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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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日用品需要的增长速度：年到
年，工业产量增加了
倍，农业总产量只增加了
。因此他提出要重新确定一系
列重要原则来保证农民的利益，如“在集体农庄内，除主要的具有
决定意义的公有经济外，每一个集体农户都有权保有小规模的经
济作为个人财产”；提高畜产品、马铃薯和蔬菜的征购和收购价
格，并降低义务交售的定额；等等。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粮
食收购政策带有“余粮收集制的性质”，对农村经济起着破坏作
用。
在用行政命令方式领导经济方面，赫鲁晓夫没有离开斯大林
的基本观点。国家制定计划，农民完成计划，仍然是赫鲁晓夫思考
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所以，到后来农业形势稍有好转的时候，特
别是
年和
年农业取得大丰收之后，他就头脑发热了，一
味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当高指标变成了对各级党组织的死命
令后，弄虚作假的现象便愈演愈烈。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梁赞
州的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为了迎合赫鲁晓夫，提出了比计划要求
更高的指标，保证州内各农庄将肉类产量提高
倍，其中国营农场
提高
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增加
倍。为了达到目标，州党委下
令，不仅肉用牲畜，而且奶牛和种畜也一律宰杀。从农民手里买牲
畜，只打欠条，不付现金。各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这种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到别的州购买牲畜，然后低价卖给政府。其他州起而仿效。
梁赞州通过这类办法完成了高指标，拉里奥诺夫为此获得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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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梁赞州黔驴技
穷，再也无法完成任务，拉里奥诺夫被迫自杀。
在对农民的基本估计上，赫鲁晓夫的偏见与斯大林一脉相承。
他说过
“：说实话，如果我们主要指靠个体交售者，那就等于承认
自己无能。如果拥护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就要掉过头来危害
集体农庄，危害集体农庄制度。
“”一再强迫集体农庄庄员发展自
己的个体经济，一再要求他们向国家交售畜产品，这终究不是个办
法。应该首先发展并且主要是发展公共经济。”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然而，到
所以，当农业状
况稍有好转时，他便雄心勃勃，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提出建设大
农场和农业城的计划，急于向更高的生产关系形式过渡，这显然是
对斯大林单一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要“到
年苏联建
成共产主义社会”。
年苏共二十二大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了
全面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在政治运作的合理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在斯大林时期，内务部的权力甚至高过了所有党的机关，横行于斯
大林一人之下、所有机构之上。赫鲁晓夫削弱了这种势头。他把
内务部和克格勃的权限规定在进行犯罪调查的范围内，并且在检
察院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处，监督这两个机构的活动，总检察长本人
只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赫鲁晓夫还企图对引起人们愤怒的特权
制度作一些改变。他停止了发放“工资袋
”的制度，减少了享受额
外待遇的人员，包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和中央医院就诊的人，在
“食疗餐厅
”就餐的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专车等。但是，由
于他对传统党建模式缺乏系统的认识，他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
零打碎敲的性质，老百姓不满意，普通党员不满意，当然也引起了
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结果是，赫鲁晓夫逐渐失去了各个方面的
支持。
《赫鲁晓夫言论》第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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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对赫鲁晓夫的党的建设改革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总起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高明的改革家。他没有能够改
变斯大林留下的传统党建模式和体制。在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
远远未能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模式本身。相反，他一
如既往地利用着这套机制。结果是，尽管赫鲁晓夫主观上是想克
服斯大林时期党的活动的弊端，这些弊端到后来却又统统复活了。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个人崇拜现象。传统党建模式本身就是一个
制造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体制。赫鲁晓夫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
自己改革的突破口，多次发起反对个人崇拜，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
陷入了个人崇拜中，只是用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
的个人崇拜。从赫鲁晓夫权势日盛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
由“三驾马车”向赫鲁晓夫个人的集中。这同由列宁逝世初期的
“三驾马车”向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如出一辙。到赫鲁晓夫权
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已经一言九鼎，没有人敢提出与他相左的意
见。相反，一大批应声虫式的人物往往使事情变得更坏。例如赫
鲁晓夫把党委一分为二时，不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反而马上有人断
言其重大意义。麦德维杰夫是这样描述赫鲁晓夫后期逐渐走向专
断的：“以往凡属大规模的组织变动，哪怕是为了纯粹走个过场，
