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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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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再回家去
又开始拍戏，拍戏的间歇“走穴”。陈国军从不与我分开。
拍戏时他在附近，拍完了就接我走。“走穴”更不消说，每分每秒都不离我左右。
拍戏时或在台上演出时，我是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大腕”，下妆后和下台来，我是大猫股掌中的小鼠。陈国军努力抚平我的恐惧。我强作笑脸表示感谢他的关切。
可是在我心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是否有过温馨？是否有过甜蜜？那是多么多么遥远仿佛是发生在上辈子的故事……
我壮着胆子试着提出离婚的问题，可是陈国军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绝不理我这个茬。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紧接着是那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走穴”。
这段时间，我的情况让父母操碎了心。虽然我从不与父母议论这件事，可是他们什么都能看得出来。
我想他们那平和的神经实在是难以经受起这些狂风骤雨。我总是一有机会就跟他们说要把全家搬到深圳蛇口的那幢别墅里去，我愿意他们离开我住到一个远远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再跟着我担惊受怕了。
可是我一直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安排这件事。他们时常急急地、悄悄地要求我走出去，走出这个家，远走高飞，不要再回来。
我总是坚决地摇头，那怎么可能？有他们在北京我绝不会离去。何况很多事千丝万缕，不是一剪子可以了断的。
在此期间，我原先在部队的一位女战友来到北京。目睹了几次陈国军的“霹雳”，回回都震得目瞪口呆。等回过神来她总是背地里骂我软骨头，窝囊，让我马上离婚。我仍然像祥林嫂那样跟她列举陈国军的许多好处，以及他那永不能令我忘怀的不惜一切代价为我离婚的行为，还有我对他的歉疚。我是这一切过错的导火索……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可能离婚？除非陈国军同意。
他绝不会同意。
我开始后悔把全家老小接到北京来。我自己身经百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再说我已活够，像我这样的“祸水”也死不足惜。没想到让白发苍苍的外婆、高龄的父母跟着我受连累。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小心翼翼，不再触发战争，哪怕是为了他们也要忍受一切。
又去“走穴”。离开家，让父母外婆清静。给我多少钱去哪里我根本没问。
陈国军仿佛又换了一个人。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他身上无影无踪。我尽我的最大努力克制自己，闭目瞑想他对我的种种好处，为走近他做各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每当离开北京，我都要天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同时询问他们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成了我的习惯了。在临走之前，外婆、父母拉着陈国军的手，老泪纵横地求他不要再发脾气，要我们两人和睦相处。在得到我们尤其是陈国军拍胸脯跺脚的响亮保证后。又踉踉跄跄跟我们到楼下，目送我们的汽车挥手到不见人影。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因为如此，这次出门我很不放心。打了几次电话，总是回答全家平安。我也尽量报喜不报忧地将演出盛况及陈国军如何对我关怀吹嘘一通，让他们不要胡乱猜疑。
听说北影厂来了通知，要我在×月×日参加法国大使馆的一个酒会，一定要去，是厂里派的任务。无奈何只有把演出的日期提前，这样，我们可以在酒会的当天赶到北京。
回北京前照例往家打电话。没有人接。
奇怪。又打。再打。还没有人接。我们总是晚上赶路白天演出，心想打电话都是在白天，碰巧不在家吧。
