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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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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地看着那光柱去捉那小小的灰尘玩,此时看见这片阳光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呵,对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要睡了。那就睡吧。太累太累了。 

钥匙在响。有人走进来。管它呢。我什么都不怕了。有声音在叫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见了。是律师小吕和杨。他们拿着一份传真,先问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告诉我陈国军已委托人在香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和他离婚的事。他告诉报界我的父母把所有细软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突然离去,只给他剩下一条毛巾……我坐起来。 

我怎么一下子不痛苦了?小吕再接着说我们的结婚证已登在报纸上,我看见了那张报纸的传真。上面除了结婚证外还写了许多本来没有的事。 

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眼睛开始明亮了。我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晴朗,突然之间我感觉解脱了。我不再欠谁的了。 

光着脚跳下床找来我写的那段起诉书。三个人鼻子碰鼻子开始研究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我人生新章节的引号打开了。 

很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我开始同外界联络。几个摄制组找我拍戏找遍了天下。其间我又转移了几个地方。绝对不能让陈国军找到我。 

我认真感受姜文。惊讶姜文居然能忍受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折磨。他这么包容我,真是惭愧得要命。 

醒过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矛盾是一年一度的“百花奖”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要我去领奖这件事。鉴于上次佛山十大影视明星颁奖会的风波,我是绝对不敢再重蹈覆辙了。况且此次情况与上次又大不相同,尤其得知香港记者已云集深圳,要有什么丑闻发生岂不天下大乱,丢了我自己的脸面不说,也给中国大陆电影界抹黑。唾沫四溅地在电话里把这些理由重复了许多次,组委会也觉得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可是颁奖大会又不能没有最佳女演员。尤其是鉴于我在海外及深圳、广东一带的影响,当然要比获得其他奖项的那些歪瓜咧枣的男导演、男明星好得多。组委会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首先,通过北影找陈国军谈话。他现在是北影职工,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许在此期间去深圳。据说没有谈通。深圳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去。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计不成只有另想一计,着重研究组委会的防卫工作。 

要给我单独找一个地方住,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尤其不能住在记者们找得到的范围,万一发生什么事不至于影响面太大。 

下了飞机就专车接走,住地要严格保密,只能组委会几个人知道。 

航班号也要保密。组委会的小李专门负责我安全的事。 

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会场的入口。千万不能在会场闹起来。那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大丑闻。可是怎么控制得了呢? 

加强保卫。这次大会请了一百多个保安队员和公安局的便衣。 

要是陈国军有票进来了怎么办?发照片。陈国军的照片印它二三百张,每个大门收票处和警察保安一人一张,或是照片传阅让他们看过熟记其面孔,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严密监视,必要时清场。 

组委会把战略方针讨论来讨论去,枪毙了无数不成熟不完善的计划,最后成活了这样的一套方案。 

再想办法如何施加压力,软硬兼施把我弄出来。哄到飞机上前往深圳。知道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况且现在胆小如鼠,岂止胆小如鼠,简直是吓破了胆,得做深人细致的工作。 

又请来北影厂长汪洋。汪洋也早已离休,现正任《红楼梦》巨片的总监制。知道我素来敬重他,听他的话,所以电影界一有大事就请他出马。到目前为止,凡是汪洋出马在我这里都是马到成功,命中率是百分之百。而他对电影界的事也从来是有求必应,当然他是最佳人选。 

汪洋厂长又照例鞠躬尽力,每天打无数个电话给我,打得电话线都热了。每次他打电话来,我血泪申诉的理由他觉得有道理,然后打电话给组委会替我解释。组委会又对他做一通工作,他再转变立场打电话来说服我。如此三番五次,我心里想,哼,厂长,您总是帮人家来劝我,我总是听你的话出山,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了!

