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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梦工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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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院工作之后，我也见到了许多美丽的女博士，张黔 就是其中的一位。1999年，张黔博士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研究院工作，2005年9月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而离开研究院，当时她已经管理了整个无线网络组。没见到她之前，就听说她工作很拼命，研究做得很出色。见到张黔，却有点意外，她完全不是气势逼人的“铁女人”模样，而是有着轻盈、美丽的外表和自信、有趣的谈吐。有幸的是，我的老板马维英博士特别请张黔做我的生活导师 ，因此和她有一次愉快的午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见解。她告诉我，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她就很少加班了。她说，“如果需要天天加班，即使付双倍的工资给你，你也不会感到持久的快乐，我们需要投入地生活休闲，才可能更加有效率地工作。”这一点我在结婚之后也深有体会。缩短了工作时间，我却惊奇地发现，非但没有落下什么，反而能够做更合理的安排，先做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收获更多。我深感工作不是全部，有滋有味的生活才是我的持久动力。
关于外表，我发现不修边幅、目光呆板只是对女性研究人员一种片面过时的印象。小时候，父母为了让我们心无旁骛会给我们一种讲究穿着和学业优秀无法共存的压力。电视剧里的女性科学工作者总是穿着朴素，带着黑边的眼镜，除了工作似乎对其他都不感兴趣，更加不擅长搭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长大了，这个时代也提供给人们丰富的物质。只要不再迷信地把不修边幅当成工作认真的招牌，我们一样可以塑造出让人舒服的形象。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一群女实习生说说笑笑地从活动室里走出来，她们是那样有光彩，发型和衣着各具魅力，这一幕让我久久难忘。我认识其中的几个，她们是在读的博士生，很高兴她们能够比我更早地明白，美丽与女博士并无冲突。
渐渐地，我消除了对读博士的恐惧。当我能够完成一项有意思的课题，当我能够在国际研讨会上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当我可以胜任组织一个团队进行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当我的细腻给所从事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当我在国际会议上宣讲论文之前在镜子前做到最好的装扮，我已经顺当地走在了做研究的路上。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沈向洋博士（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他积极地促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为我们一批喜欢做研究的硕士毕业生提供了深造的机会。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在职的博士生了。
最后，我想把女科学家Karen Sp？rck Jones 的话送给所有像我一样喜欢做研究的女性们：“puting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for men alone。”（计算机科学太重要了，已经到了不能只留给男人们来研究的地步。”）
本文作者在参加2004年国际文本检索会议（TREC）时与Karen Sp？rck Jones女士的合影
作者介绍：
宋睿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2000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职攻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加入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检索和抽取方面的研究。2004年带队参加国际信息检索评测会议TREC，获得网络搜索子评测的第二名和查询词分类子评测的第一名。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运动健儿。
第39节：天下第一铭（1）
天下第一铭
作者：汤晓鸥
2003年3月8日，陪秋梅过了最后一个属于我们二人世界的妇女节（一直觉得妇女节比情人节重要），第二天，我们安静的二人世界就变成了吵闹的三口之家。新来的第三者白白胖胖，叫铭铭，是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10层楼的产科病房出生的。铭铭出生的那天，11层楼住进了一个特殊的病人，说是肺病。可是我们那几天太高兴了，根本没注意。过了两天医生叫我们去他办公室问我们要不要提前出院，因为楼上有个传染病人。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和护士学，肺炎也没什么可怕的，不想早出院。等我们回到病房，发现一个层楼的新任妈妈都在收拾行李；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我们才明白问题很严重。回家后的两个多月，再没敢带铭铭出门一步。后来才知道11层的病人是香港第一例SARS。
铭铭的全名叫汤之铭，是佛教大师南怀瑾先生起的名字。一直觉得是老先生取的名字保佑了铭铭。名字是老先生根据2000多年前的一部畅销书《大学》里面的典故起的。经历了SARS的苦其心志，又有老先生的保佑； 我一直觉得天将降大任于铭铭，常和秋梅讲，铭铭将来很可能成就“天下第一铭”。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果然四个月大时，就显灵了。
