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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dna-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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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断在发展，于是成为医生之后，还可以成为今天海峡两岸都尊崇的革命先行者。
意念左右所有事物的形成，以及发展。
我们的身体，包括肉体与思绪，都只是工具。好像脚踏车一样的工具，可以每天用来上下班，可以用来在假日载心爱的人在后座，也可以用来周游探险。同样一部脚踏车，因为使用的意念不同，而有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意念和志向有点儿不同的味道。
有些人很早就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认清自己未来要走的路途，这就适合立定志向。志向，有点儿线性，也有点儿严肃，难以回头或调头，也不会随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有些人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来调整对自己的认识与未来的设定，这就适合掌控意念。意念，有点儿立体，有点儿活泼，调整的幅度很大，可以随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许多了不起的人物，都有很早就立定志向的特点；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则是一路摸索发展自己的意念的。所以，如果我们暂时没有自己的志向，也不必气馁，因为起码还可以发展我们的意念。
意念的重要不在其大，因为它是可以成长的；意念重在清晰，不论在哪一个阶段都可以实用。
我们要好好对待意念——不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思考。
体育竞赛与工作
我第一次看足球世界杯决赛，是一九七四年。
那时候，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噪声，又是和邻居家的小朋友挤在一起，说起来，看得应该不是很清楚。不过，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清晰的一场世界杯比赛。时隔这么多年，我好像仍然坐在荷兰球门后方的看台上，望过球门，看到西德的穆勒背着球门接到传球，似乎犹豫了一下，又似乎连千分之一秒也没犹豫，然后就转身一脚把球踢进了网里。他那转身的动作，像是慢动作一般，在我脑海里可以一格画面一格画面地随时倒带。
那一球，一定也是所有荷兰人永难忘记的。
荷兰队，在七十年代发起“全面足球革命”的巨星克鲁伊夫的掌旗之下，那是最接近金杯的一次。然而，穆勒的那一脚却粉碎了荷兰人的所有希望。之后，荷兰一直号称欧洲强队，但是离金杯的距离却始终再没比这更近过。二○○六年世界杯荷兰和葡萄牙之战，情急到违反足球比赛的不成文规定也要抢球，多少有那三十年不胜的饥渴在作祟。
我把一九七四年那场球记得这么深刻，不是因为我是荷兰或西德的球迷。主要是因为，除了穆勒的那一球之外，下半场也令人难忘。翻开史册，对于下半场的比赛，可能只有“西德队力保不失”这七个字。然而对我可不是。我清楚地记得，电视镜头从西德队球门左侧看过去的许多画面。一心追回失分的荷兰队，下半场抢攻，简直是围着西德的球门在不断地炮轰。然而，他们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不是击中门柱弹出，就是被西德队神勇的门将在种种不可能的角度下扑出。
足球，有时候可以那么轻松地踢进，有时候又那么难如登天，让我第一次领略到足球的美妙与残酷。
我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运动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我自己的体能，和运动八十竿子打不到一起，所以有些人不免会问我：为什么经常在谈经营的时候，谈工作的时候，总要举举运动竞赛的例子。
