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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淬中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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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奕訢当然不懂人民战争的理论，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不想冒险把辽河战役得到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断送掉。
恭亲王的一番话除了让翁同龢与李鸿藻特别失望外，亦在光绪皇帝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说句心里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能赢得这场中日战争，他从小受翁同龢的教诲，立志要中兴大清，可是现时的情况却异常残酷。虽然亲政好几年了，可实权还是掌握在太后手里，自己每做一件事没有太后的同意几乎寸步难行。这次中日间的磨擦开始后，自己在翁师傅和李鸿藻等人的支持下一力主战，本想通过一场胜利使这种局面能得到一些改变，谁知结果却是一败再败。别说自己已经对战争的结果失去了希望，就连翁师傅也是除了积极奔走努力外，其余皆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冯华的出现，现在这些争论根本都不会有，大清还有什么资本可以再战？难道真的要采用刘坤一所奏的发动百姓（冯华是指动员人民的力量，而刘坤一理解的不过是像当年曾国藩那样利用士绅大办团练）让日寇陷入战争泥潭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听起来很新鲜也很诱人，可是连官兵都打不赢倭贼，靠老百姓能管用吗？
在心中微微的轻叹了一声，光绪皇帝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到李鸿藻和孙毓汶仍在互不相让的争论，他不由得有些烦躁：照这样争下去，怎么都不会有结果。其实恭亲王和徐用仪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冯华的一支部队能打，是不会起到根本作用的。
无奈的向着众位军机大臣摆了摆手，光绪提高声音说道：“诸位爱卿先不要争了，我看此事再争下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切还是请太后定夺吧！”
军机会议散后，光绪与翁同龢一同来到了毓庆宫御书房。师徒二人把当前的形势又分析了一番，都觉得仅靠刘坤一提出的那些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不但很难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太后那里也绝对通不过（是啊！就连他们也不是真正被说服了，更何况其他人），不如还是执行以前提出的“和战并行”策略……
太后那里当然还是与徐用仪、李鸿章的观点一致：见好就收，不宜再战，再败而议和更难。因此当天就下达了谕旨：命李鸿章三日后启程议和。
3月11日夜（农历2月15日），银镜似的明月向大地撒下了一片晶莹的月光，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的府内迎来了一个稀客，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
双方分宾主落座后，李鸿章也未过多客气就直奔主题而来。只见他一拱手道：“翁大人，虽说你我向来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可我知道你素怀赤心报国之志，亦是想让大清在洋人面前抬起头来。这次议和，倭寇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割地赔款，我今次冒昧前来，亦是想听听翁大人的意见、想法。”
“李大人客气了，其实我对你也是十分的佩服。当今朝廷上下能有李大人如此见解者可谓凤毛麟角，我亦在很多方面不如多矣，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在‘战和’问题上大人如此的谨小慎微，岂不知倭人乃是贪得无厌之辈，越退缩就越得寸进尺？”看到李鸿章主动前来，翁同龢又忍不住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苦笑着摇了摇头，李鸿章答道：“翁大人，我何尝不知倭人的狼子野心？早在十年前我就说过，倭人将来必是我大清心腹之患，谁知这一天来的是这样快？唉！只是在和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不谈这个，还是说说这次议和的事吧？”
也无奈的笑了笑，翁同龢正色道：“即使是多赔偿一些银两，也万万不可割地，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舍弃台湾，失去民心！这一点还要请李大人多加‘留意’……”
第三十九章三岛闻惊雷
日军在攻下威海，覆灭了整个北洋舰队之后，他们当初制定的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战略部署。而满清政府不但丧失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儿资本，而且也让京津地区直接受到日军海、陆两方面的威胁。
面对着军事上的连续胜利，日本国内的狂热气氛愈加浓烈起来，可以说上自达官显要，下至百姓平民全都迷惘在扩大对华战争的狂热氛围中。那些大本营的将军们一面恫吓要组成“征清大总督府”，鼓吹抽调后备师团进入直隶作战，一面又掀起一片割地索款的叫嚣。有人主张除让清国割让辽东、台湾之外，还要割让东北领土；也有人提出高达十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要求；更有人叫嚣着占领山东和舟山，好战者的狂热和侵略者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辽河平原战役”日军的完败，给头脑发热的日本人迎头泼下了一盆冷水。日本不但未能在谈判桌上多赢得一些筹码，而且还将已经确立起来的对清国的全面优势丢失了不少。在即将开始的日清谈判中，以前的那种完全藐视对手、压倒对手的局面也将发生改变。
