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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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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积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会使那些本来从事私人服务方面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工人，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增加。但是生产工人的增加并不会引起他们的需求或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这些增加的工人不外是从原来从事私人服务的部门转移过来的。这种转移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数。因此对社会来说，总劳动维持基金是不会变化的。然而就资本家和地主来说，由于积累，削减了个人消费，因此他们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得增加工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找不到买主，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他说：“由于资本积累，本来从事私人服务的人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数量显然会异常地增加，可是两类劳动者的意愿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与劳动比较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抑制进一步的生产。这正是过剩这个名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剩显然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因此，资本积累不会被利润率的下降自动限制，“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结构和习惯所允许的消费。”认为，由于过度的积累降低了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才破坏了生产的动机。他同意李嘉图的意见，食物的成本上涨，通过影响工资，会逐渐削减利润，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相反方向的变动。但是解释商品过剩的现象，必须根据短期利润变动的理论来论证。他认为当利润率上升时，将出现一种积累量大、消费量减少的趋势。增加的积累虽然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受到雇佣，从而较多的商品将可供购买，但因为短期内人数不变，又因为要弄清楚消费习惯需要时间，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抵消不了由于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的积累或储蓄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下降。结果商品只能按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降低了利润，最后破坏了积累或储蓄能力。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3个因素看，他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的财富，不能由生产者增加消费来实现，因为这会导致生产费用提高，利润下降，从而减少或消灭资本积累的动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消费，因为他们的欲望是资本积累。
马尔萨斯强调，要维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单靠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工资冲击着利润，而资本家对积累的兴趣，总是大于购买消费品的兴趣，于是生产力随着储蓄的增加而扩大，更恶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此马尔萨斯提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属于只买不卖的阶级，对消除生产过剩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地租是来自土地级差的剩余，出自这种收入的支出，只增加有效需求，而不增加生产成本。
此外，他还指出，还有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如卑贱的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他们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抵消了由于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马尔萨斯由此向社会证明，一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及其他寄生阶级，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些人不仅不是社会的累赘，而且还成了“功臣”，应该让它呼奴使婢，任意挥霍，尽情享受，不然的话，社会就会遭到劫难！不仅如此，就连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也是吹得神乎其神，他说：“事实上，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城市、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精良的工艺品、没有来自外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也就没有那种不仅使个人高尚和尊严，而且使全体人民蒙受其利的文明而优美的社会”。非生产『性』的消费是社会的安全阀，没有它，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是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承认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明明白白为大土地所有者等寄生阶级辩护。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成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
马尔萨斯的观点说穿了非常可笑。他说的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来购买商品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不过是以地租及租税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然后再用这部分价值在等价以上去交换资本家的生产物，全部利润就得到实现。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人来买时，他应该先付钱给别人，然后叫别人再用这个钱来买他的商品。可见，这种庸俗的辩护『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普遍萧条，才被凯恩斯吸收到他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形成消费需求不足理论。从此，“有效需求不足”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失业和“危机”的根源，他们抹杀了这个“根源”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马尔萨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是他把消费不足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消费不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马尔萨斯妄言以扩大非生产消费的支出来避免它，那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尔萨斯为了维护土地贵族这个没落阶级的既得利益，编造出一套理论，拼命吹捧一群寄生虫，真可谓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寄生虫”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马尔萨斯为土地贵族辩护的立场贯穿于他的整个著说中。在他看来，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不仅是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功臣”，而且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实现经济增长的“功臣”，似乎离开了这群寄生虫们，整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区分了“静止局面”和“早熟停滞”。