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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淬中华-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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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组,将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再次整编,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萌芽遏制在摇篮中。
  在进行了一番诸如部队建设、人事管理和军队法纪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后,义勇军对现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整编:远征军总指挥冯华、副总指挥邢亮兼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李九杲兼参谋长(连顺由于已官复原职,只待伤势好转之后即赴锦州上任),副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黄德贵;下设三个步兵团(由于人数不足,除一团以外,二、三两团每团暂为两营),团长分别为林喜、张作霖、王英楷;鉴于“辽东大捷”中骑兵大队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将骑兵大队扩编为骑兵团(马匹尚有所欠缺),团长萧山;一个炮兵团(包括原先的迫击炮营、利用缴获日军大炮组成的炮二营和用放在龙口街的山炮、野炮组成的炮三营),团长刘三林;一个特种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孙宝义;一个警卫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冯德麟;新成立的后勤部,由于部长郑偃武远在龙口街,暂由副部长王承斌代理部长,专门负责后勤辎重和医疗卫生等事宜。另外,以龙口街的三营、五营为班底,再加上周围地区的团练组成独立团,团长张立三,副团长杜桂平(原龙城团总)。至此,义勇军完成了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编,义勇军总人数(包括独立团)已达9000人,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朝廷虽然最终并没有采纳自己“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刘坤一经与宋庆、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和冯华等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要利用当前辽东战局的有利形势继续给日军以军事压力,为即将开始的中日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3月16日,为了就近指挥对海城日军的再次围困,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扭转战局后不久,就将指挥行营从山海关移驻到了营口。当然为了钦差大人的安全,冯华和远征军也跟着开拔到了营口与海城之间的塔山铺、铁岭屯堡一线,这也是刘坤一敢于移师于距离海城、盖平近在咫尺的营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坤一虽然一力主战,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是生性小心谨慎的他也非常清楚在朝廷尤其是太后议和决心已定,以及倭寇实力犹存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绝对得不偿失。打胜了固然更增荣耀,可一旦失利则前番的战果也会前功尽弃。而且他老于官场,深谙保存实力的重要,辽东大捷已经足以让他在朝廷重臣中间风光八面,太过冒险的军事行动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因此冯华的“避免对日正面作战,骚扰其后勤补给”的建议正好和了他的胃口。于是刘坤一立即命令关外诸军在对日军的作战过程中,应以骚扰为主,务必要让辽东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由于钦差大人命令不必与日军硬碰硬,只以骚扰为主,因此辽东各地清军的积极性都颇高,他们也想借此有利时机为自己赢得一些战功。当接到钦差大人的命令后,辽东各地清军诸将纷纷借着“辽东大捷”的威势很快行动起来,一时间清军在辽东的攻势大盛。
  而再次对海城日军进行围困的各部清军,在冯华的建议下也没有与城内的日军进行正面作战。在处理好各部的协调问题之后,他们对海城之敌只是围而不打,将主要目标都集中在了海城周围日军的一些小据点上。
  接连被敲掉好几个据点损失了几百人后,海城的桂太郎中将有些坐不住了。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海城就会成为一座孤城,而被断绝了后勤补给的第三师团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为了确保补给线的畅通,桂太郎中将果断下达了收缩兵力的命令: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城镇,将兵力全部集中到海城、析木城至岫岩处于后勤补给通道的城镇中。
  虽然在日军收缩兵力的过程中,各部清军尤其是远征军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先后毙伤倭寇数百人,但是由于日军组织严密、行动统一,再加上清军的战斗力还是比较差,大部分的鬼子都顺利完成了他们的撤退计划。
