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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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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下降，这正是利润率提高的原因，而不是利润率降低的原因，这种利润率的提高表现为级差地租的上升。所以，马尔萨斯用农业中扩大耕地面积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在本质上就是否定地租的剥削『性』质，是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同时，他用供求关系来决定利润率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供求关系只能说明利润的平均化，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决不是决定利润率高低的原因。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五章资产阶级和土地
贵族的“哈叭狗”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是凭空出现的。任何一种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马尔萨斯出生于英国的土地贵族家庭，他的著作主要反映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和要求。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诡称无产阶级失业、贫困的根源是他们生育过多。他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平衡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从分离亚当·斯密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并通过“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来构造一套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武断地说不断地扩大土地贵族的个人消费，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免除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
在马尔萨斯的思想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特点：在反对工人阶级方面，他积极维护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而当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相互敌对的时候，他就站在土地贵族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由于马尔萨斯的观点非常适合反对当时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所以博得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了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克思还指出：“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政府』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私有制是最良好的制度”
马尔萨斯认为，财产私有社会制度是由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是永恒的，不可被消灭的。它是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保持平衡的有效的和最良好的制度。财产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办法，它可以使社会避免贫困和罪恶等各种弊病。他说：所以在各文明国家里，现在所行的相关不很大的财产支配制度，似乎很可以确定为人微言轻最好的（虽然不是充胜任的）良『药』，来救治这个社会所患的各种弊端。按照马尔萨斯的廉洁，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灭，只有财产私有制和婚姻制度使每个人都担负起供养子女的责任，可以使无力抚养子女的人们自制不生出子女来，不致妄行纵欲、生育过多的子女。否则，耻辱和困难必将落到轻率地使自己和他的无辜子女陷入贫困的人身上。他还认为公有制和平等的制度，不能产生使人努力的种种刺激力量，而这种刺激力量乃是克服人类好逸恶劳的天『性』的唯一手段。而平等的社会、财产公有缺点本身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财产公有制，人们一旦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人口增殖就会迅速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说：毫无疑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困难的考虑而来的对早婚的自然限制，确实是广泛地在每个文明国家的一切社会阶级中起着作用，并在还可以希望由于下层阶级人民在知识和远虑方面不断改进以后，这种限制还能发生更大的效力。但是这种自然限制办法的运行，完全有赖于私有和遗产法律的存在；而在平等制度和财产公有制情况下，这种自然限制的办法只好用某些人为的规章制度来代替了，可是这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非但是类型大异而且『性』质也不自然得多。“每一种平等制度一定很快就会在那种不可避免和必须的贫困和苦难中消亡，除非这样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不过这种抑制手段比由私有财产法律以及上苍和自然所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抚养自己子女的道德责任所造成的手段还要残酷数倍”。可见，马尔萨斯反对社会改革，咒骂和攻击平等社会和财产公有制度到了什么程度。他一贯地毫不掩饰地为私有制度唱颂歌，不仅认为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是发展人类智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他说：“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化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类品德的全面改进的。”可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人口自然规律最有效的最美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
马尔萨斯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一方面又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攻击。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失业、贫困和苦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自然规律、人类的本『性』所造成的结果，是命中注定而不可改变的。他反对葛德文所提出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失业、贫困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的观点。他说：“葛德文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里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几乎都归咎于社会制度。他认为一切的政治法规和由来已久的财产所有制度是万恶之源，亦即使人类堕落的一切罪恶的温床。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末从这个世界里肃清一切祸害，看来不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因为理『性』似乎就是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任务的适当而胜任的工具。但是，事实往往却是如此：虽然社会制度好像是，并且实在也是，危害社会的极其明显而使人不能不相信的原因，但是这种原因，如果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的祸害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并且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任何幻想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农业条例，都不能免除人口规律的压力。“要社会上全体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比较闲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属的生活资料如何供给，那是无论如何亦不可能”。所以马尔萨斯把葛德文等人描绘的平等社会看成是“黄梁一梦”，“想象中的一幅幻景”，永远不会到来的。在马尔萨斯看来，废除了财产私有制度，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消除了贫穷与罪恶，势必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度的，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所以即使建立起了这种美好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趋于土崩瓦解。马尔萨斯说：“这种幸福而不朽的‘琼楼玉宇’，这些真理和美德的‘圣殿’，当我们清醒来回到现实生活，并思虑人生在世的实际处境的时候，就会像‘泡影’一样消灭于无形”。
马尔萨斯从他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出发，极端仇视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有甚者，他把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诬蔑为“暴民”。“暴民是一切摧毁自由的恶魔中最凶猛的。所谓暴民，一般地说，就是多余人口的产物”。如果暴民起来革命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结果，必然是不断的变更和不停的屠杀，而只有建立一种绝对专政制度才能把这种血腥斗争制止”。“所以，下层阶级接受痛苦的压迫，并且一贯地把他们的痛苦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照我看来，似乎就是专制制度的基石，它的堡垒与护身符”。马尔萨斯毫不掩饰他仇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他“宁愿屈服于强大的压力而绝不支持民众的暴动”，所以他主张对工人和农民和革命行为实行坚决镇压和不停的屠杀。英国劳动阶级因而十分憎恶马尔萨斯，咒骂马尔萨斯是“卖假膏『药』的牧师”，是“敌人的辩护者”。而地主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却把他捧上了天把他的《人口原理》一书奉为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圣经”。恩格斯严正地指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毋庸置疑，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反动『性』是极其明显的。马克思在提示资本主义人口规律时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主义大批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直接后果。在这里随着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雇佣工人阶级的扩大，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更加增长。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迅速加快，资本对工人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相结合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因此从工人人口本身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必然产物，但它又是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现象，绝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是工人人口繁殖过快，消费资料供应不足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劳动者却腰缠万贯、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创造财富的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人类极端不公平的现象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邪恶制度的结果。