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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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实践。
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捍卫了列宁阐明的一些基本原
则。但是，他没有看到列宁的比较完整的、把夺取政权作为首要目
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他的比较不完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
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就在捍卫它的同时也把它教条化了。列宁
建党理论中关于集中的思想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剥离了出来。
我们知道，列宁是把极端集中制（他也称为战斗命令制）严格规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条件下的。而斯大林时期这一概念则
大大泛化，极端集中制被看做共产党执政的固有特点。到了
世
纪
年代，甚至有人明确地把极端集中制说成是党达到最终目标
的组织手段：“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
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只有集中的组织才能有计划地领
导工人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
”①
后来斯大林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乃至肉体消灭，实行个
人专断，导致个人迷信盛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都同这种过度集权的党的建设模式有关。
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适宜发展党内民主的特殊情况当做无产
阶级政党的固有本性继承下来，就使缺乏民主成了一种常态。例
如，斯大林把禁止党内派别的规定扩展到对付党内不同意见。列
宁曾就党内民主和集中作过一个明确的界定
“：行动一致，讨论和
批评自由。”他对派别下了严格的定义。按照这一定义，在当时
《苏联共产党党的建设论文集》，学习杂志社
页。
《列宁全集》第
年版，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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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别宣布解散之后，列宁便没有再对任何一个仍然持不同观点
和意见的人采取措施。斯大林则不然。一开始，斯大林在划分派
别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例如，当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时，
斯大林反对把他们看做是派别：“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
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
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
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
但到后来，情况就
完全不同了。他强调集中就是观点和意见的一致，纲领观点、策略
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
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反过来，观点和意见的不一致
必然与派别有关。这样，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党内就失去了立锥之
地，党内以清洗和镇压为手段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极端行为愈演
愈烈。不是派别的布哈林等人也很快成了派别：“布哈林说三人
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
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
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
”
又如，列宁关于中央委员会可以开除自己委员的特殊条文也
被拿出来变成了“常规武器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尽量不用它
”。
在
年
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公布了党的十大
中关于中央委员会可以开除中央委员的条文，并且把这条措施作
为惩治党内不同意见的基本手段。年
月，联共（布）中央首
次动用这一条款，把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此后，这一条款就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起来。事实上，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都是首先被
中央委员会剥夺中央委员资格的。
①《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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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把文章做到了党内民主这个词的含义上。他把党内
民主与党的统一和纪律混淆起来，对党内民主作了如下解释
“：党
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
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这实际上是用党的统
一和纪律取代了党内民主。
缺乏民主不是完全不谈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对党内民主的
论述并不比列宁时期少。
年
月，苏共发布《关于自我批评》
的公告，其中讲到党内民主：只有彻底实行了党内民主制度和工会
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经常性的群众监督，才能消除官僚主义、互
相包庇、官场奉承、愚昧无知、忘却群众利益、庸俗的自鸣得意等现
象。在党内，必须保证党内批评的自由，保证实行党的机关的完全
选举制。党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当真正由选举产生，任何一
级的书记、常委会、委员会等都完全能够撤换。但是，对党内民主
的抽象肯定，往往在实践中被具体否定，根本落实不到机制上，这
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譬如，斯大林不反对党内讨论。但是他又
认为，党不能沉溺于争论，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
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既然哪怕是微小的争执都必然“不利”，
那么最好就连党内讨论也不要有。斯大林就是这样理解问题的。
年
月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辩论明确加以限
制，规定只有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辩论才有必要：第一，若干省、共和
国一级的地方党组织提出要求；第二，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党的政策
的各项最重要问题上没有十分稳定的多数；第三，虽然有稳定的多
数，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符合这种限制的辩论太少了，事实
上在整个斯大林时期也从来没有过。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叠
加起来，就架空了党内民主，使它变成了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言
辞。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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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既然已经完全成为形式，那么，随意践踏一下这种民
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斯大林做了。米高扬
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年，党的十七大选举
中央委员会。当斯大林看到选举结果是基洛夫只得了
张反对
票、而他的反对票达
张时，竟毫无愧色地要求把他的反对票也
降低到
张。
民主流于形式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列宁原来
设想扩大中央委员会是用来防止党内分裂的。但后来这逐渐被看
做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所以，后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逐年增加：
年十三大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年十七大已
有
名，到
名。但形式上的扩大恰恰掩盖了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一方
面，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召集全会也就越来越困难，
次数越来越少。从
年到
次全会。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组织方面完全依靠书记处，书记处则依靠组织
局；政治方面，依靠政治局。到后来，政治局又被斯大林分成若干
个专门问题委员会（通常称为小组）。这样，实际上许多重大问题
连政治局都不讨论，而只是由个别委员来决定。例如外交问题就