汪洋问我什么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于是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这个普希金童话。有一个渔夫打上来一条金鱼,金鱼突然流眼泪了。金鱼说渔夫伯伯您放了我吧,以后您要什么有什么。渔夫惊愕之余觉得这条小鱼实在可怜可爱,于是放了它。回去跟老婆一说,立即挨了老婆一通乱骂。问他为什么不当时要点东西来?去,要一间屋子。于是渔夫回到大海,喊金鱼,金鱼游过来问,伯伯您要什么?渔夫说要一间屋子。金鱼说您回去吧,现在您已经有屋子了。渔夫回家,远远地果然看见一间漂亮的大屋子,老婆住在里面。从此老婆总是让渔夫去要东西,渔夫也总是去向金鱼要,总是如愿以偿。后来老婆要金鱼去伺候她,渔夫被迫含泪跟金鱼一说,金鱼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所有豪华美丽的东西也全部都变回了它们原来的模样。 

我说厂长,过去您说什么我听什么,绝对是有求必应,这次您不能让我拚着命听您的话去领奖吧?您不怕我也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啊?厂长大笑起来,又打电话给组委会,大约四十分钟后再打回来,详细叙述他们的作战方案。还专门找了个直线电话打,免得走漏了风声。在来回听了几遍后我终于说:行——吧。

同时,《红楼梦》剧组要拍内景,内景搭在北影厂内。由于《红楼梦》的总监制是汪洋,他们也在制定方针。新厂长宋崇不停地找陈国军谈话,要陈国军保证不影响摄制组的拍摄工作。陈国军向厂里保证拍摄时不来找我。组里还给我一辆专车,车让我自己去租,于是我请了我熟悉和信任的在《春桃》组就为我开车的司机小李。

千般计谋万般防范,我终于在深圳体育馆颁奖大会上粉墨登场。下飞机后坐上一辆专车开到一个秘密住处,接着又顺利地到达指定地方。大会一直得到报告:平安无事。 

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我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那在八年前就该得到的电影《原野》女主角金子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个角色我已在法国电视台获得过最佳女演员奖。 

八年前,我们拍摄了影片《原野》。这部影片在完成后成为国内及海外当时最轰动的大陆电影。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是中国大陆“文革”后第一部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电影。可是大陆的观众不知道这些。因为这部影片在出品的当年,就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发行。虽然不允许发行,可是“上座率”非常之高,录像带作为参考片组织内部观看,《原野》这部影片的影响遍布全国。 

八年后,《原野》终于批准公映,“百花奖”选票纷纷投向我的名字。《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 

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奖杯,他紧紧拥抱我表示祝贺,然后我缓步走到话筒前面。此刻站在台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高兴我又一次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静场片刻,我开口说。一阵掌声像海风刮过。 

“我已经是第四次获得百花奖了。”我接着说。又是海风阵阵。 

深圳的观众真是热情而又礼貌,我同时想。干咳一声,我大声说:“不过这个奖假如是八年前领到,我会更高兴。”说完鞠了一个躬,下台。暴风雨般的掌声骤起!

我的喉咙又被升起的一团东西塞住,眼泪又好像要掉出来。最近我动不动就来这一手,不会是得了喉癌吧? 

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平安无事。接着去参加大会举办的酒会。

酒会的情况和我们预先想到的完全一样。刚进大门我就被香港记者及各地记者团团围住,我一边快步走,一边飞速回答问题。组委会全体上来维持秩序,问题太敏感尖锐,我就巧妙地绕过去,会场上就像是来了龙卷风,那情景令我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喧嚣声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离婚的问题。这正是香港报纸每天的新闻。对这种问题我当然总是听不见,或是听不清,或是听不懂广东国语,或是被人踩了脚没有听到。幸好大会事先安排好的作战方案里有一条去酒会见记者限定时间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被推推搡搡到了安全地带。我一边提高跟鞋,他们一边整领带拎衣服,大家盛赞这个作战方案的英明正确。 

乱哄哄闹了一场,拿着奖杯我回到了北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我们都虚惊了一场,简直是杯弓蛇影。想起由于我一个人给大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对大会怀着深深的歉疚。

我总是歉疚,我得了歉疚病。

从女厕所狼狈出逃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 

王熙风又重整旗鼓,去大观园里报到。 

化装室里叽叽喳喳,夫人们、小姐们、老祖宗、老妈子、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迎春、惜春、探春,嘻嘻哈哈打成一片,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歌舞升平。 