  看到小鬼子们龟缩到要塞之中死活都不肯出来,冯华召集义勇军营以上的高级将领再次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得非常热烈,好想法、好点子层出不穷。义勇军的这种民主决策程序既让新加入的人员感到新奇,又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参与精神。经过仔细研究讨论,义勇军下一阶段作战方针的基本思路终于慢慢清晰起来。
  虽然鞍山、牛庄两战义勇军缴获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且不久前朝廷也给补充了一部分,但是义勇军部队规模的急速扩大,使本来就有些供应不足的后勤问题再一次显现了出来。如果不能尽快扩大后勤生产或是找到新的补充给养的办法,那么用不了几个月义勇军就会由于缺少粮草弹药而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有鉴于此,此次会议最后决定:下一阶段的作战以伏击、歼灭日军运输队为重点,再辅以对据点之敌进行不间断的骚扰,最后将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彻底孤立起来。
  作战命令下达后,义勇军各部很快就行动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新加入义勇军的战士积极性极高。虽然他们的战斗力与老义勇军相比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大多是海城本地及附近一些地区的人,对海城、析木城周围的地形、情况极为熟悉。而且他们当初对日军采取的作战方式就是游击战、骚扰战,再加上冯华、邢亮得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因此这种打法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很有心得。
  王英楷由于就是海城当地人,而且在海城周边地区极有威望,因此他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大。不但消息情报异常灵通,而且几乎所有的伏击地点都是他选择的。
  作为旧时代里身处战乱的读书人,王英楷内心深处早就有一种“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自从结识了冯华以后,他就认定这个年龄与他不相上下的年轻人气质非凡,前途不可估量。几次交谈之后,他就抱定了跟着冯华轰轰烈烈干一场的想法;而冯华也一直有意招揽他,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经过一些日子的相处,王英楷对冯华、对义勇军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虽是识多见广,但对义勇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武器装备都感到极为新奇。尤其是对那些带有枪架、能够连续发射子弹的武器(轻机枪、重机枪)更引起了他的好奇和重视。
  通过冯华的介绍,他才知道早在1862年,美国著名机械师理查德•;杰丹•;加特林就发明了每分钟可发射约400发子弹的手摇式多管重机枪,这是现代机枪的雏形。1884年,美国工程师海勒姆•;斯蒂文斯•;马克沁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射速达每分钟600发以上。去年年初,在非洲罗得西亚,英国军队与当地麦塔比利人的战争中,一支50余人的英国部队仅凭4挺马克沁重机枪就打退了5000多麦塔比利人的几十次冲锋,打死了3000多人。
  一席话听得王英楷张口结舌,他明白义勇军之所以所向无敌,除了士兵都接受爱国家爱百姓的教育、拥有勇敢献身的精神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具有高超的军事技能之外,这些领先世界的先进武器也是重要因素。
  当然他心中也有疑问:义勇军是怎样得到这么先进武器的?可是冯华不讲,他也只好闷在肚子里。他只是问冯华,何时能够给三团也装备一点儿这样的武器?冯华告诉他,一团、二团这样的机枪,是在马克沁机枪的基础上改进的,比马克沁机枪性能更好。只是制造这种机枪要求钢材的质量极高,目前又很难得到合适的原材料,因此已经不再生产。不过义勇军在吉林的兵工厂已经试制出对原材料要求不那么严格的、外形酷似马克沁机枪的仿造品,投入生产后立刻就可以装备给他们。
  对于武器的问题,冯华、邢亮和周天宇也早就有所考虑。虽然他们一再要求所有的义勇军战士都必须严守武器的秘密,但他们自己也知道想完全保住武器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机枪可以说是首次应用在这种规模的战争中,它的巨大威力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因此,在研制成功地雷和手榴弹之后,周天宇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机枪上。好在无名洞中有现成的图纸、各种适合的工具和材料,研制起来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就在前不久,周天宇从龙口街发来电报:仿制马克沁机枪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不日即可小批量生产。义勇军在武器研制方面再一次取得了重大突破。
  仅仅几天功夫,义勇军各部轮番出击,在凤凰城至析木城、析木城至海城之间就几次成功伏击了日军的辎重粮草。虽然日军也派了不少的部队进行护卫,但是义勇军不同于其他清军各部,除了战斗力相当强,战法也极为灵活多变,地雷战、麻雀战以及夜袭战打得鬼子心惊胆战。桂太郎有心派大队人马接应,又怕清军乘势占领海城,真是进退两难。其实他最怕的还是义勇军,听鞍山、牛庄以及最近几天从其他几个地方撤回来的官兵说:“他们简直就是地狱中的魔鬼,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来无踪去无影,行动迅速、勇猛异常,根本就抵挡不住”。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呢?畏惧之余,桂太郎心里对义勇军充满了不尽的好奇。
