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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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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绝不能乱。要先去蒋律师处，把信件拿给他看。还得去找赵志文，找杨洁。也得把信件给他们看。检察院还得去找一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去一趟青岛，蒋律师说检察院要求我去青岛面谈。这一次我可不敢不去了。先偷税后抗税还无视法律，那还得了？
可是去青岛我怎么有脸见人呢？无论是在火车站还是飞机场，只要有人看见我一定知道是大偷税犯来交代税的问题了。唉！败军之将岂敢言勇？已经到这个地步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了。要学那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妈他们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全家逃难去蛇口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见家里的消息。只隐约听朋友传信说她们平安到达了。可是我这里没有固定的地址，固定的电话，蛇口也没有安电话，所以一直联络不上，连日来整天当救火队四处奔跑抢救各种各样的火灾，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法顾及她们。
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几个老弱病残又不会说广东话，每天怎么过呢？还没有钱。肯定是只靠父母的退休金支付日常开支。那一个月总共三百多元的退休金，吃饭都不够吧？在深圳那样高消费的地方？
一想起这些我就心痛。钱！到哪里去弄钱？全家在那边吃苦，我在这里流水般花钱。请保镖，请律师，去沈阳，去青岛！所有的一切只出不进，现在《红楼梦》也告尾声，眼看着车费也得自己掏钱了。上次派“穴头”去那几个漏税的演出地方又补交了一部分税款，虽然演出帐好歹弄平了，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尽管损失钱能让我补交税款不判我偷税已谢天谢地，不过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撒开肚子吃饭。好在总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天到晚紧紧张张也不怎么觉得饿。
前些天我又换了司机。小李的车他们出租汽车公司要价太高，我出不起，想办法弄了一个破面包车，每天三十元。姜文请了他同学的一位哥哥给开车，这已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价钱了。
付了车费就付不起饭费，无论多晚多累，我从来不请那位同学的哥哥吃饭，总是装着忙得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有一次实在是说不过去，进了一个饭店，我点了一个最便宜的工作餐，每人六元，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别提我觉得多不好意思。同学的哥哥肯定认为我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这么抠门吝啬，难怪有本事偷那么多税。
是钱使我现在一筹莫展，钱确实是万恶之源。因为钱惹出这漫天大祸，又正因为有点钱才可以奋起为自己的生存抗争。钱是祸水，钱又是我的生命线。假设我有钱也许就不会有这一场官司；不对，我没有钱也会有这一场官司，因为我有名，这场官司是因为有名引起，税务局查的也不是我自己的钱。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钱我根本就没有可能纠正税务局的裁定，没有可能为自己正名，没有可能挽救自己的危亡，我现在最可惜的是自己的钱太少太少了。我还得拼命去挣钱。只要还有机会。
我要去深圳看看我的家。当然这又牵涉到路费的问题。不过这是必须花的。还要给他们留一些钱。要好好计划，精打细算。
先去青岛，然后去深圳。把机票、火车票订好。
行了。
没有报纸愿意登载我的声明
当务之急是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个我没有偷税的声明。听说现在全世界的华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偷税的消息。这下好了，我的臭名远播全球。我不能让他们一手遮天。官司还得打呢，不能在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就被活活气死了。