我用凤辣子的特有眼光凌厉一扫,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把心放到肚子里,抱着大家狂呼乱叫起来。 

大观园是场地外景,搭在北影院内。怡红院、衡芜院、潇湘馆……一个个小院层峦叠蟑,既气派又雄伟。看样子大观园里的“姐们”都知道我的事,可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不说她们也不问。 

好像从地下的囚室里出来放风,整整一天我都在现场撒欢。和大家胡侃神聊,拍摄现场里笑声阵阵。眼看着夕阳西斜,我的心开始沉重。一边拍戏一边往门外偷看,越来越心神不定。同时不停地安慰自己,别犯疑心病,上次领奖会自己那么紧张犹如惊弓之鸟,结果实在是多此一举。在这里可不能再“狼来了”。

突然间晃过一个身影,心里“咚”的一下赶快瞧:陈国军等在那里。我的妈呀!一下子我扑到地上,就像是炸弹刚开了花。一时间,丫环、婆子平素与我相好的演员们奔走相告,我蹲在那里半天出不得声。 

卸掉钗环,脱下裙据,在“姐们”的陪同下壮着胆子走出摄影棚。我的车停在那里。司机小李点点头,手指指旁边。我顺着他的眼睛一看,陈国军抄着双手,站在车门前。 

回头望望,汪洋厂长跟在我身后。平素说我总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不,狼真的来了。我打开门上车。陈国军关上门不许我上,快步统到另一车门一溜烟钻进车内,陈国军站到车头前。车开始发动,车轮空转,陈国军顶在前面,大有欧阳海视死如归的气概。汪洋厂长义不容辞前去劝解,陈国军将他推到一边。

人群越来越多;都在观看这场表演。新厂长宋崇闻讯赶来,新老两位厂长一起解决问题。表演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看得有滋有味。无奈何我开门走下车,像为了保护群众而从容走出行列的革命志士。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和你谈谈。”我说:“好,我们现在就谈吧。”他说:“不,我要单独跟你谈,我们回家谈。”“那我们在北影谈吧。”“不行。跟我回家。”“那不可能。”我坚决地说。

两位厂长又出来打圆场。劝来劝去从摄影棚里又拥出来几个《红楼梦》组的剧务,连哄带拖把陈国军推到一边。我跳上车跟小李说:“走!”车轮刚一转动,陈国军拚命挣脱大家又站到车前面,随着刺耳的一声刹车尖叫,我的头猛地撞到前面的椅子上,头昏眼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后新厂长来劝我,是否可以去他家谈。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只好下了车跟着厂长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去宋崇家。 

宋崇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我们谈了些什么已记不清。印象中不外乎是回家不回家离婚不离婚的纠葛。此时的我,对婚姻已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动摇。谈话肯定是不果而终。因为太晚了,我只有在宋厂长处住宿。

一夜辗转难眠。我睡在他家的客厅。客厅的墙上有一只漂亮的时钟。我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那只美丽的时钟。那时钟不与我同样的心情,一直“滴滴哒哒”无忧无虑走个不停。这还不算,它每到一个小时大唱一支欢乐的歌曲,每到半个小时哼一首高兴的小调,气得我一会儿翻起身瞪它几眼,一会儿蒙头拚命睡也毫无作用。 

第二天一早,我深一脚浅一脚神魂颠倒地走到化装室,昨日的昂扬已没有了痕迹,看我霜打了似的,大家也闭嘴敛声。一边化装我一边打瞌睡,头一点一点有一次竟然磕到了桌边上。不是化装师及时扶着我,肯定变成水牛长了犄角。

连续几天天天如此。每天戏快拍完陈国军总在等我。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尽管加强了保护,好不容易冲出阻拦,车开出了北影厂门,可已夜深人静,我和小李都筋疲力尽。只有在大街上停车冥思苦想,今晚上到哪儿去住呢?小李总是默默地等着,等我想好了去哪里住,他再送我去那个地方。再后来干脆借了一套被褥枕头放在车屁股后面,想好了去处,开车到朋友家,一进门打开被褥倒头就睡。 