当辽河会战中日军的一连串惨败，尤其是第九混成旅团几乎全军覆没、陆军精英大岛义昌少将阵亡的消息传来时，立刻就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亚于八级地震般的冲击；陆军医院不断增加的伤病将士，也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进行的不太顺利，整个东京城、甚至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在东京的大街上，来往行人如丧考妣；许多店铺不知什么原因紧紧地关闭着，寺院中僧侣们忙着接待前来祭奠战殁者亡灵的人群。从日比谷到上野大街再到上野花园，到处都聚集着手拿报纸、神情沉重谈论战争的人们。尽管不时也有一群群挥舞旭日旗的右翼分子，高唱着《君之代》歌曲，呼喊着“打进北京城，杀尽支那猪猡！”的口号招摇过市，但过往的行人已不像先前那样情绪热烈。人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围观助威和鼓掌叫好的兴趣，他们议论更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亲人、丈夫、儿子和父亲的家庭会怎么样？忧心忡忡地互相询问为了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死多少人？在平民百姓中好战的情绪已经随着自身遭受的痛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人对战争前途充满了担忧，甚至是恐惧。
曾几何时，三个月前在东京举行的那个有着4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日本陆上、海上战胜清国盛大庆典的欢呼、狂热，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当时，许多日本人在竹竿上挑着用纸糊成的人头，人头后脑拖着用染成黑色的柠麻搓成的发辫，颈项还被涂上猩红的、血淋淋的颜色，借以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这种充满血腥味道的庆祝方式，居然引得成千上万围观者哄笑、赞美和喝彩；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在想着那八千多名已经命丧黄泉的大和孤魂、三岛野鬼何时才能魂归故土。
几个月以前，那些有亲人在中国作战的家庭，都感到无上荣耀，脸上颇带着顾盼与自得，连说话的嗓门都比一般人高出几分。现在则是忧心焚焚，早晚祈祷，希望神佛保佑他们的亲人早日平安归来。“几不所欲，勿施于人”，他们现在终于也感受到了自己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痛楚！
皇宫外墙上，三个月前围缀在明治天皇和皇后肖像四周的那些被称为帝国之花的黄菊花已经枯萎。用花朵组成的“武运长久”四个大字，显得蔫蔫巴巴的，早已没有了此前的生机。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组成“久”字右边一捺的一串花朵被风吹落，像是个被活生生砍掉一条大腿、站立不稳的侏儒。
其实日本侵略中国的想法酝酿已久，在国内早就有其广泛的思想基础。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著作《幽囚录》中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维新的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曾接受过他的教诲。由此可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最终与军部中的军国主义份子结合到了一起，共同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可现在面对着日军在辽东战场上的失败，虽然还有许多日本人仍然对战争狂热无比，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对是否应发动这场战争和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到底该如何走产生了置疑。巨大的冲击波，不但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思，更在日本大本营中引发了当政者之间的激烈争吵。
内阁中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代表，指责陆军只知道进攻、进攻、再进攻，没有很好的把握战争进程，使日本失去了最大限度利用谈判桌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而小松亲王和力主坚持辽河作战，进攻山海关的前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现陆军监军山县有朋大将则反唇相讥，批评政客们不懂得利用政治对清国施加压力，只是一味的和谈，错误的引导了舆论和国民的思想，延误了最有利的战机。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第一军司令时，他就竭力主张进行进攻奉天的冬季作战，他不等大本营批准，就独断决定北上进犯海城。占领海城后，他又鼓吹进攻山海关，进入直隶作战。
山县有朋的一意孤行，不仅令大本营不快，也让伊藤博文十分不满。一直以来，作为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都坚决反对进入直隶作战，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担心引起列强干预；二是害怕日军陷入“暴民四起”的境地。正当双方唇枪舌剑争持不下之际，恰好山县有朋宿疴复发，伊藤博文借机请天皇睦仁钦赐诏书，召山县回国“养疴”，并免去了他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的职务，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此刻，山县有朋看到伊藤博文利用辽河战败之机再次对自己发难，不禁勃然大怒：“正当皇军风扫残云般扫荡支那军队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吹和谈，动摇了前方将士的军心，影响了帝国的圣战，这样的人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论起斗嘴，这位前首相哪里是伊藤博文的对手，他讥讽山县有朋：“山县君不是赳赳武夫，应该知道政治是什么？作为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大日本帝国和清国两个国家？应该视野更广阔，明白俄国人是什么想法？清楚德国人有什么打算？懂得法国人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连串的问号，把山县有朋问得张口结舌。
小松亲王虽然不满意伊藤的咄咄逼人，但因为明治天皇没有表示态度，他也不方便直接出面为山县有朋辩护。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本来就对情报机关不满的小松亲王一下子把目标转向了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长荒尾精和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
