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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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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出嫁前出嫁后在思想里都以夫家为家，一心向着婆婆，时常将娘家的东西搬到夫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说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媳妇就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得来的。
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叫“双回门”，是写夫妻在春节大年初一双双回门的风俗，我一直看不懂。后来才弄清楚东北的闺女出嫁以后按规矩大年三十不许回去，只有初一才可以回娘家。恐怕是图个吉利，怕女儿离婚吧。
在东北的家庭里，假如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就十分自豪，单凭这一点足可以立于左邻右舍之林面趾高气扬。假如生的全是女儿则不好意思抬头，见人矮三分。产妇生产，生了儿子放鞭炮告知大家，贺喜的、讨红蛋吃的门庭若市。要是生的是女儿则堰旗息鼓，不敢声张，婆婆公公给脸子瞧，产妇要哭也不能哭出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就亲眼见过一桩事：一个东北农村的媳妇，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在公婆丈夫的压力及自己的强烈意愿下怀了第二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许生一个不许生第二个，怕公社不让生，于是偷偷回娘家石家庄去生。
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有关。对此我心里怀有深深的歉疚。尽管我不是直接犯罪，但我自认是间接犯罪，我不是主犯但我知道是从犯。也许我就是主犯。
我一直有机会就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平安。在写本书的此时，我停下笔。再一次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两位老人家安息吧。
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最后公安局留下一个人在我的屋里当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那个公安局的什么都不回答。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女朋友，她是外国籍，刚从国外回来，本来我们约好吃了饭去马克西姆餐厅玩，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妹夫被抓没有心思，我没有说被带走的还有陈国军。那位朋友立刻站在我一边破口大骂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应该不应该告诉她我身旁的这一位黑脸冻嘴的男人就是公安局留在这里的“坐探”。
那位女朋友继续骂公安局无能，乱抓好人，并且拍着胸脯说：“是谁抓的？我们想办法救他！嗨，中国反正没有法律，人快枪毙了都救得出来！”看我一直不搭话，我也不敢搭话，她只好站起身花枝招展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小郭、小郭父亲三个人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过节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小郭的父亲说：“真倒霉。”我内疚地看看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一度好不容易就这么一个春节让这件事给搅了。小郭的父亲也跟着我们不走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我们三人沉默着。没有多余的话说，他们也不好意思离开。我又没有电话，无法与人联络。就是有电话也不知怎么联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打开门一看，是北影剧团的书记于素琴。
于素琴是我们剧团里威信颇高的一位领导，为人正直又和蔼可亲。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已知道这里出了事，公安局在来我家之前已和北影保卫科打过招呼，并且汪洋厂长也知道。现在她代表汪洋来看我，汪洋厂长在十分钟前打过电话给她，让我安心，好好过节。我问这是件什么事，她说是件大案，与持枪潜逃有联系。我吓了一跳，赶紧问详情谁清楚？她说可能只有保卫科清楚。我立即奔出门去找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和我熟识，是一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人。找不到他家具体在哪一间屋，急得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放声大叫。我已管不了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人一着急就变得自私。突然看到一扇门打开，在洒出来的灯光中出现了保卫科长的人影。我冲上去连珠炮似地一通乱问，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解答。
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局有一个警员劫了枪打死了人，畏罪潜逃了。在那个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的通讯簿，在簿上有靖军的名字，成都公安局委托北京公安局追捕靖军，一方面怀疑靖军是那个人的同伙，另外看看是不是劫枪犯要暗杀中央领导逃到北京找靖军来了。“要不要紧啊？”听完后我马上问。“不知道。”保卫科长说。然后安慰了我半天，我只好怏怏地回去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公安局的人也不在了。想必也已经走了，或是守在楼下也未可知？不管他在楼上或是楼下，我们已是犯人家属，先不考虑这个，立刻问情况。
妹妹说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地方，一进门就被隔离审问。她被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认识靖军的，靖军平日出不出门等等。妹妹回答说最讨厌的就是他怕冷，从不出门。问到最后公安局的人要她提高警惕，保护好姐姐，不要出其他的事。妹妹问是什么事？公安局说不能说，持枪潜逃的“二王”你知道吧？妹妹说知道。正好此时等到陈国军出来，他们一起就回来了。
陈国军和靖军则一进门便听见周围子弹上膛的声音。同样也开始单独审问。由于屁股上有屎陈国军顾左右而言他，前言不搭后语，公安局的人越看他越像坏人。还是后来陈国军自己定了定神，发现公安局其实对“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才开始正式地、老实地交待了本来的情况。
“那公安局知道你是长影的陈国军了？”我问他。
“全知道了，我一切都说了。不说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跺脚，“公安局把你从我家押出去，长影立刻就会知道，说不定公安局还会通知长影呢，这一下全都露馅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当劫枪犯同伙吧！”陈国军说。
正在纠缠不休，妹妹又在旁边哭起来了，我又赶紧去劝她，我简直是一支救火队。妹妹哭得很伤心。定神一想，可不是嘛，刚结婚就遇到这样的事，谁不心烦呢？万一靖军真是有事那怎么办？万一靖军有事妹妹又怀孕了怎么办？我都不敢往下想。
“不行就离婚算了。”只听陈国军说。
“狗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指责他，“是不是你离婚离上瘾了？一个人离婚还不够吗？靖军现在生死不明，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我像连珠炮似地把话一古脑地甩过去，新怨旧怨，长痛短痛一起发泄出来。
我们谁也没睡觉。有消息说，北影厂已闹翻天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刘晓庆的妹夫被抓起来了！”“听说是反革命！”更有甚者说：“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
又有人敲门。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是拿靖军的牙刷、换洗衣服之类，说今晚不能回来了，我冲着他们歇斯底里大喊一通，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茬，拿上东西，走了！
我赶快打发陈国军第二天一早就回东北。免得别人再发现他，事态又扩大。接着安排妹妹也赶快回成都去陪妈妈。母亲是最争强好胜的人，有这件事，在成都肯定会立即传遍，她老人家还活得了！
真是一场恶梦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可谓“孤灯挑尽未成眠”。
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整个春节都让这件事给糟踏了。天天去保卫科打听，说是靖军已押送回成都了。
想想妹妹，想想靖军，想想陈国军，想想自己，突然开始怀疑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来，像我这样等着别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陈国军究竟离不离得了婚？我是需要他还是爱他？我是不是一定跟他结婚呢？会不会到他离婚的那一天我已经老了，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突然之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这条路是走错了。原以为世界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扯蛋！根本谈不到。每个人都在管你，处处都是束缚，结婚只能靠“蒙”，好的坏的都得撞大运，撞到什么是什么。也许认命还好一些，不认命吧？就像我这样，弄个遍体鳞伤还没结果，就是有结果了也没劲了。
想到几年来自己过的寒冷孤独凄清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已到极限，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穿过人们的指指点点，走在北影厂内，我开始玩世不恭。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任，只企望任何人也别跟我太认真。
我开始与别的男性交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发现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维持会”。他们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得已的原因不能离婚或是不敢离婚，我对这个社会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的虚伪、肮脏感到厌恶。
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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