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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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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他大吵一场仍然不给钱。无奈，我及另外两个新“穴头”只有掏出自己的钱分给大家，尽管大家不要，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理想的“穴头”形象。
从那以后，我们再不与剧场分帐而是一律采取包场。不管你卖多卖少卖什么票价，哪怕是只卖了一张票，我们演出了你就得给钱。
我们牢记一条，在最后一场还未开演时去结帐，再不然就是不给钱不离开当地。我们时常威胁说不给钱就不开演最后一场。
其实他们并不怕我们的威胁，因为如果不演或是不准时开演，观众痛恨的还是我们。我们更多运用的是大队出发去下一个地方，而我留守不动，派另外一个“穴头”及几位能吵架的“鱼雷快艇”去要帐。
我们基本上都成功。再也没有上过大当。
在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并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
我时常“教育”大家挣钱是一件好事。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坑人、骗人，那么我们得到的钱就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得到的。
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五万元大关。
我确实像我原先计划的那样在银行里存本取息，并且每个月想办法去取出利息来支付我的日常费用。
工资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时间去领。我委托给剧团的一位姐们代劳，然后我三个月或是五个月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到她那里去拿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有机会她给我带来。
一次我半夜回家，正在数钱母亲就醒了。这时父母已与我一起住。看到一桌子的钞票母亲的瞌睡一下子吓到了九霄云外，她以为我抢了银行。有生以来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钞票。钞票是不少，不过都是一角、一元的小票，因为是票房拿来的现金。
母亲的表情使我想起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全团装订剧本，我负责数剧本的页数，数了一下午头昏脑胀手指甲都快翻了，于是一边数一边开玩笑地说：“唉！要是数钞票也数得这么累就好了。”当然话一说完全体一起干笑一场，没有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天方夜谭。
时至今日我果然数钞票数得比当年数剧本还要累，一边数钱一边想起这句话，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好几声。
记得一次“走穴”我们赶场，头天在山西演完第二天晚场在陕西，于是大客车连夜载着我们转战两省。
还有一次要横跨更远的地方，新的地方票已卖出我们怎么也赶不到，急中生智竟包了一架飞机，当乘务员上飞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捂住自己的皮箱生怕检查，因为里面都装满了钱。为了赶场，演员在小汽车上化装一到剧场就冲上台唱也是常有的事。
最玄的一次演出是在大连，我先演出了两天就赶回北京办事，然后第三天再回来接着演出。我们仍然是每天四场、五场连续轰炸。当我第三天坐上飞机时大连的那场演出已经开锣，好在飞机是准点起飞而空中飞行只有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在飞机上化装，在卫生间换好演出服，飞机一停稳我拖着大裙子跳上停在舷梯下接我的警车，警笛一路呼啸着直接开到剧场的后台！
我们的“走穴”在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的大事件。我相信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他（她）一生记忆当中重要的一环。
有个城市的市长对我说：“你这次来演出的轰动程度在我们市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你，一次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年来演出。”
这种话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当然还去过许多梅兰芳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的轰动效应从几个故事可见一斑：
经常发生的事是剧场外人山人海，我根本进不了剧场。一次我进不去演出不了，只有找到公安局，穿着警察服混在一队男警察里面，进到老百姓家，打开他家连接剧场的天窗，从窗户里跳到剧场后台的男厕所，然后由男厕所出来再走到台上。
还有一次，演出完了，人群围在剧场外面，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也没有散开的迹象，我只有搭上梯子从剧场的高墙翻上去，再把梯子甩到墙外从上面爬下来，才得以逃之夭夭。
我们还时常施行真假“刘晓庆”掉包计：一位女演员打扮成我，从大门进出，招摇过市，吸引观众，而我穿着男装，乔装打扮从小门进场。一次被观众信以为真，人群一层一层拥上来差点把那位女演员踩死。
还有一次在湖北演出，到了火车站前刚下汽车，观众就拿着笔记本铺天盖地而来，黑夜中抢走我的帽子撕破我的衣服，乐队一帮人挥舞着乐器一通乱砍毫不起作用，我被挤在软卧候车室门外，候车室小姐见了这情景不敢开门，于是我已经无路可逃。又急又怕又惊又恐，再加上长期劳累，当小姐终于看清是我，紧急之中放我们进去，而一扑进门口我就昏倒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经常对我培养出来的新“穴头”说：“我只要活着回北京，不要钱都可以。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小命丢了吧！”