可是怎么会都不在？外婆呢？小兰呢？
接着打，有人接。是我的战友。她说一切都好，让我们放心。并且约定她会到法国大使馆见我。
好吧。既然如此就别胡思乱想了。又听说妹夫靖军也到了北京，那就更放心了。还是照顾眼前的事。
最近查税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格了。每到一地还没有开始演出，剧场后台税务局的人就坐了黑压压的一排。我们演一个节目下来给他们点一支烟，唱一首歌再去倒一杯茶，点头哈腰忙得够呛。偷税漏税已没有可能。“穴队”的队员们心劲都没有了。每个人都盼望着赶紧完成演出，早点回家。
那天下午，我们到了北京。想着不能误了晚上法国大使馆的酒会，心里急，一出火车站租了一辆车直往家奔。一路上筹划着晚上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首饰，梳什么发型，再想好衣服在什么地方，首饰在什么地方，喷发胶在什么地方，刚刚弄了个眉目车就到了楼下，一打开车门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冲。
“兰，小兰！”一边喊我一边敲门。真慢。小兰总是慢吞吞的。
“爸爸，妈妈！丹丹！我回来了！”又喊又叫，手指头都叩疼了。
“妈妈！怎么回事嘛！快点开门！我来不及了！”我跺脚。
“手指头要断了！”我双手一起乱打一气。
一把钥匙打开房门，一跟头差点跌进房中。是陈国军上来了。气冲冲把包往床上一摔，咦，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安静？
回头一看，没有找着人。在这间房子里吧？
打开门，没有人。
那间呢？
那一间呢？
都没有人。突然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楼上厂长处吧？
飞奔到楼上，对着门一通狂轰滥炸。没有回音。一步从楼上又跳下来，喘着气慢慢搜寻……
再开房间、再看屋内。柜子里，床底下都看了，什么也没有。柜子里空空如也。爸爸妈妈他们的东西都没有了！一着急我大哭起来。
陈国军从床上拿起来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是我熟悉的字迹：
晓庆、国军：
我们走了。不求富贵，但求平安，四代人像逃难一样地走了。就算没人赶，我们也要走的……老人、孩子无法再在这样的气氛下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另外，作为老人，我们认为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该到冷静的时候了。半年来，我们目睹着这一切，经受着这一切，心里也反复掂量着，事情不解决，将对每一个都没有益处。而真正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千万不能再失去理智了。冷静下来，才能想出好办法，做明白事。
国军：我们是晓庆的父母，也是你的长辈，疼爱晚辈是自然的。看到你常常发怒的样子，除受到惊吓外，心里的确也很不是滋味……我们盼望着你们早日摆脱掉困难，各自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你们还都很年轻呀！这只有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才会体会得到的。
晓庆：你一定要依靠组织，按法律办事。还要相信国军。好说好散。
不多说了，只望我们老人的心能得到理解。我们的话，能让你们听进去。
望安全归来，并能顺利平安地解决问题。
请勿挂念我们
妈妈、爸爸
1988年8月1日
他们走了！他们去蛇口了！他们一定是为我而走的！颓然坐在床上，心里拧成一股麻花。老的老，小的小，那么远的路，那么多的东西，他们怎么走啊？
我仿佛是站在沙漠里。四周一片空旷，我一个人，孤零零的。陈国军一直在说些什么。是暴风雨又来了吧！
突然间回过神来，现在几点钟了？又过了多长时间？好像有件事我要去做。是件什么事？我怎么想不起来？
想。皱着眉头，使劲想。楼下传来喇叭声。是汽车！汽车来接我！接我去什么地方？
轻飘飘走出房门，眼前白茫茫一片。云雾中看见了北影的司机，在向我说着什么。
你说什么？大声点！他大声喊。像是去法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
像锥子扎了屁股，我跳起来撞进屋里，一阵风似地拚命打扮。洗头、吹头、梳头、脱衣、穿衣、系腰带、穿袜子、戴耳环、戴项链、高跟鞋……琳琅满目穿了一身，拿起手袋袅袅婷婷走到门口。
临出门时向陈国军打个招呼，关门时顺便看了他一眼：我看见他又着腰抿着嘴气咻咻地站在屋子当中，这幅图画从此永远雕刻在我的脑海……
汽车停在了法国大使馆的门前。一出车门我看见了姜文。
