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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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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特大号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颖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嘲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
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龋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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