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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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
　　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辣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樱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
　　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潮。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常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耿金章宣布“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樱“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犬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