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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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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一过了二十就开始犯晕。
而现在，与我的拍档或是谈生意的对手说不上几句话我便大谈特谈姜文的电影。当然，不大光明的是，经常都是以我主演作为投资的诱饵。
因为《风华绝代》拍完后已被台湾新闻局禁演，不能在台湾放映当然更不能在大陆放映，为此我愤怒得几次拒绝去台湾访问。自几年前《大太监李莲英》后，我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
而《大太监李莲英》电影院放映得很少，没有多少人看到。
可以说，自我去法国以后，观众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电影，甚至是电视。而热爱我喜爱我的观众盼望着我的再度出山。
可是我的兴趣已大幅度转移。我觉得拍戏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电影是一门残酷的事业。严格地说，电影演员只能算是一种生涯。我的心早已伤透。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可是，要为姜文的第一部影片拉投资，必须用自己作先导。
毕竟再度出山有大的胡引力，并且人们对我主演的影片有相当的信任。
我的谈判失败过几次，后来还是获得了成功。
我的一位西南的拍档愿意投资一半。边正合我们的意。我们本来打算就是大陆出资一半，海外出资一半。
龙飞凤舞签好合同并且收了定金。星夜兼程我前往香港。
在香港我销声匿迹，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影片的投资者、合作者。
长长的时间里没干过这种事，我乍一下摸不着火门。坐在饭店里想了好久好久，翻开电话本找到一个号码，打给一个朋友文隽。
文隽准确地说是姜文的朋友。我是通过姜文才认识他的。他作为一个制片人的曾邀请姜文与万梓良拍过一部电影，我相信他对姜文的才华至少是略有所知。
电话里我与文隽约会说想见见他。他问什么事，我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见面再谈？
文隽客客气气地马上说好好好我立刻过来。我说现在晚了，还有些别的事，我们明天上午在××地方见面好吧？
第二天，我在××地方拍照片，约定时间一到，文隽便风尘仆仆赶到。十八只手在头上、脸上扑腾，为我化装吹头发，摄影师在另一边找角度打灯光，文隽则气喘吁吁坐在我的对面。
他个子矮矮胖胖，浑身上下是一个圆圈。他眼睛圆圆，鼻子圆圆，嘴巴圆圆，姜文说，他活脱脱是一个“吉祥物”别看文隽其貌不扬，他可是香港电影圈的一个人物，他是著名作家，出了不知道多少本书，同时又写剧本又作制片，还当导演，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越过那些飞舞的梳子、剪刀、吹风机以及从各个方向伸到我脸上脖子上的手及粉扑，我把姜文要导戏，导的什么戏，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大略说了一遍。我告诉他已有了国内的资金，请他帮忙找另一半海外的资金。
他频频点头。然后问：“要多少钱？”
我说：“五十万美金。”
文隽说：“我来投资。”我笑了，问他：“你相不相信姜文会拍出一部最好的影片？”
文隽说：“当然相信。”
以后的事实证明文隽确实对姜文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坚信姜文有导演才华的人。当然除了我以外。
我们双方约定到北京再详谈这件事。
一个星期以后，文隽和姜文还有我，签订了拍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合约书。
我的签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多种用途。过去只单纯是为影迷签名，后来出了磁带又为歌迷签名，再后来写书又为读者签名，买楼花炒楼在文件上签名，接着又在支票上签名，今天又在各式各样的合同上签名，真是“大笔一挥，钞票乱飞”。
文隽也付了摄制组的开办费定金。不久，姜文去香港访问，又拉了台湾协和电影制作公司作为同盟。大局已定，摄制组正式成立。过了不大一阵，影片正式开拍了。
商海无情
大功告成，我又埋头于自己的企业。我的公司已几个人的小小团体变成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集团，我的业务范围开始跨越房地产界，经营饮料、手袋、服装、化妆品，并把它集体命名为“晓庆”牌，同时我们做进出口贸易。在四川，我们公司是松茸出口日本的最大出口商。
同一年，我进军上海，与朋友合作在上海虹桥路附近买下二百亩地，准备兴建一座大面积的“名流城”。
在云南昆明，我任董事长的香港北里投资公司与昆明一家公司合作，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准备兴建十八层高楼“星原大厦”；
在山东烟台，开发区内的三十八幢别墅顺利卖出，我没有回收资金，又投在烟台市慎礼中心开发慎礼商住区；
此外，我还有广告公司，影视中心，花粉酒等等各类产品……
而我做生意的事情偶然一次不小心走漏了风声。
在去香山拍摄我为台湾录制的个人演唱专辑MTV的时候，我见到了《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张作民。
张作民告诉我他只需要十分钟与我交谈。我也只给了他十分钟。谁知道他是有备而来，在见我之前他已知道了许多内幕消息。
