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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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怕过节日。我不敢去别人家，受不了朋友夫妻间哪怕是一闪即逝会意的眼神，我受不了朋友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动作，哪怕是他们吵架也令我羡慕：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人可以吵。最怕的是去朋友的卧室，简直不能看那双人床上并排放在一起的一对枕头……

我的内心非常寂寞。岂止是寂寞？还空虚。还无聊。尽管我有男朋友，但他不是我的。虽然我在等他离婚，可是我已经明白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我对他的虚伪及懦弱开始厌恶。

这时，我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彦经过耐心而艰苦的请求，终于把我这个电影界称之为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宝贝请到了他所领导的故事片《心灵深处》摄制组。

《心灵深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女志愿军战士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演那位女志愿军欧阳兰。是影片的第一号女主角。还有两位男演员和我搭档。到长春的第二天，例行公事与导演及组里的主要创作人员见面。常彦一个个把他们介绍给我，我也一一认识他们。

其中，导演介绍了一位男演员，说他叫陈国军，在影片里扮演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张森。“哦。”我答应着，伸出手去。他握了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这句话有些奇怪。我顺便看了看他。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我万万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个人，会掀起我们之间的惊涛骇浪！

拍摄工作正常进行着。长影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我。我与组里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好。就是遇到一些小小困难我自己全能克服。

比方说，伙食不好。我会自己想办法在走廊里偷几棵食堂贮存在那里的大白菜，关上房门点上电炉给自己熬汤吃。

总是拍我和两个小孩的戏，或是拍欧阳兰与第一个男朋友的戏。听说扮演张森的陈国军为了拍好这部戏减肥，每天坚持跑步二十五里。二十五里！太玩命了，我的脑袋匆匆一想。

终于拍到我与陈国军的对手戏。陈国军告诉我他有些紧张。“没关系。”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坚信我的笑容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生疏。我有这个本事和特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天都是欧阳兰和张森的戏，我发现他演得很好，眉宇之间有一股强烈的气质。他很能吃苦，可以说非常能吃苦，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可是他遇到了障碍。这一天拍两个小孩见到张森的戏。剧情规定是孩子们见到了张森，在此之前欧阳兰一直拒绝张森的爱情，可是孩子泄露了秘密，他们叫着“爸爸”一路扑喊过去。此时需要一个张森满含着泪水的特写。可是这个特写就是拍不成功。张森没有泪水，演员要求点眼药水，导演不同意。于是大家一起等着。眼看着金色的夕阳一点点落山，张森还是没有哭。导演一声令下：“撤！”全组打道回府。

在车上我注视着陈国军的侧面。我相信他心里负担一定非常沉重。作为演员此时有了一种深切的同'命'相怜的感觉。

想起我在拍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时候，幸好我的角色甜女没有哭的镜头。

可是演我姐姐阿螺的陈祖荣有好些哭的镜头。根据当时电影界的习惯，能不能哭是判别演员好坏的重要标准。哭得出来就是好演员，哭不出来就是讲演员，每个演员一旦第二天要拍哭的镜头，无一不是紧张万分。

陈祖荣从早晨化装起就开始想她的伤心事，眼泪不停地湿润了眼眶，化装师赶紧劝她：“别哭了，一会儿到现场哭不出来了。”她点点头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到了现场先拍我们打打闹闹的戏，她不敢说也不敢动，一直坐在旁边保持悲哀。好不容易拍她了，先拍不哭的镜头，她已经泪光闪闪，终于该拍她哭的特写了，灯光也打好了，位置也走好了，机器的焦距也调好了，导演说：“预备——”大家都静静地等着。

可是此时，陈祖荣的眼泪全部不翼而飞了。导演说：“开始——停！”然后我们都上前去看她的眼睛，一星泪水也没有。于是又重来。如此这般反复几次，什么情绪也没有了，最后只有点上眼药水，在灯光师的一声轻蔑而恼怒的“关灯！”声中结束了当日的拍摄。事后这事被大家踩乎了好几天。

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也亲身经历过。刚拍第二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时，作为新演员的我演技还不成熟，根本就不会哭。从看到分镜头剧本那天起，一直在为我需要哭的镜头发愁。曾私下里练习过许多次都不行。集中精力想伤心事也不管用。也悄悄试过用清凉油、甘油抹眼睛，不好。虽然泪如泉涌可是双眼红红地睁不开无法表情，摄制组的人看得出来，一旦发现了这是作弊，更丢人。还没想出万全之策拍哭的镜头已经临近，急得夜不能寐。