再没有比我更惨的了。北京现在天天都在游行，好多学生在天安门静坐示威，还开始了绝食。很多单位组织都来邀请我，说实话我也想去看一看。可是我不敢。准确地说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脸见人。像我这样的头号偷税犯怎么能去天安门呢？到时候学生们集体狂呼“打倒偷税犯！消灭国家的蛀虫！”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有反面的意见。一定要让人们知道有来自我这一方截然不同的呼声。想一想，想一想在哪个报纸发表我的声明最合适？
这件事应该不难。从来各地的报纸都非常愿意刊载我的消息和文章。每次求爷爷告奶奶地求我哪怕是写几个字题个词总是求不到。以骄傲出名的我吝啬得连在报纸上写一句“向大家问好”都不肯。这一次我要发表的从没有偷税的声明是自己亲笔所写，又是当前最喧闹的新闻热点，对各个报纸来说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求之不得的事。一方说我偷税，另一方硬说没有偷税，打起来报纸才热闹、而结果如何报纸仍然可以再登，不管我偷税没偷税都是热门新闻。而且报纸还可以概不负责，这种大好事只能给一家过去与我有交情的报纸，跟我吵过架的报纸才不会理他呢。
坐在屋里拨电话，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奇怪，没有报纸愿意登载。为什么？我简直搞不懂了。是他们不敢吧。那为什么报纸上可以登对我的污蔑，谩骂，偷税十七万甚至上百万都不经过调查核实，而我的一个文责自负的声明却没有人敢登呢？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给钱行不行？不行。不行拉他妈倒。我把话筒一摔。
可是我自己拉倒不了。我不能受屈蒙冤活在世上。不能让舆论一边倒。要告诉世人我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知道我有呼声。然后给我时间等待结果。求求他们。求求报纸。放下架子抹下面皮，还要那么多的尊严干什么？只有不要尊严才能争取尊严，这算是哪码子事啊。
再一个个电话重复打。一次又一次在电话里重申我的理由和冤屈，三寸不烂之舌被说短了两寸。我七窍生烟，变成了一只录音机。由此我想到过去老贫农忆苦思甜，还有老山前线的英雄作报告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此众多的重复仍然声泪俱下，说明他们有着多么强壮的身体和多么健全的神经。
可是报纸们仍然就像约好了似地拒绝我。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文件、新精神，不许登来自我这方的消息呢？
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在上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使我明白了那么多深邃的道理，虽然我付出了极昂贵极昂贵的学费。可是假使我能活着从这所大学毕业，我会因此而获得无论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你看我又想到哪儿去了？最近我总是胡思乱想。我有神经病了吧？我看好像差不多。我总是跟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车轮辘话来回倒着说。我看这次官司过后不死我也得扒层皮。死了当然就不消说了，扒层皮多么难看啊，红腥腥的也没法拍电影了。啊，电影！电影现在离我是那么遥远。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打官司几个电影都拍出来了。十八万？三十六万？怕二十个十八万二十个三十六万都挣得了。电影界都知道我拍片的命中率特高。我还没有拍过一个赔钱的电影呢。
我现在都老了吧？成天这么折腾谁也经受不起。那天我从录音室跑出来后曾收到《红楼梦》组和我要好的女演员关切询问的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声音清亮，听起来神采奕奕地告诉她说：“我的体会是，麦考尔是不难当的。”麦考尔是正在播放的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亨特的搭档女侦探，经过数次考验，我发现自己比她强。跑起来比她速度快，而且敏捷多了。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日？
我发现我已具有了相当的乐观主义色彩，哈，什么都练出来了。现在是老油条炸也炸不泡了。许多海外的朋友、亲戚，看到报纸纷纷劝我出国，他们一切手续都为我办好了。可是我不出国。他们骂我死脑袋。死脑袋就死脑袋吧，好多事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平时头脑里总是有两个我，它们天天在一起打架，只有近期来才高度紧密合作，同仇敌汽，众志成城，也许是它们认识到大敌当前要一致对外吧。
