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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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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又凉到冰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从希望跌到失望，比本来就没有希望更痛。原来以为透出来一线曙光，如今又被重重的黑幕罩上。
绝望中我们问他们，下一步将会怎么办？答复是不予立案退回税务局。又退回税务局！再问，会不会税务局再往其他检察机关报呢？承办人同情地看着我，回答说，一般不会，特殊案件也说不准。
我是多么需要那份还我清白的文件，要知道它对我是无限无限的重要。有了它，我就有了说话的依据，不仅报纸上可以登载，我也从此得见天日了。
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从来就达不到。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轻而易举，推翻一个案子比登天还难。连纠正都不可能。尽管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姜文为了我的案子拚出命去与有关人等大杯喝酒，酩酊大醉，最后倒在了桌子底下，可是，青岛这一趟还是白来了。
折腾了半年多，忙天忙地昏头胀脑还是一个零圈圈。
我突然没有什么事想做了。只有一件事就是等待。我这时非常非常想家。我要立即找一个地方憩息，立即去那友爱、温暖、不需要防范、不需要伪装、更不需要缩头缩脑能还我真实自己的小小的窝。
蒋律师留在青岛继续与有关方面交涉，再最后争取一次检察院在退回税务局之前给我们一个书面结论。我飞回北京进行《红楼梦》的后期工作，补录一些声音，然后将前往深圳。
和母亲大吵是要她不要过于节约多多花钱
又坐在飞机上。这段时间总在空中乱飞，都赶得上空中小姐了。
只身一人，我前往深圳。深圳这会儿还没有机场，从北京去深圳很麻烦，从北京去蛇口就更麻烦。我办好了去深圳的特区通行证，先坐飞机去广州，从广州再转火车去深圳车站，出了站再乘“的士”或是“中巴”去蛇口。
上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了。哦！对了，还是那次我刚从美国办影展回来去深圳办理银行贷款及买楼花的各种事宜。虽然上次去深圳同样是为钱头痛，可处处见到的都是春天般的笑脸，现在又去深圳，戴眼镜、戴帽子，还得四处躲避那横扫落叶的秋风。
唉！往事不堪回首。几年前我的家在四川，现在我的家在深圳。几年前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我负债累累，是正在通缉中的头号偷税犯，整个一只过街老鼠。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幸好在此以前就已经借钱买了蛇口这么一个去处，不然我今日这副模样别说借钱，借空气都没有人给你。唉！人生难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坐了飞机坐火车，坐了火车坐汽车，辗转颠簸，我终于到了蛇口。
蛇口与我过去来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然是那样安静、整洁，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是这位少女羞答答使我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从此流连忘返，继而“一怒为红颜”，从而惹出这一系列的风波。蛇口，你还认识我吗？
哦！我的家在什么地方？记得当初买这幢房屋是看的图纸，头一昏脑一发热就顺手圈了一处。我想起那幢别墅是在海边，小小的，乖乖的，树木葱茏，在我心目中是自雪公主住的房屋。
唉呀！蛇口怎么这么热呵？知了在没完没了地叫。各种昆虫不停地嗡嗡嗡嗡。在大街上刚站了一小会儿，汗水已湿透了我所有的衣衫。快走快走，再不快走就通体透明了。
几步冲到有冷气的大楼里，一股凉风渗透进来。父母、外婆他们不会太热吧！在这赤日炎炎的地方？哦！不会不会。那幢房子里有七个空调呢。
想到这里不由得多多少少回复了一些自豪感。只要能为亲人谋福利，我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愿意。我头上的千钧重压身上的脚镣手铐突然无影无踪，啊！人有了尊严是多么好啊。
