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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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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婚。你偷偷摸摸人们管不着，只要你离婚全体都要来制约你。
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感情不好，几十年来一直在打离婚，后来终于双方同意了，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妇联出来干涉，她们不同意。
还有好多两口子，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都要离婚，可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不给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最终也没有离成，痛苦一辈子。
我给陈国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他的真心，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难了，况且我们也不合适之类，让他别再来找我，千万别再离婚了，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把信发出去以后，就好像已经把陈国军这一页翻过去了，心里倒确实是轻松了好多。
接到信第二天陈国军就到了北京。我们又去约好的地点谈话，他表现得很平静。我把我的观点、想法全都谈了出来，我坚决地告诉他别再费劲了，尽管我们有过历尽坎坷现在仍然不失美好的过去。陈国军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男朋友？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而是我确实不算有男朋友，我根本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告诉他再惹别的风波。更主要的是，我不是为他和陈国军断绝来往的。
陈国军走了。眼看着他的身影一步步消失在视野之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是对他的平静我很惊讶。原本以为他会大闹一场，没想到如此顺利，那就好那就好。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晚上“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那天深夜，我和我的新男友正在屋里说话。突然听见门钥匙响，随着一只皮靴将二道门踢开，狂怒的陈国军拿着皮带走进了屋子。
我一生绝不能忘怀那令我丧魂失魄的一瞬，我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听到门钥匙的响声、踢门的声音，还有那惊天动地的皮带抽在桌上同时伴随的一声断喝：“起来！”
再不会有比那天更恐怖的夜晚了。陈国军一脚踢在新男友的额角，额角立刻肿了起来，紧接着他命令他爬出去，于是他当着我的面爬出门外。
陈国军的脸孔扭曲，没有丝毫的血色，从厨房搬来了煤气罐，放在我和他的中间。他用皮带指着我的脸声泪俱下地控诉我没有良心，背信弃义等等一系列的罪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反正他也不想活，不如跟我同归于尽……说完后他点着了火柴，开始打开煤气罐的开关……
突然之间我对生命有了无限的眷恋，想到自己这么成功这么年轻这么花容月貌就要死去是多么地遗憾，为一些谈情说爱的小事居然要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真不值得，在千万般的后悔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恳求他不要杀我，我错了。我跟你好。再也不变心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再不能记忆。我不能，也不愿意记忆。那是一个最恶的恶梦。在这场恶梦当中我心胆俱裂。只记得这场恶梦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度过我经历了些什么我绝不想说。只记得第二天晚上陈国军带我去了景山，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地方，他百般温存地把已没有丝毫力气的我背上山顶的一间小亭子，坐在亭子的栏杆上我对皎洁的月亮发了誓不变心后他原谅了我。
如同刚从杀场回来，我一直筛糠不止。我感谢他对我的谅解，想到他居然那么心宽证明他拥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同时我也再不需要陈国军对我说怎么爱我了，一个人能为你牺牲生命还能有什么怀疑？
当然我从心底也知道，除了陈国军以外我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我已明白生命原来竟是那样的脆弱。
不过我也不会有别的选择，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哩。
时间一天天过去，第四个年头又到来了。我的妹夫靖军在被抓走的第十五天平安回家，公安局登门口头道歉承认抓错了，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为了过春节找到那位在铁路局工作的劫枪犯的朋友给我往北京带蔬菜才惹出的这场风波。我要求带的“窝笋十五斤，豌豆角两斤”被怀疑是子弹两千发、枪十五支，为此调查了靖军好长时间。
幸亏这个案子很快破了，劫枪犯已经被捉拿归案，要是真凶继续在逃，靖军还不知道要关在里面多长时间？
当公安局口头道歉时靖军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不接受口头的道歉，要一份书面的通知。公安局说没有。他问这十几天怎么跟单位交待？公安局说算是出差好了。
靖军出来后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不知道怎么跟单位说。单位也没有催他。后来终于忍不住去单位报到，单位上居然放鞭炮向他表示欢迎，坚持了一段时间靖军调往深圳工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陈国军仍然在与单位组织上作殊死的斗争。
离婚“持久战”终告结束
单位组织对陈国军的调查日益抓紧，大有将他送上法庭之势。上级已完全停止了陈国军的工作，外边也没戏找他演。我四处为他奔波，但是一无所获。每天他的工作就是离婚。
在这种形势下拿陈国军的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每次开他的“斗争会”他都拿一个本子，大家一边说他一边作记录。长时期战火的考验他已变成了“沙场老将”，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我看过那些记录后怒火万丈，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我偏要和他好，看你们怎么样？
在此期间赵雅珉到北京找过我一次。我们之间令人惊讶地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觉得她实在是很漂亮，而且相当年轻。我们相互都坦诚，开门见山。“陈国军对我说过他很爱你。”赵雅珉说。避开她的问题，我问她：“是不是陈国军这个人很风流？”她说：“不。正因为他很正派，我才重视这个问题。”
赵雅珉在我那里住了两天。就是在那两天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性的伟大。“他们把陈国军整得太惨了。”她说。她还问到我会不会真心对陈国军好？她希望不要离婚。为了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得清楚我的苦衷。最后，我答应劝说陈国军回心转意，尽我的能力作工作。
赵雅珉走了之后，我立即坐下来给陈国军写信。我写了对赵雅珉的印象，我惊讶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会与她离婚。接下来我写到不过我认为闹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再回到赵雅珉身边整个事件会变成一个滑稽剧。社会怎么看你，赵雅珉怎么看你，你们双方又怎么消除得了我的痕迹？剧团把你弄得这么惨你又怎么能甘心？本来我想劝陈国军放弃离婚，不知怎么搞的话题又转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来。一边这样写信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赵雅珉，出尔反尔未免有些不大仗义。于是在信尾我反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可给赵雅珉看见，要立即销毁云云。
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
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
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
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天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
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
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2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
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
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太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
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我跟朋友说陈国军这辈子到死做演员最多是个三流演员，每个人都同意，可是我说如果他做导演会成为一个好导演却没有人理我的茬，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为此时常与人翻脸磨破了我的口舌。
我跟每个人说，如果你们想对我好就去帮助陈国军，这比帮助我更有用，我会感谢你们的。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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