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娘养的自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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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听他的。我给米勒写了这么一张字条：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今年的发行量仅增长了2000份而《民主党人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000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为时报联盟挑选内容时常常要把你的兴趣考虑在内而不是多达10万的读者家庭的广泛的不同的兴趣。”
　　这个字条激怒了他我也知道会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击：
　　“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没有证据。无论怎么说如果扩大发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报纸上……那我就不用操心发行量的事情。”
　　尽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我自己也越来越烦躁但是加内特公司的事情还是没有受影响运转良好。米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联社的角色中包括几次海外的突袭活动。加内特公司内部哪怕很保守的业务层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米勒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断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为主席并任命我为总裁。最后在1970年5月26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他变得温和起来并做出了他自己所谓的惊人公告──任命我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对米勒来说却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尽全力想通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反悔他自己说过的话：
　　致加内特公司所有出版人、总经理及编辑：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会上宣布了本人当选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宣布艾尔·纽哈斯为公司总裁。公布了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
　　当然美联社并不帮忙。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通讯社报道说米勒已经“引退了”。
　　我附带一份供会议使用的陈述。如我所说本人已经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在加内特公司主席将成为最高职位。
　　艾尔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称是总裁我和公司董事会指派他为首席运营官。但是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并非其职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时内由首席运营官变成了助手。我感觉到他开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从那天起事情已经很明显再怎么哄他也不能让他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了。
　　米勒65岁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里最好的朋友、罗切斯特的银行家约翰·雷明顿建议我们为保尔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
　　我们请米勒的妻子路易丝也参加筹划她的热情很高。我们把罗切斯特乡村俱乐部全都订下了邀请了全纽约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纽约州罗切斯特消息：保尔·米勒今天宣布他将退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同时还兼任美联社总裁一职在过去16年里他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的首脑。
　　米勒说他愿意继续担任美联社总裁而且将在未来至少5年里继续积极担当加内特公司主席的职责。
　　在他管理加内特期间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
　　看着他写的新闻稿我禁不住扑哧一笑。写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执行官。这位从事了一辈子新闻事业的报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给忘了。
　　到第4段他才写道：“米勒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了艾伦·纽哈斯纽哈斯担任总裁已经有3年了。”
　　的确是“退出”和“交出职位”！实际上权力早就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对米勒提出建议说新老板的名字也许应该稍微往前挪一挪。这样我们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来的5年是保尔·米勒职业生涯里最难受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使他的日子难过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实上一旦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我的态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对保尔十分关怀——我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游。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尔夫并确保他需要使用的时候公司的飞机总是能够供他调用。
　　但是他的内心充满苦痛。在董事会议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领导层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把我们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记一个大概但并不给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命运跟许多老板的命运是一样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并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应该在身处顶层的时候适时告退。
　　＊当过去曾是他们的世界以自己的新节奏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悲伤。
　　＊同事过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会转变为冷漠和轻视。
　　当上了首席执行官以后我很快调整了董事会的构成引入一些妇女、少数民族人士这是一种多样化哲学。当全部由男性白人构成的董事会格局发生变化后保尔的在场几乎不被人注意。
　　当5年的主席职位临近末期时他问可否再留任1年。那对他是一个自我贬低的举动。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对我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终于作为公司主席退休他当时已经72岁。
　　仅仅1年以后1980年1月5日他发生了严重的中风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他连四处走动都有困难他深爱的高尔夫现在只能为他提供回忆了。他受了许多年的苦本书1989年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对于一位有着许多天赋和多方面能力的人来说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这可真是让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当主席的最后几年本来是应该用来享受自己一生劳动所得的反过来他却在不快中度过。