也还要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可是最近这些改革却连个招
呼都不打，不经全国协商人民首肯便开始实施，所需要的只是同党
中央主席团委员简单交换一下意见而已，而且这种意见交换也只
不过是摆摆样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斗胆同赫鲁晓夫争个长短是
非。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苏联舆论中，颂扬、吹捧之词和斯大林
时期一样充斥其间。这种状况，不但使赫鲁晓夫无法清醒地看到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连一些人串通起来反对他、试图从组织上
①罗
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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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他的迹象也无法觉察到。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
由于没有看到个人崇拜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赫鲁晓夫也就无
法根除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他的集体领导制对于防止个人专断
无异于杯水车薪，而没有成为“可靠的关卡
”；他的干部更换制可
谓用心良苦，但干部由于更换过于频繁失去安全感，转而反对他，
并导致了他的最终下台；至于把党组织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纯
属草率的和脱离实际的决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多头领导，使党组织
更加具体地管理生产，加重了党政不分的弊端。赫鲁晓夫本人也
没有把握好改革的分寸。一方面，他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冒险、很不
周到，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干部任期制的改革等；另一方面，他又谨
小慎微，固守旧的教条和体制。在他的呵护下，赫鲁晓夫斯大林时
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党的建设模式仍然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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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停滞时期
”的苏共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接受教训，停
止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改革。同时，为避免
重犯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苏共新领导也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作
了一些探索。总的说来，这些探索不但没有超出斯大林时期形成
的模式的基本框架，而且也没有超过赫鲁晓夫时期的党的建设实
践。这一时期的苏共实质上是在剔除斯大林党建模式中的极端部
分（如阶级斗争扩大化、领袖个人权力绝对化等）的前提下，在相
当程度上恢复了这一模式。旧弊端加上新弊端，终于结合成了苏
共难以治愈的沉疴
平平淡淡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勃列日涅夫也意识到，要改善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就不能不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作某些改进。所
以，这一时期，对传统模式所有值得改的方面，苏共几乎都作了强
调：科学地选拔干部；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处理好党政关系，党不
要包办政府的工作；发扬民主，扩大公民权利；等等。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苏共特别表示了对人的地位的重视。勃列日涅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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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对选民的讲话中讲道
“：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民的幸
福，这两句简短的话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共产党活动的目
标。
“”它把提高苏联人的福利置于党的实际政策的中心。
”甚至可
以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和过去相比，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例如
《真理报》为康德
周年诞辰发表文章。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思路没有变，由党作为绝对正确的力量代替
人民做一切事情的思路没有变，这些方面更多的只是强调强调而
已，并非真的要付诸行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
总体说来，显得清汤寡水，平淡无味。
在这平淡无味之中，有两个方面算是有点特色，因为它对赫鲁
晓夫的思路作了改变。
其一，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苏共继续沿用赫
鲁晓夫的“全民党
”观点，同时也给党的阶级性以醒目的位置。勃
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把所在阶段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时期。
与此相应，对党的定性也有了一个稍加改动的说法
“：在发达社会
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
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
党。年苏共二十三大强调，“党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
中最先进的代表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
”，党的社会成分中，工人阶
级仍应占主导地位。
年二十五大更明确地指出：“在发达社
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
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
政党。
”在
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有史
以来第一次被写进第
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
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核
心。
