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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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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方面,统治集团仍然固守着传统的说教,教
育人们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生活水平
又真真切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党的各级干部乘机享用。这
在人们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这个角度看,应当说,给现实
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败埋下伏笔的,主要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
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是西方的价值观念销蚀了人们的斗志,
而是现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巨大的脱节和反差。被大肆
宣传着的那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旦人们得出这样
的结论,社会主义就首先在思想上破产了。罗
麦德维杰夫对此
这样评价道
“:当前,党的宣传所依据的是教条主义化的、歪曲了
的和极其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这种思想体系不能
回答当代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大多数思维健
全的人们的思想指南。当然,我们的宣传对消息闭塞的人们还是
颇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削弱。党的庞大而代价昂贵
的宣传机器越来越经常地进行着徒劳无益的工作,它采取的许多
措施,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毫无疑问,他的
看法是正确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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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者的党
如果错误只是失误,那是无须大惊小怪的。因为哪个党也难
免会有失误,况且失误是可以纠正的。但是遗憾得很,问题不止于
此。长期的体制性的错误不但经常导致决策和运作的失误,而且
还使一个庞大的寄生物
官僚阶层得以形成。在勃列日涅夫时
期,这个在党内业已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具有使所有的政治
运作(包括改革)按照这个阶层的意志来进行的能力。在这种力
量的影响下,任何改革都很难保证正确的方向,反而会经常出现变
形。从这个角度讲,苏共后来的改革失败虽有大量偶然性,却也包
含着某种必然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一度削弱的特权现象重又发展
起来,而且其发展速度之猛,是以前的类似情况所无法相比的。勃
列日涅夫不只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或限制的规定,而且实际上
还建立了新的庞大的系统。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迅速膨胀,
以致在这里和在大街上一样,也排起了购物的长队。戈尔巴乔夫
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
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为了仿效建立这种制度的经验,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派人到我国取经,他们参观了位于格拉诺夫斯
基大街的餐厅,赞扬餐厅的供应原则,只是提出一条意见:看来俄
罗斯人确实有民族特点
甚至在内部商店也排队。当时情况的
确如此。为了买半公斤香肠或小灌肠,有时不得不排上一个小时
的队。我亲眼看见排队的人群中有全国著名学者、设计专家、著名
演员及一些科研和文化界人士,他们的时间极为宝贵,把时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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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特权上简直是犯罪,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上班时间。”他证
明“,高级领导人的特权制度不只限于免费食品,他们的住房、别
墅、汽车等很多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负担。他们的住宅
通常在设备齐全的高档楼房里,必要时配备警卫和各种服务人
员”。领导人们的“别墅位于首都西部,在莫斯科河沿岸地区,一
般都是现代豪华别墅,通常坐落在松林地带,占地达
公顷。别
墅区有温室、家禽放养栏和其他小动物栏,最近又在别墅旁边修建
了游泳池和芬兰蒸汽浴室。这些别墅都是建筑杰作。别墅均是几
层小楼,有很多房间、卧室、浴室、卫生间,楼内有宽敞的餐厅,可容
纳人,既可打台球,又可看电影。通常别墅旁边设有储藏
室、冷冻室、厨房,院子里有保温车库,昼夜可以停放专车。大概所
有的家眷都在这样的别墅里靠党和国家的经费生活”。“为国家
别墅服务的工作人员很多,如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当然还有花匠
和警卫员。
“”遗憾的是很多人很快习惯了这种奢侈,他们开始感
到自己的身份,在外表、举止、言谈话语中不时地表现出一副官气,
他们与过去同事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废除了的“工资袋”重又发展起
来了。部长会议规定,部长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每人可拿

布个人津贴;高级干部还可得到价值达
卢布的免费疗养证。
开设了专供高级干部购货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
号”秘密售
货部以及为其他官员设立的中央百货商店“
号”售货部。年
代,一名苏联问题专家推测,如果把法定特权计算在内,苏联一名
[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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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或科学院院长的开销能力,至少是普通工作人员或体力劳动
者的最低工资的
倍。
党的机关干部拥有的令人羡慕和嫉妒的特权,像花儿招蝶一
样吸引了大批有改善自己处境和地位的强烈愿望的人。作为一个
体制中人,特权现象的受益者,曾做过党的幕僚的学者阿尔巴托夫
这样描述机关干部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主要是由于受追求权力
和进入一个特殊圈子的思想的驱使而进入中央机关的。在封皮上
印着苏共中央委员会字样的红色工作证就是属于这个圈子的证
明。这种工作证被称为‘随处可去的通行证’,拿了这个通行证你
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很难说人们对党中央的干部主
要抱的是什么态度,是尊敬,是拍马屁,还是恐惧。人们从幼年开
始就被灌输要对执政党的成员表示尊敬的思想,因为党一直教导
我们要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时代的光荣、智慧和良心’(这是印
在党证第一页上的列宁的话)。掩盖在这个表层底下的却是恐惧
和奉承。