理由很简单：我们很难完整地观察别人的人生，但却可以完整地观察别人的运动竞赛。如果说人生如竞赛，竞赛如人生，那么有什么比从运动竞赛中体会人生来得更方便呢？一个上班族的职场生涯，总有三四十年；而一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不过十年、十五年。甚至，有的运动员，只是为一场比赛而生。他们在如此浓缩的时间里，展现自己面对竞赛的态度，也就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如果观众只记住他们表面的输赢，只为竞赛的结果而疯狂，那是很可惜的事，也是很对不起这些运动员的事。
四种竞赛的本质
我爱看四种运动竞赛：足球、篮球、棒球、高尔夫。四种竞赛，竞的是四种不同的力量。
足球，是想象力。
足球场不比篮球场，那么大一片面积，不论是场上的球员还是场边的教练，都不如篮球那么好掌握。时间，也比篮球长得多，又没有暂停。因此，教练没法在半途面授机宜，他只能靠中场休息和三次更换球员的机会，传达他调整策略的讯息，改变整个球队的进攻或防守策略。在这么多限制的条件下，足球比的是想象力。不论教练还是场上的球员，如果仅仅靠拼体力、拼斗志、拼个人技术，甚至拼团队作战，都和其他运动相差不多，突出不了足球的微妙。
足球的想象力是什么？二○○六年澳大利亚对日本之战，最后八分钟，希丁克连续换将，那是教练在场外想象力的一个杰作；阿根廷对塞黑之战，经过二十六次传球之后踢进的那美妙的一球，是球员在场上想象力的一个杰作。没有想象力的足球，赢了多少场都不算是精彩的足球。
篮球，是进攻力。
什么运动比赛结果动辄以数十分计，甚至达到一百多分？篮球。如果篮球没有进攻力，是没劲的。篮球不但要比全场的进攻力，更要比最后关头的进攻力。伟大的篮球巨星，都是有能力在比赛剩下最后几秒、甚至零点几秒的时候，在自己球队还落后两分的情况下，稳稳地出手攻下三分球，改写胜败。
一九九八年NBA冠军战公牛对爵士的那一场比赛，公牛几乎是整场落后。最后五点四秒，爵士在马龙的控球下，要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时候，乔丹却吐着舌头从他身后把球抄走，最后以一分之差完胜爵士。乔丹之所以被称为大帝，不只是他经常在关键战有四五十分的得分，还在于他在最后关头总有取胜的进攻力。
棒球，是坚持力。
没有任何运动竞赛，像棒球这样，起码在理论上，是可以永无时间限制地一局局延长赛下去。并且，不要忘了那句名言：“棒球，是从九局下半二人出局之后开始的。”
二○○一年的美国职业棒球总冠军战，是世界大赛代表之一。亚利桑那响尾蛇与纽约洋基鏖战七场，不论是洋基赢的第四战和第五战，还是最后响尾蛇封王的第七战，战局都是到九局下半改写的。二○○四年世界大赛，波士顿红袜队碰上世仇洋基，在连输三场之后又连赢四场，一扫百年耻辱。这场比赛也是在第四场到第九局下半仍以三比四落后时，才开始吹起反攻的号角。
棒球比赛，玩的是在球队落后十分到九局下半二人出局后，只剩下你最后一名球员进攻，球数又停在两好无坏球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微微一笑，告诉自己：“好吧，比赛现在终于要开始了。”
高尔夫不是比进攻数多的，而是比进攻数少的比赛。十八个洞，每一个人每一洞四杆，共七十二杆标准杆。谁能用每洞少于四杆，十八洞少于七十二杆的杆数打完，谁就是胜利者。高尔夫最有趣的，又在配组上。每一天，你总是要和自己成绩最近的一人配成一组一起比赛。在这种压力下，大家比的是杆数少，更是失误少。
一九八五年，台湾选手陈志忠参加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开赛第一天就打出美国公开赛开赛八十五年首见的“双鹰”，接着一路领先。然而到最后一天，却在压力下之下，连连犯下不忍卒睹的失误，最后与冠军失之交臂，屈居第二，令人扼腕。当时美国的报纸就说：“日后，大家记得的不是谁拿到了今年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冠军，而是陈志忠怎么输掉了他的冠军。”
高尔夫，玩的是老僧入定，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不论别人表现如何，每一杆你都只求全力把自己最好的成绩表现出来。
看这四种比赛多年，我感谢那么多球队与球员在比赛中给了我那么多启发——不论在人生还是工作之中。
“坐三望二抢一”的谬误
当然，有时候，意念必须求其大，必须求其强。
一九九八年NBA冠军战最后一场，公牛最后关头以一分击败爵士。这一战，乔丹不但给NBA留下了经典，也把意念的特质与力量，做了淋漓尽致的示范。
一、意念，不理会条件的优劣。公牛伤兵累累，“天时、地利、人和”，没一样可以和爵士相比。但乔丹个人却力挽狂澜，独得了四十五分。
二、意念，不理会时间的紧迫与否。公牛几乎是整场落后，直到最后五点四秒，才取得决定性的一分领先。
