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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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好逑》和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作为出品人和导演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吴琼艺术团”创作并演出叫好的节目《新夫妻观灯》，目前还一直保留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舞台演出中，可以肯定的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是“吴琼艺术团”首创的作品，著名音乐家谢国华先生创作改编的音乐，张力老师编的舞蹈以及导演蒋维国先生的创意《新夫妻观灯》，如今仍在黄梅戏剧院的演出过程中延续，令人非常高兴。虽然黄梅戏剧院没有为他们署名，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然现在看来，这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夫妻观灯》仍然在黄梅戏舞台上熠熠生辉。　　　
一声别字怎开口（3）　　　
1992年，我正式的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调进中国广播艺术团。到北京报到的那天是炎热的夏季，八月。　
离别总是心酸的，特别是告别曾让我心甘的付出了辛勤和汗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十二年的青春热血，大好年华，我无悔。　
又想起“别歌”里唱得：欲去无法去，欲留无计留，问君究竟何时归？是不是五月春风花开后？还是等万丈高峰变平地？旭日西升水倒流……　　　
阵阵细雨阵阵风（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不管离开安徽有多久或多远，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我对黄梅戏这份“情”都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心”想唱戏，并不一定要身在其中，也许，远离一点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通常，人们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　
也许这样的距离对戏迷来说，不太理解，也不十分乐意。　
到北京一直是我的愿望，但并不是目的。北京给了我更广阔的天空，有了更多的学习、充实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好地弘扬、传播黄梅戏的机会。当我去全国各地演出，特别是黄梅戏剧院不太容易去的地方，像西藏、新疆、兰州、内蒙等偏远地区，以及去国外演唱黄梅戏。我发现，无论是偏远贫穷的地区，还是国外的繁华都市，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非常喜欢听黄梅戏，这给了我更多的信心。　
1992年经过八年的努力，我终于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广播艺术团。这里面曲曲折折一时难以言表。只记得，火一样的太阳把大地烤的炽热，我拿着艺术团工作证走出广电部大门，滚烫的肌肤在烈日下突然感触到一丝冰凉，原来是我的眼泪，我哭了。是喜？是悲？我浑然不知。默默的，走在北京街头，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不熟悉的面孔，却让我在30岁的时候执拗地走近了你，是否有些迟了？心，在39度的高温下依然觉得有些冷。　
北京很大，人所皆知，特别是对于我从相对集中也相对落后的城市来的人，“适应”这个词，恐怕是需要一辈子来“适应”的。过去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练功排练，下楼就是，吃饭睡觉，上楼解决，一切简单。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才发现没有什么排练，也不用无事坐班，这里给予每一个演员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一切需要自己努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节目整合的非常好，一到演出，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最棒的。这些，我都需要慢慢“适应”。　
当时，我在个人情感上遭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接下来便是毅然离开原来的地方，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不是。　