关于特权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关系,阿尔巴托夫的观点无疑是
很有见地的。他认为:“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
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极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
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
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
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
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
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

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就要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决不允许
①[俄]格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俄]格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第 217 页
任何人(包括这个阶层内部的人)改变已有的规矩。利加乔夫举
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第二天,按
照惯例
“,赠送”了一辆海鸥牌轿车。利加乔夫不喜欢这种体积大
的、特别豪华的轿车,就写纸条给苏共中央事务局局长,要求换一
辆伏尔加牌的。然而这一要求遭到了非常严肃的拒绝:“你想另
搞一套吗?所有的人都要‘海鸥’,你同这些人不一样吗?。。不
要另搞一套,使别的部长处于难堪境地。你这一级的工作人员应
该怎样,我们就怎样做吧。
”①
业已形成的官僚制度窒息了任何改革的意图,使苏共失去了
许多次改革的机遇。苏共内部不是没有人看到存在的问题。实际
上,在很早的时候,苏共党内就有人在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年代的一封党员来信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毫无疑
问地是同我国的组织机构、同党和国家相互联系的现存的结构相
联系的。不妨指出,早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已经指
出,在俄共已产生了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
紧缩。代表大会指出,这种集中制尽管对某个历史时期来说是正
确的,但是它‘造成了臃肿的官僚主义机关,并使这种机关产生特
殊化的倾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列宁式的英勇气魄规定,
这种集中化的严重后果是‘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
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因此,代表大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引
起,采取了改造党和国家的全部制度的坚决方针。应该懂得什么
是军事集中制。它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执行的、有官僚主义
的集中制。在斯大林时期,我国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中制之上
的。但是,还有民主集中制,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平建设时
期的不可动摇的准则。斯大林死后,我们经历了党的危机。这也
[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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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官僚主义集中制向民主集中制过渡的危机。。。这种危机并
没有结束。改造却停止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改革的呼声,到

年代已经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这种呼声是如此强烈,以致
在得不到官方反应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
既得利益者们眼里,改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切。
改革会使他们失去得到的东西。因此,他们对改革的要求置若罔
闻,对所有与改革有关的主张都予以棒杀。这样,经历了勃列日涅
夫时期的苏共,简直成了一个百病缠身而又讳医忌药的老头。
从根上烂起的腐败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还有什么方面的发展引人注目
的话,那就是腐败现象。它和特权现象几乎是孪生兄弟。勃列日
涅夫时代的腐败发展到了极致。如阿尔巴托夫所说:“这个停滞
时期对于机关和官僚制度说来,可以说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斯大
林偶尔用残酷的镇压‘整肃’过机关,赫鲁晓夫也折磨过它,不断
地在上层调换人们的岗位,进行无穷无尽的改组。勃列日涅夫提
出‘稳定’的口号,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如果我们把稳定理解
为静止不动的话。
“”事实上,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
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
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有年之久。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
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使他们不为自己的行动承担任何责
任。例如,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
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后又推荐他
(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
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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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
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
当大使。
”“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
‘小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
制,享受高生活水平(至少按照苏联标准来看是如此)和各种特权
(用品的供应、住宅的保证、医疗和休假,甚至丧葬

。),这个阶
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
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
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
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
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
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
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
”②
如果说,是苏共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和群众的利益造成了党群
之间的严重隔阂,那么,腐败现象所起的作用就是进一步加深这种
隔阂,使之走到恶化的地步,并且最终造成了党和群众的严重对
立。腐败现象是埋设在苏共内部的、足以炸毁苏共全部阶级基础
和社会基础的炸弹,而“民主化”
“、公开性”则是这枚巨型炸弹的
引爆器。
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腐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财
产的贪污、盗窃和大量侵吞。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作“谢洛科夫现
象”,因为它以著名的“谢洛科夫贪污案”最为典型。谢洛科夫是
[俄]格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俄]格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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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内务部部长。同时他又是勃列日
涅夫的私人朋友。仗着这层关系和手中的权力,谢洛科夫的腐化
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他把内务部从国外进口的
辆豪华车
中的
辆留给自己,分别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和老婆使用;他
把一桩重大投机倒把案起获的赃品据为己有,价值
万卢布;他
在全国各地盖别墅无数,分给自己的亲属享用;他在家中雇用裁
缝、厨师、摄影师、建筑师、按摩师、传记作者,为女儿雇家庭佣人,
所有开支均从内务部报销。类似谢洛科夫这种无所顾忌地侵吞国
家财产的腐败现象,在苏联具有普遍性,只是在腐败者的官职、侵
吞的数额、侵吞的具体方式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腐败在干部委任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的不
法行为有组织地进行。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
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勃列
日涅夫本人就喜欢任用和他一起在第聂伯一彼得罗夫斯克州工作
过的人,以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联系,被老百姓称为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这种制度,促成了一个个官官相护、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使得腐败现象也带有组织性。这里同样有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即乌兹别克贪污案。该加盟共和国的许多
重要人物都卷入其中:上至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
席、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内务部部长和副部长,下至州、市、区党委
第一书记、企业的领导人。这些人串通一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虚
报售给国家的棉花数量,将因此而获得的金钱中饱私囊。据统计,
该案揭出的卢布金额为
亿。更有甚者,这些人不但用贪污的金
钱过糜烂生活,而且用来发展地下企业,乃至发展黑手党来保护自
己。这种有组织的腐败和官员犯罪在苏联同样为数不少。
党内腐败现象的揭露对苏共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些
现象过去多数是被掩盖起来、不为人知的。世纪
年代的改
革开始后,在“民主化