拍哭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一起床就没敢说话。回忆各种各样的悲惨遭遇，心想假如此时流眼泪让人看见到现场哭不出来自己也有个退路，至少可以说我没有控制好提前把眼泪流干了。可就是没有眼泪出来。

拍别的镜头时杂念多极了，脑子里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戏上。开拍前曾假装开玩笑似地问过导演：“我哭不出来就点眼药水吧？”导演说：“那哪行啊！”我不敢再吱声，心里负担更加重了。

哭的镜头开始拍了。打光、走位置、打板，周围一通忙碌，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嗡嗡乱响，只听见心脏的跳动在加速、加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仿佛要从嘴里跃出来。这时候导演一声“开拍”！我的思考突然停止了。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作出哭的表情，发出哭的声音，可是没有眼泪，连湿润也没有。“停！重来！”导演指挥道。全场鸦雀无声。我只听到我的心跳。“不要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导演突然和风细雨地安慰我。他越安慰我趁着急。“预备——”我又开始预备，心里拚使劲，脚趾头都抓紧了。我试图想一件伤心事，可是没有。它们突然无影无踪。“开——始——”导演轻轻地、慢慢地喊。大家都屏住气。导演用低沉的声音开始给我讲那我已经知道了千百遍的本片的剧情，并且声情并茂地朗诵我这个人物此时的内心独白：“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轻视清洁工这个工作呢？这是一个崇高的工作！想想我们的父辈，想想革命先烈……”导演泣不成声了。听着导演的解说，我把拍戏的事全忘了。等到导演一哭，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在拍戏，而且是在拍哭的戏，赶紧开始作哭状，重新拉紧全身的肌肉，可是已经晚了。导演已经声泪俱下地喊了“停——”

在现场的效果就是我这个演员实在是太笨了，真不中用。导演都哭了她都没有哭。事实也是如此。

在摄影机停止转动以后我和导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演泪流满面，还不断地抽泣，擤鼻涕，而我站在那里无动于衷，眼睛里干巴巴的，连一丝丝哭的意思都没有。

由于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可怜，其实会不会哭绝不是判别一个演员好坏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根本不是标准。难道说演员拍上墙就得真上墙，拍死就得真死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要银幕上出来效果逼真就行了。

可是尽管我这样想，还是帮不了陈国军的忙，导演一定要他自己哭出来。于是我们每天去现场，每天架好灯等他，每天没有哭，我们再灰溜溜地回来。为了一个镜头的眼泪，我们连续去了现场四天。

我去找他，把我的体会讲给他听，并且大谈特谈我对哭的镜头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没有歧视使他深受感动，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陈国军的苦难历程最终还是以在眼睛里点了眼药水而告结束。虽然在影片放映时没有任何观众看出眼泪和药水的区别，但是这个镜头的拍摄仍然成了陈国军的“耻辱柱”。全组都觉得他很糟糕，手艺很臭，时常把我拿出来和他对比。因为这时我已会哭了，并且知道能不能哭对我在长影的声望很重要，于是认认真真地表演了几次，凡是需要我哭的镜头均把大家震得心服口服。

其实他演得不错。那个哭的镜头说明不了什么，舆论不大公平。

我们一起出外景，天天在一起。我发现他看过许多书，并且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是长影并不把他当回事。和所有电影厂一样，长影也存在着严重的远香近臭心理。

“外来和尚会念经”，撂置身边众多素质优良、富有卓越才华的长影演员在一旁，千里迢迢、费尽心思把我请了来。这种现象在当时电影界是很普遍的。

在这一点上，常彦导演是特别的。当时在厂里只有我们摄制组长影演员担任了好几个重要角色。张森就是一例。

物伤其类，“今后绝不能作电影演员一辈子”，“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不能算是一项事业”等诸多想法和决定在脑海里从那时候开始逐渐成型。

我了解到陈国军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妻子也是长影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影片，印象中非常漂亮动人。他的孩子是一个儿子，听说是两家父母的心肝宝贝。他当然知道我已离了婚，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公开的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与妻子结婚以前曾和一位女明星热恋，后来女明星跟了别人，于是他与妻子闪电般结了婚。结婚后由于大家都在拍戏常常分开，一年里聚少离多，现在他的妻子又出外景好几个月了。

我表示叹息。我告诉他自己也很孤独。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

几乎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摄制组。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摄制组都是自由组合，见面之前大家彼此已有好感更多的是已经互相倾慕，走到一起天天耳儒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和陈国军的故事开始以后，我并没有当回事。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也许电影还没有拍完故事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没门没门没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热情交往。我们的情绪随着剧情互相感染，日渐高涨。不久，全组都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都不太在乎，尽管心里很不舒服，只要没有让人当场抓住，我们就掩耳盗铃地只当没事，照样厚脸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时我们在丹东出外景。

