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部，木材和造纸部，石油部和水产部
。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围绕党的机关对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
直接控制这个主线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党包揽国家和社
会一切事务的完整的体系。
“万能
”的党政机关
要想知道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包揽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
程度，这可以通过无数俯拾即是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农民种地。在斯大林体制下，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
怎样种，什么时候收割等，都不是由农民自己、而是由党的机关和
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向集体农庄庄员颁
①［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第　105　页
布的首要纪律，就是完成产量定额指标并把规定的数额上缴国家；
只有在这前提下，才可以将种子及其他产品供给农庄庄员。这样
做的目的是防止种子被吃掉。赫鲁晓夫几次建议应允许农民在把
粮食上缴国家之前留下种子，均被斯大林否决。农民根本不知道
国家拨给的种子的特性，对种地也就失去了积极性
。
为了提高收成，乌克兰农民采用浅耕的方法耕田。浅耕的理
论是由一位教授在萨拉托夫研究发展出来的。但浅耕操作曾被宣
布为“违法”，实行这种耕作方法的人居然会被付之审讯，在有些
情况下甚至被判处死刑。那位发明浅耕的教授本人就是因为其主
张而受到了惩处，并被关进了监狱
。
世纪
年代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曾有一场关于春小麦
和冬小麦问题的争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过细干
预。在乌拉尔地区，种植春小麦能够获得较好的收成。鉴于此，斯
大林决定在全苏推广春小麦。但是，春小麦对于乌克兰这种气候
和土壤条件的地方并不适宜。然而，当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疑义时，
斯大林粗暴地要求他作为决议来执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赫鲁
晓夫也因此惹怒了斯大林，而且差一点遭遇厄运。后来，尽管推广
春小麦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却没有人再敢提出反对。只是由于赫
鲁晓夫在战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被斯大林接受时，才由斯大林
亲自宣布，不再强迫乌克兰种植春小麦。
又如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和对工业、农业的干预相比，党
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行琐碎干预，更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撇开那些被认为事关重大政治方向的思想理论讨伐（如哲学
上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文学上对“拉普”的批判等）不说，这种
干预甚至深入到一篇文章、一出戏。例如，年第
期《无产阶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06　页
级革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列宁同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错误斗争的功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列宁在战
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就是这样
一个完全属于枝节性的学术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
大林亲自著文，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
该杂志允许该文发表提出“坚决抗议”，并用“反党”
“、托洛茨基主
义的私贩”
“、伪造者”
“、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大帽子，上纲上线，对
文章的作者进行批判，还采用行政手段，对编辑部进行改组，对作
者及与作者有关的学者给予审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解职等处
罚。
对歌剧《伟大友谊》的处理也很典型。这是一部从内容上说
平淡无奇的歌剧，和其他歌功颂德的剧作并无二致。但该剧在音
乐方面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探索。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探索触怒
了斯大林。为了这么一部歌剧，年居然由苏共中央作出《关
于穆拉得里的
伟大友谊〉歌剧》的决议，谴责这部剧在音乐和结
构等方面的问题。该剧的探索被断定有“形式主义偏向
”，一大批
著名作曲家受到点名批评。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涉及面从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的广
泛领域。影响较大的如生物学方面的争论。苏共中央直接充当这
场纯学术争论的裁判者，荒谬地判定李森科一方正确，代表无产阶
级；另一方错误，代表资产阶级。大量的新学科，如遗传学、共振
论、心理学等，都被宣布为伪科学，大批科学家随即受到迫害。
有时斯大林过问的事情之细令人不可思议。从某些方面看，
他更像一个勤政的沙皇。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曾亲自
下命令建造现代化的收费厕所的事情，还是当做“工人阶级领袖”

第　107　页
。斯大林反对在莫斯科开设无轨电车，理
由是他认为，无轨电车通过中央电报大楼门前的斜坡时肯定会翻
车。当好不容易试车成功后，斯大林勉强同意了，但设双层电车的
设想，在斯大林那里则无论如何也通不过了
的优秀品德来描述的
。
党对国家、社会甚至私人生活的全面干预，使党成为矛盾的焦
点。这无助于党的威信的提高，反而会导致对党的信任感的下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党无法保证不犯错误，不出现失误。如果说，
在斯大林高度封闭的体制下，这种错误和失误还能被精心掩盖的
话，那么，只要这个密闭系统稍微松懈，弊端就会奔泻而出，就像后
来真的出现的那样。
错误的暴力导向
失去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往往恶性膨胀，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斯大林政治模式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以“党的领导
”名义进
行的专政，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命令制加恐怖的实施体系。党
和人民实现目标的工具异化了，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而
苏共被逐出历史舞台，极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
谅它的这一恶行，不愿再回到这种体制中去。
国家机器的异化，突出体现在斯大林培植的国家安全机构逐
渐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甚至党的机关也不能除外。赫鲁
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在的莫斯科党代会就有这种情况。
“提名为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委员的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由内务人民
委员部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也好，就整个党来说也好，都
不能再提拔自己的成员。在评价任何党员的工作，决定其是否能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08　页
选任党的高级职务等方面，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说了算。
我们已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以为上述做法有助于地方党组织揭
露钻入党内的敌人。年夏，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特别
决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以逮捕中央委员的临时权力。而在以
前，逮捕一个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必须经中央委员会的批
准。
至于国家机器的异化所达到的程度，反对苏联制度的西方敌
对势力显然经常大加渲染和夸大事实，不可轻信。但是，对有些特
殊人物的看法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例如，美国人约瑟夫
戴
维斯这样描写道：“这里的恐怖统治令人胆颤心惊。全国上下都
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秘密警察（往往于凌晨