“”苏联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苏联的内外政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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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路线，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苏联人民争取共
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有科学根据。
”
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把赫鲁晓夫的工业
党、农业党重新合并成了统一的党组织。
年
月，苏共中央
全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和州党委会。《真理报》发
表的社论指出
“：两年前，根据所谓生产原则，对党组织进行了改
组，结果把绝大多数边疆区和州的统一的党组织分为两个党组织：
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成立了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和工业生产（地区）党委来代
替农村区党委。后来，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进行了同样的
改组。生活并没有证实这种改组是适宜的，这种改组是在缺乏应
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地
进行的。。。把党组织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
麻烦。改组同生活发生了矛盾。生活表明，实际上不可能划清工
业党组织同农业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用所谓生产原则代替按地区
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客观上使党政机关和经济组织的职
能、权力和义务相互混乱，使党委会代替了经济机关。改组的结
果，作为行政经济单位的区，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应付不过来。
”
这里讲的是事实。
其二，废除干部更换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职务终身制。赫
鲁晓夫确定的定期更换干部的制度危及了干部的切身利益，遭到
了许多人的反对。根据这种情况，苏共二十三大简单地删去了党
章中规定领导干部任期制的第
条，把它简写为：在选举一切党
的机关时，必须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和领导继承性的原则。抽去
了具体内容，抽去了任何可操作的东西
“，经常更换”就变成了一
句典型的空话。这是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中官僚阶层利益的一个
《真理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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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证。这样做的结果是，干部队伍更新的速度明显减慢，更新
比例越来越小，干部结构日益老化。许多人只要不犯大错，就可以
一直呆在领导岗位上，事实上就是终身制。干部队伍的老化对党
的事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一点，在进入
年代后越
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
路：不是要在赫鲁晓夫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当然这里面也不排
除对赫鲁晓夫已经改了但却不成熟、需要再改的方面），而是继续
奉行革命时期形成的那套高度集权的模式。当然，至少在字面上，
勃列日涅夫不能不顾及全党的情绪，保留赫鲁晓夫改革的某些成
果。例如，勃列日涅夫在不少讲话中都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地位，谈
到要继续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等。但是，党的建设方面的
真实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恢复被赫鲁晓夫改
掉的东西上。而在恢复原来领导体制的同时，也恢复了原有体制
的弊端。就好比：赫鲁晓夫认为现体制不行，应该改，但却没有改
成功，于是勃列日涅夫就说：你改错了，说完，就又恢复了原来的那
套东西，就好像它本来就是正确的。大体上看，勃列日涅夫在党的
建设方面所做的事情，仅限于此。这就使党的病症进一步加重了。
世纪
传统党建模式的固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伊始，苏共似乎下定决心要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改革远不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
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后来也停了下来。在这种基础上，可想而知，
经济体制改革的毛毛细雨，真正落到党头上的，几乎觉察不到。相
反，既然体制和模式都是旧的，那么这套模式在形成之初就逐渐暴
露出来的弊端就无法得到克服，并且愈演愈烈。像个人崇拜、个人
专断、官僚主义、党政不分、不正之风盛行等，都在不断地定期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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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形成恶性循环。它使苏共与人民的隔阂日益加深，越来越难以
担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这也正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提
改革就能够得到八方呼应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继续发展。和赫鲁晓
夫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苏共也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列宁关于党政
分开思想的重要性，并就党政职务分开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实
践中，党具体干涉行政事务的现象有增无减，越来越严重。到
年代末，苏共中央共设置的职能部已达
个，与政府各部相对应，
进行具体领导。其中就包括像农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部、重型
机械制造部、能源部这类的纯经济职能部。党的干部兼任行政和
经济组织的官员、党组织代替这些机关行使决策权的做法也越来
越普遍。
至于党内民主，可以说是对扭曲的形态习以为常。
年
《共产党人》杂志第
期发表的一篇社论，把“共产党员要遵守严
格的纪律，要有责任心
”，说成是“党内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
共产党要强调纪律，这毫无疑问。但是，纪律是纪律，民主是民主，
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纪律重要，就认为它可以代替党的活动
的其他所有方面，正是集权体制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借口，是典型