三、意念，不理会挑战对象的大小。乔丹最后五点四秒投进的那一球，是断了马龙的球。谁会想到当马龙在发动最后的攻击时，还有人敢打他的主意？
意念，只理会最后的胜利。
各种工作和活动中，把意念的力量表现得最为戏剧化的，就是运动竞赛。
对于运动竞赛，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坐三望二抢一”的说法。
这种说法，有认识上、以及决心上的问题。
抢一，变成了“坐三望二”之后的第三顺序目标。
抢一，变成了只有“坐三望二”之后才能设定的目标。
竞赛不应该是这样的。
抢一，永远应该是唯一的目标。“坐三望二”，不过是给张三李四的安慰，根本不应该放在心上，不应该当作目标讲得琅琅上口。
抢一，不是只有前三名、前十名才能设定的目标。抢一，是所有参与竞赛者设定的目标。最边陲的落后者，也要拥有和卫冕者同等强烈的求胜意念。
体育运动竞赛迷人和感人的，在于排名一百也敢抢一，并且非抢一不干。如果只从配备、身材、战绩、名次这些所谓的“实力”比较，就可以分出高低，那又何须竞赛？
体育竞赛只是精炼了运动的真谛。人生其他竞赛，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不应该以自己的学历、资历、经历、能力、知识、经验的不足，而自我矮化。也许，一般工作的竞赛没有那么明白的规则，没有那么分明的胜负，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则不应该稍减。
我们不因挑战对象的巨大而胆怯。
我们不因追赶路途的漫长而心虚气馁。
我们不因环境与条件的不足而长他人志气。
怎样寻找一个心爱的工作（之一）
寻找一份心爱的工作，和寻找一个心爱的人的道理，是相通的。
有的人很幸运，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了。好像是和初恋情人白头偕老。
但大部分人都要寻寻觅觅，第一个工作就好像还不成熟的初恋，总要告别，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在失望与希望中摆荡。
我们终于在一个职业或工作上稳定了下来，就好像我们终于以婚姻来稳定了自己。但是，如同婚后很多人还是要搞点儿外遇，我们在工作上也不免对别的职业或工作东张西望。
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有什么秘诀可言？
我们出门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都知道自己要先有目的地，然后才知道应该选择哪条道路、经过哪些地方、使用什么交通工具才最合适。以我们日常生活来说，通常一天的时间里我们要做些什么，早晚如何安排，或者说这一星期我们要忙些什么，因而周一到周末如何安排，这些自己都很清楚。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一旦时间拉长，说起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要做些什么，很多人却反而会说，那太遥远，不必想清楚，再看看。
这是很不合道理的。
正因为是很遥远的事，所以我们才必须更要想清楚。否则，一天、一个星期内的行程错了很好调整，但是走了五年、十年的旅程却发现走错了，是很难调整的。
思考如何找寻工作，不应该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的。
所谓要规划生涯，规划未来的工作，应该是从我们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的——越早越好的学生时代。以一个大专毕业生来说，这个问题起码应该在他进大学或专科之前就想好的。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方向，所以，他才会进大学或进专科，学习一些东西，以便准备他未来离开学校之后所用。
到了大学毕业，或者到大学的最后一年才开始思考如何找寻工作，太晚了。
现在的教育系统，加上考试方法，再加上父母观念的影响，往往造成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进大学的确是有想法的。这些想法来自于社会氛围里热门产业或职业的发展，因而以此为目标，希望自己毕业后也能沾沾热潮之光。但这种想法太浅，通常最容易看到的结果是，等你四年后毕业的时候，不是热门职业不再，就是和你同样科系毕业的人太多，供过于求，绝大部分人都找不到工作。就像是现在大家都流行去海边度假，你也去了，但是到了之后，发现海滩上人满为患，你沾不到水不说，连沙滩可能都踩不上。