点至
点）的夜
袭，使每个家庭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一个人被带走以后，几个
月没有消息，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在餐馆服务中心，每天都能
看到，人们面带惧色，交头接耳，谈论着新的被捕者，新的判刑者，
朋友间彼此牵挂。由此可见目前人们的心理以及恐怖统治的程
，
度。
戴维斯何许人也？此人
年代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回国后
写了《出使莫斯科》一书。书中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表示了极
大的好感，不但认为苏联对反对派的审判公正、可信，而且相信布
哈林确实卷入了谋杀斯大林的阴谋活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是德国的间谍。苏联外长李特维诺夫称他的书“向读者呈现的是
准确无误、实事求是的历史纪实
”。这个评语，用到他对恐怖气氛
的描写上，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在斯大林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反对“人民的敌人”的运动
实际上接连不断：继工程师一破坏者“案件（
”“工业党”审判案）
①《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页。
②［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09　页
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恰
亚诺夫等人（“农民党案件”），此后
之后就是迫害农艺师一科学家
斯米尔诺夫一
艾斯蒙特案件
“、克里姆林宫案件”和“莫斯科案件”、反对“民
米留亭和
年的“乌克兰解
族倾向分子”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
放联盟事件”中，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被打成“民族主义
者”，罪名是“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
从事破坏活动”。这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离奇了。随后的对托洛茨
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军队工作者、党和政府其他
领导人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审判，年对共产党员和非党
人士的大规模清洗，最后还有镇压政治犯（拉科夫斯基、斯皮里多
诺娃等人）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镇压军事领导人的运
动，其罪名更是匪夷所思
战后又有对战争中苏军战俘的镇压。
年
月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从
年到
年，在苏联
约有　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
多万人是在年间
被镇压的。如果仅凭这些数字还难以形成完整的概念，那么我们
可以拿一个历史数字来作比较
“：俄国
世纪，在
年中由于政
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名，死在监狱里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
百名（最多几千名）。”①
被公认能比较客观严谨地运用史料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
供的数据被人们广泛引证。他认为，整个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囚禁
人数为万人。仅年间进行的政治清洗
就涉及万人，其中
的人被枪决。下面是这场肃反
运动的一些具体数字：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
名委
员，在斯大林时期有
人被处决；名师长中有人被处决，名旅
人被处决或病死狱中，人被逐出苏联。
名元帅中，有
①［苏］罗
亚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0　页
人幸存。航空国防
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
发生在布哈林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恐怖心态。
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布哈林已经受到谋杀的指控，处境非常
艰难。十月革命节那一天，布哈林决定到红场去。但他不是作为
苏共的领导人走上列宁陵墓的，而是作为《消息报》的主编站在观
礼台的一侧。这时，站在观礼台上的斯大林远远看见了他。过了
一会儿，一个哨兵走过来。布哈林立即以为，这是斯大林派来逮捕
他的。好在哨兵向布哈林敬礼，并转达斯大林的口信
“：布哈林同
志，斯大林同志请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并请您上列
宁陵墓！
”但是，月，对布哈林的指控更加肆无忌惮，以致布哈林
几次想开枪自杀。一天，一群内务部的人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
家中。正要动手搜查，电话铃响起。原来是斯大林向布哈林问候，
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布哈林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情况后，斯
大林生气地呵斥
“：叫他们统统都滚出去！
”搜查也就没有再进行
下去。
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有的人则为之辩
护，说斯大林显然并不知情。就事情本身作出判断的确是一件不
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失去约束、走向极
端专制的国家机器，通常是用人的鲜血作润滑剂，运作才会顺畅。
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苏共的领导失去了道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戴
维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人类固有的尊严会产生对压迫的极大不
满。任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无法补偿思想、言论的自由和个
人感情上所遭受的劫难。
”
应该承认，斯大林对实施恐怖、践踏法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说这一点有充分的依据。
人被处决，海军舰队司令员只有
长中有
月
年
日，根据斯大林的
［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1　页
指示，未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作出了
《关于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若干修改》的决定，强
调有关恐怖行动的案件应当在
天内完成审讯。审理案件时不
准旁听。对判决不准上诉，不准请求赦免，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
行。
年，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
机关对被捕者采用体罚手段。
年再次要求必须采取这样的
手段。他强调，体罚方式作为一种例外今后也应当采用，对于公开
的和拒不缴械投降的人民公敌来说这是完全正确而可行的方式。
到斯大林晚年，他个人性格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方面被高度集
中的权力进一步放大了。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案件，
来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例如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
件等。这些案件的离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医生案
件
”，首先源于斯大林的疑神疑鬼。他曾经过问，为什么同一个医
生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个人治病，这两个人都死了。在一
次例行检查身体中，给斯大林检查身体的著名医生维诺格拉多夫
发现斯大林的身体状况不好，于是在病历上写道，必须立即使病人
完全停止一切活动。知道这一建议后斯大林非常愤怒，认为医生
是想利用职务之便阻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为此，斯大林命令
逮捕了维诺格拉多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件事发生后，克里
姆林宫医院马上就出现了“揭发者”和“告密者”，一大批医学家被
捕入狱。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死，那些被抓起来的专家和医生的命
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斯大林还亲自参与了某些恐怖事件的处理工作。斯大林的女
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
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