又想到哪儿去了？想回来想回来。刚才想的什么来着？哦，对了，是要发表声明。就是要发表一个声明，那些报纸太不像话了。你看现在把我弄成什么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们不惭愧吗？尤其是那一篇四川记者的文章，居然痛打落水狗说我偷税上百万元！还说凭我的脸蛋“巴结几个上层人物岂不容易”，还说我“有权力庇护，偷漏税算得了什么”，简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告诉你，存心要偷税我就不在中国呆！挣这么点钱，这税有什么好偷的？这种人太恶劣了！我要真巴结了上层人物还有你的好果子吃？话又说回来，我要真是上层人物的女儿，或是七大姑八大姨，哪怕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你敢写我偷税上百万元吗？借给你一万个胆子也不敢！
又开始气不打一处来。乐观主义又没影了。去他娘的乐观个狗屁！有他妈的这些无中生有半夜吃桃子照着软的捏的人，中国就好不了！“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们就不怕老天爷制裁吗？就不怕有人告吗？
告？我可不可以告他？我为什么不告他？没有报纸登我的声明我干脆告一家报纸，效果也跟登我的声明差不多，说不定还要好一些。在打官司当中肯定会牵涉到税的问题，反而能弄个水落石出。对！告他告他！可是万一我又打输了怎么办呢？我输得起吗？我是不是又抓了新的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
先不想那么多。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不告，那四川记者过几天说我偷税一千万、一个亿的报纸都会出来。我不是毛阿敏，我不任你们宰割！
又打电话给蒋律师。强烈要求告那个四川的记者。蒋律师已习惯了我的大叫大嚷，他一个劲地说好好好，我们再商量再商量。我说别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哦，对了对了，还要开政协大会。政协大会正在召开。我还是政协委员哩。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把开会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我好意思去开会吗？每次开大会我都在给政协委员们签名，三千多委员三千多张卡，还有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记者、工作人员，不签说不过去，只有个个签名有求必应，会场上人群卷成一团一团的。总是要大会警卫来维持秩序才得以安宁一小会儿。过去光彩照人时我就怕这样的场合，现在阴暗龌龊就更不能去这样的环境了。
可是我还是应该去吧？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个关于税率太高的提案交给大会？不好不好，这是私字大暴露，会认为是偷税犯才有这样的想法，不会引起共鸣。那我可以在大会上去找税务总局局长金鑫吧？他是人大代表，在政协列席人大会议时能见到他。也不好，在人大会上找税务总局局长也太招眼，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不够闹的。
罢了。不去开会了。我得去找蒋律师，再去找金鑫。我多像那层层告状倾诉冤情的秦香莲啊。
在蒋律师那里，很快通过了我告四川记者侵犯名誉权的方案。我又委托了蒋律师作代理。我们起草了起诉书。这一来，我是名誉权案、税案、离婚案三案缠身了。怪不得有人说我是打官司的专业户。干脆，我把离婚案也交给蒋律师去代理，这样，他也是三位一体，我也算是有个伴了。
很快，我收到了香港李翰祥导演寄来的三张正式收据。从这天起，我们的战争不再是赤手空拳，应该说是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货真价实的武器了。
我也找过了检察院的老徐和小李。我这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烈。平平和和，谦谦虚虚，有理有利有节地把我的理由陈述了一个明明白白，最后，出示了我的“武器”。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案子已十分熟悉。我仿佛感觉到他们在看到那三张收据时的小小震动和惊愕。
当然，我也找过了税务总局局长金鑫。
记得我穿一身白衣服拿了一个公文包，看起来一副浩然正气的模样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面对这位税务官的总指挥，我也临阵不怯场，他也不凶神恶煞，倒是慈眉善目的像个好大伯。尽管像好大伯，是不是好大伯我还要考察你，天知道我还有什么权力去考察“敌对阵营”的总司令。不过看他光是名字中就有四个金，肯定是钱从不往外出只往里进，不当税务总局局长也是财政部长，再不就是人民银行的行长，总之一定会与钱有关才会干休。