每天拍什么戏说什么台词,镜头一演完我全不记得。在开拍前打灯光时站在机器前脚直打晃,一拍完穿着服装带着满头满脸的刀刀叉叉,赶快找个地方一躺。有一次差点有人把脚踩到我的身上,她以为地上花花绿绿的一团是哪位演员不经意把衣服随便乱扔了。

此时姜文回到了北京,每天在北京满大街乱转拍摄《本命年》。时常,他正在酒吧间“追”程琳,得到我危急的消息,扔下程琳跑去四处打电话,再不就是拍主人公被戳了一刀的场景,姜文浑身洒上血浆躺在地上装死,一切都准备好马上要开拍,听说我又被围困,他立刻“诈尸”,浑身鲜血淋漓跳起来指挥人马,组织并派出营救我的队伍。

好不容易熬到了《红楼梦》去苏州拍外景。 

我已吓得魂不附体。 

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摄制组先拍完了其他演员的所有镜头,计划等我到达时把我的镜头一天抢完。 

战战兢兢壮着胆子到了苏州。陈国军已经早一天等在组里。一听这消息,我扭身又往机场跑,制片主任拉着我安慰说,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组里已有了妥善安排。 

听说他已经住了一天。有时间就控诉我,讲血泪史,周围聆听的人无不泪流满面。他说,只是要我回北京去好好谈谈。消息之灵通,情报之准确,我怀疑组里肯定有他的“内线”。 

没敢去房间,我直接去了拍摄现场。现场是典型的苏州园林,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好一个静幽幽的小院。全部几场戏都在这个小院里拍摄。夜景。我们从晚八点开拍,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天明。 

陈国军就站在院子当中假山这个制高点上。雄赳赳俯瞰全院的一切。事先他已观察好全院只有唯一的一个小门是出口,于是他严密把守着小门的方向。只要我往门口走他会立即跟在后面,扭头往回走他再回到假山上。事前他已向谢铁骊导演保证过,拍摄时决不打扰我,拍完后怎么处理他说要随他的便。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镜头一个接一个拍完。不由自主我打了一个哈欠。斜眼一瞟,假山上的那双眼睛仍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一个寒战我又找到制片主任。让他无论如何要使我安全离开苏州。 

制片主任深知今晚的严重性。他悄悄地跑前跑后,像一个地下党的交通员。花园里只有一条出口,被陈国军严密把守,想不出好办法,我们急得抓耳挠腮。 

突然主任又回来把我向旁边一拉,兴奋地告诉我女厕所里面还有一个小门!天无绝人之路,他可以把车停在厕所小门外,那里有条马路可以一直通向大街。我嘱咐他停车的时间早晚千万要把握好,早了被发现,晚了我出去后走不掉更不得了,要恰如其分。主任点点头再去安排,又回来告诉我说得让女化装师陪我上厕所这样才演得像。 

生活中从未演过这种戏,我的心嗵嗵乱跳。只听见主任在告诉我最后一个镜头马上要开拍。拍完后不能卸装要立即行动。再三叮嘱我不能跑不能跳要稳步前进。 

我连连点头,然后站到了摄影机前。这一个镜头是在一间小屋里拍。摆好一副临危不乱的样子,像江姐从容赴刑场,我进行伟大的艺术创作。当导演喊出那一声“停”,我和主任立即制止大家终于结束一天工作的欢呼。我还有最后一个单独的王熙凤特写要拍。

老祖宗、小祖宗们都疲惫不堪,此时已是清晨五时。鸡鸣声阵阵传来,鸟雀啁啾。 

曙光已映白了窗户纸。主任俏悄地对大家说:“不能卸装,不能说话,更不能上车,不然晓庆就走不成了。” 