我在好朋友丁儿那里过度了一段艰难时光以后，艺术团在南礼士路附近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锅炉房，下面轰隆隆烧锅炉，上面有一间8平米左右的房子，我就住在这里。简陋的住处却发现还有自来水和卫生间，这让我意外也很高兴。别看这小锅炉房，我爸我妈还有我妹都在这里住过，我们还一起在这里过了一个春节。所以，快乐和温暖的亲情并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我感谢爸妈和妹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欣然接受这样的落差，笑对由辉煌的事业和合适的住房转变为事业的低谷和落魄的状况。　
生活的艰险其实并不会难倒一个人，寂寞无奈，事业遇阻，没有朋友，没有演出，使我走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困境当中。我茫然了。清楚的记得，一个黄昏，我独自站立，看着小小的窗户外面，天一点点暗了，灯一盏盏亮起来，我这样写道：华灯初上，窗外已经有了亮光，而我不敢开灯，照射自己的孤单，我和我的影子还是在黑暗中更自然……　
开始学着调整自己的状况，在金铁林老师的帮助下，我走进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林老师学习民族声乐。我住进学校，又开始了学生生活，四个人的宿舍比起当年十八人住的房间，已经好很多，和我同屋的还有现在很红的歌手叶蓓。我们宿舍的女孩一直相处很好，叶蓓是本科生，她的专业非常好，钢琴弹得也很棒，这让我很羡慕。为此我也请了学校的学生教我钢琴，遗憾的是随着进修结束，这段学习也就结束了。还记得，教我钢琴的女孩常问我，吴姐，女人要是到了三十岁是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是不是很可怕？面对这位大概只有十八岁的青春女孩，我说：三十岁的女人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智慧，如果说年轻时我们觉得快乐高兴，那么三十你能体会愉悦，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中国音乐学院的生活很短暂，但是重返学校，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在学校期间，金老师和爱人马老师对我非常关爱，看见我在学校晃悠，就喊我到家里坐坐，有好吃的也总想着我，我明白他们是怕我孤独，怕我受不了曾经拥有过的鲜花和掌声就这样从此消失，怕我经不住这样清贫的日子。我心里很感激，我想他们是从我的眼睛里读出我内心的痛楚，尽管在所以人面前，我都十分的开心，笑容也还算灿烂，可内心的苦，无人诉说，那些曾经风光的日子、被无数人呵护的日子、被前呼后拥的日子，已经离我很远了。　
一个大雪的下午，我独自走进学院的琴房，把门反锁了，这是学院不容许的，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想哭，多少次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独自伤心，可以独自凭吊内心的痛楚，我才发现，当一个人哭的自由都没有了，确实可怜。今天，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哭，不被别人打搅痛快的哭，我要把所有的委屈，伤心的往事让泪水冲刷干净。“哭吧”，关起门我对自己这样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无需避讳什么”，泪水象听见开闸放水的口令一般“哗”的打开了缺口，迅速喷涌，酣畅淋漓。就在我哭的很来劲儿的时候，学校管理人员查房来了，她发现我反锁了门非常生气，质问我为什么？并在房间转了一圈。我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想静一静。她看我不停的擦鼻子便问，你感冒了。我恩了一声。她态度好一些的说，感冒了还练什么，回宿舍歇着吧。就走了，我刚想接着哭，她又转身告诉我，不许锁门，否则就没收进琴房的权利。　　　
阵阵细雨阵阵风（2）　　　
哭，没有了兴致，我便把扔在满地的纸巾拾起来，原来哭也是需要兴致和氛围的，做女人可以痛快的哭，是一件不错的事。看着窗外的大雪，还有很多人艰难的在风雪中行走，他们为了什么？生存。每个人都要生存，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难道仅仅是忘不了曾经的风光？还是无法忍受此刻的寂寞？我想，我应该明白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　
一个男人摔到了，他爬起来拍拍泥土，继续骑上自行车，很执着，我想他一定是往家里赶，家里会有一盏温暖的灯在等候。　