“走穴”由于是新事物不被大家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走穴”运动刚开始不久，我去湖南长沙演出。地点是在长沙体育馆，许多名演员都参加。
北影剧团去了不少人，谢芳、葛存壮等都去了，还加上了我这个生力军。当时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演出一共三天，我只能演两天。由于有许多资深前辈及名演员参加，我悠哉游哉倒没有什么压力。
我演出的是“日本舞”。我的节目是倒数第二个，每场演出一个舞蹈然后就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现象发生。
“走穴”太有劲干脆当“穴头”3
在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穴头”让我在台上讲几句我第二天要离开长沙表示对不住观众的话，我请报幕员替我说了。
报幕之后我开始跳日本舞，日本舞名字是“樱花”，时间长达五分钟。
演完了我走下台，照例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于是我立即回宾馆收拾东西。
我卸了装，东西收拾了一半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舞台总监来接我。他说自我走后观众们就一直不停地鼓掌要我再来一个，报幕员上去几次要解释人们根本不听。最后一个节目根本上不去，于是来接我要我无论如何上台与观众再见一面不然今晚要出事。
我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体育馆，体育馆里尖叫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走到台上，观众发出吼声，我开口说话，观众又开始起哄。重复几次都被大家哄了回来，愤怒的观众不听我的解释。无奈何我请来乐队，因为没有准备只唱一个简单的“康定情歌”。当我不顾一切刚张嘴唱，震耳欲聋的吼声再起。我只有硬着头皮在吼声中继续唱下去。
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看到有无数的冰雹向我飞来，它们打在我头上、身上，掉到地上才看清原来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硬币越飞越多，越飞越有力，打在我身上越来越疼，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在喊：“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我含着泪水，在“钱雨”中终于摇摇欲坠地唱完了最后一句，然后一溜烟跑回休息室。
那天晚上，体育馆人群不散直到清晨四点钟。
我被围困在里面，实在怕飞机要飞了才借了葛存壮的帽子、眼镜，鱼目混珠冲出“重围”。在我走后，这件事成了长沙的一大“丑闻”。据说在台上扫起来的“钢镚”有五百元之多！
其实恰恰那一次我不是“走穴”，是北影剧团给我下达的演出任务，可是我已百口难辩，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年以后，当我又去湖南长沙“走穴”时，宽厚的人们已忘记了我的过去。人们对钱的观念，尤其是对演员挣钱的看法已和十年前大不相同。
在去演出之前我一直在拍摄台湾电视剧《风华绝代》，由于是长达四十集，由于我是绝对主角，由于我为了角色减肥不吃饭，由于我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由于每天还要讨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本，我的身体抵抗力大大减低。
出发前我已患了感冒，我并没有太在意。凭我的经验，只要自己小心不用管它，过一个星期自然会好。可是下去以后一直没有好。这次演出行程也长，先是去小地方，最后一站是省会长沙。
为了怕嗓子哑我开始吃药，结果毫无作用。感冒越来越严重，我开始打青霉素，打了几天把嗓子打好了，但感冒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成天我蔫蔫的打不起精神。
这一天，台上已经开演，磨蹭了半天快到我的节目只好懒懒地挣扎起来化装。头昏昏地在演出包里摸我的眉笔，结果摸到了刀片上。削眉笔的刀片不知为何没有放好。
中指还是食指？我已经忘了，总之它冒出血来，没有药更没有医生也没有卫生棉球，那天连卫生纸也没有，于是我撕下后台窗户上的报纸往伤口上一按，仍然继续我的工作。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也忘了。我全身骨头都疼，并且周身发冷。
我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都要行车。挣扎着到了目的地找出体温表一量，39．8℃。找了医生来看，打了一针退烧，又上台接着演出，救场如救火，票已全部售出我不能不演。
一天一天下去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每天39．8℃、39．9℃持续高烧不退，我被烧得奄奄一息。
在后台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浑身如同放在熊熊烈火上的大锅里煎烤，昏昏沉沉中仿佛自己在要求别人拿枪对准我的胸口开一枪，并且现在还记得当时一再强调说在左胸，要对准，不要打歪了。
浑身滚烫的我来到了湖南长沙。第一天就演了两场，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由于高烧我吃不下饭，怕演出不动于是队里找来医生为我打点滴补充些营养，医生建议我到医院去打，条件比较好。
没想到进医院不久医生就告诉我不能再出院了，说我的病不是感冒要彻底检查。几天以来由于太难受，我也怀疑过是否有其他的病，肝炎肾炎甚至爱滋病，我全都想过。记得当时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未查明病因前，只能在身上抹酒精退烧，我永不会忘记，当冰凉的酒精擦在滚烫的身体上，我总是立即跳起来不由得大喊出声时那种犹如在中美合作所受酷刑的感觉。