眼前有许多金色的小星星在飞。大概是刚才起身时动作太猛了吧。再一眼看见了我的战友。
哦！是她。她在等我。
烛光闪闪。我们坐在桌前。那是些红蜡烛，上面的火闪着黄的光。战友和我，还有姜文，坐在桌子的一边。我的脸对着法国大使，战友的脸对着我。我一边频频举杯向大使及各位来宾报以微笑，一边听我战友说话：
“爸爸、妈妈、丹丹、外婆，他们都去蛇口了。”我的战友说。
我瞟了她一眼，又向大家抛了个媚眼。
“是我安排的，是妹夫靖军送他们去的。”战友接着说。
我微微点头，说不出话来。
“老人们不愿意拖累你。他们说，有他们在，你一辈子也离不了婚。”
一股热浪冲向我喉头。我感觉眼泪快要被那热浪冲出来，赶快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把它压下去。
“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了，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住处。”
含着嘴里的东西，我赶紧看她。
“必须这样做。你回去了就出不来了。今天晚上又得闹死。就这么定了。”我的战友坚定地说。
离婚吧，我对陈国军说
我没有回去住。我到了一家四合院里，战友、还有我一位律师朋友的夫人陪着我。
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以前？我认识了这位律师。我向他谈到了离婚问题。在此之前，我曾两次问过两个不同的有名望的律师，像我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离婚？离不离得了婚？两位律师都不约而同地给我没了大小不等的两瓢冷水。他们说我是名人，传说中又有钱，从道义上经济上社会法庭都会同情对方。我一想也是，本来自己就不坚决也就退了回去直到如今。
只有他。这一位律师，他姓吕，叫吕建民。只有他在我匆忙潦草地讲了几句之后立刻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当然能够离婚。”我说我没有理由。听说离婚要有充足的理由。“没有感情就是理由。是最重要的理由。”他简单明确地回答我。
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跟我说过。我的心一下子开了不少。后来，我见到了他的夫人杨曼玲。不由自主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们诉说了好多好多。他们一边摇头一边说，想不到中国的大明星也是这样的境遇。我赶快解释说都是我不好。我有第三者。一切都是由我引起……可是好像他们不听这一些。
今天，战友和杨陪着我。慢慢地我知道了一切。
在我离开北京后，父母亲就给远在深圳的靖军打了电话，要求他立即赶到北京来。有要事，十万火急！
靖军吓了一大跳，星夜兼程立即赶到了家中。
老人们开了一个控诉大会，声泪俱下声讨在这里所受到的惊吓，讲到我的情况，心疼得全身发颤。父母、外婆齐声要求离开这里，不连累我，大家才能平安。
靖军听后一言不发。几分钟后作出决定，全家立即迁往深圳。
家人们互相嘱咐悄悄行事，不可声张。尤其是不能告诉懦弱而缠绵的我，免得打草惊蛇，也怕我哭死觅活加以阻拦。
这一天晚上，老弱病残四代人举家南迁。
这是一支罕见的逃难队伍：外婆年近九旬，父亲七十有余双脚有残疾，母亲也年近七十身有重病，丹丹三岁小保姆十六岁，全家老小拖着二十件大包小裹随身携带的行李踉踉跄跄。
老人动作缓慢，那天出发时就晚了。好不容易挤上两辆出租车，慌急慌忙朝火车站赶。
路上又遇到拥挤的车流，两辆出租车又冲散了。停停走走到了车站汇成一处，装行李的车又没有来。眼看着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靖军直在大钟底下跳脚。
冲过去买了几张站台票，分发给几位朋友，帮忙盯住几个进口，行李车一到帮忙找人运进去。靖军带着队伍蜿蜒前行。
时间越来越紧，老人孩子却越走越慢。急中生智只有掏钱雇人将父亲和外婆背进车站，妹夫和保姆拉着母亲和丹丹快走。
到了站台上一看，几张硬卧票还不在一处，三张在六车厢，三张在一车厢，又赶快分头上车。远远地，几位朋友拖着行李气咻咻进来。
好不容易到了车前车铃已响，车厢门口已停止检票，苦苦央求列车员半天，刚上车轮子就启动了。
挤过拥挤的人群两头清点行李，行李还没有清点好又出了麻烦：原来还有几张车票在送行的朋友手中！
无奈何只有又掏钱补票。可是好说歹说列车长直摇头，答复是没有卧铺不肯补。坚持不懈顽强求告，看着颤巍巍的白发老人和孩子在车厢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列车长才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八月广州，骄阳似火。难民般的全家老小相互搀扶着下火车，没有地方逗留，只有坐在那一大堆卸下来的行李包上等在站台里。靖军出站去买到深圳的当日火车票。