几天以后，《中国文化报》以显著标题“第一老板刘晓庆”泄露了几乎我做生意的所有秘密。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
许多文章评论说“刘晓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弄潮儿”，也有的人说“刘晓庆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殊不知我做生意的起因完全因为生活所迫，而且早就开始，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知道有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来才马上抢站在风口浪尖上。
其时，我已拥有二十六家、甚至还要多的企。这些企业投资总需求量已超过五十个亿。
我通过各种办法融资，从海外引人资金，与国内外有经验、有实力的集团合作，在银行借贷，同时，投入自己拥有的钱。
可是，我的手伸得太长了。胃口也大了一些。尽管我秉行自己做生意的原则：“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应该最多放在三到五个篮子即已饱和，我却要把鸡蛋放在近三十个篮子里并且装满它们！
我目不暇接、来回奔波，成日在天上飞，视察全国各地的战场。
我忙得把脚丫子都使上也不够用。公司职员形容老板像一条“破冰船”，我则说自己是一支“救火队”。
尽管这支救火队左打右冲，还是扑灭不了那熊熊燃烧此起彼伏的战火。
在上海，我们驻扎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公司开发“名流城”。整了两年多，工程师，建筑师，概预算，工民建，工程部，评估师……各类职员全部集聚在那里，先投下四百万，再投下七百万，一直拿不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及土地证。尽管我们拿不到文件及土地证，可当地仍然天天催我们付款，当我们一共砸进了二千万人民币后，才发觉那片土地目前根本不可能开发。
与我们签约的土地方是上海县建设局所属的一家公司，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连施工的起码条伙“三通一平”都还作不到，更别说建筑“名流城”这种高级住宅需要的“七通一平”。另外，我们签合同时白纸黑字写上容积率至少一点八，并且许愿说还可以争取更高。我们经过周密测算觉得项目可行于是大张旗鼓开始行动，当我们已陷进去不能自拔时才从当地政府那里得知容积率规定只能一点一。而且在我们二百亩地的当中，也就是最好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签约之前那家公司保证在半年之内村民全部拆迁完毕绝不影响我们施工。当我们勘探、设计等一切花费庞大的工作全部做完可以开工时，那个村庄根本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已征用这片土地要把他们的房屋推倒修建“名流城”这件事。
我来来回回为这些头疼欲裂的事飞了不下二十几次，次次都以毫无进展、灰心丧气而告终。尽管我对上海县建设局这家公司无视法律的行为怒火万丈，可是我无计可施。
因为，上海县已合并为闵行区，这一切由新的区长区政府管理。
而新的政府接手后遗留问题太多太多，许多企业只能自救或是自生自灭。尽管新的政府，闵行区的黄区长、汪区长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可是他们不能那么快地改变这片只能盖动迁房，短期内实现不了“七通一平”的生地。
而我们出自对上海县建设局这个国家机关的信任，要在这片生地上兴建高级住宅区，可是我们的高级住宅小区必须“七通一平”，必须容积率超过一点八。
我们陷入了“越南战场”。进，进不得，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进攻。退，退不了，我们的二千万已被收款方挪用，根本不可能退给我们，没有地方退却。二千万人民币成了一堆死钱。
公司的成员整天无所事事守在上海。
上海这个房地产战役，成了我的“滑铁卢”。
与此同时，昆明的“星原大厦”也已投资二千万。我的“星原房地产开发公司”进展神速，设计、拆迁、平地、勘探全部就绪，我们的计划是先卖第一期楼花，并且已谈好了银行的贷款。
我从上海飞往昆明，亲自签名售楼。售楼那天人山人海，人们都闻讯赶来，争相一睹我的“风采”。我坐在那高高的柜台上，为买我们楼的人签名。
可是，“星原大厦”还没有来得及与银行挂钩。银行“按揭”的方式在昆明还没有过先例。每个买楼的人必须一次付清全款，而我们二层重叠式的“楼中楼”花园高级住宅一套至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我签字售楼的当天有十几个公司及个人买楼。我笑容可掬与他们握手合影并且签上自己的大名。合同上规定十天以后付钱，并且清楚明确在合同盖好的财务章上有我们的银行一帐号及帐户名称。
晚上，公司同仁一起庆祝了一番。售楼才一天，不，就一个下午二千多万到手，公司成员个个喜笑颜开。
十天过去了。没有人付款给我们。二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人付款给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一个人付款给我们。
雪上加霜的是，上边整顿了全中国的金融系统，调整了房地产的金融政策，原先与我们谈定的那笔贷款突然冻结，银行不再履行诺言。
公司突然没有了进款。全部工作只能停止。再接着下去，职员的工资都成问题。
所有人都撒出去找钱。
