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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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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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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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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列宁是一个善于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来
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看到这种手段
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目的时，就转而寻找其他途径，即共存。
新经济政策是朝这一方向思索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列
宁已经意识到，内战结束后的国内危机形势，反映的是布尔什维克
党与农民的矛盾。“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
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
待农民。
”他在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提纲中这样写道：“向政治
转化。
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他
指出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
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
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
合。
”“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
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
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列宁从
这个角度十分简洁地概括道：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过渡和接近的
意义上适应农民”
。
当然，列宁绝不是简单、笼统地对待农民。列宁非常明确地把
贫农作为依靠对象，把富农作为打击对象。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对
待中农。他著作中笼统提到的农民，实际上大部分指的就是中农。
建国之初，列宁把中农看做摇摆不定的阶层，提出了同中农妥协、
对中农让步、和中农联盟的口号。但随着战争和余粮收集制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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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农利益受到损害。看上去这好像只是个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问题，实际上，却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形
成的对中农的偏见。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党的八大
上指出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
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
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
承认。
”认识到与中农合作的重要性，党的八大确定了对待中农
的基本原则：“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
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
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
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
让步。
”然而关键在于，确定的政策在实践中有许多并没有得到
落实。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对执政党地位变化及其带来
的功能变化的认识不清晰。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
”情结
尽管列宁对党和农民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就全党而言，
面对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内“左倾化”的倾向仍然
清晰可辨。
当
年新经济政策被当做工农联盟的基础提出来时，党内
许多人对改变对农民的立场感到迷惑不解。这一政策本身遭到了
来自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强烈反对。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称为“富
农方针
”
“、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认为它“带有强烈的富农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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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
”，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
”。就连接受了新经济政策的托
洛茨基，也用痛苦的口吻，把它看做是党进入了“对小资产阶级投
降的时期”。党内相当多数都是不情愿地接受新经济政策的。赫
鲁晓夫是其中的一员。他甚至到后来还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质上
就是恢复私有财产，恢复包括富农在内的中产阶级。与此同时，作
为党员，他又表示拥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
忆录中表露了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了。
很幸运，那时政治形势也很好。工人对党的指导路线有所理解，并
且遵循这些路线。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
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可以说，这种看法，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
性。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少党员都认为，党的共产主义方向改变了，
党变质了，甚至觉得理想幻灭了。许多人干脆退党。根据官方数
字，仅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一年里，就有多人由于不理
解新经济政策而主动退党。甚至还有一些人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
绝望。当时的著名诗人勃洛克，还有皮达可夫的妻子，都是在这种
绝望情绪影响下自杀的。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外国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竟为此嚎啕大哭。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新经济政策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
向资产阶级的让步，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
前提下，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相当数量的人，怀着焦急的心情，盼望
反击时刻的到来。
由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发展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和
发展，随着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带来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就被看
做是阶级矛盾的激化。
年俄共十二大就是这样认为的。大
会通过的决议确认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使相
当大一部分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发展遭到了困难，使群众一部分人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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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化，同时使主要是中等的和富裕的农户开始发展起来。
这样的农户开始成为富农。随着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生活经济关
系的发展，富农的比重日益增长。”这和列宁
年的判断似乎很
不一致。当时列宁只认为“，全体农民（几乎）已经成为中农
”
。
由于实际上把农民看做异己力量，对农民进行剥夺的主张就
能够在党内被堂而皇之地提出来，而且还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普
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是典型的例
子。“左”的认识是这一主张的思想基础。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的这一理论，在工业内部自给的积累开始之前，必须有一个最初