演员们一个传达一个,大家都鸦雀无声。啊,这是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时刻!老祖宗贾母林默予已七十高龄,薛姨妈袁玫,王夫人王敏宜,还有宝玉夏菁,黛玉陶慧敏,紫鹃陈红……大大小小年龄各异的演员们明星们,静静地在熬了一夜的拚命工作后等在现场,为的是使我能在拍完后平安地离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深深地看了她们一眼,趴在贾母林默予老师的膝盖上我在她耳旁悄悄地说:“老祖宗,拍完这个镜头我就走了,回北京去了。就不再跟您告别了,您多多保重。”再看看大家,什么也不能说,我开拍我的最后一个镜头。

拍完了。大家仍然静静地。好像还要继续拍摄的样子。走出屋门,我放大声音说:“小王,我们去上厕所!”小王说“哎”,跟了过来。我们往厕所走。 

拚命抑制住自己快跳出来的心脏,我尽量放慢步伐。 

一阵脚步声传来,陈国军跟在后面。我不敢回头看。到厕所门前我愤怒地对着脑后说:“我们上厕所,你干什么?”他站住了,我们缓步走进。 

一进厕所赶快找门,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撒尿。要让门口听到有上厕所的声音,不能引起怀疑。在这儿!小王指给我看。她已来视察过。提起裤子拎起裙子我打开门闩,提醒自己慢慢地、轻一点。随着门吱嘎一声,一片朝阳倾泻进来。我立即在曙光中往外一跳。一眼看到小车已在门外,主任在车上招手,我拉开车门往里一钻,头上戴的金凤挂在车门上把我弹出车外,低着脑袋再往里进,裙子又勾住了车门,揪住裙角急中生智埋头曲膝往车里一滚,小车立刻开出几丈以外。 

马达轰鸣,汽车在高速路上急驶。缩在车里,我一直回不过神来。突然间我说:“不能去机场!我不能从苏州离开!现在陈国军肯定在机场等我。”“那去火车站?”主任说。“也不行!”凭我对陈国军的了解及多年与他打交道的经验,他会查时刻表,会出现在我要去的任何地方。和他相比我的智慧是小巫见大巫。我玩不过他的。 

“去南京!对,去南京!”我跺着脚说。 

车头扭转,开往南京。南京,离苏州不近,火车要开五个小时,汽车要开一个白天。可是为了万无一失,我一定得去南京。而且在南京绝对不能坐飞机,怕陈国军等在北京机场。得坐火车去北京。不行,他也会出现在火车站。得坐火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汽车去北京。 

计谋已定,突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头上满是刀刀叉叉,也不能在车里坐直,只有斜靠在后座上,左右都碰不得悬在半空,那车窗外闪过的是一片片黄色的菜花,看见菜花,耳畔就响起蜜蜂的嗡嗡声。在嗡嗡声中我回想起在四川的童年。每次上学我都从这些黄色花朵中穿过,伴随着我的就是那春意融融的嗡嗡声。有时我会在菜花下面睡上一觉,醒来时摘一朵菜花插在我系着红领巾的胸前。啊,那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恨自己总是长不大、总是不成熟的童年!

突然被一阵刺痛惊醒。原来是我的头叩在车门上,簪子一下子插在头皮里,我一摸渗出些血来。艰难地调整一下位置,浑身疼得不行。还是一副王熙凤的装扮。我嘱咐司机千万不能停车,要一直开,开到南京再打算。 

汽车徐徐停止。南京终于到了。 

我爬出车门,伸伸胳膊伸伸腿,头上的钗环凤簪一起乱晃。我们停在城市界外,再往前方就是那“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南京了。在这里,毛泽东的队伍把蒋介石赶过了长江,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回来过。 

叉着腰,一副凤辣子模样,我站在大路旁四处眺望。发鬓散乱,残妆犹存,与汽车、公路、两旁的庄稼一起形成一幅奇特的图画。自己的情形比当年蒋介石仓皇出逃要凄凉、冷清、孤单得多吧。 

远远地,好像看见路尽头来了行人。”快,主任,你们背过脸去,我要上厕所!”主任和司机背过脸去,我找个庄稼地钻进去上厕所。在苏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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