所谓静止局面是指在土地资源衰竭以后所发生的资本和人口出现零增长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这是在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本动态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增长率是工资水平的函数，而资本增长率则是利润的函数；并且，资本与人口相互需求将调节工资与利润，资本和人口不同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成为自身的限制。即是说，当资本增长快于人口时，会形成很大的劳动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高工资水平，从而使利润率降低，于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源泉逐渐减少；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速度时，则工资下跌，利润率开始回升，工资下跌到一定程度人口便不再增长。所以，在人口和资本增长过程中，每一种利润率都转化为某一资本增长率，而这一利润率是与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相联系的；同时，每一种工资率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特定的人口增长率，而这一工资率又是与一定的资本增长率相对应的。因此，人口与资本彼此协调的均衡增长率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相对的供求关系变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动因。最后，“当一国的资本由于积累的不断增进以及可耕地枯竭，而不复增进的时候，资本和利益及劳动报酬必然在长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它们最后都低得不能进一步鼓励资本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对于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维持生活资料为止”。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进入静止局面。
但是，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局面在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实际上也永远不能达到。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容易发生的是不同于静止局面的“早熟停滞”状况，即在自然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就已受到了抑制，甚至原有的财富和人口都发生显著衰退的现象。这样，马尔萨斯就把增长过程的停顿分为两类。其一是任何国家，由于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停滞的时期；其二是由于缺乏有效需求，往往也会造成类似的停滞现象，即“早熟的停滞”，它涉及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所出现的“早熟停滞”。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波兰就属于这一类型。其特点是国家还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土地由农奴耕种，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农奴主。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所有制和人民的奴役状况对于任何种类的产业都不能起鼓励作用。”并且，剩余产品的分配也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地主除豢养一大批食客外，就别无其它办法来花掉他们的进款；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积累新的资本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所以，国内显然就没有一批人对土地的剩余产品形成充分的需求。于是，潜在的资源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多少年后依然贫困，人口稀少。马尔萨斯认为这类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发展工商业，扩大资本主义部门，从而提高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这个过程便可渐渐走出长期停滞的状态。
第二种情况，处于工商业发展阶段的国家出现的“早熟停滞”。其特征是在土地尚未利用，即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受资源制约的地步，便出现了利润低落，随之而来产生了对劳动的需求疲软、资本和人口增长日趋缓慢的局面，即“财富的增进——在时期还不成熟的时候就遭到阻碍”。马尔萨斯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按马尔萨斯的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那些人产生的消费和需求，决不会单独形成积累资本和使用资本的动机；而人口、资本、技术改良、土地资源这些对生产最有利的发展要素只倾向于便利供给，而与需求无关，它们不可能单独地对财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的刺激。由于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的刺激与来源就难以得到保证。
马尔萨斯认为，为了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生产能力和分配手段必须结合，而分配手段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适度储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三种形式：地产的分割、扩充国内外商业、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消费来减少储蓄，提高有效需求程度。地产的分割有助于重新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收入，从而有可能产生较多的中产阶级，强化消费倾向；国内外商业扩充无疑可以增加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消费。而作用最主要的莫过于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以赋税收入为基础。来自利润和地租的赋税，又把购买力直接打入市场，可达到双重效果，“早熟停滞”便得到克服。这说明，马尔萨斯全然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无法克服的困难。
马尔萨斯尽管意识到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增长过程中断，出现“早熟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但他错误地利用这种矛盾来论证一切非生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这些阶级非生产的花费对持久增长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了他为寄生阶级辩护的立场。
除了强调有效需求对经济持久稳定增长的重要『性』以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一种农业、制造业之间平衡增长的观点。
在论述产业平衡问题时，马尔萨斯是在英国的特定背景之下强调产业平衡的。当时英国农业产值尽管在国民经济中居领先地位，但在近50年内已发生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不论从产值的比重，还是从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看，进展都十分快。产业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工业的高增长，希望从海外获得廉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土地贵族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谷物自由进口，以此来保护日趋没落的农业。马尔萨斯主张产业平衡增长的思想，就成为后者手中的理论武器。
