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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梦工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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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为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疑证明了“发现并追随兴趣”的重要性。日后的工作经历也充分说明，基于兴趣的选择总是可以让我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发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让我能长时间以来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回顾少年路，当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与了解各个领域来锁定自己的兴趣。能够选择计算机这一行业并有所造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羡慕当今的一代，在这个互联网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更多机会从纷繁的选项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许有人会担心，太多的选择和诱惑会不会造成“新新人类”对学业的不专注？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图灵奖得主？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乐观：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允许更多的人根据自己兴趣来做出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用心、更专注地对待自己工作，职业生涯也会因此走得更远、更好，实现个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当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也并不是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出类拔萃，他只是在最难的数学课上表现优异。当时他辍学创立微软不正是凭着自己对计算机软件的狂热吗？
几乎每一个我所敬仰的海内外杰出人士，他们的动力都源自于对事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绝非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的“功成名就”。
第三个故事——在职场
拿到博士学位后，虽然我也很留恋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但却很排斥那种时常需要写提案申请研究经费的“流程”。考虑再三，我决定去工业界的研究单位。在我那个年代，贝尔实验室和IBM TJ Watson研究院一直是学长们趋之若骛的去处。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在美国，历来有“东岸公司”与“西岸公司”的分别。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围——东岸公司大抵以悠久历史和权威性令人起敬，西岸公司则因活泼宽松的环境而使人亲近。我比较向往加州的阳光和西岸公司（特别是硅谷公司）的活力，而且1992年前后，苹果电脑公司的发展势头看上去很不错，他们宣布将研发新一代个人电脑、进军消费电子市场，并推出了PDA的原型机——Newton Massage Pad。这些因素使我最终选择了苹果。有趣的是，我成为了当时第一位拒绝贝尔实验室语音组Offer的博士毕业新生。
在那个阶段，微软其实也曾邀请我加盟。时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的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正在加盟微软组建研究院，他希望我也一起来。不过我并不清楚微软是否会看重我专攻的语音技术，另外我当时对微软这个公司的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错过了在成为微软研究院创院元老之一的契机。
客观地说，苹果为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环境。公司派我到新加坡组建了一个25人的研究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和亚太区用户的需求开发特定的语音及手写技术。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研发出新一代中文语音和手写输入系统。
然而很遗憾，我加入苹果两、三年后，这家公司却步入了成长历程中最为艰难的几年——对个性化创新的极端追求让公司走入了一条迎合小众、孤芳自赏的歧路。1994年，业务拓展不利的苹果开始削减研发投入。相反，一直被苹果、IBM的光环所掩蔽的微软开始大放异彩，在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等产品领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
1995年，在微软负责语音技术研发的黄学东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一起做点事，但由于我对苹果、对团队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兼之当时微软又是被苹果人视作“头号劲敌”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婉拒了他的邀请。但黄学东却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和韧力。他告诉我说，微软给我的Offer将永远有效。而且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主动联系我，问我会不会改变心意。我想任谁都很难持续拒绝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的伯乐。
第44节：小径分岔的花园（3）
几个月后，当我完成了手头的项目、履行了对公司的承诺，便决定去微软看看。面试我的人是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当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既然你打败不了我们，那何不加入我们？”更重要的是，我得知微软研究院已在里克？雷斯特的带领下，成为了那些对计算机科学充满热情的人激荡智慧的圣殿。于是，我满怀激情地加入了微软。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对工作选择上的感悟：
第一，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不要羡慕人家的选择。面对选择时你或许会感到为难，但一旦选定，你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会焦虑，会彷徨。但只要我下定决心，那便不会再去患得患失，而是会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做自己觉得值得做与喜欢做的事情，这应该成为我们做一切选择时的前提。今天，苹果再度成为全球时尚IT消费电子行业的“教主”；而微软也仍旧是全球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领导者。就我个人而言，在微软的13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如今，我能在北京与一群充满才华和创新激情的同事一起把一个个梦想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因此，我对当年选择了微软而感到非常庆幸。
第二，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引导和驱动。这些年来我始终很感激黄学东对我的赏识、信任和三顾茅庐的精神——我也会像他那样，让自己成为帮助人才选择微软的“外部力量”，求才若渴，永不放弃。
第四个故事——春天的旋律
虽然加盟微软研究院是我的一个“迟到”的选择，但95年我加入雷德蒙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时，整个微软研究院也只有40多人，与今天900人的规模比起来，我还是属于“元老级”。
1996年，比尔…盖茨便对研究院的发展充满了火热的期待——有一天，比尔兴致勃勃地向内森…梅尔沃德提议说：也许是时候扩展研究院的规模了。内森回应道：那就翻倍，如何？比尔答曰：翻三倍不是更好？
就这样，微软剑桥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相继成立了。1997年，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筹建中国研究院，我受邀做他的“顾问”。98年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我的师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博士希望我能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一起见证和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老实说，这真是个相当诱人的提议。但那时总部的语音技术研发还需要我的支持，我可不能让多次枉顾茅庐的黄学东失望。所以我只好选择从旁协助，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而奔走和运筹。