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来源于“国家经济体之
，
，，的大笔资本
必须集中起来由国家掌握。被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所面
的选择余
地很小，因此投资的根本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应当把农民经济
的剩余价值大量地初步地转让给国家工业部门，作为迅速实现工
业化的解决办法。其手段，是通过工业和农业两个部分在市场关
系中的“不等价交换，来积累新的资本。国家工业应利用其独特
的超垄断地位来实行“一种旨在剥夺各种私人经济的价格”。普
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个药方，后来为斯大林所实践，尽管斯大林也
曾和布哈林一起反对过这种论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按照列宁分析认识问题的方法来思考党和
农民之间的关系。例如布哈林。布哈林不反对消灭富农，但他主
张用比较自然的方式。他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强调：
“有些同志对农村的某些现象作出了正确评价的同时，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不能用行政压制的办法把农民扣起来，前景应当是，由
于分化我们这里将出现资本家和雇农；阶级关系将日益尖锐化，事
情终将完全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即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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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剥夺富农的行动。”他认为，不需要现在就鼓吹使农村中的
阶级斗争尖锐化
“：不，现在我们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应当
通过经济途径来行事。。我们这里是工人专政，但这一工人专政
有农民阶级作为同盟者。工人专政在经济和文化上向农民阶级提
供的援助越多，农民阶级就将越多地通过合作组织参与我们的共
同体系，将越多地加入共同的文化，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
别就越小。总之，我们正在走向这种境界，即工人和农民的划分将
变成劳动者的先进阶层和一些落后阶层的划分。”
今天看来，布
哈林的认识更接近真理。不过，从后来党的政策的转变和布哈林
的个人遭遇看，恐怕可以说，党内多数更愿意接受的是激进的主
张，而不是类似布哈林这样的温和的观点。
“左倾化
”也表现在新党员的接纳上。相对工人而言，布尔什
维克党对农民入党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带有显而易见的歧视性：一
方面，对农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又对产业工人的身份有一
种近乎迷信的信赖。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可以说是俄国党执政之
初的一个重要特点。俄共中央
年一月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接
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决议，要求吸收
万名以上产业工人入党。
决议明确强调
“：被接收入党的仅限于产业工人。
”由于大量吸收
新成员，年
月俄共（布）十二大已有党员名，其中有
人是为纪念列宁而新入党的党员。‘这样靠成分和数量作
为主要指标接纳的党员，质量究竟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清党过
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也同样把成分作为采取不同的政策的依据。
中央委员会在报纸上公开要求：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
应放宽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
“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
《布哈林选集》第页。
《布哈林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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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
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
和清洗。根据这一要求，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
，农民占，职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占
如果客观地评价历史，就不能不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
倾化”情绪对后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不良影响。从这个角度
看，当代俄罗斯有些学者今天对那时的评价，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片面性，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一个学者认
为，“在评价布尔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税收政策时应当指
出的是，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征税工作都反映出政权机关与
纳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政权机关对一些富裕的纳税人抱有敌对
情绪。同时不应忘记，‘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富农’、‘耐普曼’）
不仅在纳税方面受歧视，他们丧失了公民权（选举权），他们及他
们的子女不能成为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的成员，不能在苏维埃机关
和经济机关中工作。因此从那些年的税收政策中可以得出一个极
其重要的教训：任何阶级歧视都会对经济状况产生极为有害的影
响，并最终导致社会退化。
”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当时的政策带来
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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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注释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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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集中化的党
由于执政，党的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的运行
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要不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综观布尔什维克
党的自身建设实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对这样一个似乎是
提出也显多余的问题，这个党实际上尚不能作出系统的回答。党
总体上继续沿用了十月革命前领导地下斗争时期形成的模式。其
结果就是：党内民主机制得不到确立，地下党高度集中的形态由于
外部条件的变化演变成过度集权，使党的建设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列宁在世时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大大增加了党的建设前景中的
不确定因素。
集中：内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趋势
在准备夺取政权时期，列宁针对俄国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诸
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建立
了在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其他社
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政党的组织特点，概括起来，就是
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
”。列宁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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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什维克党的
“惟一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是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
。
列宁对集中制的突出强调，显示了他对俄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是符合俄国国情和俄共党情的。可以这样理解：列宁不反对民主
的原则，与此同时，也强调在这个基础上俄共应当比西欧社会民主
党在组织上更加集中。这是由俄共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列宁
明确解释了当时党内实行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
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
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
”当然，这种集中制不是卢森堡
