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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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的戏，不论演员（演“主角”的人“作者”除外）还是观众都
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
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②
至于说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酷爱勋章，喜欢汽车，乐于向人们
显示自己的享受等，则早就被苏联人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笑话，
并广为传播。禁止这些东西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制造这
些政治笑话的原料不复存在。
宏观地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就苏共本
［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俄］格
阿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24　页
身而言，执政党究竟如何运作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已
经出现的问题还在恶化。到了
年代，苏共已经进入了一种危机
四伏的状态，尽管表面看上去，这个党仍然有一个不可一世的外
观。对整个国家和党本身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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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苏共的“根本革新
”之路
面对这个党种种令人忧虑和困惑的现象，以
岁高龄接任勃
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开始摸索改革的道路。不过，岁数不饶人。
虽然在继任总书记的这段时间里，安德罗波夫口碑甚佳，但毕竟只
有短短的
个月。党的建设，作为整个体制中最核心、最深层的
问题，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触角远远没有、也不可能探到它的症结所
在。至于接下来的契尔年科，本来就是那套已经不适应的体制的
积极维护者，甚至连改变一下的念头都没有过，更不可能在这方面
有什么建树。所以，这两个人当政的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过渡时
期。
到戈尔巴乔夫当了总书记，苏共才真的进入了一个和过去迥
然有别的改革时代。但对苏共来说，这同时也是走上了一条衰亡
的不归路。
举起
“根本革新”的旗帜
戈尔巴乔夫深信，苏联必须改革。否则，苏联作为一个大国，
下个世纪会从世界上消失。早在
年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思想：“除非我们把国内的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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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大国地位。”
在描述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遇到的麻烦时，尼克松的眼光无
疑是敏锐的。他认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世纪
年代，第三世界的许多非共产党
人向往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今天，第三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愿像苏
联那样成为文牍主义盛行、经济停滞不前的可怕的官僚机构。
年代曾有美国人出于意识形态信念，为莫斯科充当特务。今天，为
苏联人当特务而被定罪的美国人则是为了现钞。”为什么现实社
会主义制度缺乏吸引力？就经济而言，“莫斯科的经济犹如一个
竹篮子。增长率几近于零。生产率下降。旷工、腐化、装病逃差、
酗酒盛行。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以致苏联人的平均寿命实际上缩
短了。为了赚钱买部汽车，一个苏联工人要比一个欧洲人多工作
倍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电脑比先进的西欧国家少
倍，比美国
少
倍。近年来苏联主要经济指标中增长项目寥寥无几，而这些
还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对其经济统计数字做了手脚。”这些说法听
起来十分刺耳，但反映的却是真实情况。
到
世纪
年代，以苏共党的建设模式为核心的僵化的政
治经济模式对苏联社会发展起妨碍作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感受
得到的事实。苏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党内思想僵化，党
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下降，信念动摇，组织活动表面化、形式主义
化，缺乏凝聚力，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特权腐
败现象泛滥，都表明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
步。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便提出改革，应当说是顺应了
历史潮流。
［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美］尼克松：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页。
［美
尼克松：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页。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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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党的建设来说，改革究竟应当怎样进行？改革的内
容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朝向哪里？革新后的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
的党？所有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因为能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
题，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并将其付诸实践。他为治
愈苏共的痼疾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药方。苏共吞下了这服苦
药，本来指望重新焕发活力，结果不但未能如愿，还赔上了身家性
命。导致这个不幸结果的原因错综复杂，很值得认真剖析。
让我们来看看苏共由改而亡的具体过程。
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指向传统苏共模式本
身。由于改革最初的重心被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上，与此相应的党
自身的改革，就被归结为“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名副
其实的、与后来苏共的垮台失权有直接关系的“根本革新
”，是从
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改革与党的干部
政策》的重要讲话开始的。在这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矛
头比较明确地对准党的整个体制，从而启动了对党的“根本革
新
”。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进行改革，起点和立论的前提是民主。在
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把民主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指
出“：民主的实质是劳动者的权力，这是实现他们的广泛政治权利
和公民权利、是他们关心和实际参加改革工作的形式。”他解释
道“：在社会意识中，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观点在日益更牢固地
确立起来：即家里的秩序，只有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翁的人才能够做
得井井有条。这不仅在日常生活上是正确的，而且在社会政治意
义上也是正确的。这一真理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实践中去。”
“只有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才能
使我们的生产、科学、技术、文学、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向
前发展；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人们自觉地遵守纪律；只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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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民主和发扬民主，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主
义的强大建设力量开创广阔的天地”
。他强调“：真正的民主不
存在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
夫实际上是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重新认识。由此而引
起的转变，和以往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引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结论：
“很自然的是，在苏联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总潮流中也必须讨论
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
”
他强调：“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战略方
针、完成改革任务的主要保证。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化的含义进行了实质性的充实。他认
为，党内民主必然提出监督的问题，要求加强自下而上的对党、苏
维埃和经济机构的工作的监督。这不仅是指对业已组成的机关的
监督，而且还指对这些机关组建过程的监督
“，进一步民主化这一
工作也应当触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建”和基层党组织经选举
产生的机构的组建
。戈尔巴乔夫称“，政治局认为：经选举产生
的机构的组建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是加强党的活力、吸收新生力
量、使党组织积极工作、保证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条
件”。在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整
个传统党建模式基础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
提出党的各级机构组建过程民主化的问题，实质上是把干部
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看做传统党建模式的基础，用干部选举制取
代这一基础。这就赋予了这一步骤以重大的意义。在具体操作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年中文版第
页。
③《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④《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年中文版第
页。
⑤《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页。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年中文版第
页。
年中文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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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一步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落实基层党组织的选举
制。在选举党支部、党委会书记时，要广开言路，让全体党员都毫
无例外地发表意见，提高书记对选出他们的党员应承担的责任感。
第二，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党组织书记，同时在党内仍应
遵守下级党委会执行上级决定的规定。第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的组建也应进一步民主化。除此之外，党内民主化也涉及了其他
方面：给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党员的民主权
利，保证党员有最大可能参与制定、执行党的决策，参与建立党的
机构；利用公开性为基本手段，加强对党的机关的监督；等等。可
以认为，这篇讲话吹响了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的号角。
最初几年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人们关注改
革，积极参与改革。例如，在
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
两个月，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
征求意见，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仅《真理报》就收到
万封读者来信。在代表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门
附
近排起大队，不是在抢购物品，而是争相在体制改革的建议上签
名。在“群众向会议提出建议处”，屋里屋外挤满了提建议的人。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形容莫斯科人几乎在为得到当天的
《真理报》而“进行战斗”，因为谁也不想漏掉有关会议坦率辩论和
口头交锋的报道。一个女工程师这样谈论自己的感受：“在过去
的
年里，我们好像变成了果戈理和奥威尔的‘死魂灵’、‘兽园’
里的什么。现在出现一个活人。每个人都能清醒过来吗？我就像
一个猛然能步行
米的伤残人，我发现了自己的希望，但我仍不
能相信它。
”
［德］克里斯丁
施米特
霍尔：《戈尔巴乔夫通往权力之路》，沈阳出版
社
年版，第
页。