还有一种状况是，求学生涯和日后的工作规划，根本无关。求学，只是一个考试志愿和分数妥协下的结果。读什么科系和自己的未来无关，和自己的兴趣也无关。然后，等到要毕业了，再考虑自己到底要进什么行业、找什么工作。也许，这种情况的好处是，你不至于赶上了人满为患的沙滩，然而，你却可能发现，自己根本就连天南地北都分不清楚，彻底迷失了。
所以，求学阶段就要开始准备未来的工作生涯，最好得从另一种角度思考。一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思考自己（而不是父母或任何其他人）十年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那样的人所工作的模式。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补充自己的知识养分，使自己越来越接近成为心中所期望那样的那种人。
怎样寻找一个心爱的工作（之二）
很可能，我们没来得及在求学阶段那么早就让自己的所学，和自己未来的工作结合起来。
我们终究不免到要出校门的前夕，或者是出了校门，才开始思考怎样寻找一个心爱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正因为自己错过了在学校时对未来工作的规划，现在更要谨慎从事；正因为我们已经糊里糊涂地搭过一段列车，所以从现在起更要头脑清醒地想象自己的未来十年，寻找一个让自己未来十年可以很快乐地成长的工作。
怎样寻找？
答案很简单，就在“心爱”这两个字上。
我们来想想，寻找一个心爱的人，要注意的是什么。
第一，由于我们要寻找的是“心爱”的对象，而不是“有钱”的对象，所以对方的财富如何，不是我们最重视的。
第二，由于我们要寻找的是“心爱”的对象，而不是“英俊（或美丽）”的对象，所以对方的相貌如何，不是我们最重视的。恋过爱的人都知道，双方来不来电，和外貌美不美丽、英不英俊，往往关系不大。
寻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
工作的薪水待遇，像是你要追求对象的财富；行业或公司的名气与形象，像是你要追求对象的相貌。
我们既然要寻找一个心爱的对象，就不能被对象的财富或相貌所迷惑。我们要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看看哪个工作才最能激起我们的热情，或者，值得我们去构思一个未来十年的梦想。
然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我们很有可能连续遭到一些不幸。出了校门，很可能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可以点燃自己热情的方向，于是开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工作。甚至，你觉察到了不应该如此下去，然而由于家庭或者经济因素，就是没法更换工作……于是，这个不痛不痒的工作持续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地过去了。你可能永远错过了自己一个“心爱”的工作。
那又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是这一篇文章能回答的，而是这一整本书想要回答的。因为最起码，我自己就是一个在排斥了自己的工作将近三十年之后，才回头拥抱自己工作的人。
爱情与第一个工作
工作可以拿来和爱情做比喻，工作也的确可以和爱情而结合。
前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卫浩世（PeterWeidhaas，一般都译为怀哈斯，不过我送了他一个中文名字——卫浩世），就是为了爱情而开始他的工作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值他年少轻狂的岁月。他一方面激烈地抗拒国家与家庭带给他的烙印，一方面疯狂地爱上一个丹麦的少女。为了追求心爱的女孩，他一路跟随这个少女到了丹麦；为了定居在丹麦，他则进了一个行业，到印刷厂去当学徒。
他的爱情毕竟没有成功。但是他却由印刷厂的学徒而进入出版业，由出版业而进入了法兰克福书展公司，由派驻南美而再回到德国，终于接纳了自己的祖国。
他自己，则成为全世界最大书展的主席，成为全世界出版业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爱情带领他进入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则带领他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救赎、与自我的实现。