这天晚上，丹东市电影公司请我们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吃饭。地点在丹东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二楼，那是一顿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晚饭。

桌上的饭菜丰盛之极。全部是海鲜。活鱼、活虾还有蛤蜊，吃得我们一个个脑满肠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不觉之中已到天黑。酒足饭饱起身告辞，无意中向窗外一看，大家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在吃饭之时我们来到的消息已悄悄走漏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楼下已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看不到边的人群！

没有保卫，没有警察，无奈何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一群人呼拉一下子拥上来，情形突然变得有些恐怖。

人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把我挤在中间。他们筑成人为的铜墙铁壁，我们全体人员使出吃奶的力气左冲右撞根本甭想突出重围。我只听见周围在喊我的名宇，同时无数双手向我抓来……

出于本能我东躲西藏，慌忙中四下找寻，发现组里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天越来越黑，后面的人群因为看不见我仍然在向前挤，我及我周围的人开始感到窒息。我也不知道自己处在饭店门前的什么地方，只听见人群里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和大吼，在吼声之中我听见一大堆自行车倒地的声音和更加恐怖的集体惊呼，随着我也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我只感觉人群已乱成一团，他们像橄榄球队员一个个都摞在我身上，还有一些脚从我头上踩过去，我试着往前爬，抓住的全是自行车的链条，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我想我要完了。

这时突然一只手把我从地上拉起，连拖带拽着向前跑。跑了不知多少距离，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我被扔进小汽车，只听见小汽车马达轰鸣车轮转动却不能前进一步，原来小汽车已被泛滥的人群抬了起来！

黑暗中突然有一只手温和地拍了拍我的头，三魂吓掉了七魄我不由得大叫一声回头一看，身边坐着的是陈国军。

几经波折当然最终我们还是平安地回到了住所。我弄清楚了陈国军是这个惊险故事的男主角。这个英雄救美人的行为在当时我的心中引起了参天的波澜。

陈国军没有受到任何赞扬，不过他也不需要任何赞扬，有我一个人的衷心感激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陈国军肯为我而离婚
岁月匆匆，《心灵深处》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我回到北京。

尽管与陈国军告别时柔情缱绻，但毕竟长春离我越来越远了。

紧接着我参加了《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在长影的一时风流逐渐在记忆中淡出。

只隐约听说陈国军在离婚，好像动静闹得不小。我开始接二连三地收到他的信。

后来信件越来越频繁绝对是每天一封甚至是两封，信里尽管许多错别字，但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自不必说。

我也给他回信。我把他的信改正错别字寄回去再附上新的一封信。在他的信中了解到他已开始离婚并已经与他妻子摊牌。

收到他的信我非常感动。说实话心里暖融融的。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尤其是在长春也就更不容易。能够坦诚地告诉他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做人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单凭这一桩行为就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的真挚。

长时间看多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觉得最伟大却又最难得的只有——真情。我心里重又燃烧起感动的熊熊烈火。这时候我又接到他的信，他告诉我不久要来看我。

我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拍摄外景。收到他的信给他发了个电报，我连夜赶回北京。记得过去陈国军曾经告诉过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给我发一个电报，我会立即到你的身边。”于是我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发了电报后，到北京的约定地点等着他的到来。

我要立刻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要鼓励他，赞赏他，坚定他的信心。

我从没有这样忍受过等待的煎熬！后来也不再有！

我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数着那墙上的时钟，每分每秒都竖起耳朵听那随时会响起的门铃。

可是门铃一直没有响。我接连等了三天，不吃不喝。我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数遍了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直到我要回外景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等到他来！又是一个骗子！原来信上写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贯穿全身。

我冒火极了，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飞快地给他留下了一封充满恶毒谩骂的信，灰溜溜地回承德去了。

第二天照常拍戏。避暑山庄里人山人海。由于导演李翰祥是台湾的资深导演，我们的影片又是第一部中国电影合拍公司与香港合拍的电影，文化部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待遇。

我们拍摄全都是在实景拍。故宫，颐和园，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还有西太后的陵墓东陵……全都为我们开放。

我手上拿的扇子，我屁股下的座位，脚踩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墀，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由于是祖国的文物，制片主任时时提醒大家要分外小心。

一次我拍一个慈禧大怒拍案而起的镜头，我自己设计的动作是先拍案再说台词：“我要八百里廷寄押他回京！”然后站起，走出画面。开拍前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定位置走得准是我向来的优势。