第　230　页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以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
策》的报告为标志，对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探索开始升温。
党的作用问题、党的组织运作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等，都越来越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会议上，苏共试图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
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问题在整个国家的改革中所占的地位，这
次会议作为苏共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全面转向政治体制的标志
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是
关键问题。他陈述了作出这种论断的理由
“：在某一个时期，由于
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
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动的出
现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
这种体制。
”在他看来，经济改革虽然需要，但如果现在不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诸东流。所以
“，政治体制改
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年
。
把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明显
的大转折。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米
基塔连科对
这次代表会议的转折作了如下解释：前几年的实践说明，靠小修小
补不行，需要根本的改革，因为积累的问题太多。苏共二十七大以
来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准备，这次会议后走向实践，因此可以称为革
命性的转折
。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年第
期，第页。
②转自《人民日报》
日。
年
月

第　231　页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对改革重点的转移提出忠告。例如经济
学家阿巴尔金就曾在会上发言提出这个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立即
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的发言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
决定进行改革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够重视。
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由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性进而说到党，对党本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党本
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开
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力逐渐培养起来的许多民
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丧失了”。“作为苏共的建设和活动的基础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
集权制所取代。
“”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党内的同志关系气
氛就逐渐让位于以命令与执行、党员分为首长和下属、违反党员平
等原则为基础的关系。
”
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党本身的改革。为
此，这次会议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面，会议在改革思路上
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党政分开，二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关于第
一个问题，苏共认为，分开不是简单的分权，而是党把不属于它的
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据此苏共在这
次会议上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的口号。关于第二个问题，苏
共进一步对传统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发起攻击。会议特别
强调要放弃过去候选人由书记提名的老办法，强调“各级选举要
民主：保证候选人经过广泛讨论，保证实行竞争，其结果是保证真
正忠于事业、有才华、受尊敬、享有崇高威望、有能力执行改革政策
的人当选”。这是继在党内放弃任命制以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放弃任命制的进一步尝试，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党建模式和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年第
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期，第