在四川，由总经理靖军亲自主持的一年一度松茸大战进人白热化阶段。成千上万包装精美印有“晓庆”牌商标的松茸每天都有货机飞往日本。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一直不停地增加投资，总公司帐号上的数字一天天向四川进发。
此外，饮料厂需要投资，化妆品需要投资，广告公司需要投资……
而姜文的摄制组已开拍一周。千军万马驻扎在某招待所，机器、胶片、人工、场地……每一天都张开大嘴需要钱。
原来的两家投资方付的定金一共只有二十万人民币，现在这二十万早已告罄，拍摄虽然仍在进展，但全部都是赊帐。
制片主任二勇天天打电话向我告急。我天天打电话四处催钱。
在这个关键时刻，原先与我签约的中方投资者也由于房地产经营不顺，收不回钱资金不能周转，单方撤销了与我们的合作，他不再付钱也付不了钱，整笔投资全部吹灯。
吞吞吐吐把此事说了一半给姜文，姜文景跳如雷。我说别着急，我还有钱，先用我的钱。姜文说不用你的钱，就是不能用你的钱。我赶快说，先借一点，我马上去找别的投资商。我交待会计取钱给摄制组。二勇天天来，天天带钱走，仿佛永远也填不满影片摄制一旦开始的无底洞。
摄制组的投资成了当务之急。扔下所有的公司业务，我又奔走于各位商家之间。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派出手下得力干将四处游说。
不断收到会计的电话：“老板，帐号上没有多少钱了，二勇来了给不给他？”
我总是咬牙回答；“给！”
可是，没有人愿意投资。每个老板都人人自危，一筹莫展，根本没有心思顾及电影的事。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电影太奢侈了。
曾经有一位商家愿意投资。为此我立即飞去签了合同，说好过几天汇票五十万带到北京。当然几天以后、几十天以后，也没有见到那笔钱的踪影。
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着急过。救场如救火，形势异常紧急。是我竭力劝姜文当导演，他听我的话当了导演，是我拍胸脯找投资，并且他相信我找到了投资，影片才正式开拍。可是此时，我陷他于不仁不义、四面楚歌的境地。
临场撤火，我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到处欠帐。每天厚着脸皮耍赖，拖着拽着，勉强进行拍摄。文隽那边是用机器、设备、胶片等等实物投人，而我的分工则是全面负责组内运转的现金。文隽方面的实物远在海外，从来就如期到达，我近在咫尺，人民币却一直出问题。
姜文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搭光了自己的钱，创作班子也开始往里搭钱，可仍然是杯水车薪。组里怨声载道，风言风语不绝于耳。
电影界谣言四起，看笑话的，恶语中伤的，痛打落水狗的宁大有人在。
二勇急得死的心都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了最没有信誉、最穷光蛋的摄制组。时时刻刻都有地雷爆炸，此起彼伏。
我在公司的电脑上焦头烂额地进行数字游戏：这笔钱去这里，那笔钱到那边……几个会计一齐大喊：“没钱了，老板！”
在我的帐号上显示的数字已是零。
几个项目把我的资金牢牢套死在那里。
另外的项目我立即缩小运作规模，加快步伐，可是时间未到，拿不回钱来。
我每日每夜睡不着。找遍所有的银行，银行贷款全部冻结。抵押也不行。
我认真想过卖房的问题。可是房子不能立即变成现金，远水救不了近渴。再说，没有人在房地产低潮的时候买房子，就是有那么个把有远见卓识的人，也没有那么巧正好被我遇到。
我也找过文隽，文隽说他已经不容易，能履行合同就好，还是希望我从大陆解决。姜文急得都快发神经病了。
二勇天天电话催命。我快活不成了。
一跺脚一咬牙，对晓红说：“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
“干吗？”晓红警惕地问。
“少啰嗦，拿出来！”我粗暴地吼。
晓红委委屈屈拿出了她的存折。我一看不够，接着又问：“妈妈的存折呢？还有谁有钱，全都拿出来！”
全家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取出来。交给二勇！”我说。
二勇飞速跑来，取走了所有的钱。不到一小时，这点钱就消化在那无边无际的债海之中。
又开口要钱。啊，钱、钱、钱，真是命相连啊。
可此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是哭，也哭不出来。
最后下了狠心，让二勇把留着全家买菜买米用的一万元钱取走。
晓红哇哇大叫。我置若罔闻。
家里眼看着要揭不开锅了。
爸爸、妈妈及全家老小蒙在鼓里。自他们与我同住以来，一直过着吃穿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
无论我经历多大的风浪，总是在他们这里保持安宁、温馨、风平浪静、暖暖的绿洲。
晓红急得竟哭了起来。当我从她手中拿过那最后的一万元时，她哭着说：“拍电影干什么嘛？现在吃饭跳不起了，怎么办嘛？不拍那些鬼电影！”
那一万元是我从她紧紧攒着的拳头里抠出来的。
晓红说，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发愁过钱的事。
紧接着我宣布从即日起吃素。并大谈多吃青菜的好处。
在我做生意的消息传出之后，不知惹来多少人的羡慕。许多人学我的榜样，扑通扑通跳下海楞生生地就开始游泳，也有不少人向我咨询取经。
我都发自内心告诫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或是没有好机会，千万别做生意，假如非做生意不可也千万别作老板，心脏的压力承受不起。
我的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乎都有过我的这种时刻。在低潮时卖车、卖房，什么都卖过。有些从低谷中站了起来走向高峰，很多人就此一蹶不振跌进深渊，走向灭亡。