“、公开性”的压力下,这些现象都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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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
年代初苏共党员大量退党,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种情绪。
时间内暴光,很容易造成冲击波,似乎苏共罪大恶极。
道德的失落
我们很少对执政党错误施政在道德方面造成的消极后果作出
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为归根结底,评价一个
党对社会的统治的好坏、成功与否,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
还必须加上社会文明程度。而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不仅仅是、而
且不主要是人民的政治意识,而应当是基本道德水平。从这个角
度讲,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是显而易见的。大概勃列日涅夫时期
最为典型。
第一,言行一致问题。我们前面列举了苏共的种种特权现象。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机关的特权绝非苏联所独有。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把领导人和一般公民同等看待。而且,众所周知,比起西
方发达国家来,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享受并不特别值得羡慕。
许多西方人士都谈到这一点。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特权往往被
老百姓如此看重,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感?在众多原因中,恐怕有一
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没有
这些特权的合法地位,这些特权恰恰是被批判的对象,不存在这些
特权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和其他政党的领导相区别的本质特点之
一。就是说,在苏联,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权是否存在,而在于它
确实存在、却被有意掩盖了,在于党的理论对这种特权没有一个客
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解释。人们从这里得出的结论,不是执政
党是不是一个有特权的党,而是执政党是一个虚伪的、不承认事实
的、说一套做一套的党。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掌权的道义基础。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我们仍然用特权现象作例子,
把它和工资问题联系起来作一些思考。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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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官员与群众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因此,当
巴黎公社在工资问题上率先提出国家公职人员与工人同工资时,
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
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
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
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后来的列
宁也十分津津乐道于此。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面含有不少
空想的成分,因为它的前提是“一个普通的厨娘也能管理国家”。
在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其实,问题并不在工资本身。合理的工资,
甚至不合理的工资,引起的愤慨也远不及表面上不体现为工资、实
际上拥有特权来得猛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工资体现的
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特权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
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都忽视了这一
点。特权问题的核心不是国家公职人员该不该按劳取酬,而在于
它和执政党举起的“平等

“、公仆
”的旗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
因为如此,在进入改革时期后,《真理报》上有人提出,可以提高高
级领导干部的工资,但是要取消他们享有的大部分特权,让他们和
普通人一样排队买东西。人们不会去详细地计算特权到底造成了
多大的不平等。只要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实际上的平
等程度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那就已经具备了导致领导这个国
家的党垮台的基本要素。
第三,形式主义问题。当执政党不能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大
众的理想、又想利用强制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时,形式主义就会不
可避免地泛滥起来。无数教训表明,不能简单地把形式主义看成
只是一种作风。形式主义对共产党道义上的损害是极其巨大的。
在这方面,博尔金的看法非常正确
“:也许玩弄数字可以哄骗某个
人,但是形式主义给党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最
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

第 223 页
很有能量的人拥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
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等事越来越多这个曾
几何时不大的、坚如磐石的、以自己的领袖和进步思想闻名全世界
的党,如今人数发展到反常的规模,变得臃肿笨重,染上了难以治
愈的疾病。

第四,党内风气问题。由于党本身的不正确导向,斯大林时期
形成的出卖良心、糟蹋人格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一个大
的发展。个人崇拜重新泛滥,一大批吹牛拍马者、阿谀奉承者、投
机钻营者在这个时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很荒唐的例
子:一些人投勃列日涅夫所好,帮勃列日涅夫写了几本小说体的作
品。这还不算,他们还精心组织了捧场和叫好的队伍和场面。这
几本书不仅被连载,而且出了单行本,几乎成了党的教育系统的必
读书。作家协会立即将小说提名候选列宁奖金,并匆匆授予。阿
尔巴托夫评价道
“:这一文学事件本身,比起其他为了满足领导古
怪要求而破费的大笔款项来,大概不算昂贵。但是我认为公众意
识和社会道德蒙受的精神损失是巨大的。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可
耻的戏,不论演员(演“主角”的人“作者”除外)还是观众都
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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