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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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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话锋一转，议论起了香港越来越热的房地产行情。
原以为临近“九七”香港的房价会大跌，大家说跌什么涨得不得了。朋友说她买的房子在尖沙嘴，买的时候是七百港币一英尺，后来涨到一千多港币一英尺，现在，哼，都三千多港币一英尺了。有人说，那你就把它卖了吧。朋友说，那舍不得。
明姐说，舍不得什么？当初不是我劝你买还不买呢。
张先生说，要是自己住就别卖，我看香港房子还会升值。
王老板讲，要赚钱最好买楼花，一手买一手卖，钱来得快得很。我太太最近买楼炒楼赚了不少钱哩。
“我有楼花！”我赶紧喊。
大家都转头看我，哄的一声笑了。大概是想不到我一个大陆人还会在香港有楼花吧。
我马上详细汇报。在什么区，什么地点，楼叫什么名字，人伙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买了多少，以及我买它用了多少钱。一口气说完，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突然大家一起说，你现在不得了了，你发财了。
我说怎么发财？你们说给我听。
全体都来了精神。大家一起算帐，算来算去数字现在已相当可观。假如再过几个月……假如再过半年，最好一次抛出去，那你就真的不得了，是个富婆了。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奔跑。
我说等不了半年一年了，我现在就要卖。最好明天就卖。我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还得掏一笔钱供楼。我供不起楼。
朋友们开玩笑说，那你就卖给我们好了。
我说好啊。我这就卖给你。
集体大笑说，你卖多少钱？我问现在行情是多少钱？不是现民是楼花？
七嘴八舌说，楼花嘛可能是两千港币一英尺，有人说大概是两千五百港币一英尺，也有人说，不对，是两千三百港币一英尺……
我说一千五百港币一英尺，我卖给你们。
所有的人一起说，你当真？
我点了点头，慎重地说：当真。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包括我在内。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金娃娃，喜不自胜我掰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盘算着当我赚到钱后这些钱马上要发挥的作用。
A，还银行的贷款仅，B，还朋友买蛇口那幢别墅的钱；C，买衣服影碟还有录像机摄像机镭射机；D，付一笔钱给陈国军早日离婚；E，还得留相当部分的钱给晓红；F，剩下的全交给妈妈；G，我要好好安葬外婆。
我仿佛看到父母与我吃穿不愁全家团圆的笑脸……
打住。别再想下去。千万别是“黄粱一梦”。
第二天，我们全体去了律师楼。
朋友们龙飞凤舞，一张张支票向我飞过来。
我快晕倒了。
勉强站稳脚跟，在一张张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国内为无数影迷写过无数次的“刘晓庆”三个字，现在变成了印钞机。怎么也想不到我的签名会在这里派上用场。
我的眼前钞票乱飞。此情此景我的感受怎么与第一次去邯郸“走穴”时一模一样？
只不过邯郸“走穴”每场是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现在的数字实在是今非昔比。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今儿个鸟枪换炮喽！
手拿着一大叠支票我立即冲进了最邻近的一家银行。
开帐户，签名，出示护照，放进支票，领出支票本。
紧接着办转帐手续，再签出一张张新的支票。
我还了银行的贷款。也还了朋友的钱。
我现在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个人。我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水是清灵灵的水，天是蓝湛湛的天。
唉呀，香港！香港怎么这么可爱啊！
心旷神怡，按约定我见到了罗小鹏和他的夫人。
与眉飞色舞的我正好相反，罗小鹏忧心仲忡。
“华视”要求我人台的申请又一次被台湾新闻局拒绝，事情形成了僵局。
罗小鹏设计了好几个方案我都说不好不行。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我真心实意夸《风华绝代》的剧本写得好，我看过前五集已兴奋莫名。
罗小鹏说这个剧本“华视”还不满意又换了新的编剧，我说那肯定更精彩，这部戏拍不成真是太可惜。
我们互相叹息了一阵也没有弄出什么高招来。此次会谈只好不果而终。
我的签证只能在香港停留七天。罗小鹏说只有请我先由巴黎等候他的消息。
腰缠万贯精神抖擞，我大步流星跨出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摇身一变，我成了小财主回到了法国。
在我变成小财主的前后脚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
我暂时去不了台湾的消息遍布了全世界华人报纸的重要版面。台湾的舆论简直翻了天。以柯俊雄为首的台湾演员工会也在这巨大的浪潮中奋起，强烈反对以我为先锋的大陆演员进人台湾市场，他们呼吁要保护台湾演员的合法权益。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成了统战与反统战的焦点。我的艺术创作第一次同政治如此息息相关。
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面前我只能安之若素。我保持我平和的心境，照样去卢浮宫，照样去电影院，照样在巴黎的咖啡店悠闲自得地观赏来去匆匆的行人，照样去十三区中国城购物，精心制作我的中国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小鹏仍然没有消息。
催他没有用。所以我不催。每天与香港联络把自己淹没进了炒楼花当中。今天买进，明天抛出。抛出后又更多买进。
随着香港楼价有下降的迹象出现，我的速度也愈加缓慢，最后终于停止，洗手不干了。刚赚到钱时的惊喜已经过去，我的心里仍然空荡荡的。
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我需要的东西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心里又逐渐涌起不平静不安宁的潮流。思乡的情绪不断地扩散，扩散，笼罩我的全身。