快走快走！不要停留！脑海里浮现出外婆、爸爸、妈妈慈祥的笑脸，仿佛听见小丹丹叫“姨妈”的甜甜的声音，一家人团聚的美满情景激荡着我，三步两步我跨进了家。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一边呼喊，我一边冲进客厅。这段时间除了呼救吵架外好久没有这样快乐地喊过了，我心里一阵通畅。没有回声。临走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也没有思想准备吧。
轻手轻脚走进屋去、怎么这么热啊？“轰”的一片蒸气扑了过来，怎么屋里气温高得像水开了锅？坚持着往里又走了两步，“唰”的一下汗水从全身的毛孔里冒了出来，放下东西朝大厅里一望，一幅悲惨的图画映在我的眼前：
一家几口老弱病残全靠在沙发上喘气，丹丹满头满脸部长了毒疮，几个空调静静地不动不响，屋子里所有窗户都大开着……一步冲到他们面前拚命大嚷：为什么不开冷气？为什么不开空调？这会热死人的！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母亲站起身阻拦我。竭力解释说空调费太贵了，付不起这些钱。外婆、爸爸也跟着帮腔：不热不热，多洗几个澡勤扇扇子就行了！过得去过得去。我吼起来：不热？还说不热？你看丹丹长那么多痱子不就是热的吗？都成毒疮了就不心疼？你们不心疼我心疼！
一边说一边关窗户，又爬到桌子上去开空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边流泪一边忙活一边继续喊：你们不要觉得我没钱！告诉你们我现在钱多得花不完！你们不要看到报纸上写这写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我好着呢！马上报纸就要登反面文章了！
那天夜里，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母亲吵架。吵架凶得我嗓子全部失声。与别的家庭吵架不同的是，大部分家庭是为了谁多花了钱吵架，我是为母亲舍不得花钱而吵架。
记得前些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在成都跟外婆吵了一架。原因是外婆七十多岁高龄为了省钱偏不坐那三轮车，而去挤那人满为患不安全的公共汽车。几年以后差不多的原因我又与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我告诉她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家庭幸福才是最大的财富，只要你们好就什么都好，我的事一切都好处理，只要把你们自己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听说你们嫌物价高吃饭贵就每顿吃面条？这怎么能行呢？本来我想说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监狱里送饭都没有人送，话到嘴边我赶紧把它咽了下去。
我强行给家里订了计划：每天必须开空调多少时间，吃饭必须用去多少开销，自来水必须用去多少，并且告诉他们留好付帐单，我下次回来要检查。并且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完成我就把这些规定计划内的钱撕成碎末扔到大海里去！
我把带回来的所有钱财全都交给了母亲，“命令”在多少天内要把它花完。我知道我走之后她一定会“阳奉阴违”，可是命令与不命令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最近又挣了一笔钱，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没有地方用。我妈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呀？那报上写的你偷税还罚款，你哪来那么多钱去交啊？我说这一点妈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我挣了多少钱吗？税务局查我查错了，现在还要退钱给我呢，我因祸得福，又发了。飞机上不许带现金，所以这次才带了这么些，下一次坐火车多带点回来。我们住这样的房子就要花得起钱，别小里小气的成天哭穷，让周围那些外国人和港商、台商笑话。人家说中国的头号大明星怎么会这个样子？还以为我们抠门，这点钱都舍不得呢。妈你去蛇口招商局要求水电按大陆标准照顾就不好。以后别这样了啊？
母亲将信将疑点点头说：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我说：春节。春节我肯定回家。你忘了我发誓无论在天涯海角只要是春节我一定要在家过吗？你知道我从来不说二话的。母亲点点头。她知道我是说一不二的。可是我心里想说，不过非人力所能抗拒除外。要是自由受到了限制，我就是插上了翅膀也难飞了。
一晚上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全讲的是钱的事。这几年我好像跟钱干上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离开家，回到了北京。