　　我经常抱怨自己应该在他动得了的时候早早催促他退休这样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对他来说我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轻暴发户只对他的职位有兴趣。
　　回首往事我应该早一点打败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会因此而更好过一些。
　　我当时发了一个大誓到我退休的时候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话直说：弄潮者应该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
　　盖住自己的屁股
　　纽哈斯：他什么都懂因此别想糊弄他。
　　──《商业周刊》
　　1985年9月30日
　　我现在升到顶层了因此明白会有人想推翻我。也许不是立即就下手但是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某个人在觊觎我的职位并企图夺取。
　　这是人的本性某个婊子养的想要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在私人世界里这也许是某种你极想分享的东西就如同你的友谊或爱。
　　而在商业世界里目标也许就是你的职位。
　　我应该明白。我挫败了一次颠覆行为颠覆者就是我请到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一个人而且我相当清楚他希望谋取我的职位。
　　我相信应该实践下述这些婊子养的金科玉律：
　　你想对别人干的事情应该明白人家也会对你干。
　　现代的翻译是：盖住自己的屁股。
　　我并不会在对手面前逃跑大部分人努力回避对手。我相信应该对他们小心提防但彼此之间还是应该有交流。对手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跟他们保持很近的距离那你击败他们的机会就大得多。
　　卡尔·艾拉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哪怕我们彼此十分友好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他在找机会出人头地他梦想当上超级媒体大鳄现在还有这样的梦想。
　　他把几家报纸、广播电台和广告牌公司撮合起来组建了综合传讯总公司。
　　1978年我们第一次谈到兼并他的公司到加内特公司来我明白他不仅仅想要完成一次兼并活动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远不止如此。
　　我凭本能感觉到艾拉想完成这笔交易主要是因为他猜想到最后将会由他来执掌加内特公司。他的雄心使他迫不及待这就是他的一个弱点了。我是这么利用他的弱点的：
　　＊因为艾拉急于了结这笔兼并案我们就可以用比实际价格低出约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公司。
　　＊因为他没有耐心所以操之过急结果让他自己看上去愚不可及。
　　＊因为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将十分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首席执行官而且是更好的领导人比艾拉强得多因此如果他想着手夺取我的职位我猜想我就能够打痛他的屁股。他果真动手了结果我也果真打了他的屁股。
　　与艾拉第一次见面后我邀请他去佛罗里达南瓜中心在我家一起过周末这样一来彼此就可以真正相互了解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
　　南瓜中心在可可阿海滩共7公顷的面海木屋树木丛生可以看得见肯尼迪太空中心的发射架。我在那里工作和娱乐也在那里召开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这是个极其私密的处所但附近的发射架带给它一种未来世界的气氛。
　　千万不可丧失优势
　　第一天我和艾拉游泳、晒太阳、打网球。他打网球时总是作弊每次发球他的脚都严重犯规我要他注意脚部犯规。一开始他想只当没听见我的话但当他发现我很认真也就照我说的做了。这让我明白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了。
　　第二天我们谈到了业务上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同意如果能够把细节弄清楚那么两家公司的合并将是天堂里的婚姻。
　　当天晚上他离开我的书房到他的客间去给他在凤凰城的妻子斯迪维打电话。南瓜中心装有内部电话各房间可以相互通话。艾拉在他的套间曾用这个内部电话跟我谈过话。他给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忘了按“私人电话”按钮。
　　艾拉最后的谈话明确无误地通过我书房的扬声器广播出来他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亲爱的事情有办法了──我知道会有办法的。”艾拉对他妻子说“如果我们齐心努力事情能在6个月内全部办妥。我向你保证……艾尔人不错但没有我行。我们会在董事会里拉拢一些人之后我们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觉得我才是更好的首席执行官。我会赢得胜利这是一辈子才能有一次的机会。”
　　后来我和他在海浪餐厅共进晚餐是在我平时进餐的角落里这样便于谈话。他很兴奋而我很镇定。听到他想攫取我的职位的目标使我意识到他为那笔交易的完成已经流下口水了如果能够保持镇定那我就可以用更好的价格买下他的公司。
　　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下星期在图森开一个会开始进行商谈。艾拉曾在图森上过大学而我们却拥有《图森公民报》。我们两个人都很熟悉那个城市可以把自己的财务班子带去而不被人发现。
　　我远离谈判室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总是这样办的这样一来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就可以拖延时间说必须要和我商量。下午会间休息的时候道格汇报说：“他们在公司的价值上乱开价他们说什么要5亿美元。”
　　我告诉他要多听不要显出急躁的样子。当天结束他们谈崩彼此价格相差极大。
　　艾拉问他是否可以和我私下里一起吃午饭。
　　在午餐上艾拉显出他的急躁情绪。
　　“你不觉得这笔买卖很不错吗？”他问“我们会成为业内的重量级人物。”
　　“买卖当然不错但你的价格却有问题。”我回答说显出没有热情的样子。离开的时候彼此都没有再次见面的安排。
　　1个月之后艾拉打来电话正如我预计的一样。他知道我要去亚特兰大参加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召开的大会。“我们能够一起去吗？”他问。
　　我同意我们在亚特兰大希尔顿饭店我的套间里会面。他进房间来的时候仍然显出马不停蹄的样子。道格跟我在一起艾拉的律师拉里·威尔逊也跟他一起进来。
　　艾拉说他想了很久仍然觉得我们应该合并。我们能够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达成交易？
　　我让道格告诉他说我们愿意给他价值3。37亿美元的股票。艾拉让自己的肾上腺替自己做了决定。我们来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接受了3。62亿的价格对我们来说捡了近1亿美元的便宜。
　　拉近对手
　　1年之后在常规的、久拖不决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听证会之后交易最后完成。现在艾拉成为加内特公司的一部分我非常清楚我在哪里需要他。
　　我的指导方针是从《教父》里面得来的一句西西里格言：“拉近友人但对手要拉得更近。”
　　我很有信心或者有些骄傲自大毫不犹豫地把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一些席位让给艾拉还给了他两个代表的名额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代表我还请他加入首席执行官办公室。
　　当时那是加内特公司最大的一笔交易因此我认为这是对那笔大交易的价格的一部分合理的补偿。艾拉却错误地以为那是推翻我的一个办法。
　　在综合传讯总公司艾拉已经把自己确立为一流的交易者的角色一流交易者与管理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我两者都是艾拉却不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从一笔交易走向下一笔交易如同一条发情的狗。他并不关心如何管理已经拿到手的东西。
　　加内特公司与综合传讯总公司合并之后艾拉留在凤凰城原来的公司总部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