经验：第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的队
伍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派别，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
获得胜利；第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同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
的斗争，不打垮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
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第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
而骄傲起来，不再注意自己的缺点，害怕批评，那也当不了无产阶
级的领导者；第六，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同广大群众保持广泛
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不向群众学
习，那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在这六条经验中，我
们同样感觉不到这个党是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既有党内民主、
又有集中的党。
集权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和强化。它导
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变形，也导致了党本身和党的运作的重大变
形。这个变形的过程是用沉痛的教训写成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 100 页
第六章
党政关系的变形
在斯大林党建模式体现出的一系列变形中，最根本、最具决定
意义的，是党和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形。党被放到了权力体系
中的不恰当位置，处在权力的直接腐蚀之下。这样的国家和党，不
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控制，使官僚主义盛行，人民失去主人
翁感，而且反过来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使党、国家和人民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正是党和国家关系的严重变形，引起了党群
关系、党内关系等方面的异变，党逐渐失去了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工
具的功能。
异变的起点：不同的国家观
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就不能正确认识执政党的位置，不能正确
认识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惟一的执政党来说，这
是很危险的。斯大林时期党政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搞混、搞乱了
二者之间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以往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尽管斯
大林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的语录，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根本问题，二者在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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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重大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忠实于他们思想原意
的理论家往往把国家当做一个终归要消亡的实体来研究，斯大林
则倾向于把国家作为永恒的现象来看待。按照马、恩、列的逻辑，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官僚主义集中制。因为社会主义是从下
而上组织起来的劳动集体的自治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允许政治同
经济分离，不允许出现同劳动者异化、不受社会监督的权力机关。
劳动者集体担负起许多政治和经济职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由生产者自己决定他们同意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保留什么类型的
机构符合他们的利益。生产者关心的是怎样能少花钱而又在最短
的时间内创造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做到这一点
的先决条件是国家逐渐非政治化，国有财产社会化，这样就能真正
实现“廉价的管理”。而从斯大林实践看，国家更像是一个无所不
能、替人民包做一切事情的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应当实行中央集
权，由上层来管理，应当关心公民，应当乐善好施。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就必然会被扭曲。
我们知道，在党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应当如何
处理的问题上，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诚然，如前
所述，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其关系，列宁也不是十分清楚
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一系列文章、著作中，列宁在论述党政关系
时没有理清“领导”
“、管理”
“、总的领导
”等之间的区别，并且坦
率承认有时无法分清。这表明列宁对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之中。而
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则作指导，已经开始出现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过无论如何，列宁绝对不是从简单
的党政分工或党的机关与政府机关共同瓜分公共权力的意义上提
问题的。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党政分开”的提法。但是，他对“党政分
开
”思想的理解，不是离真理近了，而是离真理更远了。他实际上
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国家主权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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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党政分开就是党来作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
些决定。斯大林断言“，党管理国家”
“，党是政权的核心”。党
的领导就是党的机关作为上级机构对政府进行指挥。“我们的苏
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
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
的最高表现。
”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只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
斯大林才去谈论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无产阶
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
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按照这一思路，党就是行使一部
分国家权力的机构。这就注定了党和政无法分开
“，党政分开
”只
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实践中日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与此密切相联。
斯大林也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国家看做有可能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他的说法是：苏维埃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
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
的反抗就愈猛烈”。但他开出的处方，不是让社会（包括党）来监
督权力机关，而是把国家的权力向党的机关转移。他强调，党作出
的决议，发出的指示和口号，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
”
“，具有法律
效力”。在党的十七大上，基洛夫还提出了一个历次代表大会都
闻所未闻的建议：“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
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对这样一个显然非常可疑的建议，大
会代表没有提出确切些说，是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看法，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页。
《斯大林全集》第
月版，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第 103 页
而是随即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起立
”。把
领袖个人的指示等同于立法，带来的后果很快被实践所证明：权力
没有被控制住，而是变成了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个论点的批注很能说明他在党和国家关
系问题上的观念。托洛茨基认为：“党集中掌握总的领导权。它
不直接参加管理，因为它的机关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斯大林的批
注是
“：这意味着党不存在了。
”很显然，斯大林在这里面有自己
的逻辑：党要体现它的存在，它的机关和各级组织就必须直接参加
管理。如果说，斯大林在大量的著述中为了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观直接发生矛盾而拐了许多弯子，从而显得含糊、不明确，那
么可以说，这个批注道出了他的真实思想。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和观念用来指导实践的结果，就是党的机
关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斯大林按照这些思想和观念确立了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模式，党通过行政手段全面控制国家和社会。
从
世纪
年代中期起，党的机关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
响。它们集中了越来越大的实际权力，同时又不受选举机关的监
督。这大大促进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并且党自身也迅速官僚
化了。如果说，在
年以前，党的书记处还在某种程度上遵循
了全面负责党员分配、但不干预对工农业的日常管理的传统的话，
那么，在这以后，这个机关开始全面插手这方面的工作。
年，
在苏共十六大上，卡冈诺维奇强调，党的现有机构完全不能满足对
干部的需求，因为干部的需求大大增加。解决的办法是将组织分
配部分成两个部门，即组织指导部和分配部。组织指导部只负责
确实是党的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的分配，并监督地方党组织。分配
部则负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分配。它分成
个处，负责国民经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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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各个部门，如轻工业、重工业、运输、农业、财政、计划和贸易。
每个处专门负责本部门人员的分配工作。
年，又设想把各主
要生产部门党的活动和管理工作全部集中到一个部门，书记处因
而改组为
个部：农业部、运输部、工业部、计划、财务及贸易部等，
个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列宁主义宣传部、党领导机关部、两个行
政部、特务部。
年，党的部门再度改组：一切人事工作集中在
干部管理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宣传鼓动委员会，保留了
年管教育和管农业的两个部以及特务部，建立了事务管理部
和管理下属党组织的组织指导部。在共和国一级，党的书记处也
进行了和中央相适应的变动。到
年，书记处已经设有以下各
部：宣传鼓动部，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事务部，农业部，轻工业部，
重工业部，运输部，计划部，金融贸易部，行政部，妇女部，学校部，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文化艺术部。有些地方还有工程部，建筑材料
部，木材和造纸部，石油部和水产部
。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围绕党的机关对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
直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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