发生在Y城的“打观众”事件
“走穴”。还得“走穴”。
尽管是大偷税犯也得“走穴”。“走穴”是我的唯一出路。冒着枪林弹雨，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走穴”。为了外婆，为了爸爸、妈妈，为了丹丹，为了我自己，我必须也只有——“走穴”。
“穴队”队员们说那么高的税挣的那点钱简直是眼泪。我说有眼泪总比没有眼泪好。别说是眼泪了，哪怕是眼屎呢。“走穴走穴”。别说那么多，听我的。
大家哆哆嗦嗦地跟我出发。就像被共产党打过了长江的蒋介石军队残余，每个人重整旗鼓抖擞精神也掩饰不了心里的慌张。每到一地，东西一放下就急急忙忙去税务局报到，税务官来到了后台，所有人一齐拥上，又递烟又打火，端茶送水摆凳子寒暄，活像老鼠见了猫。
记者们成群结队等在舞台边轮流采访。拿着表卡时间看你出场多少分钟。你必须出场至少半个小时，超出了是应该的，少了一分钟明天报纸上刺刀见红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挣钱？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工人、农民成天汗流侠背一年到头辛苦，还没有你们一场演出的钱多。战兢兢我们小声说艺术是无价的。无价？无价卖票干吗？收钱干吗？无价就义演嘛！我们大着胆子说，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吃饭？想想红军二万五千里吃草根树皮，你们的日子强多了！
观众席里每天不停地起哄。好多人买了票花了钱看完了表演，出剧场便一通开骂。什么节目不好啊，蒙我们啊，这么多钱了还来挣我们的钱啊……他们早就忘了是他们自己掏钱来买的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不敢拿枪逼着他们到剧场来看。只要节目稍不精彩便会响起“下去吧”，甚至“滚下去吧”的吼声，更有甚者，可乐瓶、鸡蛋、黄瓜都会向台上的演员飞过来。走笔之时我想起几年后“百花奖”在深圳有过一场演出，一位歌唱演员上场时不小心一出台就掉了一跤，狼狈地爬了起来，那位演员等着那听惯了的起哄、大笑和口哨声传来，可是观众却静静地听他唱，直到他唱完后报以比别的节目更热烈的掌声。记得在当时，那位演员禁不住热泪盈眶，其余的同仁也不免有些唏嘘，演出多年何曾见过这样尊重艺术、文明礼貌的场面！
我又想起那一年去法国办影展。一天无事去一小剧院看一出来自苏联的滑稽剧。讲的是俄文，表演又粗糙，水平更低劣，实在是乏味得很，法国人却个个正襟危坐，眼睛炯炯有神。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那位功夫不敢恭维的演员居然在台上谢幕十三次！后来我得知法国所有的剧场包括电影院都是如此。不由得我想到在法国做一个艺术家实在是最幸福最幸福。
可是在我们这里，在那样的年代，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艺术再与金钱挂钩则是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交易。许多人去看你，欣赏你，同时哄你，批判你，骂你。演员差一点就在台上摇尾乞怜，观众和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互相需要又互相仇视的畸形关系。
我们每天在这些错综复杂当中生活着。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舞台到一个舞台，从一个税务局到另一个税务局，从一场观众到另一场观众。税务局动不动就让你去一趟，供电局不送票就停你的电，剧场时常借口取不出现金不给你演出费，你求不了爷爷告不了奶奶，只得忍气吞声。
和观众直接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一直压抑着个性，小心翼翼避免出事。尽管每次出场都会引起全场骚动，尽管有时唱完一首歌笑容满面地正要向大家鞠躬时，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刘晓庆，偷税！”的怒喊、尽管我也在台上遇到过“下去吧！”的哄声，可是我仍然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能再出偏差，不能再授人以口实，直到后来那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打观众”事件……