第二天医生告诉我得的是败血症，还有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好像听说过，想了一下我问，是不是白求恩那种病？医生回答说是。想起白求恩死于败血症，我马上问我会不会死？医生说有我们在你就不会死。紧接着我问会不会有后遗症？我还说如果有后遗症就请不要救我了，只要活着就要健康。我就是现在死也没有什么遗憾。
医生说只要你配合治疗就不会有后遗症。
我去过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幸也去过不少医院。可是真的，没有一家医院比得上为我治疗败血症的湖南长沙医学院。也没有哪一位医生比得上为我治病的欧阳颙教授、杨家芬教授、谢建萍大夫、汪玲大夫，还有那些每晚轮流看护我的可爱的小护士们。对中国医学的信任以及坚信“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的看法，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紧接着我们展开了当晚是否演出的争论。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演出，而我执意不肯。
十年前长沙体育馆“扔钢镚”事件仍历历在目，这次演出又是我一个人挂名，如果不上场岂不是“钢镚”会扔到我的病床上？那我该会臭遍长沙了。
我知道有一次程琳随东方歌舞团去四川演出，同去的有许多名演员不是她一个人带闭，结果开演之前程琳病了，不能上台，可是观众不干一直起哄。东方歌舞团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把她放到担架上从医院抬到台上，程琳在担架上哭了起来，拿着话筒被医务人员扶着唱了一首歌才算了事。
不演出？借给我五个胆子也不敢。我和医生争来吵去，直到最后医生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今晚去演出你再也不会有一颗好心脏！”于是我终于鸦雀无声了。
可是不上台今天晚上的演出怎么办呢？我问。“穴队”队长说全体演员都表示了愿意义务演出，演出后观众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票还钱。
我点点头说事已至此只好这样了。谢谢你们。多谢了。谢谢大家。
那天晚上，全队的人紧张万分。
剧场经理作好了一切准备，请来了众多的警察，怕观众砸椅子砸玻璃什么的。座无虚席的大厅在台上人员的眼里看来像爆发前的火山。
开演了。带队的队长走到台前，把我生病的情况讲了一遍，并且再三致歉。另外告诉观众全队的人免费演出一场，看完演出后演出票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钱云云。观众席出现了一片嗡嗡的声音。
队长话音刚落，不管三七二十一乐队开始奏乐。也不管大家看不看还是哄不哄，演我们的。结果怎么着？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观众们静静地从头看到尾有秩序地退了场。而且，没有一个人去退票。
我生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沙。每天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里感动万分。世道变了。天地变了。真是换了人间。我也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身体恢复每天与医生护士谈笑风生。
在我出院的时候，病房外围满了人群。人群自动散开，我在医生的搀扶下缓缓走着。我向大家点头示意，人们默送我。没有“钢镚”、没有谩骂、没有我担心的“活该！谁让你赚钱？”的话语，也没有人冲上来与我合影或是找我签名，只有友谊与同情。
也许是突然发觉这个世界假如没有我还是少了一些热闹吧，我心里有一股东西在翻滚，汹涌，上升，它弥漫了我的眼睛……
“走穴”，到现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
我断断续续地参加“走穴”也有十年了。
“走穴”为我们——文艺界的一批演员们带来了财富。
过去没有钱我们一直佝偻着活着，现在有了钱我们开始舒展了筋骨。看着一大堆钱我甚至在想：“我怎么用得完它们呢？”
我需要一个真正属于我的爱人
离婚以后，我一直没有过自己的爱人。
尽管追求我的男人更加成群结队：高干子弟、海外富豪、中国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佼佼者，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观众……
当时的我，年轻、美貌，随着《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的拍摄和放映，
我声名鹊起，成了海外唯一认识的大陆女演员。这两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时，影院门口排起长队。台湾观众专门坐飞机到美国、到香港、到日本去看这两部电影，因为当局不允许在台湾放映这两部在大陆拍摄由大陆演员主演的影片。
在日本，《火》、《垂》二片被剪为一集，取名为《西太后》，更是轰动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妇女，一遍又一遍地排队观看，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时布满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我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非凡。
有人带信给我，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请他联络，只要能与我见一面可以出一百万美元；
美国、法国的大学给我奖学金，请我去美国、法国读书；
有朋友鼓励我去海外定居；
有人提出条件，只要我能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每个月陪他吃几次饭，一年给我一千万港元；