于是，我一边确保总部的研发工作能够顺利，一边尽全力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我背着研究用的机器回到北京，并由于“超负荷”而在下飞机时扭伤了背部——只能躺在床上，一边接受中医针灸的治疗，一边面试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批研究员——在那以后，直到回大陆定居前，每年我都会到北京一、两趟，看看能为研究院做点什么。
在微软总部的那些年，我既负责过语音技术的基础研究，也领导过Speech。及自然交互服务产品部门（NISD … Natural Interactive Services Division）的产品开发。但在产品部门待得时间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感到意犹未尽——产品部门需要发掘问题，再尝试着用现有的方法去求解。倘若解不了，便会把问题交给研究部门。每天面对那些新鲜有趣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却只能袖手旁观，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手痒。
200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们接连发布了两个重要产品，之前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我所牵挂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已升格为“亚洲研究院”。至于祖国大陆，在我眼里则不啻为一个传奇——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创新的契机，“中国速度”都是如此迅疾，以至于每次回京，我都能发现新的变化。于是我做出了迄今为止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举家由西雅图迁居北京。而在此之前，我的家人甚至从未到过大陆。
我为这个选择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已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很快会成为科技大国，这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春天的旋律”已然奏响——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很快会把中国变成充满希望的前沿科技沃土。
回顾往昔的一个个选择，我的感受是，不要总是理想化地试图把握全局，而应对当前的状况进行“局部优化”。我们当然希望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今日做好应对一切不可知的准备，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遭遇到纷繁芜杂的、难于“全局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可以优化的局部”做到最好。不要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们积极、谦虚但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在机会出现时做出最好的判断，那就一定会找到快乐。在今后的生涯里，我肯定还会面对不同的选择，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追随兴趣的趋向，为每一个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放眼未来，让我们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第45节：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1）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作者：田江森
回国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的两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接触了很多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更是看了不计其数的简历。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成长生涯的轨迹都非常相似——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荣获很多奖项，一路的顺坦和成功——可能是长久没有生活在国内的缘故，当听到这么多学生这么相似的背景经历之后，不由地回想着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童年、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远远比不上现在富足，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环境，但是我却度过了一个快乐、有趣、烂漫的少童时期，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段时光虽然有过坎坷但却充满着色彩。
一时间成了养兔能手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祖父曾经在华西大学上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化工专业，随后便在美国就业，从事化工类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国生活以圆团聚之梦，虽然，他有过几次来香港讲学的时候，也想回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情况，可最终都没回成。离他最后一次到香港的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家由于祖父的缘故被定义为“特务”身份，随即遭到了抄家之灾。家里顷刻间一无所有，我的父母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被带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我记得有个红卫兵责令要让我和父母划清界线，并披露我们全家跟国外敌人发情报。我当时就一脸的不相信，他就说：“你们家用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经常会‘嗤嗤’响呢？“ 我说：“是的啊！”他便说：”这是短波，那个就是给敌人发情报用的。”“而且，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你还在外面给你父母站哨是不是，而且都要半个小时左右？”其实，我是每晚那个时候出去上厕所的而已。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甩了一句话给我说：“如果你想起什么事情，可一定要告诉我！”
转眼间家徒四壁了，我完全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让我更难接受的是，突然之间，作为我最可信任的父母都成了让我打击的对象，要我视他们为敌人。我顿时觉得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更没有任何人来理睬我。就这样，大约过了大半年，父亲的回归让残缺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之后没多久，我就跟随父母一起下放到宁夏一个叫西大滩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我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马厩旁的一个空草屋借住，父亲的工作是看谷场，母亲派去扫厕所，而我则安排去上了当地的一所子弟学校。在那里我们一呆就是五年。
第46节：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2）
那个时候，我完全过上了小兵张嘎式的生活，农村的小伙伴都非常憨直朴实，我跟着他们一起下河捕鱼，在旷野上放羊，天昏昏暗的时候，一起嬉戏着数星星……跟着其他同龄人一块玩耍，我找回了一个孩子的天真与自由，以及与自然为伴的乐趣，很多在城里生活的那些阴影和冷漠也消散了。那个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基本是下放的知青，年龄比父母小一些。虽然，我白天在外面玩得野，但是父母还是很督促我的学习，毕竟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我的成绩经常得到全班第一，受过不少表扬。可是，比起学习，我的劳动课就很丢脸了，挖沟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生产队时兴开大会，而开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挂下连，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经常成为大会批斗中的“下连”对象，也由此可见我们家在当地农村的知名度有多高了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小孩间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情谊，也没有太多受我们政治身份的影响。