在国内的一切愤爆，烦躁，怨气，怒火，全部逝去，什么四川记者，什么税的官司，什么离婚……对我来说都仿佛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
就连青岛税务局的那位张处长，那位手抖了半天也没有把烟点着的张处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亲切。
我想念中国的一切。
法国的什么东西我都看不顺眼：法国人头发太黄，像一堆堆枯草，鼻子太高，像一只只老鹰，服装黑色居多，一点儿都不五彩斑斓，还有，他们太喜欢说话，太罗嗦。
我嫌巴黎的街道干净过分，不像中国的城市虽然时不时有些垃圾看起来脏脏的反而显得温暖自然；我讨厌这里人口太少，不像中国熙熙攘攘是一个多口之家，人情味浓郁；我甚至恨没有人找我收税，不把我当成自己人，也不把我作为是有能力的人看待；还有，法国太文雅太安静太人工太做作太“丫挺”，太……连空气都不像中国。
……连空气都不像我魂牵梦萦的中国那样觉得亲切。舒服，有一股熟悉的自己家里的味道。
终于我不耐烦了。
我对台湾当局磨磨蹭蹭的做法起了反感。
我不喜欢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笼罩着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
台湾当局对我入台拍戏如临大敌的态度使我很不舒服。
我对法国的一切兴趣尽失。
我想回中国。我要回中国。我决定回中国。
我发了传真给“华视”。大意是说谢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及楔而不舍的努力，我表示既然不能去台湾拍戏，那我就不拍《风华绝代》了，好在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另外，我告诉了他们回北京的日程。
我的传真在“华视”当然是炸了锅。在开了几次重大的会议之后，“华视”做出了决定：迁就刘晓庆，全队人马拉到北京去拍。
可是，我还有一件非处理不可的事。不了断这件事我仍然不能回国。这就是我的婚姻。
我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北京的律师，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回国。我请求他们尽快与高级人民法院联络，越快越好地解决我的离婚案。我明确表示可以多付钱给陈国军，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
台湾“华视”方面已组织好了拍摄班子，将在我回去之前抵达北京。他们要作一些前期准备。
假如陈国军再重蹈覆辙，台湾的新闻将不堪设想。
我等待着北京的答复有如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律师们为我鸣不平。他们认为凭什么要付钱给对方？越是要钱越是不能给他。好说好散还差不多。
对方也寸步不让。
一天、二天、十几天、二十几天……毫无进展。
“华视”的《风华绝代》摄制组已经到达北京。选景、搭景、谈合同、选演员，一切准备就绪。
我快急死了。可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最后，我们还是让了步。高院也动了恻隐之心。
这个历时六年之久的离婚以我单方付给对方人民币七万元成交。
陈国军还要上诉。可这已是终审。高院责成我立即交付。
北京的朋友们受我委托东拼西借还是凑够了这个数。这一点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们才一年不见竟富成这样了？后来才知道是从国营企业里借出来的钱。
我终于踏上了归途。
我鼓动姜文当导演
从一九九O年八月十六日去法国，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回中国，历时整整九个月。九个月中，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的面孔，一样的身体，一样的名字，可是气质、穿着、秉性、世界观，都不同了。我，已脱胎换骨。《风华绝代》摄制组在北京已等了我相当一段时间。
但我坚持要从香港回国。先去深圳一个礼拜，再到北京。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外婆安葬骨灰。
在香港，我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终于结束的新闻又铺天盖地。赔偿费有说我给了对方八十万，有说给了一百多万，就是没有人说到那真实的数字七万。
无论数字是多少，我生命中的这一页是永远翻过去了。
戴着黑纱，静静地，我回到了蛇口。
外婆的骨灰一直没有安葬，全家人都在等着我回来。
捧着外婆的骨灰盒，轻轻地、轻轻地放在墓穴中，就像平日我把睡熟的外婆抱起，轻放在她的床上。
在家里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
每天白天，我无数次走进外婆的卧室、回忆起我们亲爱的一切。
晚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外婆走进来，为我掖好被子。
而在早晨，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她拍拍我的脑袋，以她习惯的语气大声说：“起来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在蛇口那幢如今真正属于我的别墅里，我跟外婆说了好多好多话。外婆，她一定听到。尽管我回来晚了。
外婆，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吧。
六月五日，我回北京的第二天，台湾的《风华绝代》电视连续剧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场地外景，也就是我们电影《红楼梦》的大观园所在地开拍了。
所有来自台湾的工作人员、导演、演员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陆，为了《风华绝代》的拍摄停留七个月。他们要在北京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
在开机仪式上，罗小鹏热泪盈眶。“华视”的节目部经理张永祥激动不已，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终于请到刘晓庆了！”