那是在江苏的Y城。在去Y城演出之前，我们已去过一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着数不清的烦恼，受过了数不清的委屈。每场都有许多观众等在门口要我签名，不管我是不是正在化装，或是正在换衣服，只要没有给他们签名就喊着名字骂几声。每到一地演出还没有开始，市税务局、区税务局、县税务局各级税务领导办事人员坐满了后台。有的地方，我们钱还没有拿到手，就让我们填税票，交了钱才许演出。报纸是天天登、天天骂，到一个地方臭一个地方。观众总是在没有看我们演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报纸，心里抱着成见，到了剧场当然会找茬，找茬的情况给记者知道又登报纸，身受重重压迫走投无路的演员们，可不是更得气不打一处来。
每天演出无疑是一场斗争。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身处恶劣环境被人当作戏子的演员们同观众、记者之间的矛盾已白热化。
那一天照常是晚场演出。照常是为了安全，晚会已开演了我才出发。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节目，剧场距离住处也很近。我们照样派人观察了剧场所处的地形、环境，找好了最佳进场的通道。
我的住处照样已被人发现，房间外照样人山人海。照样是喧闹之声不绝于耳，议论我的各种语言时高时低、时隐时现传到我的耳中：“刘晓庆，这时候还来演出，真够贪财的！”“税务局正在查她呢，你看吧，在Y城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她的出场费听说一场就好几十万呢，真够黑的！”“哎！刘晓庆多大了？都老了吧？”“不知道。呆会儿出来就可以看了。她大概有四五十了吧。”“四五十？还来演出？不累得慌啊？”“她还没有结婚呢，听人说她一点儿都不显老，肯定整了容了。”“其实她演电影挺好的，我都喜欢看。没事跑这儿来干吗？”“嗨，挣钱挣昏了头呗。哎哎哎，别挤别挤，你们挤啥？一个破戏子有啥好看的？还不就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她也是人！”
外面好像打起来了。我放下化妆笔，心里一阵慌。一直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看见人多条件反射我就害怕。想起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才怕见阳光、怕见天日、怕见革命人民，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么一对照我越来越彻头彻尾地向反动派靠拢，怎么不令我心惊？
天已渐渐昏黑。逐渐更昏更黑，最后黑沉沉一片。屋外面越来越挤，人越来越多，小院的门在开始摇晃。拥挤声、争吵声越来越严重，“穴头”照样领带歪斜，挤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突破包围圈跌进屋里：“快！快走！再不走人越来越多时间也来不及了！”
二话没说我站起身来就跟他走，前呼后拥照样“穴队”队员们担任保卫。照样我戴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
照样在出屋门之前我站一下，我们的人照样“轰”的冲出去想把群众拦在两边。可是今天人手不够多，我只有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勉强穿行。
人们都纷纷阻拦我的前进。后面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蹲下来看我的脸，有的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我本能地转过脸去，另一方向手电筒又从那边照过来，我用手挡住眼睛。大家七嘴八舌：“嗨，刘晓庆，别走啊，停下来让我们看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吭声，继续往前走。车就在前面，可是我无法到它的旁边。有人抓住我的手，在抽回手的同时，条件反射我一回头，有人喊：“看见了看见了！嗨！不怎么样！不好看嘛！”
我们的人在前面开路，左推右挡仍然行进艰难。人群中传出阵阵哄笑声。“到我们Y城来挣钱还不让人看，那张脸不就是给人看的嘛！是不是我们没掏钱啊？”“有啥珍贵的？要是我就不看！”“刘晓庆，戴帽子干把帽把帽子摘了，让我们瞅瞅！”笑声越来越热烈。
我咬住嘴唇，一声不响。只盼望能早一分钟、早一秒钟到的跟前，只要坐上车，一切也都好了。只听见有人拍胸脯说：“我来。看我的。”我正在跌跌绊绊地躲过那些蹲下来嘻嘻笑盯着我脸看的人眼，突然一个身影窜到跟前。我吓了一跳往后一闪，一只手一下子摘掉了我的帽子，在周围一片大笑声中那只摘帽子的手从我的脸上摸过，那一瞬间仿佛是鬼神驱使。我扬起手向那摘帽子的身影就是一掌！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一言不发我走向汽车。只听见后面传来尖声的哭嚎，那声音之嘹亮刺破苍天。不得了啦，刘晓庆打人了！你凭什么打我？我跟你拚了！”