北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也不可能有温暖的灯光等侯我。一切从头来吧，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找回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有一天，收到好朋友万昌兄寄来的信，一些问候我的话，还有很多报纸。当时，我在安徽的好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困难的处境，这好象也是大多数人的习惯，报喜不报忧。打开报纸，看见这样的的标题：吴琼忘恩负义，向父老乡亲索要演出费；吴琼给父老乡亲丢脸等等。我有点懵，不想让同室的人看见，我再次利用了琴房，为数不多的练声时间。躲在琴房角落，耐心的看下去，心里明白了，原来是因为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的事情，这件事我有必要说几句。当时，安庆住北京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给我打电话，（他说自己是主任，我并不清楚，），不知他在那儿找到的呼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他说家乡办艺术节，希望我能去助兴，态度无比热情。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并在他的请求下推荐了一些演员，还给了他要的演员的名单和电话。转天，他告诉我都联系上了，并说关于劳务费大家一至，5000元。我说，好的。但他又说，我就不给你定金了，你自己去吧。我问，那其他人呢？他说你不能跟其他人比，你是老乡嘛，其他人我们得给他们送定金还有机票呀。我说那是的，不过你们最好给我们团发一个邀请函，因为我刚调到广播艺术团，需要按制度请假，而且，还要帮我定一下往返机票。他说，都是老乡，邀请函就算了，机票你先自己买吧。我说，这不太好，第一，邀请函是表示你们对这次活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尊重。第二，我们并不熟悉，只是电话里你说是安庆驻京办主任，如果到了安庆没有这回事情，我很被动，这样的事情在演出中也时有发生，不可靠。这位主任听了有些不高兴，觉得我这个老乡不给他面子，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便说，那好吧，我给你们团发邀请函，同时把我给他的地址记下了。我开始准备演出的曲目，我对每一次演出，特别是回安徽演出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一点我想很多看过我演出的观众及同台演出过的同行心里都清楚。　
结果，到了演出的日子，还没有收到邀请函，更别说什么机票了，甚至没有人来提演出这事儿。这让我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演出推迟了，要不就取消了，我还暗自窃喜，幸亏没有听他的自己去了，万一到了安庆找不到人怎么办？这种事情在当时较混乱的演出市场也是常见的。事情过后，我也没有多想，压根也没有往心里去，直到看了万昌兄寄来的报纸，我才有了一种被蒙骗的感觉，很震惊，也很气愤。我可以坦率的说，这个男人很不磊落。他似乎以第一手资料人的气势无端抨击没有任何可还手机会的我，我至今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何用意？仅仅因为我要求一份邀请函？往返机票？五千元报酬？我就成了安庆父老乡亲的不孝之子？我想不明白。　
说实话，我瞧不起这个所谓的安庆驻京办负责人，也搞不清楚他身份的真假。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我们安徽人、安庆人，因为就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安徽人来说，我见过的，接触过的，还真的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今后也不可能与他谋面，那么，这点怀疑也就永远会留在我的问号里。　
这件事情的影响比我想的要严重的多。2003年安庆“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再次邀请我，我依然很高兴，那件不愉快的事早已经忘记了。可是当我到了安庆还有人问我这次回安庆是否为了挽回过去的影响？封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件事，才又被揭开。十年了，事隔十年，原来人们还依然关注我曾经“对不起”家乡人的事件。我说，我没有挽回，也不需要挽回，因为那根本不是事实，更不是我的过错。　
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做任何解释，我知道解释也没有用，面对一个群体，我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况且我正面临着更糟糕的处境，我很庆幸自己明白这一点，我用沉默的方式保持自己应有的风度。　