购票的排队长龙长得简直不可思议，“加塞儿”肯定会遭来众人的白眼和愤怒，闹不好还会被执勤人员揪出去痛斥一顿，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最后边。想到在烈日酷暑下晒烤的老老小小，急得从心里往外出火。突然，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临时售票处的窗口一下子打开，靖军扑到窗口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面前，就在此刻，就能买到票。那份高兴那份激动，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好不容易将全家老小送上火车安置好，又立即跳下车去托运那二十件大行李。在深圳有表哥、表妹一大堆人从香港过来接外婆、父母，好歹可以放下一点心。
可是这二十件行李怎么办？靖军一个人守着堆成小山似的行李好一阵犯愁。
好几个包裹都裂开了嘴，有的包没有锁，托运处肯定不收。可是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买针线，不能离开这里也不能随便把行李托付给人，怕东西弄丢。
靖军只好假装散步在周围慢慢地溜达。眼睛隔一秒看一下行李，越逛离那堆小山越远。磨蹭着到了商场门口，一抽身亡命地往里跑，飞快冲到柜台买了针线东西，赶快夺路又逃回行李堆旁。周围和商场的人都跑出来惊诧地观望，肯定认为这个人不是小偷就是逃犯。
幸亏行李没有遗失，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的体统，靖军坐在小山上一个人细细地把那几个张了嘴的包裹缝好。
接着排队托运行李。眼睛须臾不离小山，两腿往前迈进，轮到他了一边办手续一边跑过去拿行李，只有两只手，一次最多只拿得动两。三件，反反复复地来回转了好多个圈圈。
战友和杨都说这次逃难事件简直是一场恶梦。战友还发感慨：“老弱病残幼，千里南迁，大概也是一项基尼斯纪录吧？”
夜。万籁俱寂。静。静得不得了。
大家都睡了。窗棂上树影摇曳，是那院子当中的枣树吧。枣树竟能这样摇动，大概是有风。仔细听，果然有瑟瑟的风声。凉气从脚上一直透到我心中。陈国军在干什么呢？我不辞而别不回家，他一定很寂寞吧？
他一定非常非常想我。那年我去美国办影展，妈妈说，自我走的那一天他就每天晚上坐在凉台上，到清晨还不睡，等我盼我，直到最后等到我回来。
去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在北京我没有把她的病治好。今年春节，我陪陈国军在楼下给他妈妈烧纸，一边烧，陈国军一边说：“妈，晓庆看您来了……”当时我伤心得成了个泪人儿。
他一直说我是他的命根子。我是他的命根子，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人体贴。他对我的无微不至像空气弥漫在我的周围。
他是那么能干，坚韧不拔。他能忍辱，能负重，生活能力那么强。没有菜吃他能用吃剩的西瓜皮弄出一盘可口的菜来。那次他到北京来看我，没有钱买卧铺票，车上又挤，他一直站到北京倒北京没有地方住，在公园里的长凳上一连睡了好几夜！在部队里，他一定是侦察兵里特种部队的特种兵吧？
他现在一定睡不着。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可是不行。战友和杨肯定会说我。骂我是窝囊废，没有骨气的东西。
不对。这是我自己的事啊。骂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电话还是打吧。陈国军肯定会暴跳如雷。我怕。他肯定会要我立即回家。还会马上到这里来接我。他查得到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是最出色的侦察兵。我走之前他好像在说是我和家人串通好的阴谋。他会杀了我吧？
别杀我。我只是要离婚，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照样在一起拍戏，“走穴”。你不同意。我知道你不同意。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了。真的不能够了。我们的关系充满了恐怖。再说，我们怎么见那些看到过我们硝烟弥漫场面的人呢？离婚吧。哪怕是离了婚等过一段时间再复婚也可以。
那把刀子。还有那包炸药。从《大清炮队》拿来的炸药。我不，我不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被战友推醒。天已大亮了。我被告知说是陈国军已知道了这个地址，要立即转移。转移！我穿上衣服立即行动。这个秘密据点已经暴露了。像地下党一样。
