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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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这一结论，还
被运用到了党内矛盾的处理上。
再如，简单、教条、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自己称
作列宁的忠实学生，并以这种身份和反对派对垒。作为斗争的结
果，在斯大林时期
“，列宁主义”的概念得以形成，并被赋予了特定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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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被
僵化、教条化，变成僵硬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就许多方面而言，
斯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
”，看上去是使用了列宁的观点、提法，实
际上却抽去了这些观点、提法的客观环境、时代背景和具体条件。
因此
“，列宁主义”更大程度上是按照“左”的思维对列宁思想进行
取舍的产物。僵化导致绝对化，而绝对化又必然导致不宽容。斯
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显然具有惟我独尊、排斥一切不同意见的
特点。这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精神本质恰恰是相违背的。被重新
组合之后的列宁思想突出了“左”的特征，成了斯大林用来推行错
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
此外还有国家观念，对农民的看法，对商品货币的认识等，无
一不来自“左
”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了这一体系的要素。这
些内容，我们前面已有提及。
斯大林时期党的指导性理论的全面“左倾”化，带来的不只是
工作中的失误。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往往是这一点。但是实际
上“，左倾
”化给政治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的消极后果，绝不
在因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之下。“左”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
的主张，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一种用现实诠释理论的
思维方式。“左”的东西一旦与权力结合，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
行，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使人异化的力量。例如，它本身造成的
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迫使人们生活在空幻的未来，而对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百般掩饰；它强求思想的“纯洁”、统一，不
允许思想的多样性，实际上也就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考，只能
用一种声音说话，用一种思维方式认识问题；它把目标和手段的关
系绝对化，似乎只要有助于目标的实现，任何手段（包括各种卑鄙
手段）都可以采取。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即几乎在所有方面，理
论和欲通过它达到的目的都适得其反：想建立人人相亲相爱、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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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害冲突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却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戒备和
敌视；想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却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想
把人们都改造成“苏维埃人
”、共产主义新人，却使撒谎、背信弃义
等资本主义社会都不齿的恶行在社会上习以为常；想用曾经指导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理论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
发现人们对被奉作“革命圣经
”的马克思主义怀疑日增；等等。在
这种情况下，要维持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信任是非常
困难的。斯大林时期造就的，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的政治文
化，就是这样一种作为领导者的党所不愿看到、无意为之、却又实
际存在的政治文化。
畸形化的思维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强制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
社会道德和人的思想的畸形化，体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它毒化了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斯大林几乎使用了所
有的手段，来消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关于几次大的路线
斗争，如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反对联合反对派等斗争，在这
些斗争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已为我们
所熟知。窒息党内和社会的思考空气的，除上述斗争之外，还包括
斯大林掀起的其他一系列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例如，
年
在工业部门追查“沙赫特分子”
年在
“乌克兰解放联盟事
件
”中，把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打成“民族主义者
”，给他们
扣上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从事破
坏活动”的罪名；年发难“劳动农民党”事件和“工业党”事
件，打击党外新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和著作进行讨伐，
并据以掩盖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误；年审判“联盟局”案件。