我先下结论。结论自然是我不是偷税犯，我没有偷税之类的光明面。然后再出示李翰祥的信件及一切有关文件，最后使出“杀手锏”，亮出那三张正式收据，接着洋洋洒洒、滔滔不绝陈述我的冤屈，最后不由自己控制地批评了税法，并且指责了中央首长不该在我这个小小的案子上定三条规定把我当成大敌。我不断重申我对中国人民做过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再表白我是一只益虫。我不仅不应受到打击，应该受到表扬，过去我的所作所为正无可辩驳地证明我是纳税的尖兵，模范，带头人。
我连声说，当然我不是要求表扬，只要不进监狱就行。我没有掉眼泪。我事先没有设计掉眼泪，我也早已没有了眼泪。我本来设计过眨几下眼睛放那么一会儿电，可一看到那总司令，我就短路停电了。
我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发表完了我的演说。金局长慢吞吞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他首先说并没有中央首长对你的案子批示之类的事，这一条让我尽管放心。再一点我提的税率高也有道理，也许将来会改进。另外让我相信国家，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第一条我听了当然如释重负。第二条听了也很舒服。第三条听了我不以为然。这种安慰的话我听得太多了，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不过我只是心里想，嘴上没有说我已经学精了。豁出一切打这场官司，就是将来进监狱上法场，我也不会因为过去没有尽心竭力而悔恨，是我现在的既定方针。最令我惊讶的是金局长居然同意我告那个写我偷税一百万的四川记者，并为我提供了转载这篇文章的《每周文摘》给我作为依据。
抱着对全国税务运动总指挥是“好大伯”还是“坏大伯”的疑惑，我出了税务总局，紧接着又去找了赵志文、杨洁，还有一大帮记者朋友们。我把我的“武器”亮给他们，并得意洋洋地说，我的特点就是从来不会说谎话骗人。我明显看到赵志文他们舒了一口气。
一下子，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我与记者的交往简单概括下来有三次浪潮，用音乐上一个术语来说就是“三段式”。曾经有一个时期，记者是我衷心信任的朋友，那是在我还默默无闻、急于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承认是这些报纸、这些新闻兴风作浪，把我乔装打扮推向了广大的市场；
在我刚刚开始当明星，还不懂得“游戏规则”时，一些记者们根据每一次与我短短交谈的印象“盖棺论定”，报纸上的“拷贝”时常和我本身这个“原装货”对不上，我开始感到受了伤害；
在《我的路》引起的批判浪头中，我的心被砸成了粉末。从那一天起，我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像一只冬眠的蝉。我告诫自己绝不可忘了对方是“记者”，永不能再敞开胸怀；
后来随着我日渐受世人注目，全国各地记者蜂拥而来。也许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木已成舟”，记者对我的作用已不大了？就像国营企业的服务员由于顾客太多服务态度不好一样，我也日渐烦躁，态度越来越恶劣。
这段时期，我与记者的关系降到了零度以下。
而今天，在需要新闻的时候，我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我痛尝了不知道是谁也许就是我自己种下的苦果。
是赵志文、杨洁他们，给予我信任，伸出正义之手，为我呼吁，为我打抱不平，使得我的税案透明度大面积地渗透，以致于有关税务部门不能一手遮天，当然这是后话。
是他们使我懂得什么叫正直，什么叫档次，什么叫记者，什么叫新闻道德。他们改变了我对记者的一切看法，使我明白记者队伍犹如演员队伍文艺队伍一样，层次有高有低，水平有优有劣。
上青岛找检察官说理去
马不停蹄，律师们和我还有姜文，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去了青岛。
在青岛，我没有去那头号对立面青岛税务局，而是直接去了检察院。我已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刑事案件了。
青岛，这风景怡人、山青海秀的地方，我虽然从没有来过，却把我的生死牢牢系在这里。青岛也随着这件对我来说生死攸关的官司，永远、永远进入我的记忆。
在这次税案中，以蒋律师为首的三位律师先后五次来到这里，替我申报个人所得税。我和姜文两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申报同一笔个人所得税。我花了多少钱？我都不敢去数，不忍心去数，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青岛上税，假使我只挣了一百元，为了上几十元的税要去一次青岛，如果不去就是偷税，去一趟连路途费用都不够，又怎么能公平合理呢？税务局为什么不能像社会上其他公仆标榜的那样，也提供全面服务、上门收税呢？
假如我没有过去在税法公布之前的稍许积累，我又怎么有钱打得起这个官司呢？我来都来不了青岛，肯定不能如期上税，不能如期上税就是偷税，一个星期之内交不出这笔钱和罚款，你就没有反诉的资格，就构成抗税罪，那不是肯定要进监狱么？这叫我们这些“偷税犯”心里怎么能服呢？