  与此同时,在邢亮的提议下远征军还特别组织了若干神枪手小组,利用M1步枪远超于当时武器的卓越性能,在海城和析木城外围不断打日军的冷枪。由于每天都能敲掉它十个、八个放哨巡逻的日本兵,弄得驻海城和析木城的日军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海城,虽然东面还有析木城作为屏障,但通往析木城的道路,也时常被“良心大大坏了的支那人”埋上地雷而切断,因此海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
  驻扎在海城的桂太郎现在可以说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清军四围海城本就把他闹了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前不久开始的辽河平原战役,他本想借此挽回一些面子,谁知先是合击鞍山的青冈联队大败而回,接着牛庄第九混成旅团又几乎全军覆没。为此,日军大本营中已经有人对他的指挥能力提出了异议,要不是有第五师团贻误战机,未能及时赶到的借口,他可真是百口莫辨了。现在清军几乎已经卡断了海城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第三师团恐怕也要全体埋骨异乡了。
  由于桂太郎中将这些日子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火,海城日军司令部的人员最近谁也不敢多说话,都怕不小心触了他的霉头。这天,心血来潮的桂太郎,不知想起了什么,要到城墙上巡视,几个参谋、副官只得战战兢兢的跟在他的后面。
  自从日寇侵占海城以后,老百姓死得死,跑得跑,侥幸没有被鬼子杀害、又没有跑掉的百姓,平常也轻易不敢走出家门。虽然是大白天,东街上也依然是冷冷清清,除了巡逻的鬼子兵,根本就见不到人影儿。
  桂太郎由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少将陪同,在春寒料峭中,登上了东城墙。看到师团长驾临,守卫东城的士兵们都打起了精神立正行礼。城高风大,包括桂太郎在内的一群鬼魅都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桂太郎与参谋们扶着城垛,试探着向析木城方向了望。一个副官害怕师团长中了敌人的黑枪试图去劝阻,但看了看桂太郎那冰冷、铁青的脸色,张了张嘴又把到了嗓子眼儿的话咽了回去。
  已是早春时节,城外还是一片荒凉。通向析木城的大道上空荡荡的,看不见车行马走、旅人往来;光秃秃的田野里也没有往年那种肩挑人担、牛拉驴驮的备耕景象。
  离城门口几十丈远的那棵还没有发芽的老榆树,在战火的薰烤下,越发显得没有生气。秃枝上落着的几只乌鸦,不知是受到了惊动,还是因为见到了桂太郎的狰狞,“呱呱”地叫着,盘旋着飞了起来。
  桂太郎指点着城外,不时地向着身后的一名军官询问城外的情况。“叭叭”两声清脆的枪声,把刚刚平稳下来的乌鸦再度惊起。随着枪响,桂太郎的军帽被击飞,而桂太郎身边的那名参谋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前额穿过,当场毙命。
  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吓得魂飞魄散的桂太郎带头蹲躲在城垛子后面,脸色煞白,两腮的肌肉还在不停地颤动,手下的军官更是大惊失色。一个副官连滚带爬地拾回那顶带有弹洞的军帽,不知是心有余悸还是迷信,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桂太郎说什么也不肯再把它戴到头上。待了一小会儿,他才匍匐着远离了城墙垛子,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故作镇静地命令炮兵向城外报复射击。桂太郎和海城的日军就这样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天,而这样的日子随着义勇军活动的进一步增强也越发的多了起来。
  第一部关河梦断第41~51章
  第四十一章春帆楼风波
  1895年3月19日,对马海峡,浪急风高。
  悬挂着“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的德国商船“礼裕”号和“公义”号正在驶向日本关门海峡,船上那几只高大烟囱里不断冲出的滚滚浓烟迅速逝向远方。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李鸿章,以及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参赞伍廷芳、马建忠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都在领先的“礼裕”号上。
  此刻,在“礼裕”号船首的天遮下面,李鸿章在李经方的陪同下正迎着海风卓然而立,他颌下那已经花白了的胡须随风不停地飘动着。仅仅七、八个月的时间,李鸿章就消瘦和苍老了许多,只有那两道山丘形的眉毛和双目中依然锐利的目光,还在显示这位掌控北洋二十多年,清朝末期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的威严。
  72岁的李鸿章威风一世,却不料暮年蹉跎。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淮军又在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自己多年的心血不但付之一炬,而且还背上了甲午兵败罪魁祸首的骂名。现如今,为求挽回危局,他又不得不勉强奉旨出使日本。
  李鸿章其实早就知道议和是个受累挨骂不讨好的差事:战争形势的发展,明摆着这次议和肯定要割地赔款,而只要割地赔款就会被许多国人斥责为误国、卖国。唉!想不到一世英名,到老却背上了遗臭万年的骂名。想到这里,他摇摇头不禁暗自长叹:国势积弱又岂止是鸿章一人之过?要不是自己在中日战争中确实指挥失当,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心中有愧于国,自己又何苦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尚如此奔波劳碌……
  海浪涌动,船体颠簸,甲板上的人们也在跟着起伏摇晃。看到涌起的波涛,不时将带有海腥味儿的水花飞溅在李鸿章的官服上,李经方不由得有些担心。他上前一步,扶住似乎有些站立不稳的父亲,轻声说道:“父亲,海上风高浪急,您最近的身体又不太好,还是回舱里休息吧!”