年代后，打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斯大林通过《致无产阶级革命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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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辑部》的信，强迫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开展反对托
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匪帮的斗争。由这场斗争引发
了一系列相关的斗争，如反对“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鲁宾派”的斗
争，反对“布哈林的波格丹诺夫机械主义理论
”的斗争，反对哲学
中“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
”的斗争，反对文学中“沃龙思想”的斗
争，反对生物学中方法论的“莱科夫思想”的斗争，等等。年代
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中的自由学术讨论。相对论、遗传
学、和谐振动学等被说成是唯心主义，控制论、数理逻辑等被宣布
为伪科学。这一系列斗争人为地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敌视。
“斗争”居然成了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字眼，一种引以为荣的价值
取向。就连苏联社会科学院各部门的划分，也引进了“斗争”一
词，像“哲学斗争部
”
“、经济学斗争部
”等。
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最需要理论创造的时代，理论
创造却失去了基本的前提。一个苏联学者形象地指出：“我们在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做普罗克鲁斯特的床（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
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
其足，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以至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
思想。人性的扭曲，使一些理论工作者堕落成为窒息人们思想
，
的杀手，僵化体制的卫道士“，斯文”真的是“扫地”了。遗憾的是，
“斯文扫地”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现象，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个
社会走向没落的重要标志。
由国家权力机构（而且还是镇压机器！）介入思想领域，是斯
大林的独创性发明。国家安全机构培植了一个巨大的告密网，来
体现这种“斗争”哲学。这就进一步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弄到了人
人自危的程度。赫鲁晓夫谈到
“：在那些日子里，要除掉某一个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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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喜欢的人是够容易的。你只消打一个报告，告发他是人民的
敌人；地方党组织看一下你的报告，义愤填膺地捶胸顿足一番，就
会把这个人处理掉。
”赫鲁晓夫讲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幸免于难
的特殊例子：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妇女起来，用手指着麦德
维德（某省卫生部的一名副部长）说“：我不认得那边的那个男人，
但从他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他是一个人民的敌人。
”幸亏麦德
维德没有惊慌失措，立即反驳：“我不认得刚才告发我的这个女
人，但从她的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她是一个妓女。
”深知当时
这种可怕情况的赫鲁晓夫评价，是麦德维德的反唇相讥挽救了他
的生命。如果他让自己处于防守地位，开头就争辩自己不是一个
人民的敌人，他就会引起更多的怀疑，而这个告发他的女人，因为
知道自己不必对后果负任何责任，将会更加大胆地加紧对他的控
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共产主义，都无疑于天方夜谭。
误读恐怖
“左”的思维导致的人们心理的严重变形，最明显的例子，莫
过于对待恐怖的那种畸形心态。
阶级斗争有许多形式。实行恐怖手段是其中的一种。该不该
采用恐怖手段，完全取决于斗争的进程，而不是主观的好恶。所
以，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实行恐怖。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既然是为了
人的事业，就应该对实行恐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革命不等于恐
怖。更不能把革命同人道对立起来。应当说，一些老布尔什维克
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例如加里宁有一次谈到：“我们时常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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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诉诸恐怖手段，但是永远也不要去歌颂它。我们不得不采用
恐怖措施，这是我们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
废除恐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歌颂契卡的冷酷无
情，而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这只‘惩罚之手’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①
遗憾的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道路的特殊性，由于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敌对势力所包围这样一种环境的特殊性，在
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颂扬暴
力，颂扬恐怖手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甚至更远些，在
俄国的历史上就有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论述。
对被击败的政敌进行镇压乃至肉体消灭，被认为是合理的做法。
托洛茨基等人都曾有过这种主张。布哈林甚至也在俄共（布）七