那么税务局方面花了多少钱？恐怕更是数不胜数。沪州、天津、保定、南昌、新余、杭州……凡是我和“走穴”队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税务局的足迹，他们花的大头加上我所花的小头，一定远远超过了十八万。不夸张地说，也许比三十六万还要多。所有人在这件事里面投入的精力、人力以及我这个当事人受到的精神压力和折磨，又岂止无数个三十六万所能弥补的！
我承认我觉悟低，理解不了伟大的税务运动的战略思想，可是见都没有见到过我本人就裁定我偷税，置我反诉的呼声于不顾就报到检察院立案侦查我抗税，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我永不能理解的。这一点，我永生永世都不能原谅。它在我的心上狠狠地刻上了绝不能愈合的伤痕。
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持久而艰苦的拉锯战中，我已耗尽了心力。我的抗争只是出于需要，再已不是出于激愤了，我一天比一天丧失信心。我——开始考虑出国。
当我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在沈阳，我被千夫所指戳脊梁骨的时候，当我在《红楼梦》剧组就靠那微薄的每天十元补助维持生活，还得勉强运作打官司，饥一顿饱一顿，而税务局连这点钱也要上税又差点要罚那根本付不起的高额巨款的时候，我逐渐从头凉到了脚。连周围都看不过去了，好多人都悄悄跟我说：“出国吧，还呆在这里干吗？太遭罪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朋友们也纷纷劝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一个护照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慢慢地我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在法国有亲戚，美国有朋友，手续对我是那么易如反掌，我自己却缓缓进行。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我平反昭雪，我还是希望有一天青岛能张开双手拥抱我那颗荒凉的心，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是好孩子，留下吧！”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假如我的梦想成真，那多好啊。我将永远，永远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我也将永远永远地热爱青岛，因为青岛毕竟是那样的美丽，因为中国——只有中国是我最魂牵梦索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联系的地方。
可是青岛，并不那么欢迎我。除了那些了解内情的朋友外，许多人都给不了我好脸色。我也曾走投无路去登门拜访过市长，希望他能责成税务局秉公办理，明察秋毫，纠正冤假错案。可市长一问三不知，推了个一干二净。只有检察院，那森严壁垒的衙门，却给了我一丝意想不到的春风。
我的案子承办人张伯之、李华苓认真严肃，一字不漏地听了我的情况汇报。从开始到后来，我把演出场次、地点、收入、时间讲解得丝丝人扣。为了生存，我早已把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背得滚瓜烂熟。蒋律师适时出示了李翰祥的信件和香港会计师楼的正式收据，承办方爬在桌子上，一分钱一毛钱与税务局交来的文件对照。
这种艰苦的工作进行了两天。两天之后，张伯之终于从桌子上抬起头来，平静地说：“从这些证据材料来看，没有发现你有偷税十八万的事实，这二十八万五千的赔偿费也不能算是你个人的收入。”
手脚一阵发软，我差一点从椅子里滑到地上。这轻轻的两句话，我近两年来还是第一次从国家检察机关那里听到。趁热打铁，蒋律师抓紧问能不能就这个结果给我们一个文件？
摇摇头。他们不能为我出任何文件。哪怕就事论事的文件也不能出。无论我们几个人左求右求，来回拚命乱求也不管用。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不能为这一个小小的案子付出重大的牺牲。检察院能与税务局背道而驰，做出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已经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它不仅需要正义良心，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
我的心又凉到冰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从希望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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