马尔萨斯认为，国内粮食产出决定长期的人口增长。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最终限制，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所以，忽视农业，较多地倚重制造业、商业，势必影响人口和财富的长期增长。由此，马尔萨斯反对通过对外贸易从各个国家获得粮食维持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以减轻本国由于土地资源的日趋耗竭而形成的增长制约的观点。他指出，放弃农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这样做等于把自身的发展寄托于一个外国农业增长的基础之上。当粮食出口国生产发生萧条、或彼此交换的工业品或农业品之间存在的有利价格比率丧失之时，必然影响到工业国人口和生产的扩张水平，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也就会趋于停滞。总之，依赖一个不受本国控制的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会使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工业国家在商业途径上必然遭到的波动和变化”，只有发展农业，实现本国粮食自给，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但是马尔萨斯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有与农业规模相适应的工业才行。这是因为尽管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极限是与土地资源耗竭联系在一起，然而土地生产力并不是决定产出量的唯一条件，还必然对农产品有足够的有效的需求，农业产量才可能达到土地生产力允许的最大程度。而工业发展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为农业增加资本品的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起来能够形成一种工农产品之间相互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通过这一相互需求维持一个稳定或上升的价格水平，对于保持增长的利润动力十分重要。因此，“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庶进展的自然过程中，应当为自己生产工业品。”这样，土地产品就能在国内找到现成的市场；并且这样的一个市场特别有利于资本的不断增加。他还认为，由于工农业“齐头并进”有利于财富的增长，人口增长的极限便可向前推移，从而工农业平衡增长的国家有着和单独发展工业或单独发展农业的国家不同的增长极限。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足以表明他对产业平衡增长的重视程度。
产业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或速率才是平衡增长，马尔萨斯并没有明确表达。但他指出，应使“农业与工业并驾齐驱，并使农业与工业两个阶级之间能保持一种更大的平衡”。而且必须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口与农业人口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工农业两大部门产品必须形成相互有效需求的观点，马尔萨斯所谓平衡增长就会有工农业之间产值比率不变、增长速度一致的绝对含义。显然，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史实。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比重必然出现下降。所以现代产业平衡增长无非是指按产品根据各自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产出量。马尔萨斯之所以赋予平衡增长上述含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人口增长的假定：既然劳动人口只要具有糊口水平以上的生活资料就会增长，那么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决不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缩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尔萨斯确信农业只要在国外谷物不自由进口的情况下，必然会与工业一起平衡增长。由此可见，虽然马尔萨斯的平衡增长的内涵与经济生活必然趋势并不相符，但却是与他的理论体系一致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马尔萨斯强调工农业平衡增长，无视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自在转变的事实，并不符合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无非是想通过产业之间的平衡增长，来创造出一种较稳定持久的产出扩张。但是，他是把创造增长刺激的任务放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身上，放在非生产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不可能像李嘉图那样把这种寄生阶级作为社会的赘瘤加以批判。不过，马尔萨斯产业平衡增长思想却为后来强调部门平衡发展对均衡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发展
，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理论依据。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六章牧师与职业剽窃者
“江湖牧师”
马尔萨斯被英国工人称为“江湖牧师”，原因在于他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动牧师。作为牧师，他在欺骗人、麻醉人方面还是十分称职的。他不在教堂里布道，而且还把牧师的那一套手法用在他的著作中，真可谓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动牧师。
马尔萨斯从自然神学出发，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有其存在的目的，人类也一样。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具有两个共同的欲望：第一是饮食，第二是结婚；满足了前一欲望之后，后一欲望就极其强烈。但情欲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理智。支配理智的是效用，从而效用也是支配道德的力量，因为道德和理智是一致的。
马尔萨斯从神学观点出发，表示希望最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宁肯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少量的幸福，而不愿少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大量的幸福。他认为，造物者是有意地为他的生灵创造幸福的，人的理智必须认真地实践造物者的规划和安排。同时神要求人类抑制情欲，这样做不仅使个人得到幸福，也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获得幸福。但是马尔萨斯不同意任何一个国家的幸福是由它的人民的数量来衡量的说法，认为人口增加的确是幸福和国家昌盛的象征，但是在幸福的日子里随意增加人口，其结果将是灾难。由此，他伪善地表示，希望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几乎看不到赤贫和过依赖生活的人。如果这个愿望得到实现，也就是实现了他所幻想的“人间天堂”。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尔萨斯所倾心维护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就不存在了。如何实现这个“人间天堂”？马尔萨斯从清除罪恶和建立美德着手。在他的“美德”中，对人口的“道德抑制”被称为一项完美无缺的美德，主要依靠它来清除人口过剩的“罪恶”。由此看来，他所要清除的，只是一种“罪恶”——人口过剩，而不是清除每一种罪恶，更不是清除真正的罪恶：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他臆想的社会里，人口虽然随着食物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人口必须始终限制在食物所允许的范围内，即人口必须始终与生活资料相适应。这样，工资所代表的价值可能按正常轨道而提高，“所有赤贫现象会从社会上消除，或者至少会限制在少数堕入了不幸的人当中”。他把这些“不幸的人”归之于自然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因此他坚决反对贫困是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责任。
由此，马尔萨斯要人们听命于大自然的安排，以取得幸福，否则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必然受到惩罚。他还冷酷地说，在大自然的盛大的筵席上没有为多余的新来者安排席位。所以他认为“救贫法”是违反自然的。假如穷人知道他不可能从救贫区得到赈济，那么他就会自己帮助自己。国家对穷人只能给予一些医『药』的帮助，如果给予面包和『奶』油那就是坏事了；更不可以对成年的健全男女施赠物品，那只会鼓励存心懒惰的人。另一方面，国家应该用教育这种礼物去扶持真正无能力的人，以及真正缺乏知识的人，如此可以消除无知，使弱者变强，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和从过剩人口转变成非过剩人口，有利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后面这一点，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用“教育这种礼物”去帮助劳动群众摆脱贫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为了防止发生革命，马尔萨斯提出：更大的幸福是安全，而不是财富本身；不安全比贫穷更坏。他竭力维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捍卫传统的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声称一定要保持法律的、社会的和传统的经济现状。当时英国社会在争论“济贫法”、“谷物法”以及如何维持“有效需求”等问题，他的论点总是趋于保守，甚至趋于反动。
职业剽窃者
马尔萨斯是个剽窃“专家”，他的《人口原理》的基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基本上是直接剽窃别人的成果堆砌而成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论及马尔萨斯著作的反动作用和剽窃『性』质时指出：“马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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