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
的说了一句：‘好吧，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
不是提问，而是肯定语气，是答复。他不是问，而是提建议：汽车车

第　112　页
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
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第二天，斯大林告诉女
儿，他们的一个熟人因车祸死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死后离开了祖国，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对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使用暴力带来的国家性质的异化和党本身的异化，对党和国
家与人民的联系产生的消极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早在
年，列宁就深刻地指出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
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
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
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
”
热衷于恐怖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爱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
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之合作。但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与本党的主张发生矛盾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但退出政府，而且参
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对象变成了苏
维埃政权的镇压对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党内
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不同意列宁的签约主张。当同样反对
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逮捕列宁为首的人民政府成员、建立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时
“，左派共产
主义者”中居然有人参与讨论这个建议，只是由于布哈林等人的
坚决抵制才未付诸行动。看来，对暴力认识上的偏执和滥用暴力
手段，是俄罗斯政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它和政治民主不发
达密切相关。
斯维特兰娜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第　113　页
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苏共党内的腐败现象，发端于
斯大林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没有腐败现象，或腐败
现象非常罕见。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腐败现象不单单是
一种作风，而是附生在失去约束的权力之上的毒瘤。斯大林时期
腐败现象不如后来严重，这是事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现
象才像瘟疫般泛滥开来。但是，很难把这一点作为说明腐败现象
和高度集权没有联系的理由。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权
力滥用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在计
划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物质生产还
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货币甚至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
下，腐败现象不可能表现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权钱交易。另一
方面，在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滥用的形态在很
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一旦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一个
人的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都可能会完结。斯大林个人对腐败现
象肯定是深恶痛绝的。这样，权力滥用就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
更多地要表现为其他形态，例如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特权现象等。
这是斯大林时期一个很大的特点。
利用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是斯大林时期最无可置疑的事
实。斯大林时期，对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强迫服
从、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许以种种特殊待遇。干部特殊化逐渐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个其利益和普通
大众有别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列宁时形成的配给制发
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供家属用的，供职
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

第　114　页
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
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
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
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这
方面，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无可挑剔
”
“。高级官员中没有贪污现
象，他们的习惯很简单。在克里姆林宫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在乡
村有自己的别墅，配有汽车和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具。他们非常注
意避免炫耀。委员的工资据报道每月不超过
卢布，不过他们
做什么事都不要钱。
”如此“无可挑剔”！
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大约为
。其实，工资
的差别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表面看，甚至可以说工人和行政人员
在工资水平上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特权的角度看，情
况就大不相同。党和国家的官员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内部餐厅、豪
华住宅、郊外别墅等。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
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
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
专门医院就诊。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
”即中国人所说的
“红包
”）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
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
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部长级人员从这里面可得到
万多卢
布，相当于
年改革后的
多卢布（这一时期机关工作人员
的月工资大致为卢布）。连戴维斯也认为，在苏联“，政
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
［俄］格
阿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15　页
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
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这里从
上到下都能发现阶级的迹象”。“党员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
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