所指责的“官僚集中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列宁在给卢森堡的信
中阐明了这一点。
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国际形势却十分严峻。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
反动势力的包围、干涉和武装反抗，使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保
持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仍然是必要的。列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
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
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
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注意：列宁在这里是把铁的纪律
和全党的普遍信任作为两个同等的条件来看待的）列宁强调：“无
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
本条件之一。
”这就是后来为斯大林所不断引用的那句名言。
基于这种认识，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下党活动显著特征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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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以前更有所加强。与国家实行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相适应，俄共党内也采用了“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
制和“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党的机关实行精简，党中央有权
解散任何地方委员会；干部的调配“全部由党中央掌握”
“，对应由
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
“，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
必须执行
”；要求“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等。在
年
月党的八大上建立了党的最高机关体系：选举了党的最
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其任务是对政治工作实行总领导。
为了领导党的整个组织工作，通过了关于建立组织局的决定，并规
定组织局每星期应举行三次会议。列宁对两个机构的相互关系作
了准确的说明：组织局调配力量，政治局确定政策。它使集中和铁
的纪律的要求能够很顺利地变成具体的行动。
列宁公正地评价了特殊时期党本身的军事化半军事化所起到
的积极作用。内战是被推翻的阶级夺回失去的政权的尝试。执政
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捍卫政权，粉碎
阶级敌人的企图。从这个角度判断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身建设，高
度集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为实现集中建立了卓有成
效的机制。建立和改进中央委员会，建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
实际上都是俄共为党和国家的生存需要而采取的措施。没有这个
机制，俄共就会被反动派扼杀。列宁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指出：
“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
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
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
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
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在这里，列宁在强调铁的
纪律的时候也强调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条件：工人阶级全心
《列宁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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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的拥护。
在强调集中的同时，列宁始终没有忘记这种集中应当建立在
民主的基础上。列宁指出，党的各级组织“是民主地组织起来
的，
，，“。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
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可以撤换”“，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
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
的
“，
，，，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
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列宁提出了党内监督
的任务。
年党的九大决定成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
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委员不得兼职。不过总的说来，在这
一时期，俄共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实施列宁所说的那套党内民主。
而且往往由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得不对党内
民主有所限制。列宁曾多次提到“形式上的民主对革命的适宜
性”的问题，认为抛开实际去追求民主，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
去
。
可见，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高度集中的党内体制和活动方式
在执政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得以继续保持。集中制的加强，是
内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趋势。只是应当指出，列宁在采用这样一
些措施的同时，也明确强调其中大多数措施是与党的本质相矛盾
的，是应急的、只具临时意义的，今后应当停止使用。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两个支点
尽管实行极端集中制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对于一
个掌握着权力的党，这种体制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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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这些后果，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逐步巩固而逐渐显现。
年俄共（布）十大指出了战时的集中制带来的弊端，认为“集
中化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
被歪曲和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
凭借；党的机关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这一切引起
了党内的危机”。把问题概括为“党内危机”，说明了这些后果已
经达到的严重程度。
党本身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于：一方面，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另
一方面，党的体制、机制、活动方式方法都还是过去保留下来的。
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如果说，在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这
种不适应还被巩固政权的需要掩盖着的话，那么，在转入和平建设
时期的时候，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这种不适应就完全没有
遮掩地暴露出来了。
和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它向布尔什维
克党提出了哪些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同农民的妥协，是向
商品、货币、市场的让步。它并不仅仅像它的名称所表达的那样，
只是一个政策的转变（采用“政策”的说法本身表明布尔什维克党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局限性），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寻找的一
个新的起点。它必然暗含着各个领域的相应的深刻变化。这里
面，就包括了政治体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实践的
发展推动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的探
索。但是，专注于新经济政策的操作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显然还
没有太多的精力来设计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蓝图。
列宁正确地看到了党的执政地位给党带来的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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