  虽然心下酸楚、凄苦,但李鸿章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表露出来。他摆了摆手,然后转过身子接过随从手上的千里镜,朝东北方向望去:近看对马海峡波光粼粼,渔帆穿梭;远望只见茫茫大海水天一色,一碧万顷;极远处隐隐约约青烟数点,那便是马关了。
  李鸿章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辽河平原战役的胜利,为他这次和谈增添了一枚极重的砝码,亦让他有了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冯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他……
  就在李鸿章为即将到来的谈判想起冯华和辽东大捷之时,冯华亦对李鸿章和马上将要进行的中日和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虽然他知道此次和谈中国肯定改变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但是自己仍然要竭尽所能,尽可能的让中国少受一些损失,为中国多保留一点儿重振国势的原气。
  冯华对李鸿章的印象大大不同于现在的很多人,他知道单纯将李鸿章评价为卖国贼、刽子手是不太客观的。“弱国无外交”是很多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可不少人却都自觉不自觉的忽略了李鸿章所处时代中国的现状,中国正处在一个最萎靡不振封建王朝的末期。李鸿章由于对各列强本质、对中国自身实力认识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他“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总体方针的提出,也导致了他一生不断对外妥协退让的事实。
  不过,有一点儿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李鸿章所签的许多“卖国条约”都是在外国列强兵临城下时签订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得到满清朝廷认可的,因此将割地赔款的罪责完全加于他一人身上是并不恰当的。虽然李鸿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一味主张外须和戎,甚至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换取满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屈辱的历史记录,但不可否认他不但是一位有识见的外交家,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他的很多见识、观点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发展和变化冯华可谓了然于胸,他明白由于朝廷上层抵抗意志的不坚定,中日双方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到底能取得何种结果,主要取决于这次中日和谈。当然谈判桌外的许多因素,如局部战争的结果、心理战和外交战的如何开展都会最终影响和谈的进程。而几天之后,就会有一件足以影响本次和谈的突发事件将在马关上演,自己必须要好好的加以利用。
  3月20日,李鸿章到达马关。翌日下午,在马关春帆楼中日双方开始了第一次正式和谈。
  这家以景色秀丽、温泉宜人而驰名四方的河豚料理店,此刻戒备森严。除了谈判人员,无论何人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所有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当李鸿章等人提前五分钟进入会议室时,日方代表早已经在里边等候。中日双方谈判开始后,面对中方率先提出的停战要求,伊藤博文的态度异常傲慢。他根据事先已拟好的条款,提出了“中方若想求得日本停战,必须交出大沽、天津和山海关;上列地区清军全部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由日本管辖;占领区日军军费由清国负担”等极为苛刻的条件。李鸿章立即明白了倭人的用意,这哪里像是谈判?分明是利用军事高压,逼迫他到这里来签字的。
  虽然李鸿章是前来迄和的,但看了这种类似最后通牒式的无理条款,他也忍不住怒气勃发,一股恼怒之情已然挂在脸上:真是欺人太甚了,这些地方乃京畿门户,让与倭人无异引狼入室。当下断然予以拒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日双方在谈判桌上仍然就先停战还是先签约问题僵持不下。
  3月24日,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继续就停战及合约条款进行磋商。为了先停火还是先允约,议和双方已经争论了好几天,因为话不投机会场的气氛极为紧张,让人不由得感到有些窒息。
  由于日本大本营中,以对华作战统帅小松亲王为首的军方态度异常强硬,伊藤博文仍然对“先答应合约条款才能停战”的立场寸步不让,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为了缓和过于压抑紧张的气氛,伊藤博文从谈判桌前站立起来,踱步到窗前。居高临下,凭窗远眺,关门海峡,碧波浩淼。他的思绪已从马关的这家著名的河豚料理店飘到了千里之外的台湾海峡,仿佛看到攻澎混合支队正在追杀毫无斗志的清国官兵;仿佛看到旭日旗已经在宝岛上空迎风飘扬,心中不由地升起帝国扬威四海的骄傲。
  伊藤博文转过身子,面对着李鸿章,语调虽温和,话语却咄咄逼人:“中堂,谈判已多日,期限甚促,和款之事应从速定夺,决不能再拖延了。其实事情也很简单,也就是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嘛!”
  听了对方这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话语,李鸿章心中更为恼怒:想当年,李中堂叱咤风云何等威风,如今却向你这岛国使节卑躬屈膝。幸好自己手中握有辽河平原之役歼敌八千多人这个重要筹码,还有周旋的余地,还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早在去岁8月,李鸿章就提出“只要能够发挥陆军的优势,打赢一、两仗,日后的谈判就会更为有利。”然而这场期盼已久的胜仗却让他足足等了小半年!想到这里,李鸿章不禁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冯华为社稷百姓拚杀出的一线光明前景感激涕零。
  看到伊藤博文还在双目炯炯的等着自己回话,李鸿章也不由得提高了几分语调:“伊藤君,大清国希望和平,但也不是没有再战的能力,刚刚结束的辽河之役当是明证!据我所知,贵国还有上百名被俘官兵尚在我军手中。”
  伊藤博文冷笑了几声,摇着脑袋说道:“不,不,中堂你错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只有尽忠为国的英雄,没有贪生怕死的懦夫,帝国绝没有被俘的军人!”
  伊藤博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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