没过几天，我的另一位好朋友江兄，也给我寄来同样的报纸，同时，还夹了另一张让我意外的报道，也是几乎整版的文章，硕大的标题：吴琼带夏丽车嫁新郎。内容说的有鼻子有眼，连我自己都有些模糊，分不清真假。事实上这张报纸出现的时候，正好是我与男友分手的日子。　
经历了长时间落寞清苦的生活，我的倔强的个性，还是帮了我的忙，没有让我不轻易向困难低头。庆幸，我坚持了下来，并愉快的接受了清苦冷寞的日子。我想，那是因为心中有希望……　
曾对朋友说，我是乡下的果树，被山里的风吹过，便散发自然的清香，开花结果。而北京的空气，对于我这棵树来说还需要“适应”，有可能枝繁叶茂，也可能一辈子也散发不出那本质的味道，姑且不香不臭，也不引人注目。　　　
对花（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不管它是否合适，是否适应，我都要努力，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也只能这么选择。　
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也很难更改。在分析了各种利弊以后，我开始正式转向流行音乐。对于我的转变，教导我民族声乐的金铁林老师很不满意，只要看见我，总会说我不该转向流行歌。事隔十年，我参加2003年“金号奖”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比赛，在现场我遇见金铁林老师，他是此次大赛的评委。应该说，那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从多次比赛或大型演出中我发现自己属于参赛型演员，对于现场的发挥和表现总是很少打折扣。尽管那次我没有获得第一名，但是观众强烈的反映已以及同行由衷的赞扬，我看到自己的实力。或许，我就是一个永远和第一无缘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容易令人舒心，无须再为那些所谓的排名而苦恼，快乐的参与常常是我参加各种活动的主要目的。　
比赛结束，金老师特别走过来对我说，吴琼，你不该这么下去，我和你马老师一直觉得你在民歌方面是有天赋的，你学过戏曲，对民歌有很多自己的认识和处理，你特有的民歌味道是别人不具备的。唱流行歌有多少人？你能比的了他们，即使你唱的也不差，可那是靠吃青春饭的，是年轻人的事，这不是你的优势。金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很愧疚。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金老师和马老师还依然关注我，保持着对我一如既往的期望和真诚，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动。看着金老师远去的背影，我想，假如我坚持继续走民族声乐的路，我是否也会是金老师的得意门生呢？可是，生活没有假如。　
金老师对我唱民歌的了解，是从1990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四届“五洲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开始的。当时，我选的作品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金老师临时对我做了点拨，迅速解决了我唱高音时的难题，非常神奇，令人惊讶。比赛时，由于我的舞台经验，以及充分发挥了戏曲的表现手法，从音乐处理到表演形式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获得了民族唱法业余组第二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歌曲最后部分，我借用了戏曲停顿和接近散板的节奏，把一条大辫子象铁梅一样甩到胸前，极具冲击力，这也是戏曲在表现高潮部分常有的手法。　
获得第二名，这个起点，作为我走进民歌领域来说，是一个好开头，也可能会有所作为，但是我放弃了。这里面自有些酸甜苦辣是无法和别人说的。　
1994年初，我的第一个流行音乐专集和大家见面了，在专集的首页，我这样写道：曾经，我有过一种感觉，心，象被一条湿毛巾紧紧地拧着似的，很怪的疼。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让我把这种疼痛说出来吧！要不然伤口总也张着。我只想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好把我曾经完好的心敞开——给你无穷无尽的爱……　
就是这张“吴琼无尽……”的照片和专辑成为中国艺人形象首次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被广泛报道并让北京老百姓接纳我的开始。我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这一计划的朋友。　
地铁广告成为我走近北京的一个契机，也让我慢慢对这座城市有所亲近。烈热下我不再感触到冰凉的泪，寒风中也不再有浮躁的心。我学会了平静，学会了消化苦难。　