第　232　页
党的领导方式的根基。
把党的权力归还给苏维埃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苏维埃由于
过去行使权力不够，因而在能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为解决这一
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党组织领导人兼任苏维埃领导人。“在
当前条件下，提出了提高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的任务，
有些同志因此认为，考虑到新的任务，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
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最现实的途
径是，一般推荐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担任苏维埃的主席。由他
们来领导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将能最积极地促进人民代表机关的
各方面活动的改进。
“”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苏维埃主席，那
么这将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
监督，在管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条件下，将能更明确地划
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
”当然，他强调
“，这一切必须在严格遵
守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推荐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苏维
埃主席，就把他们置于劳动者的更加有效的监督之下，因为苏维埃
主席将在苏维埃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意味
着，共产党员交给党组织领导人的委托书，每一次都要受到苏维埃
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的检查和认可”
。
根据改变党的职能的要求，苏共变更了自己的组织机构。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完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七月全会。会议作
出《关于党的机构改革基本方针的决议》，决定改组苏共中央机关
和地方机关。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决议规定不再按生产部门原则
建立苏共中央机关，而是在苏共中央设立研究内外政策基本问题
的委员会。据此，苏共中央撤销了与政府机关重叠的
个经济职
能部，将原有的
个部精简为
个部，同时增设了党的建设和干
《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政治对抗
天》，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33　页
部政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国
际政策问题、法律政策问题
月中旬以后各地
方机关也进行改革，仿效苏共中央的模式，但规模上略小：加盟共
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设
个常设委员会。
个常设委员会，州委下属的市
（区）机关，仅设组织部、意识形态部和总务部。上述改组后，到
年
，加盟共
月，中央一级机关减少一半，工作人员减少
委级机关减少
，市（区）委机关减
和国中央机关减少
。调整后的机关不再直接决策社会事务，而集中处理党
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往往被
看做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怎样评价这次代表会议，学者
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习惯于把后来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苏共第十九
次代表会议确立的一些重要思想上，例如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党政
分开、削减党的机构等。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
提出的观点中，有不少内容还是正确的。例如：代表会议确认，苏
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对国家发展
的极其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研制改革的思想，并通过此，通过在
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鼓舞和激励他们，为我们整个多民族社会的向
前发展指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党实行干部政策，通过改造后
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机制合理配置干部”；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自己的政治方
针
”；党的机关“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
直接指示的决定”
“；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
律范围内活动”；等等。如果不考虑党别因素，不难发现，这些提
法和我们党现在推进改革的许多观点有相似之处。
但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又确实是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这个转折从何而来？我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其间提出的个
少

第　234　页
别观点，而在于改革的思路和步骤。这次会议的根本失误有两条。
首先，这次会议错误地转移了改革的重点，把政治体制改革放
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使改革背后埋下了衰退的危机，使改革失去
了成功的基础。简单地断定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超前还是应当滞后
都是不对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要配套进行。所谓配套，就是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原理，根据经
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以不影响
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其次，这次会议的失误是，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全面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自身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彻
底改变了过去
年一直奉行的传统党建模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
问题。从理论上看“，根本革新”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成熟，不但与
传统的理论和观念相矛盾，而且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显示出新旧
体制在更替过程中的猛烈撞击。例如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与党政完
全分离的矛盾，党内民主化与派别产生的现实性的矛盾，对党的历
史的否定与今天需要党站在改革前列的矛盾等，都未在理论上得
到解决。从实践来看，苏共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发挥作
用的传统方式方法，同时又未能使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掌握新的活
动方式，这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后一阶段苏共朝衰落的方向发展。
有步骤的改革
尼克松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描绘了戈尔巴乔夫，同时也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会遇到的困境
“：为了取得进步，他必须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允许更多的自由却威胁着他的权
力。过度集中是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则

第　235　页
有引起要求政治权力下放的风险。而政治权力下放将意味着共产
主义制度的解体。
”如果不把这种议论当做是诅咒，而是从有益
的方面去理解的话，那么的确可以说，政治方面的改革是难度最
大、失败可能性也最大，同时又早晚要进行的改革。对于这样一个
改革，除了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正确
的步骤。
在这个问题上，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