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荤菜，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养起了兔子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饲养兔子的重任。那些年，我们每年几乎都能养出50来只兔子，然后剩下一只兔子留作种子等着来年再繁殖。也不知道是我陪伴着兔子，还是兔子陪伴着我，那段时间我与兔子几乎形影不离，我把它们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等着第一只兔妈妈快要生小兔子的时候，我甚至把床搬到了兔窝旁边，细心观察窝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每当要生的时候，兔妈妈总是会打一个较深的且隐藏很好的洞，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有洞的痕迹，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撕咬胸前的毛，当时我觉得很是纳闷，后来才发现它是用这些毛做窝用的——为了给小兔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把刚出生的小兔子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洞里，直到21天之后，洞门才被打开，小兔子慢慢地、羞羞地从洞里面钻出来，开始面对这个光亮的外界。等兔子全部露出来之后，兔妈妈就把洞重新关上，等着产下一窝小兔子的时候再用。当我知道这个生产过程之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产后第21天的到来，每次我都像节日一样兴致勃勃地守候在兔窝跟前，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这窝小兔子到底产了几只，每每我都会静静地恭候这些小兔子的“大驾”一个通宵。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我数的最多的一次一共有12只小兔子诞生了。
我大概养了五年的兔子，这也让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有了很多共同的使命和爱好，我们一起去割草，还相互比试着看谁家的兔子养得多、长得快，直到现在，我还对兔子的生活习性记忆犹新。记得当我后来到微软面试，跟面试官聊起我是养兔子长大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的专业与我的大学
后来，回到城里没几年，就又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年我17岁。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对我很照顾，她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江苏人，经常帮我补习功课，也鼓励我参加高考。也正是由于这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才顺利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成绩最好的考生一般会报考学习理科，其次是学习工科，再次之就是学医。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和家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我当时压根就没考虑学农，记得下放的那段时间因为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就基本上把学农出生的父母所用的专科教科书本全部看完了，因此到大学继续学习农学知识对我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记得十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在跟一个来请教问题的村民讲解农药调配比例的问题时，说错了一个数据，我还当场纠正了他的错误。填志愿那段时候，我甚至都觉得当时过来招生的农大老师跟我学到的知识都差不多。因此，学农一直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其实，父亲是最赞成我考医学院的，他们希望我能治病救人，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却不喜欢学医，于是就想了一个鬼主意劝说父亲，我说：“我要是学理工科，就能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我去当医生，每天都要去握病人的手，患病率能不高么？”于是，父亲被我搞得哭笑不得，只能打消了念头，由着我来。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想学计算机的，于是我填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可是后来入学的时候被分到了数学系。直到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转学了计算机专业。
第47节：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3）
第一年的留学生活基本是在“追赶”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留学生出国时的英语水平远没有现在的学生强，而且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英文原版教材的条件。于是在纽约市大学就读的第一学年，图书馆成为了我除宿舍之外的第二个“家”，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深至地下十层，我几乎天天“降”在地下某一层的角落里呆上四、五个小时，不知饥渴地恶补英文和计算机知识。由于语言上的现实障碍，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基本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为此我时常拷贝同学的课堂笔记回去再学习。别人用一个小时学到的知识，我就下决心用三个小时反复啃，以至于我第二年终于能“正常”上课了，而且也谋得了一个给本科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的讲师之职。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少有国内所谓的“教材”，记得刚上学听某位课程老师上课，由于实在没怎么听懂，所以我就课后向老师请教有没有教科书可以看，没想到他一转身就在黑板上给我列了满满的十本参考书，并且诙谐地告诉我“所谓的教科书，我还没写好”。于是，我知道了在美国大学里只有参考书而没有固定教材。
我非常有幸自己在博士论文筹备中遇到了一位好导师——Michael Anshel教授。他不仅在专业学习和论文撰写上给与了我重要的帮助，而且他把我当作私人朋友一样关心我的个人成长，甚至于现在每次路过纽约，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第三学年结束的暑假，我当时向贝尔实验室提交了一份申请暑期实习的申请，没想到面试之后他们直接给了我一个工作的Offer。在这个诱惑面前，我当时其实很想放弃接下来的博士学习，而以硕士身份毕业去贝尔实验室工作。可是，Michael Anshel教授却建议我不要绝然放弃三年的学习，如果真的想踏入社会，那就先过去工作看看，是否真的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再选择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学业。应该说，Michael Anshel教授为我设想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路，两年后，他又重新把我从贝尔实验室拉回了学校写博士论文，接下来，又过了两年，我得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计算机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年多时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无论是在贝尔实验室做研究，还是在创业公司实战拼搏，还是后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技术转化方面的工程总监，我始终为自己能遇到越来越充满挑战和新奇想法的工作而激动不已，甚至有一年我还在家待业，挣扎着是否可以白手起家创办出一个了不起的软件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始终拥有着梦想的支撑。其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兴趣的引导和经验的积累帮助我成就了现在的事业，就如同像我孩童时乐此不疲地养了那么多年的兔子一样。
作者介绍：
田江森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总监。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在ATandT贝尔实验室时在UNIX上的开发工作。在SpaceLabs Medical从事病人信息研究和管理工作5年之后，他进入了一家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bSQUARE的高管团队。2004年他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田江森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田江森最自豪的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周末有空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也忘不了他心爱的运动——网球。
第48节：东游记
东游记
作者：马特？斯科特 （Matt Scott）
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故事开始于琦（Qi）。并不是神秘的能量“气”（Qi），而是一个普通人——张琦。2004年7月，当我还只是微软雷德蒙总部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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