我上车、关门。一张脸扑在车窗前，是个女的。她披头散发无限悲痛，一只手扣着车前镜，一只手伸进窗内向我抓来。我怒视着她，无动于衷。此时的我已无所畏惧，今天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后悔。我看到有人把她拉开，汽车开动，我们扬长而去。
我在Y城已无法呆。人们肯定正怒火万丈。最后一场刚一结束我就出发去了下一个城市。听说那天有许多人守在我的住处找我打架一直等到半夜。
当然第二天报纸立即发表了这个消息。当然说我蛮横无礼，出手打人，居然打热爱她敬爱她的观众。当然说我当晚不敢回宾馆灰溜溜地去了别的地方。
报纸的表现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反应木然，我知道过两天全国的报纸都会转载这条新闻，果然在几天之后几乎全国的大小报纸都出现了这条消息，并且在老百姓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我更讨厌、更仇视。可是我并不在乎。
我根本不承认那被打的人是我的观众。就算是我的观众，她的行为也早就超出了热爱我尊重我的范畴。何况我没有打到她。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深深地后悔。自卫是一个人的正常本能。那突然从黑暗中伸来的一只手我怎么知道是好意还是歹意？我怎么分得清是要摘我的帽子或是洒硝镪水毁我的容还是其他？她凭什么随便动我的头甚至摸我的脸？试问无论哪一个普通人哪怕是农民或是清洁工或是家庭妇女走在大街上，你可以随便去摘他的帽子摸他的脸吗？难道我们做“戏子”的比所有人都低一等？这种事任何人遇到都会给来犯者一记耳光，要遇到有的人不打扁了你才怪呢。
我是艺术家不是玩具，不是小猫小狗，我至少是一个人。人格是平等的，不能随便被人玩弄。就算用污蔑性的语言说我们是来“卖艺”但不是来卖身，你就是不可以随便摸，随便动。你要欺侮我不把我当人看我就要反抗，试问假设是邓小平、李鹏来，就是你们市长来，你敢去围观起哄，掀他们的帽子吗？在黑暗中你去掀帽子警卫绝对会给你一枪，别说打你，不要你的命才怪呢。
我直后悔我没有真的打她，打到她。依我现在的心情脾气，我既然打了她也背了打她的名，就该把她打痛，就该打彻底，让她记住，记一辈子。我总是这样窝囊，怪不得别人老骂我“窝囊废”。我一辈子从没有动手打过人，如果这算一次那就是唯一的一次。我时常在挨了欺侮受了委屈，在事发的当时张口结舌只顾生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回来后接着生气，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想出反扑的手段或是言语，可是已过了时效，机会已永远失去了。
当然不是说假话，我拥有大多数好心肠真挚的观众。这些观众虽然痛心疾首看着我“变坏”，但绝不加入损害我的行列。还有许多观众无论报纸怎样写也不相信那些拿他们的话来说的“无稽之谈”，是他们使我得以有今日。可是那位摘我帽子的女人，她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在自贡灯会“与记者吵架”
在此事件之后，我又发生过许多起与记者吵架的事件。
最有名最有轰动效应的是那次参加自贡灯会与一香港记者和一自贡记者的吵架。
那一架吵得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吵架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相信有人活一辈子从不吵架。也许因为是我在吵架，也许因为是同记者吵架，这场争吵变成一颗氢弹在四川自贡爆炸，冲击波遍及中国各个角落。
那时候，姜文和我以及艺术团的同志们应邀在四川自贡市演出。
其时，自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灯会”。
我是四川人，在从影前去过自贡许多次，灯会的盛况自然是熟悉得很了。
可是现在来到自负，我已“失去自由”多年，对自贡日新月异的面貌完全无法了解。每天在房间里关“禁闭”因为窗户外、门上边都爬满了人。人们不停地把笔记本和各种纸张捅进来，我迅速地在上面签好名后给他们送出去。每天我去吃饭都得冲过人群，才能到达饭厅。在无数双注视、观察、来回打量的眼睛下“表演”吃饭的节目。听着人们对我的各种议论，讲着我的许多轶闻，我一边回答着各种问题，同时做出各种亲切动人、和蔼可亲的笑容，唯恐在笑了九十九下到第一百下时坚持不住肌肉的抽动，稍一停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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