那时我父母第一次从国内来看铭铭，第二天就要到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为一件很头疼的事伤脑筋，铭铭已经14天没大便了，看了几次医生，都说孩子活蹦乱跳的没问题，可能消化太好，听医生讲14 天可能是香港地区的纪录了，不知是不是华南地区纪录。不管怎样说，我儿子有了他自己的第一个地区级纪录了，可惜后来再没能破此纪录，最多一次才四天，可能上次太难受了，看来铭铭也不傻，不愿为虚名太苦了自己。好在我父母来的头一天，问题解决了。父母来了后抱着铭铭说，这孩子没照片上看着胖了，怎么这么轻，我当时后悔不已，不该逼铭铭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否则铭铭至少比头一天重一倍。这孩子其实用心良苦。
铭铭六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的假期结束了，不得不回北京工作了。铭铭当然毫不犹豫地决定跟妈妈走（主要是从他的哭声中判断的），这样我又开始了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经久不息的访问。可能是访问实在太频了，结果我访问的媒体计算组的主任，时任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宏江问我愿不愿意接管他的媒体计算组，还没等我们开始谈条件，没过多久，研究院重组，宏江成了新成立的工程院院长，另一位副院长Harry（沈向洋）成了研究院新院长。Harry好像觉得我来管媒体计算组不大合适。我也没问为啥。过了没多久，一个周三的下午，Harry突然来电邮说想和我谈谈。原来Harry想找我接管他自己的视觉计算组，又觉得对不起媒体计算组，所以干脆将两个组合并成一个，问我愿不愿带。我第二天就答应了，Harry也怕夜长梦多，隔天我们就把很多细节敲定了，没有经过任何面试，我就在几天之内成了研究院的人了。周六，我就买了房子。那一周，感觉上像两个恋人生怕对方反悔而匆匆领了结婚证。
第40节：天下第一铭（2）
我当然不会反悔，我对研究院其实爱慕已久，研究院在我心里很像铭铭，大有天下第一铭的气势。我一直觉得Bill一生中做了两个了不起的决定，第一是和IBM签了DOS协议，第二就是建立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有时也想，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签约怎么能和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签约相比呢，所以也许建立了亚洲研究院应该更重要。
北京的学校差不多集中了中国十几亿人中最优秀的人才。研究院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由跨国公司成立的从事基础研究的地方。和国外一流研究机构相比，研究院近水楼台；和国内的一流研究院比，亚洲研究院具有国际一流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和IBM 及Google 在中国的研究院比，亚洲研究院从事基础研究而不是产品开发。这样独树一帜的地位，天下无双。
其后果自然是人才的高度集中。其程度让我想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三个地方的人都挺好，却不太一样。说起来上世纪80年代的科大最难进，因为她只看高考成绩，没什么别的好说的。这样的后果是人才比较同质化，大家的长处都差不多，学生都很像运动员，会比赛，但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MIT就好申请多了，允许书面申请，这样即使某一方面较弱也可以申诉，强调自己的强项。课外活动有超常的地方也可以加分不少。微软亚洲研究院就更好进了，不但有书面申请，还可以当面申诉（面试），有机会全面表现自己。当然，全面表现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进去以后要全面兑现。研究能力，编程能力，写作能力，吹牛能力，缺一不可。
视觉计算组的同事就具有这样的特性，感觉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题目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又想起了铭铭，总感觉和铭铭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想把每一分钟都记录下来，结果照了大量照片。于是很自私地号召大家做照片管理方面的研究，就有了我们在SIGCHI 上的第一篇长论文。接着为了更方便地把照片中的人像一次从多张照片中分割出来，又做了多图分割的题目。为了快速方便地查找图像，我们做了实时图像检索技术。为了找到更多有趣的应用，又用人脸检测和照片管理技术做了一个将真人头像植入卡通图片的技术，于是很容易的用铭铭的照片将“小兵张嘎”动画图片系列变成了“小兵汤嘎”。我在研究院和一些高校做报告时经常把我们的研究课题总结为“下一代”图象处理技术，因为我们的技术多是应用在我们“下一代”儿童的照片上。
铭铭的照片经常用在视觉计算组的各种实验数据里，成了组里最受欢迎的形象模特
我们做的一些好玩的技术已经开始影响微软的图像管理和搜索产品开发。在计算机研究领域有个矛盾，要想在实际产品中应用，一项技术必需简单实用，要想发表文章，这项技术又必需显得复杂深奥。要想既像Google那样做出实用产品，又像MIT那样在顶级会议发表文章，就要付出更多辛苦。作为一个做基础研究的地方，我们对在顶级会议发表文章的重视程度和MIT没有什么区别。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在一流的计算机视觉会议（ICCV ； CVPR ； ECCV ）发表了60多篇论文。至少在数量上已差不多“天下第一铭”。 我常讲做研究就像比武论剑一样；要论剑就要到华山论剑；如果你一定要去太行山论剑； 去挺进大别山，那别人只能当你是游击队； 永远也别想成正规军。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农村是永远也包围不了城市的。华山以外，很难论出好剑。
发这些论文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吸引了很多好学生，这些年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有些已不能用优秀来形容，只能说是天才。晓刚 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天才学生，在硕士阶段就发表了五篇CVPR/ICCV。他的才华和人品如此出众，以至于我毫不犹豫地将妹妹嫁给了他。后来我的另一个天才级学生达华 发表了更多的文章，可是我已经没有妹妹可以再嫁了。好在最近的一个天才级学生靖宇 ，来的时候就有女朋友了。靖宇编程打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看不清他在键盘上快速移动的手。这三个学生共同特点是都收到MIT 和斯坦福的全额奖学金。晓刚和达华去了MIT； 靖宇选择了斯坦福。我有种感觉，将来他们都会非常成功，成为各自领域的“天下第一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越来越多。我更有种感觉，铭铭不属于他们。