大上说
“：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数以百万的工人。
”结
果到后来，如我们所知，他们自己也成了这种“恐怖合理
”论的牺
牲品。
一个曾是恐怖时期当事人的老共产党员，后来对此有很清醒
的反思和总结。他写道：“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进行革命。而
这场革命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不对军
官和富农使用暴力，那就不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真正你死我
活的斗争十分激烈，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取得胜利，那么白卫分子
就会把我们统统杀死。但我们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把革命暴力当做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是当做一种功绩。大
规模的暴力、恐怖行动，即使是‘红色恐怖
’，反正都是恶行。就算
这种恶行出于一时的需要，但毕竟仍是恶行，可是很快人们却开始
把它当成了好事。我们开始认为并且开始告诉人们，凡是对革命
有益的和必要的，都是好事，都是道德的。对这种对事态的评价在
原则上是错的。革命不仅带来好处，也会产生恶行。在革命中避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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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明白，这指的是我们的实际社会
中出现恶行只能是暂时的。而我们却把暴力美化了，延长了它的
生命，把它一直保存到它已完全多余，成了绝对的恶行的时候。。
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许多情况下
只会助长邪恶势力的得逞。对我们在使用极为强硬的手段时，不
应该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义上的评价。
”①
如果说，苏共党内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认识不在少数（至少
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那么，斯大林本人可以说是这些人的典型
代表。对斯大林采用恐怖手段来推行自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究竟
是否合适，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不仅实行
了恐怖，而且非常热衷于恐怖。斯大林自己就直接参与了镇压。
这在许多书中都有描述。例如《斯大林秘闻》中的记录：年
月
日，叶若夫在一小片脏纸上（枪决昼夜进行，没时间找公
文用纸）匆匆写道
“：斯大林同志，将应受一类判决（枪决）的被捕
者名单呈上。
”得到的批示是
“：批准枪决全部
人。斯大林、莫
洛托夫。
”书中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在大审判时期，在
份
处决名单上发现有斯大林的签名，这涉及到人。
恐怖甚至被斯大林当做革命的最高境界来颂扬。斯大林称，
“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
。说到这
里，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个人品质中确实有一些很难作为优点来称
道的东西。有一件事情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索契休假时，斯大林穿
一双皮靴。他向其他人解释爱穿这双皮靴的理由
“：这很方便，可
以一脚踢得某些同志满口的牙全飞掉。”在同加米涅夫、捷尔任
斯基的一次闲谈中，斯大林酒后吐真言，声称“最大的乐趣是留心
①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哲学问题》杂志
年第
期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页。
③［美］爱德华
年
月版，第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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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敌人，作好一切准备，彻底报复一下，然后就去睡大觉”。
对恐怖手段的过分宣扬，使社会上对于恐怖的畸形心态得以
产生。一个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在一本专写革命暴力的书中，建议
以牺牲的人数、以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程度和非无产阶
级被消灭的程度来作为测量革命的道德水准。他声称：“无情的
阶级排他性和对剥削阶级实行社会性灭绝是高度道德的源泉，是
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的高度热情的源泉。
”在他看来
“，剥削
阶级出身的烙印所开辟的道路只能是进集中营、坐牢房和在最好
的情况下住进无产阶级迁入好房后丢弃的破屋子里去”
。
大规模使用恐怖手段带来的心理畸形不仅体现在当时那代人
身上。文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谈到一件事，并表示了
对由此产生的长久后果的忧虑：“两名生产突击手的儿子小
学生，把自己的同学推到电车下，因为他是医生的儿子，是阶级敌
人。这说明灭绝人性的自发势力猖獗盛行。”但是，后来的实践
表明，对恐怖的畸形认识不去除，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很难绝迹，相
反会变得更加放纵。
对于斯大林对党内同志的杀戮，有人认为是一种必要的代价，
似乎用牺牲一批革命家的代价来保住一个哪怕是变了形的社会主
义是值得的。先暂且放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用革命者自己
的鲜血作祭品这一点不论，这种议论，显然没有把由此产生的道德
堕落计算在内。但是，以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党居
然可以忽略人们的道德状况不计，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离开了人，离开为了人这个目标，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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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道德的毒化
“左”的思维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消极后果，还有一个不可忽视
的方面，就是对社会道德和党的道德的毒化。在斯大林模式下，不
可否认，苏联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行政命令的方法产生了一定的
成效。年，取消了面包和其他一些食品的配给制。到