我的朋友劝我时常去海外走走，只要随便走动一下富豪们会纷纷送钱给我，出去一次收几十万美金是闭着眼睛的事；
我总是收到从国外寄来的礼物：衣服、化妆品、首饰之类……
香港有报纸开玩笑说：“看来刘晓庆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收到她要的东西……”这是指有一次香港记者去北京访问我，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很苦恼不能上街，有人围观。在屋里呆着没有电视，很寂寞。这篇讲话被登在报纸上。过不了多久，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就从香港寄到了北京。后来又有一次香港记者访问我，问我平时打不打麻将？我说正在学，兴趣很浓。几天后，收发室通知我去取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将牌……
对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东西收到也不言谢，打开用就是了。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钱和礼物不能解决的。
全国的报纸都在对《我的路》进行批判，我仍然在受到误解和攻击，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又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
最苦恼的是，我没有房子住，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钱也买不到房子。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
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要分给我一套房子，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说我就一个人，一个户口，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理由是这样好有人“看着我”，防止我干环事。
就这间可以“看着我”使我“改邪归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一个人毕竟好办，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
讨论来讨论去，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借”。我说：“哎。”“先暂时住几个月，等你结了婚再说。”厂领导接着安慰我。“行，结了婚再说。”我答应着。
结了婚再说？什么时候结婚？到哪里去结婚？跟谁结婚呢？
在离婚前，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才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楞头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
开始时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很好。
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报纸总是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赶快检查一遍自己，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
日子一长，问题来了。我总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纯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很累。另外，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个性。我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飞了，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我只是要他们离婚。我要一个正大光明的恋爱，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要到。我简直想不到我——会要不到。
男人是这样的脆弱，社会是那样的强大，一切就像是一张巨大而坚实的网，我们都被困在网中间。在那个时候我拍的电影《潜网》，正是我当时心情和经历的写照。只不过我身边没有一个像影片中的那位理想的男主人公出现而已。
我狠狠地受到了打击。从来自由自在、落拓不羁、独往独来的我，开始羡慕起了平常人家男耕女织的生活。我最羡慕像我妹妹那样的家庭，妹夫挣钱，妹妹管钱，所有的钱都在我妹妹手里攥着。需要的时候发给妹夫用，妹妹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妹夫则“气管炎”式的俯首贴耳。
我开始觉得其实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当丈夫回家的时候，给他打好洗脸水，打好洗脚水，端上来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坐在桌边静静地看着他吃。这个情景在我演的电影《芙蓉镇》里的一场戏中实现了。
我逐渐怕过节日。我不敢去别人家，受不了朋友夫妻间哪怕是一闪即逝会意的眼神，我受不了朋友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动作，哪怕是他们吵架也令我羡慕：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人可以吵。最怕的是去朋友的卧室，简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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