的斯大林式的逻辑。党的权威性杂志的认识尚且如此，党内民主
的稀缺程度可想而知。麦德维杰夫正确地描述了当时党内已经形
成的状况，给党内的选举制蜕变成变相的任命制作了生动的注脚：
“党的区委会的选举实质上早已是形式主义的、不民主的行动。
在基层党组织的总结选举会议上，一般是普通党员详尽地讨论所
提出的支委会的候选人，而在选举苏共区委会的时候，情况就不是
这样。众所周知，这样的选举在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两年进行一次。
这种会议不会用民主方法提出候选人。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宣读
一份区委机关早已准备好了的、上届区委常委会和苏共市委机关
赞同了的区委会成员候选人的长名单。通常，另一个代表接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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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党的市委代表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名单。按莫斯科区的范围，这
两份名单包括
个人
名。尽管代表会议的普通代表对这些候选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
了解，但谁也不对所提出的候选人作介绍，不对他们进行任何讨论
了，如果考虑到名单是如此之长，即便进行讨论也是不可能的。秘
密投票的名单确定之后，代表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得到预先铅印
好的区委会和市代表会议候选人的名单。代表会议的代表匆忙浏
览一下这两个名单之后，就把它们投进投票箱。从与区代表会议
的参加者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莫斯科最近十年来，在无论哪
一次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从来没有人对预先准备好的区委会候选
人名单做过增补或者把某个候选人从这个名单中除去。
”①
任命制完全被固定化了。每一级党委可以任命的范围和权
限，都形成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区委、州委、共和国党中央、书记
处、政治局都有自己的主管干部，连工厂厂长或国营农场场长的任
命都要由区党委会批准。政治局主管的干部包括州委、边疆区委、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
席、各部部长、《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意识形态部门的
一些工作人员、高级军官、克格勃各部门领导人、军工企业领导人、
苏联驻外大使及其他一些职务。苏联学者布坚科指出：“官员花
名册原则（方法或体制），即按照党和国家等级制的‘上层’的意
志，或者直接按照‘领袖’的意志（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任命和调
动领导干部，是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中主要的反民主的，因而也是反
社会主义的轴心，因为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
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完全不用向劳动者报告工
作。这种管理模式的实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处于等级制最
个人名，在其他城市和农业区中则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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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天才’的顶礼膜拜，因为对‘天才’的
顶礼膜拜和崇拜是下级人员的直接的个人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
他们的升贬不取决于自己工作的成果，而取决于领袖的青睐，因为
领袖会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
决定他们的升降沉浮。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一切‘不要
崇拜’领导人的号召都是徒劳的，正如由于对当权者们缺乏监督，
不要滥用权力的号召也毫不起作用一样。
”①
干部职务终身制再度泛滥。而且成为勃列日涅夫控制干部的
手段。关于这一点，利加乔夫描述道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
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
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
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
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
，
主观方面。
群众对党的疏远继续加剧。在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方面，斯
大林模式本身就存在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由政权所自我认
定的性质决定，它不能不把人民是主人的意识反复加以强调，这大
大刺激了人们民主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体制本身又难以为人们
提供足够的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高度集权，一党专制，群众组
织降低为传送带，等等。这就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爆
发时机不成熟时，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两种储存形态。第一，对政
治极其冷淡，极端不信任，冷嘲热讽的政治笑话俯拾即是；第二，通
过非法渠道寻求表达，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勃列日涅
夫时期就属于这种状况。工人用这样的冷嘲热讽看待政府和群众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页。
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13　页
的关系
“：他们假装付工资给我们，我们假装劳动。
”这实在是对主
人翁地位的莫大讽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悄然下降。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封闭程
度降低，人们有了更多的与西方人接触的机会。但这并没有起到
使苏共更加实事求是的作用。相反，倒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社
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方面，统治集团仍然固守着传统的说教，教
育人们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生活水平
又真真切切地摆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