由于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是由大藏省首先发起的，长期以来大藏省对情报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于是决策权。所以说以小松亲王为首的军方其矛头仍然是对准了内阁。
他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非常滞后。大本营至今没有冯华和义勇军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前线的部队如同盲人摸象，对敌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如何能够打胜仗？”
辽河战役之后，陆军对情报部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小松亲王这么一开头，批评的声音如同决堤洪水滚滚而来。
辽河作战的部队绝大部分都隶属于陆军第一军，山县有朋的心腹爱将大岛义昌就是在辽河作战中阵亡的，对此他感触颇深：“不错，在满洲战场上的师团、旅团司令官们都不知道清国陆军中有义勇军这个番号；更不知道清国陆军中还有一个叫冯华的将军，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差了，情报部门应该对帝国陆军在辽东战场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负责任！”
刚刚回国述职的陆军少将立尚见文更是以亲历其境现身说法。他说：“冯华义勇军出现在战场上非常的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再加上我们对义勇军的部队编制、战术特点和武器装备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辽河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情报部门对敌军的情况一点儿都不清楚，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面对劈头盖脸的批评，荒尾精也很委屈：其实早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他派到吉林的谍报人员就了解到在挥发河地区出现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团练武装。他们接连消灭、击溃了好几股受日本援助、支配的土匪，只不过一来这支团练人数不多，二来打赢几股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并没有对义勇军做进一步的关注。浪子山战役后，情报部门从清国兵部的战报上发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经过分析他们确定这就是冯华的义勇军。虽然由于义勇军人数较少，自己确实未予以重视，但情报部门还是向大本营做了报告，只不过也同样没有引起大本营足够的重视。关于对义勇军的编制、武器和战术特点了解不够，自己也没有办法，派到满洲的谍报人员就那么多，而压在头上的任务又如此之重，在各方面都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忽略了这方面情报的收集也属正常。
职务低微的荒尾精如何敢在小松亲王面前为自己辩护，只好求助似的看着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主管陆军情报工作的川上操六此刻处在很微妙的位置，他既是属于军方集团的一员，又因工作关系与大藏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对大藏省迟迟不追加对情报工作的拨款非常不满意，于是趁此机会把矛头也指向了内阁成员、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指责大藏省调拨情报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对华谍报工作的开展。
其实大藏省也有自己的苦衷，自中日开战以来，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既要增加军火生产，又要征招预备役兵员，同时还要维持前线庞大的战争支出，财政收支已经入不敷出。战争开始后，日本所耗军费已经超过一亿日元，而那时日本全年岁入也不过八千万日元（当时约合白银四千五百万两），真不知清朝的决策者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后该作何想。
内阁与军方的争吵如狗咬狗似的没完没了，最后明治天皇不得不出面制止了这种无尽无休的混乱局面。而会议的结果，由于天皇对战争的支持，最终还是强硬派的观点成为了主流，他们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中日战争的天平仍然大大地向着日本倾斜。尽管日本目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打进北京，必须立刻发布向京津地区进攻的动员令。
在战争狂热分子的一片叫嚣下，日本大本营作出了如下决定：“鉴于清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已经顺利实现，现将开始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其部署如下：一、以“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大将为首，组织‘征清大总督府’，制定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同时从海上和陆上作出进攻直隶的作战姿态，并在适当时候给清国以雷霆一击；二、立刻组织陆海混合支队南进台湾，为即将到来的和谈创造事实上的优势。”
对于战争前景的看法，虽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始渐生裂痕，但狂热的强硬派仍然占据着上风，这也预示着日本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还会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
“澎湖历来为台湾之锁钥，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这是日本大本营早就确定好的对台湾作战的设想。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首先派出一支陆海混合部队先行占领澎湖。
三月十五日，由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和吉野、浪速等八艘军舰组成的日军进攻澎湖混合支队五千人，在后备步兵第一联队长比志岛义辉指挥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向澎湖进犯。
