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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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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第二十一章 发动“批邓”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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