读卫浩世的回忆录《愤怒书尘》，不由得回想起我自己的第一个工作。
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寻找第一个工作而伤脑筋时，却发现自己深爱的一个女孩子也在为同样的问题头痛。当时她已经有了婚嫁的对象，但男朋友却因为是侨生而先回了侨居地。她在为不确定的婚期烦恼，而需要有一个暂时的工作。
我和她是青梅竹马，本来就有份亲人的感情。于是解决她的难题就成了刺激我干脆寻求创业的原动力。东拼西凑地找了点儿钱和关系，和另两个朋友鼓起勇气开了一间贸易公司，做杂货出口。公司的中文名字叫“盖亚”（生意总要做到气盖亚洲吧），英文名字则在字典上查了一个接近的发音。我第一个工作就做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唯一的职员，就聘用了那个女孩子。（聘她的背景当然都和股东理直气壮地说明过）
后来她终于出国，结婚了。我们的公司也在那前后倒掉了。但那段住在西门町，每天赶去士林二楼一个小办公室上班、还可以和她聊聊天的日子，总是令我怀念。那年夏天的阳光一直温暖着我的内心。
公司倒掉之后，三个股东讨论了好久“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发介绍信，却总是得不到回音”的原因。几年后，等自己的英文程度好一些之后，多少找到了一点儿线索：“盖亚”公司的英文名字，我们取了一个“Gay&pany”（Gay有同性恋的意思）。
为了还那段时间欠的债，我流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因缘际会，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务实的途径：做一家出版社的特约翻译。
于是，我进入了出版业。
能够为了爱情而开始第一个工作，并且因为这个工作的善后而进入一个自己从排斥到深爱的行业，想起来，很温暖。
一个排斥了三十年的工作
虽然进了出版业，但我认识自己的行业和工作，却绕了好大一段弯路。
从小，因为行动不方便，师长给我将来的建议时，总是谈一些静态的行业。也因为写写文章好像还可以，所以很早就有人要我往写作或出版业发展。
这些话可真听不进去。
如同另外一些去学刻印章和修手表的建议，我都认为太消极也太悲观了。谁说行动不便，就一定要做些静态的工作？
也因此，老早之前，写作和出版，就从我的人生规划中一笔勾销。
人生，毕竟很幽默地回望我们。
大学毕业，折腾了一阵之后，在不得不、勉为其难的状况下，我由翻译进入了出版业。感慨很多。不过，感慨归感慨，还是在这个排斥多年的行业中努力地工作。随着时间流逝，在这个行业里也有了一步步发展。
努力归努力，发展归发展，我心里有数：这只是一个阴错阳差踏进来的行业。我的努力，只是敬业而已，绝不是终生为之痴狂的燃烧。
以编辑来说好了。编辑是我很喜爱的工作，但是，与其说我喜爱做编辑工作，不如说我更喜欢编辑工作所要具备的精神。
编辑不外两种精神：一种是化妆师，美化、完善一些东西；一种是雕刻师，简化、抽离一些东西。我认为：能掌握编辑工作的这两种精神，照样可以运用到出版以外的行业和工作上。
所以，在别人看来，我在出版上好像是个工作狂，但是，在内心，我知道自己不时在东张西望，期待些职业生涯上的突变。
如此这般，到一九九五年年底，我在出版业也忙过了十六个年头。
那年十二月，很冷。一天早上，我被冻醒。围着被子，随手抽了本书读起来。是《韩非子集释》。除了教科书之外，那是我第一次读韩非子的东西。
当时已是个管理者的我，一面读着其中有些文言文还似懂非懂的段落，一面了解什么叫作“击节赞叹”。韩非子已经把管理讲绝了。绝，绝妙，绝顶。
可是，那天早上我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体会韩非子绝妙的管理技巧。
我发现了出版的可贵。
如果没有出版，这么珍贵的文化结晶，怎么可能流传至今？如果不是书籍，韩非子的思想，怎么能穿过时空，和二千三百年后一个冬天早上台北市八德路一栋十楼上一个被冻醒的人产生交流呢？
我想：出版，真是一个伟大的行业。因为出版，我们前后代的智慧才得以传承，同代之间的智慧才得以互通。人类，也才得以真正进化，与其他动物日益有所不同。
我不可自已地为出版的魅力与风华而目眩神迷。
当然，我也发现：原来，我勉为其难地进入并工作了十六年，还一路东张西望的行业；原来，从小开始，我排斥了将近三十年的行业，竟是这样不断地对我微笑。
从那一天之后，我再没有一刻动摇过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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