第41节：天下第一铭（3）
铭铭让我自豪的地方也很多。比如铭铭长的很漂亮。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可以去问晓晓，桃桃，月月，同同，扬扬，希希，。。。，。。。，我家院里每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儿都认为铭铭是她最好的朋友。铭铭四岁前所结交的女朋友（在幼儿园结识的不算）已超过他爸爸四十年艰苦努力的成果（在研究院结识的不算）。
可惜铭铭对学习的态度就像功夫熊猫阿波对面条的感觉，毫无兴趣。铭铭对面条的感觉倒像阿波对功夫的感觉，兴趣盎然。铭铭的人生理想和同龄孩子很不一样，不是做医生，警察，或宇航员，而是“吃饭，睡觉，做佳菲猫”。 而且说到做到，铭铭唯一喜欢的课程是厨艺课。厨艺课老师Mariana也觉得铭铭是五岁孩子中厨艺最精湛的了。可惜和同龄孩子一起的时候，极少有比厨艺的时候，反倒是认字，背诗经常被拿出来做表演项目。为了培养铭铭对体育的兴趣，对艺术的热爱，及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秋梅和我一起带铭铭去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最精彩最完美最盛大的演出，铭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现场餐厅为他买的两根烤香肠。想起来那一定是这世界上代价最高的两根香肠了。
也许铭铭的血液里真的是流淌着面条汤？希望铭铭长大时，可以选择的已不只华山这一条路，总不能人人都上华山，太挤了，希望有更多的山可以上，有更多的路可以走。总得给铭铭这样不爱学习又厨艺精湛的孩子一条出路吧，但愿那条路不像面条一样弯延曲折。
秋梅近来常怪我乱讲天下第一铭，给讲坏了。我只好苦笑，怪自己当初求上帝的时候忘了说是正着数还是倒着数了。我就安慰秋梅说“在认字，背诗，音乐，数学，中文，英文，这几个小的方面，铭铭是比别人差一点，好吧，不只一点，差一节，一大节，我们可能也不用太担心，或许铭铭是想后发制人。”
秋梅温柔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制谁呀！你看后面还有人么？”
作者介绍：汤晓鸥教授，是汤之铭的爸爸。1990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1996年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博士学位。现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任终身教授。2005到2007年，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主任。现任IEEE ICCV’09程序委员会主席 （Program Chair）及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ａｎｄ Machine Intelligence （PAMI）编委 （Associate Editor）。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及视频处理。
晓鸥在亚洲研究院期间，被一致推选为研究院文工团团长，兼团委书记，连续三年出任研究院年度文艺晚会主持人，他的演艺生涯开始于研究院，也是在研究院达到顶峰，为此，他为自己起了个艺名叫“小o”，在研究院引起很大反响和误会，其正确发音应为Xiao Ou； 而不是“小圈”，“小圆”，“小饼”，“小豆”，“小球”，“小轮”，“小零”，或“小句号”。 小o的名言是：“看事物要一分为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有可笑的一面，同时也有更可笑的一面”。他就是这样看着铭铭一天天长大。
第42节：小径分岔的花园（1）
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作者：洪小文
人生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每个路口都通向不同的“未知”与“可能性”。无论求学，还是求职，我们总是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做出“非此即彼”的重大决定。
回望过去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路，很庆幸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留下遗憾——生活的魅力恰在于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倘若当时做了其他的选择，今天的我是会更开心，还是后悔？因为真实的人生决不像玩游戏那样，可以随时存取进度、重新来过。
第一个故事——童年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我向父母提出，我想到台北很有名气的仁爱国中就读。但台湾有着“按学区升学”的制度，在我的坚持下，父母进行了一番努力，我也如愿以偿地升入当时的“明星学校”——仁爱国中。
我已记不清那时为何一根筋地“非仁爱国中不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正是那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初中升高中要经过联考，而我之所以能顺利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仁爱国中的选择——高中联考那一年，我原本应该就读的那所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建国中学。