也许是我怕陈国军怕得要死，于是吹他的神通吹得过火，大家的警惕性都特别高。兵贵神速，很快我们到达了新的地方。
我又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在家里。早知道带点钱出来就好了。现在是一文不名。第一次离婚我还有三块七毛钱呢。这次倒好。成了光溜溜的穷光蛋了。
不敢去拍戏。不能去“走穴”。我也不敢去领奖。听说《原野》我又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近日就要开会领奖，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我在香港买的楼花怎么样了？要卖了还有钱可以吃饭。猛然间想起我还有那么多债，我的天！怕到时候楼花卖了，债也还了，钱赚到一点了，我也饿死了。
钱都在陈国军手里。也好。我愿意给他。假如能够赎清我的罪恶。我欠他的债恐怕才是一生也还不完。
我想我不会再有幸福了。一个心灵上有这么沉重负荷的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一想起陈国军就心绞痛。当然我要离婚。这是肯定的。可是我还是心绞痛。
律师和我谈话，我请求律师能不能不说对方的不好，另编一个理由去离婚？律师说不行。你必须说实话。于是我只好说“实话”。当然是一部分实话。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对不起，陈国军。我只是要离婚。
然后起草起诉书。是我告他。是我要离婚。其中有一段要我自己写。我开始写。写起来缓慢但是无力。唉！要是平平和和地离婚该有多好啊！
律师走了。说好我写完后通知他们，然后寄出。
大厅里空空的。呵，我才看清确实是一个大厅。我住在半片别墅里，厅大房间小，有朋友管吃住。尽管没有钱。这一点比上次离婚强多了。我坐在厅的中间，抬头一望，那高高的屋顶像宇宙的苍穹。想到如果架一个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此情此景太像我看过的许多电影中描写的悲伤、孤独的镜头。我突然明白了，毛主席说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多么准确。
眺望窗外，在勾花的窗纱那边是忙碌的人群。天照样蓝，草照样绿，谁也没有理会我这个渺小的人正在进行好像天都要塌了的离婚。啊！好久都没有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舒心地走过了！
还是那年和陈国军……又是陈国军。哦，这几天他怎么活得成呢？又开始揪心裂肺。五脏六腑都疼死了。
没有人在旁边。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安慰他，抚慰他。不能让他太伤心。
“喂？”刚喂了一声，就哽咽难言。没有出息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奔涌出来。
“哥们。”是陈国军的声音。他开始说话。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讲过去细细的一切，讲在长影拍戏，讲《无情的情人》，在电话里小声给我唱歌，唱《大坂城的姑娘》，唱《无情的情人》的主题歌……
我的脸上沧海横流。那海水不停地淌到衣服上，我听到它们滴落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我请求他能协议离婚。离——婚——吧，我说。
他告诉我，香港的记者正在访问他。是他在香港的妹妹联络的，他在等待我的觉醒。他并不想毁我。只要回来什么都好说。不然他会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报复。
他的声音仍然轻柔。恐怖一阵阵向我袭来。电话里又在开始回忆，我的面前出现他各种各样的脸，所有的一切都在闪动，半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有一只手伸进我的肚子里搅动，我的肠子拧成一团。从沙发上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滚动着，说不出话来。
勉强挂上电话，我蜷缩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挣扎，我的喉咙被一大堆东西堵住，发不出声音，我感觉我开始窒息，我可能要死了……
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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