在鞭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我拿着点燃的线香，双手将它举过头顶，像台湾电视界的同仁一样，深深鞠躬，叩拜四方，把香虔诚地插在香炉上。在大家互相祝贺，川流不息的人群当中，我的心平静而新奇。在我不短的电影生涯里，我从没有举行过开机仪式。我新奇这次开拍的特别。
张永祥和罗小鹏从人群中挤过来，要同我合影，当我们三双手紧握在一起时，张永祥说：“海峡两岸统一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我看着他们，心中充满了肯定的激情。
这一天一定会有。我早知道它一定会到来。
我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拍摄《风华绝代》以外，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与此同时，我与姜文一直在筹划我们即将要合作的第四部电影。
几年以来，姜文让我闹得够呛。由于我的情况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的日程表从来就是跟着我的时间安排。
相当长的阶段他都没有随心所欲地拍过戏了。
姜文在寻找他喜欢的角色。而我却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说服他尝试作导演。
在我长期与他的合作中，我感觉姜文仿佛是为电影而生的。尽管他热爱舞台并且毕业于戏剧学院。
有人说一部影片只要有他参与就有了质量的保证。我所知道的是他每部影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人导演创作、并且使他主演的影片成为那位导演的里程碑。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作导演并且会非常出色。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疑。
我不断地劝说他试试干干导演看看，每一次都被他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目前的导演能力有怀疑，并且他有一个秉性：假如一件事开始做不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做那件事了。
他是不能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要不就站着，再不就干脆趴下。
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演员。
他时常无意中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他喜欢睡觉，工作不准时，摄制组只有在他到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导演或是副导演替他走位打光。
可当他姗姗来迟时，会不假思索地推翻已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而这新的方案尽管要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浪费，却又使全组人都觉得高明一大截，不得不重新来过。
每当在这些时刻，我都觉得既然这么费事还不如自己导戏。像他这样主观意识这么强，只有作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去纵横驰骋。
姜文十分动心。可总是一再犹豫。
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大吵一架。
姜文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几年导演再回来导戏。我说那你就永远失去机会了。真正的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天生的。学习只能弄懂技巧、技法，而那是通过时间可以掌握的东西。
姜文说，现在当导演还为时太早。我说当你觉得不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导演最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才华，而才华是由激情引发，激情则是由生命力诞生。只有年轻，才有旺盛扔的生命力。技巧可以不娴熟，可是生命力才是影片的灵魂。
我接着说，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反驳说，你也这样说过陈国军。我说别提这个，那一章已经翻过去了。我说的是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说，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我点点头说是比较难。也许非常困难。不过可以去想办法。事在人为。你现在就选题材。
在拍《风华绝代》期间，我们天天选题材，姜文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投入绝不善罢甘休，我的劝说已经大大奏效了。
过去，我从没有参加过任何电视剧的拍摄。这一次拍《风华绝代》给了我无数的下马威。
过去拍电影，一天平均拍七个镜头。现在拍电视剧，每天至少要拍十几场戏。总是深夜十二点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卸装洗漱完已是凌晨一二点，再伏案写作《我这八年》专栏，又到三四点，常常是清早五点我们开始讨论要拍摄的题材、剧本，总是脑袋刚一沾枕头就又该出发去摄影棚化装了。
在《风华绝代》七个月的拍摄中，我几乎天天如此。随着拍摄的进程，一个又一个的剧本被我们推翻，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被我写出来……
我时常在镜头开拍前，甚至是正在拍摄中，只要是自己背对机器时睡着。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在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拍摄进度已三分之二时，我扮演的主人公春泥返朴归真，从红遍上海滩的歌女变成了乡村女教师，最后要死在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中。为了扮演朴实无华的春泥，拉大角色年龄的跨度，我开始吃减肥药。