是由政治局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六人小组”来讨论决定的。或许
是托洛茨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年列宁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的
时候，他是表示反对的。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
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再扩大的
必要”
年，年只召开过
。
另一方面，由于变相任命制已经侵入到中央委员的选举，任命
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中央委员的人选实际上越来越由
组织局和书记处（年十九大撤消组织局，其职能归并书记处）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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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本来政
治局、书记处应当向中央委员会负责，实际上却是中央委员会向政
治局、书记处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完全失去了决策的
能力，逐渐变成了批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策、为这些决策叫好的
机构。
无论如何，党内民主并没有随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而增强，这
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及其后果，最初并非没有人提出批评。
早在
人声明
”中，就
提出了批评意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切基本上就已形成而
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军事共产
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
“”党内建
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
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
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托洛茨基
把党的机关的日益官僚化，看做党内不同意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他强调
“：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集团，它就不能
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制
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产生的
极重要根源之一正好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
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每一个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个人或集体
戴上一顶派别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与派别活动相伴而生，
而派别活动则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②
但是，由于这种批评和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托洛茨基的
这类警告，往好的方面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往坏的方面说，
年
月，在托洛茨基给中央的信和
“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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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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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异于火上浇油。
作为传统党建模式根基的任命制
尽管在列宁时期就形成了任命制，但把这个制度发展得登峰
造极的，还是斯大林。
早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就明确强调
“：在提出正确的
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
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
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他在报告中指出，登记分配局具有
重大的意义。它的工作不应局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
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而应“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
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
员
”。也就是说，不仅要对党的委员会实行任命，而且要用任命
制来实现对国家和经济等部门管理机关的领导。由于列宁是赞同
当时实行任命制的，因此，任命制迅速发展起来。从
年年底
开始，书记处所属的登记和调配处取得了对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
任命的权力。所有任命从最高到最低都列入某一专门组织或有时
是几个组织的职权范围。
列宁去世后，委任制被逐步固定下来，形成了分工细密的委任
机制。根据斯大林在
年
月十三大上的统计，年登记
的负责工作人员约
人
，
年
月就已经有
万人。
年制定的条例规定，最高级党组织有权任命的人数为
多人。
其中
是要害部门的官员，其分配权限分别属于政治局、组织局
或书记处；另外
完全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某一书记，他有权提请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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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月版，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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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由选举产生”，但这应由中央委
员会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决定。
斯大林对于苏共任命制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彻底放弃了
列宁关于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的重要思想，把干部任命制变成了
党的领导的基本体现。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指出
“：在正
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
取决于组织工作。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
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打开列宁的著
作，把斯大林的说法和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一对比，不难看出二者之
间的重大不同：列宁当时着眼的是党刚刚取得政权、党内缺少懂管
理的人的现实，所以他强调“当前
”
“、最近
”工作的关键是挑选人
才。斯大林则完全不再使用时间限制词。
斯大林把任命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
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到
中央委员会决定；还有
年，斯大林进一步
提出把挑选、提拔、配备和考查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归口由党中
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干部部统一
负责。党章规定的选举制度，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
到
年代，任命制进而发展成家长制的决策形式。斯大林在
十九大之后亲自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建议成立
人的主席团。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些文件，向会议宣读了名单
新的主席团人选。建议与提名没有讨论就通过了。至于这个名单
是谁提供的，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
作为组织分配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年在一系列重要部门
《斯大林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月版，第
年
页。
②《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③《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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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政治部，这也是任命制的一个体现。政治部的地位不仅在