“济贫法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马尔萨斯从他的人口原理出发，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力图论证济贫法有害无益，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了使因圈地运动失去土地、家园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不致于到处流浪，于是把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以保资本家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颁布了济贫法。具体实施办法是：责成教区对贫苦的工人进行救济；征收济贫捐；举行法律规定的慈善事业。按济贫法规定每个穷人可以在其出生的教区领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实物救济。可是，经过200多年后，到18世纪下半期，在失业人数激增和面包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旧的济贫法已经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于是1795年英国开始广泛实施斯干汉姆斯制度，规定根据面包价格上涨的比例，每个“贫穷而勤勉的”人可以从济贫税中取得救济金。这规定使资本家能够把一部分工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它实际上起了鼓励资本家降低工资的作用，结果使贫民数量更为增加。18世纪未，产业后备军已经形成，资本家可以从市场获廉价的劳动力，济贫法已失去了它的作用。这时资本家就撕去了伪装的慈善家面孔，『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攻击劳动人民，极力反对济贫法。对于资本家来说，现在已经不是需要消灭赤贫了，而是需要它万古长存。马尔萨斯适应资本家们的这种需要，意图反对济贫法。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五章中认为，济贫法只能使人懒惰、浪费，增加更多的过剩人口，促使粮食价格上涨，劳动力实际价格下降，减低人民的储蓄能力和储蓄意愿，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给社会带来不可救『药』的弊病。他认为英国的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创造穷人。人口增加了，而国内的食物不按比例增加，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他们之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请求救助。因此没有济贫法，人民得到的才会多。他公开宣称：作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制度，济贫法确定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他还说，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说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马尔萨斯提出了废除济贫法后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选择工作的机会较多、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的耕地，增加农业的产品，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新济贫法取消了货币和实物救济，规定贫民只能在设立的习艺所才能得到“赈救”。一切金钱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种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那里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助，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在习艺所里的贫民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恩格斯当时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还会使工资普遍降低和很多工人失业。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维持劳动的基金实际是不变的，工资高低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多寡，救贫法会助长人口增加，同时使在乡村靠津贴抚养起来的人口自然并且必然地流行到城市去。劳动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就会导致降工资。劳动供大于求，要获得充分就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外马尔萨斯还从多方面论证救贫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主导思想是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贫民是他自身贫困的原因，救济手段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在别人那里，政治和社会对此无能为力的。实行救贫法，只会制造更多贫民，使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社会各阶级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增加。由于不具备有效需求，所以也不能刺激生产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尔萨斯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19世纪20年代，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理由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无异于商品以商品来购买，买和卖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马尔萨斯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认为商品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商品决不都是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他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正确地认为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毫无根据地把货币抽象掉是没有道理的，譬如说：“当一啤酒花种植者运1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像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想用啤酒花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宁可让人说成一窍不通，也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并且还要说，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他送上市场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必须换取货币，否则他就不能进行他的啤酒花种植。”因此他认为在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
马尔萨斯从西斯蒙第那里抄来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的观点，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否认危机的看法，但他承认危机的目的却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各生产者之间完全受自由竞争的支配，
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又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却收入不足，日益贫困。这样就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缩小了国内市场，使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而必然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作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辩护人，掩饰和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他的天职。他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但并不批判它。其目的在于证明土地贵族、国王、神甫，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断言，正是他们只买不卖，只需求而不供给，才使商品、利润得以实现。这样一来马尔萨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吹捧土地贵族，论证土地贵族和地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但是，假如地主没有他们所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的帮助，单靠他们自己的消费就不足以保持和增加产品的价值，并且不能使产品数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其价格的下降而有余。”如何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要促进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能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他认为就财富的生产来说，“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三大因素能够便利生产，增加供给，然而却不能对需求提供刺激，它们与需求无关。增大的供给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增加，就会出现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使资本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润，这样生产就不能持续地按比例发展，并往往会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生产过剩危机，阻碍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对产品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指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的第一条措施是土地财产的分割，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如果像封建时代那样集中，或者像法国那样分割成小农经济，都是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的，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应当很好地巩固下来。可见它是直接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的。第二条意思是说发展国内外商业可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土地贵族可以因此享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在以上三个能增大有效需求的原因中，他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财富增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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