年，集体农庄庄员在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按劳动日得到了约
亿
普特谷物和其他粮食，在个人经济中，他们拥有
万公顷的庄稼
地，
多万匹马和骆驼，超过
万头），
万头猪，约
万头牛（其中奶牛
）万只绵羊和山羊。在工业方面，总产量从
年到
年增长了
倍
。但是，如果
认为，经济的发展等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的增长，那
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带来社会道德水平
的提高，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尊严，那么，经济的成就是要大打
折扣的。传统党建模式的一个巨大缺陷，就在于它忽视了这方面
的问题。
在这个模式中，人的品质的恶劣的一面得到鼓励。一些人出
于自我保护和政治投机的需要，干起了用出卖甚至诬陷别人来为
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行当。最典型的恐怕是贝利亚。贝利亚一开
始从格鲁吉亚来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副职时还常说：“这里
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
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制止它，免
得太迟了。
”然而，就是这个贝利亚，后来却变得极其无耻。据说
倍，重工业增长了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页。
［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78　页
他接替了叶若夫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头后，在谈到任何一个嫌
疑犯时常说一句话
“：你听着，只要把他交给我一个晚上，我会叫
他供认他是英国的国王。
”
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揭露的第一书记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个典型：“在波斯特舍夫同志身上出现了一种新作风。他开始
到处大喊大叫说，哪里也没有正派人，敌人却很多。。波斯特舍夫
经常把区委代表叫来，然后便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他们用的学生
练习本。所有练习本的封皮都已被撕掉，因为波斯特舍夫曾在一
个封皮的图案上认出了法西斯德国纳粹党党徽。所有的市委书记
和区委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
”
党的道德的堕落使一些没有什么信念、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在
党内官运亨通。卡冈诺维奇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布哈林对这个
人的评价是非常辛辣的：你只能遗憾为什么老天爷把这么多的聪
明才智赋予了这么一个道德品质为众人所不齿的人。在党内这个
人是以言而无信著称的。他的诺言从来靠不住：自食其言、睁眼赖
账和许愿保证来得同样容易。这也许应当由他上台的时代环境来
负责。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这种口是心非风气的盛行，他的贡献
比谁都大
。
在人的品行方面，叶若夫怕是更比卡冈诺维奇有过之而无不
及。说到叶若夫，布哈林的评价中充满义愤：“我活了这么大岁
数，从没遇见过比叶若夫更叫人讨厌的个性。我看见他，禁不住想
起拉斯捷拉也夫大街上的小无赖。他们最爱干的营生就是把一张
蘸了石蜡的纸系在猫尾巴上，把它点燃，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这只
吓坏了的小动物一溜烟窜到大街上，绝望而徒劳地躲避愈烧愈近
的火苗。我确信叶若夫小的时候一定爱用这种方式取乐，他现在
①［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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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用另外的形式继续干同样的事而已。你只要观察他一遇机
会就怎样欣喜若狂地整治任何一个老反对派分子就明白了。曾有
好长一段时间，他在党内的官运似乎并不那么亨通。他遭人厌恶，
遭人藐视。他对那些原先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有能言善辩的
知识分子（而他自己不会演说）、有出名作品的著作家（而他自己
除了打小报告，别的不会写）、有光荣历史的老革命家（而他自己
在地下时期还没有参加工作）蓄积了一肚子的怨恨。到了打
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化’的正式旗号，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
害的时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了。大自然绰绰
有余地赏赐给他的惟一才能，就是在幕后施展阴谋诡计。凡有发
挥这种才能的机会他从不错过。在组织局和中央监委机关将近十
年的工作，使他对党的机器中的主要干部的个人特点了解得十分
透彻。他天生嫌恶有丝毫独立见解或坚持自己看法的人，一个一
个地撤掉这些人的职务，换上那些惟上司之命是从的人。”以布
哈林这样的思想理论道德素养，恐怕不能说布哈林表达的只是个
人受委屈后的不满和怨恨。
“左”的东西也需要“事实”的支撑，尽管这些“事实”实际上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这样，撒谎、说假话就成了党内和社会上
的流行病。个人迷信的泛滥和国家权力的滥用极大地加剧了这一
病症。对此布哈林有深切的体会。他描述了高压政治下自己的心
情“：要做个忠诚的人吧，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几乎是
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要当情报员，偶然听来几句反对派的言论，碰
巧发现一份反对派文件，你就赶紧跑到中央监委去报告吧。一个
要求它的党员做这种事情的党，绝不能要求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相同观点的人们的自由联合。我
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撒谎，否则混不过去，然而撒谎也不应超过一定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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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
”
大家都讲假话的政治是“泡沫政治”，如同大家都不顾效益的
投入是泡沫经济一样。这种泡沫政治，迟早要导致人们对政治的
幻灭。列宁绝对反对向人民掩盖真相。他强调：“用美好的词句
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
说，是最有害最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