党章中得到确立，而且其实际上对应由选举产生的党委员会（尽
管已经徒具形式）的取代也得到党章的确认：中央委员会有权设
立政治部、派遣组织员，“并且在政治部完成自己的突击任务以
后，把它们改变为按生产和地区的原则建立普遍的党机关”
“。政
治部的职权相当于这个生产单位的党委员会的职权。”就在这年
年底，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党的区委会合并了。
毫无疑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是官僚阶层形成
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使得
相互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萨哈罗夫对此有过描绘。他是这样写
的“：有一种人事政策方面的传统，它被称为人事登记。在这一制
度里面，某人的被提升和他在工作岗位上的前程是和某些关系紧
紧地联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干部周围总是有着一群和他个人连在
一起的人，这些人和他一起从一个岗位升到另一个岗位。只能如
此，决无例外。这是这个制度的一种规律。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独
立的，范围多多少少比较明确的和行政机构有着特殊关系的集团。
这些人当然都是党员。然而就是在党内一集团和另一集团也是界
限分明的。
”②
对于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布哈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描绘道：“支部书记通常由区委会任命。。区委会可以任意地
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问问到会者‘谁反
对’，由于人民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被提名的候选人就被任
命为支部书记。”任命制如此露骨地取代党内正常选举，以致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分册，第
页。
［德］沃尔夫冈
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
年
版，第页。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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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央全会也不得不承认，“党章所规定党委会的书记
要由上级机关批准的制度，在许多党组织中实际上变成了委任制
度。党委会的书记往往在他在地方组织中当选以前就被批准
了”。此外“，投票时采取按整个名单一次表决，而不是按候选人
名单逐个表决的方法”
年
。
但是，批评归批评，要废除已经根深叶茂的任命制，几乎成为
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在于，任命制不仅仅是一项随时可以变换的
政策。一旦任命制形成，由此决定的人们之间的那种依附关系、利
害关系也就随之形成了。俄罗斯学者布坚科对此有不失深刻的分
析。他认为
“：官员花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
级制的‘上层’的意志，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
主要方式）任命和调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
反民主的，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轴心，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
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
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
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
膜拜，因为对‘天才’的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
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而取
决于领袖的青睐，因为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
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
在和运作，一切‘不要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正如由于
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
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
点。祸根不在于领导人本身的善心或恶意，而是上述体制的本质
所客观固有的。只有打破这个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分册，第
页。

第　157　页
官员花名册体制、彻底摧毁它，才能谈得上克服对领导人、领袖个
人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这一现象。
”
谁是被监督者？
如果说，在列宁时期，监察委员会地位和任务的矛盾是由于列
宁的探索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么，到斯大林时期，监察委员会
的地位和任务则被按照集权的需要明确化
。党内监督不再是对
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而是和掌权者一起，对向权力提出挑战的人采
取压制措施。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而不是监督中
央委员会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加强集权的工具。
朝着这个方向，监察委员会的地位逐年下降。
在列宁因病未能参加的
年
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
上，新通过的党章删去了十大、十一大通过的决议和条例中关于监
委与同级党委权力平行的规定，并将“监委的决议本级党委必须
执行，不得加以撤销
”的规定改为“监委的决议，本级党委不得撤
销，但须经党委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
。
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中央
候补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委委员，中央委员会派遣有发言权的代
表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委的独立性开始受到削弱。
年颁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职责条例强调，中央监察委员
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
争
”
“，广泛而系统地研究党内思想领域中的不健康现象”，并“将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页。
分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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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异化分子、危害分子和堕落分子清除出党”。担任监察
委员会主席的索尔茨解释：“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重要的任
务，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并与之展开斗争。
”
年
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定，由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治局候补
委员。这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实际上的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
年
月党的十七大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党的监
察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一名书记担任其领导人，取消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委员的规定。至此，监察委员会
对中央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
年十八大进一步确定，监察委员会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而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并强调它是中央委员会的下设
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监察委员会相对权力机关的独
立性完全丧失。
年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索性完
全取消了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的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
况的权力，只把检查党员遵守党纪情况、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追究责
任的权力保留下来。
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强化了作
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对它进行猛
烈的抨击：“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