建国中学历史悠久，历届毕业生中包括了像丁肇中、白先勇、马英九这样的名人。当年，我在那里读书时，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大学联考中，我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台湾大学电机系。从1970年起，台大电机系成为台湾省大学联考理工类志愿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一直蝉联至今。但在上大学前，我根本不了解电机系，只晓得那是所有优等生趋之若骛的地方，而成绩最好的人上台大电机系也是当时的流行。所以，报志愿时可以说我是选择了“社会的选择”——如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电机（鸡）系，而是电压（鸭）系，那我很有可能就进了电压系。
说来惭愧，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时常生病，所以我也曾想过长大后做医生。但在初中一次生物课上，解剖青蛙的“恐怖”场面彻底粉碎了我的“医生梦”。在高中，由于对数学兴趣浓厚，我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且代表台湾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所以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纷纷来劝说我选读数学系，希望通过特殊项目，把我培养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学家。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追随主流的价值观——和数学家的梦想说再见，我决定去看看这个让大家趋之若鹜又不明其详的电机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对仁爱国中和对台大电机系的选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前者源于向上愿望和自我坚执，后者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信赖。后来每每想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总觉得，无论是执拗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标，又或是皈依主流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第二个故事：我的大学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高中毕业时有些“懵懂”，但现在看来，正是由于电机系涉及领域广泛、为学生提供的选项丰富，才让我有机会找到了毕生的乐趣——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电机系的一个主流方向，计算机软件也是从电机系演变出来的。我很庆幸在大学期间能够获得与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台大电机系无疑是全台湾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所以在于198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前，我已下定决心：留学海外，并以计算机为专业方向。然而，我该去哪个学校继续深造呢？
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选择。最终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尽管卡内基梅隆大学是全球计算机学界的执牛耳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这所学校的声名并不那么显赫，而我也确实有机会去上更知名的大学，但我看重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研方面的非凡积淀和雄厚实力。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很有前瞻意识。比如其分配奖学金的机制便颇为与众不同。几乎其他所有的学校都会将奖学金的分配权完全赋予导师，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利。卡内基梅隆则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机构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如此一来，个人兴趣发生变化或是不适应导师执教风格的那些学生便无须担心另投名师时会失去奖学金的“赞助”。所以在这所学校，教授们并不能完全掌控学生，相反的，导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粉丝”投身其门下。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导师们白天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展示其研究项目的魅力，晚上则很花功夫地开办Party与学生交流感情。
当年我选择罗杰…瑞迪教授做导师时也有一段故事：刚到美国，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比较弱，况且那时候求学于卡耐基梅隆的中国人也不多。因此我曾为选择导师的问题而很感头痛。那段时间，我只好挨个儿参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销会”。一路听来，我发现大部分教授说的英语我只能听懂八九成，只有两位教授例外——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为这两位教授和我一样，都属于“外国人”，说话时语速比较慢。其实美国大学里几乎一半的教授都来自世界各地，而这两位教授的发音又特别得字正腔圆，所以他们的英语听起来才那么易懂。
第43节：小径分岔的花园（2）
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位教授一位专攻计算机语音，另一位钻研计算机视觉。两个领域都需要电机系的理论基础，所以选择这两个教授会让我更有信心。我想，语音是处理一维空间的问题，而视觉则是二维空间以上的问题。我还是先解决一维空间的问题吧！
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为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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