正式开拍了。按往常的惯例，打板，导演喊：“开始！”我等机器空跑两秒钟稳定转速，然后集中精力，拍案，讲话，站起，走出画……突然全场一齐大喊，我不由得站住四处乱瞧，随着我头的转动大家又一起乱叫。我吓得赶紧不动，僵立在原地。

原来是我头上的簪子挂住了宫灯的红穗子，宫灯已经摇摇欲坠，灰尘已经纷纷下落，只要我一动，那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宝就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站在那里，把脖子冻结。手顺着头饰一点一点地往上摸，这时跑上来场记，才帮我把那纠缠不清的红穗子解了下来，我已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拍戏，仍然是同样的情况。我坐的椅子，御榻，用的扇子，茶几，全是当年皇帝们用的真品。再加上是我演慈禧，避暑山庄里每天围观的人成群结队，维持现场秩序的安定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在每个镜头开拍之前我们必须全体大喊：“安静！安静！安静！”还得派出固定的人员把走进镜头范围内的人赶开，在混乱中抢拍。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人群特别拥挤。像往常一样，组里每个人都在喊着：“别说话！安静！请协助一下！”剧务们心烦意乱地赶着不停地往前拥的人群。喊了、赶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效果，要拍的镜头一直拍不成。

我努力在乱中求静，保持自己良好的心境。因为拍的是少女慈禧勾引皇上的一段戏，我必须旁若无人，把眼前的一棵树——现在也看不见树，只看得见笑嘻嘻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必须把眼前的一个人当成皇帝的脸并且对他转盼流光，表演出万种风情。

灯光已打亮快十分钟，人群仍然不能散开，平均每几秒钟会冲进一两个人来站在面前、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看上我一阵，再哈哈大笑着回到人群里。

我的血开始往上涌，我感到我马上要失去拍戏的心情，于是恼羞成怒地回头大喊一声：“安静！”我愤怒的叫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在我气得头昏眼花的同时，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回头一看：是陈国军！他正帮着维持秩序，同时冲着我一笑。

在赶快拍完这几个镜头后我到了他的身边。当然没忘了假惺惺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长影演员，我们合作过《心灵深处》，现在他拍戏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要走的。”接着我们立即攀谈起来。

原来是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去请假，可是剧团领导由于风闻他与我的关系又在离婚对他已有了怀疑。当他终于请到假赶来时，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我问他以什么理由请的假？他说母亲病危。他父母在佳木斯，倒是一个好的借口，不过说母亲病危不大吉利，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午他假装离开我们去了别处。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部队他是侦察兵，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华。这个才华，在我后来与他离婚时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在约定时间他会在窗户外面吹口哨，吹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大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在长影拍戏时他常常唱，尤其是其中“要是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这句歌词，每当看到我时总是一再重复。他在窗下吹口哨也吹的是这一句。于是我把左边窗户打开表示屋里没人，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化装，等我们出发以后他再想办法离开。然后在拍摄现场他假装从外面再赶来，站在那里一直陪我拍戏到天黑。

两三天过去了。在现场我们之间一颦一笑的交流已让摄制组的人看穿了秘密。顺藤摸瓜当然他们开始想到其实那个每天陪我拍戏的“小胡子”（因他留着胡子，大家都叫他“小胡子”）每晚是住在我的房间。

本来我是戏里的绝对主角，又是女演员，又是单身，已分外招眼，这种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就惹人议论，并且人们议论起来乐此不疲还正好点缀了摄制组单调的生活。

我的房间开始不停地有人来。有时要拿东西有时与我聊天找各种借口进来看看。经常在我这里上厕所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来来去去人次多了，索性我把厕所门打开让他们一览无遗。

不过我心里还是紧张。不是紧张别的，而是紧张陈国军还是别人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父亲。

为了事情的进展顺利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的事。一旦传出去传回长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但我们还是费尽了心机，陈国军为此也吃尽了苦头。几次他正在房间里就响起了敲门声，陈国军只有立即藏起来只不过不是藏在卫生间而是藏在大衣橱里。记得有一次制片主任进来东看西看，我一直为柜子里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嘎声汗如雨下，我看得出主任明显感觉到柜子有问题，只不过不好意思当我面打开，只好悻悻而去。

好不容易等他走后我们立即改变方针，下一次来了人我故意把柜橱打开拿衣服，而实际上人是爬在墙上小窗口里修理下水道的梯子上。

我们开始探讨他离婚的策略及可能性。我了解到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儿子。

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