受到普遍指责和批评的日本谍报机关也进行了深刻地检讨，在大藏省追加了情报经费后，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从日本本土、朝鲜、上海、天津和汉口抽调了大批间谍进入奉天、吉林。日本在中国东北针对义勇军的间谍活动进入了活跃阶段。
而此时正在牛庄西南一带修整的义勇军，由于辽东三战三捷带来的巨大声望，又得到了一次发展壮大的有利契机。王英楷在参加义勇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冯华提议，应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大义勇军的军事力量，他说：“对于倭贼，奉天百姓无不痛恨之极，倭贼虽百计利诱，各地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能因势利导，辽东、辽西则遍地皆兵。”
经过仔细商议，冯华、邢亮和李九杲等义勇军高级将领采纳了王英楷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虽然部队扩编会进一步增加义勇军后勤补给的困难，但是为了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应在保证士兵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利用此难得的机会极力扩大部队规模。
实际情况也确如王英楷所料，在海城商团加入义勇军的带动下，以及义勇军准备扩军的消息传出后，牛庄、海城和鞍山等地的很多民间自发抗日武装（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都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
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在辽东岫岩东南一带活动的一支由桂花岭煤矿矿工组成的乡团武装。他们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极力堵御，以抬枪、土炮毙敌无数，与倭寇相持甚久。岫岩陷落后，数月来他们转战南千山山区和大洋河南北，四处游击袭扰倭寇。如今这支近700人的矿工武装，在首领马成玉的带领下，辗转数百里来到狼岩寨，要求参加义勇军。短短十余天功夫，远征军的人数就急速扩大到7500多人，整整增加了一倍有余。
第四十章辽东战未休
正当义勇军忙着扩军之际，皇上封赏辽东有功将士的谕旨也传到了辽东。由于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赏，所以自刘坤一以下，人人皆兴奋不已。
冯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决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而心满意足，他是由此看到了义勇军发展壮大的远景。要知道，蓟辽走廊向来是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临榆更是扼着榆关道最脆弱的咽喉地带；而贺大哥又授职锦州，可以说蓟辽走廊的中段地区已全部控制在义勇军手里。
当年袁崇焕抗击皇太极就是在锦州、宁远和山海关构筑了蓟辽走廊三条防线，遏制住了后金南下中原的喉咙；而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在制定辽沈战役实施计划时也曾说过“锦州一拿下来，这一局棋子就全活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锦、榆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辽西地区还是东北的重要产粮区，当年就有“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之说。辽西距当时的新兴工业重镇、自咸丰年间就被称为东北最重要商埠的港口城市营口也不甚远，这都会给义勇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干部会上，冯华的一番分析（辽沈战役一段没有讲）让李九杲和义勇军的所有干部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义勇军正在走向发展壮大的快乐之中时，朝廷派李鸿章与倭寇议和的消息又传到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冯华、邢亮和所有的远征军将士仍然非常失望，义勇军的艰苦奋战和800多名将士的生命最终换来的竟然还是议和。冯华知道：只要进行议和，这场甲午战争中国最后的一线胜机也将彻底失去，辽东大捷的胜利只不过会让中国少输一些罢了。
虽然对失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冯华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是自己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了，满清朝廷的决策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目前，义勇军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确保部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义勇军人数的大幅增加虽然看起来让义勇军势力大增，但冯华清楚的认识到部队的实力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下降。无名洞先进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让义勇军的战斗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新加入的这些部队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冯华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义勇军的扩编（包括以前和现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由于很多人都是带着部队来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这个问题由于以前部队规模小还不很明显，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杜绝，它不但会极大的影响今后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会成为制约义勇军发展壮大的一颗毒瘤。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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