我吃的那种减肥药许多香港演员都吃过。据说吃这种减肥药可以在短期内很快降低体重二十斤。我看到一位正在吃这种药的女朋友陡然消瘦大吃一惊，于是立即请教减肥的方法，她替我买了这种减肥药。
这种药的功能是不吸收脂肪，但你每顿能随便吃什么，丝毫不限制你的食欲。我每天照说明书吃下药去，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我开始消瘦。这消瘦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感觉出来。
我不仅摸得到身上的根根排骨，还在拍摄现场电视机的回放中看到自己的脖子青筋暴露。
由于长期严重缺乏睡眠，并且不能补给营养，我的身体已毫无抵抗力，可是我自己对这一点没有觉察。我一直对自己的健康充满自信，因时我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我的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形容我壮得像头“牛犊”。
直到最后，我患了败血症。一种很难感染的尖端厉害病菌，它有一个灿烂的名字叫“金黄色葡萄球菌”，从我划破的手指头进人我的血管去参观、游览，并且寻找合适的地方定居。
我持续高烧十几天。当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有些迷糊。医生说幸好来得还算早。再晚几天，“金黄色葡萄球菌”找到住处安营扎寨，可就麻烦了。
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患了同样的败血症，因为到医院太晚，已经死去。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也是手指头划破被感染，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而我今天，凑巧来得及时，并且医学界已发明了特效药。医生们把那极贵极贵的针药一天几次缓缓推进我的血管，昏昏沉沉中我看到无数的小小圆东西与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展开大战，并在我的身体里惊天动地地呼喊：“冲啊——杀呀——啊啊啊啊——”
它们还拿着各式各样的小棍，可能是它们的武器。
我感到小小圆东西的大军节节胜利，灿烂的金黄色一片片退去。睁开眼睛我对医生说：“哦，用些小小的圆东西打赢了。”
可是，我的心脏有了损伤。我患了病毒性心肌炎，需要至少三个月最好半年卧床休息。我从长沙医学院转到蛇口医院，又从蛇口医院转到北京海军总院高干病房。
这时候我的身体里小小圆东西已经太多。小小圆东西们忠于职守，见到细菌就杀，不仅一个不留地杀死了敌人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把我身体的友人——那些帮助消化等等的好细菌也杀了个丢盔卸甲。
我的身体没有了同盟军，基本上成了一个“无菌体”。我成天拉肚子，不能吃任何东西，再不就患感冒，吃什么药都止不住。我以为我得了“爱滋病”。
通过一个朋友悄悄打长途电话给湖南医学院的主任医生，告诉他我的担心。他哑然一笑，隐晦地说，他们在确定病源的时候已培养过许多病毒，他们得出的诊断就是败血症。
在海军医院，许多朋友、记者闻讯来看望我，占据了大量的卧床休息时间。每天还打电话与姜文谈论剧本，或是从医院偷跑回去高谈阔论一番。
在我重病期间，姜文选定了他要拍的东西，这就是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在开始写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影片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
随着我身体的康复，剧本一天天成熟。在我出院的时候剧本已告尾声。姜文主张编剧署上我的名字，被我一口拒绝我说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我从不贪天之功为己有。
姜文说，女主人公虽然是照你的模子写的，可你恐怕演不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的成功，又不是我自己要演戏。
出院以后，我立即寻找影片的投资人。
影片需要一百万美金。这在中国电影的制作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第一次作导演的姜文的影片来说。
而且，没有人相信姜文能导戏。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可是我有。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那时候。我作房地产生意轰轰烈烈。为此自己还悄悄创办了一家“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我任命妹夫靖军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姜文我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我确实对房地产兴趣浓厚。一位台湾朋友非要给我算八卦，说我有“房宅功”。虽然我信这些，但我真是与房宅有缘，我由于房宅受尽苦难，又由于房宅发家致富，至今我仍然相信蛇口那幢房屋是我的风水宝地。
买它时我一贫如洗几次濒临破产，可自从有了它后我开始赚钱，并且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尽管我后来在法国、香港、上海、烟台、深圳、北京等诸多地方都有了房子，也做过数次的房产买卖，我从来舍不得卖那幢蛇口的别墅。
尽管它已从一百十五万港币升值到三百万港币以上，我仍然要留作自己用。我曾租给别的公司与个人，听说在居住期间那些公司与个人都财运亨通。
我也曾试着炒地皮，也炒出了不少名堂来。
我从抓住拍片的时机已转换成敏捷准确地搜寻并且绝不漏过做房地产的好时机。
与人谈话，谈不了几句便谈起房地产生意来。
可是我悄悄做。大明星做生意让人知道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保持绝密。
连姜文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沉浸在创作的激奋中，对其他事不闻不问，我也不说。说了他也搞不懂。他从来对数目字弄不清楚，一过了二十就开始犯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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