专辑中主打歌“用我的心握你的手”在北京音乐台得到很好的点播率，并获得九三、九四年度流行歌排行榜金奖。其中，专辑副主打歌“潮湿的心”也倍受欢迎，这似乎给了我一些动力和信心。后来甘萍也唱了这首歌曲，有人问我，你们俩究竟谁先唱的呢？我无法回答。我想，只有词曲作者心里清楚。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时有发生，就好象一个姑娘许给了两家，扯不清谁先谁后。值得高兴的是“潮湿的心”被人喜欢，就够了。　
1993年春节过后，我随中国广播艺术团到美国演出，马季老师是艺术总监，同去的有王馥荔、殷秀梅、彭丽媛、黄宏、蔡国庆、蔡明等好多很棒的演员。在这个为时近一个月的演出中，我的心情逐渐好转，初到美国时的新鲜也还是足令人兴奋了一阵。在美国，全团的人都很有集体感，心很齐，因而也就有了一人有难题众人齐相助的劲头。记得，在美国我们要不停的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演出，所以大多数时间都耗在了旅途上，我们便笑称“访美艺术团”为“航空考察团”。乘坐美国飞机，他们对我们这样一个相对庞大的团体（二十多人）是不给关照的，甚至有一点故意为难的架势，比如，座位安排总是把我们全团的人都放在每一排的中间，这很要命，出去很麻烦，风景也看不上，夹在中间很拘谨，彼此交流也不便。一次，不记得什么原因，黄宏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站了起来，结果一位空姐马上怒气冲冲的指着黄宏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我们也听不懂的话，黄宏赶紧道歉，也不知道她是否没听懂，还是一脸阶级斗争的样子，不依不饶的，大声训斥着，突然，我们听见一个词“CHINA”，黄宏急了，大伙儿都急了，马上站起来和那位空姐对质，双方说什么估计全不怎么明白，但是咱这阵势不能输。这时候，只见黄宏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嘿。这回她倒是看明白了。只见她什么也没有说，扭头走了，我们以为把她吓回去了，大家开心的如释重负的坐回原位。没想到，正在滑翔的飞机停了，不一会，发动机也关了，大家正纳闷着，广播响了，说有人带枪上了飞机，所以飞机暂时不飞了，要检查。这还是接待我们演出的华人孔大姐给我们解释的。很快上来了两名警察，又是一通叽里呱啦，团里也有人站起来和他们辩理，指责他们对华人的歧视，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的时候，还是黄宏有办法，他说，这一个大拇指和一个食指在中国是表示数字八，八，也就预示着发，是代表吉祥祝福的意思，跟手枪没关系。大家都笑了。飞机又开始启动。这一路，那位空姐都没有给我们全团人一个笑脸。当然，我们也没怎么看她。　　　
对花（2）　　　
由于不停的坐飞机，象丢失皮箱，服装事件常有发生，最怕的是伴奏带丢失，我们到了旧金山，伴奏带却随着皮箱运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甚至还有不同的两个城市，真邪门。最让人着急的是我们团声乐演员***下飞机怎么也找不到行李，经过交涉才知道他的行李已经飞往另一个城市了，奇的是还分别飞往两个不同的城市，这让我们很纳闷。伴奏带也随着皮相在天上飞。把他急得只有跺脚的份儿。往往这时就体现了团队精神，演出照常，其他演员在前面尽量的多演一些，直到航空公司把带子送到现场，***才再接着上场。这一点美国人倒也是厉害，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丢失的行李查出并且送到，让我们刮目相看。　
美国之行确实在恰当的时候和恰当的时间缓解了我在北京寂寞的心境。美国不同城市的风情，都引起我的好奇心：好莱坞的片场的奇异，音乐剧《猫》的感动，拉斯维加斯的华丽，购物场所的庞大，每一处总让我兴奋。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很有趣儿，这个城市在夜晚才显现出它的生命，白天非常平常甚至有点平庸。刚到达的那天，邀请方请我们全体看当地著名的表演，也称为“秀”，演出快开始的时候，大家集合乘车去剧场，结果我们的张团长不知道办什么事情还没有回来，因为演出就要开始了，而美国人是很讲究时间的，开场十五分钟拒绝入场，大家就说，我们先去吧，反正他知道我们看的那场“秀”自己会找到的。我们浩浩荡荡出发，看完演出也不见我们的团长，等我们回到驻地，只见张团长早早的站在酒店门口，笑呵呵的说，回来了吧，演出也没看成吧。我们都看完了，怎么没看成呢？哎，不对呀，票还在我手里呢，你们怎么看的？票？大家说我们有票呀。不可能，你看我手里还捏这一把演出票呢？大家诧异的一看，原来他手里拿的是饭票，第二天的早餐卷。我们全体人笑的蹲在地上。张团长也乐了。这就是曾让我快乐的集体。现在，我们有时去外地演出还和张希和团长聊这件事，依然开心。张团长还笑我现在比以前开朗许多，刚去美国的时候，大家都在美丽的风景中留影，只有我常常独自站在一边，他问为什么不拍照，不喜欢吗？我说我更喜欢一枝孤独的枯树陪伴着两只鸟雀。这回答在团长听来好象也跟着一声锣，一声凄惨而阴郁的锣“咣……”。团长一脸雾水，也就是近日，我们聊起这件事情，他才说，那个时候我以为你有什么心理毛病呢？我哈哈哈大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