每天夜里都会被恶梦惊醒。醒来后大汗淋漓，一着急时常想干脆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直到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晚到来。
我派往云南的助手深夜将我惊醒。跳起来接过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样？”
“我现在同昆明宏达公司老板郭友亮在一起。郭老板跟你说几句话。”助手说。
“等等，”我放低了声音，“你把电影的事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你们再亲自通话吧。”
我只有等着。这种电话我不知打过多少次。每一次都说得云山雾罩，亲热无比，事后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喂？”我听见话筒里一个声音在说。
“是郭总吗？”我赶快问。
“是，我是郭友亮。”对方回答。
夜已深深。我简明、扼要地将电影的情况说了一遍。没有大加渲染，因为我已没有精力渲染。我话语中暗示遇到了大的困难，需要帮助。最后，我说了些客套话，诸如我将永远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云云。
说得个乱七八糟。
静默。一会儿话筒里传来了声音：“可以。五天以后我会到北京，支票一起带给你。”
我又照例说了一大堆不知所以的感谢话。
放下电话把枕头支好靠在床上想了十五分钟。经验告诉我不见棺材别掉泪，不见到支票不欢呼。没有到支票兑换出钱来的那一天都不能高兴。前一次不是有一个老板钱已汇出，传真件都给了我们，现在两个月都过去了还没有看到那钱长的什么模样吗？
不过有希望还是比没有希望好。今天晚上大概是可以睡得着了。
五天以后，昆明宏达公司的总经理郭友亮到了北京。
在此之前，我们将需要他投资的数目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悄悄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元。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在北京，一百八十万元的自带汇票交给了我。我立即把它放进了帐号上。
第三天我取出了钱来。我得救了。摄制组得救了。
郭友亮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生死存亡只是在那一瞬之间。
此时，同样是昆明，一场官司已不可避免。
我成了“打官司”专业户
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有了一根救命稻草，刚浮上水面吸了一口气，又被拽人深水之中。
昆明这个官司在我众多的官司中排名第五，怪不得我荣获了一个尊称“打官司专业户”。
前三次官司都是我告对方，后两次是别人告我。离婚案，税案，与四川记者的名誉权案，我都是原告，这一次，我将第一回名副其实地登上被告席。在香港那次“多米尼加护照”风波不算，移民局告的是晓红，官司虽然是我在打，但那木栅栏围住的通道里出来升堂的不是我自己。
原来是昆明某台湾公司告我损害了该公司的名誉，起因是我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那个公司不讲信誉骗人。“他们连我这样的明星都敢骗”，劝当地居民“买他们的房子要当心”。
一共就三句话。三句话被人记下来并且录了音送上了法庭。那个公司说自从我说了这三句话后，他们盖的房子就卖不出去了。
但是他们是骗子，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他们办了一个演唱会，玩了一场骗局，我和一大批演员：董文华，那英，程前，江英，都成为那个骗局的受害者。
一九九×年×月，昆明这家台湾公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中国心两岸情，海峡之声演唱会”的演出，并讲明有当今中国大腕董文华、那英、程前、江英等人参加，还将邀请台湾演员同台助兴，以增进两岸艺术的交流及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友谊。
此事有文化部的批准及昆明市政府的文件，我深信不疑，于是同意前往。
在去昆明之前，我向主办单位的人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大陆演员必须窜底演最后一个节目；第二，不许录像，否则我拒绝演出，只好下次再合作。
主办单位代表答应尊重我的意见，并且约定如果出发前没有他们的电话表示反对，就是有问题，我将准时前往昆明。
事后得知不仅是我，董文华等演员也提出过不要录像的要求，并一一被主办单位接受。
出发之前，一直没有收到电话。询问公司职员，任何人都没有收到来自昆明的电话及传真，于是我如约欣然前往。
到达昆明后不久，我们几位大陆演员便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体育馆后台到处都贴有广告“中国心两岸情海峡之声演唱会”，可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一出了体育馆外，满大街都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广告“×××个人演唱会”！
×××是台湾的一位歌星。弄了半天是她的个人演唱会。
在开演的那一天，节目单上赫然印着差不多半场，至少四十分钟的时间，是这位台湾歌星一个人唱，而我和其他几位大陆演员将在上半场陆续鱼贯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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