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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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当相信自己“正确”的时候，常常表现得十分固执，单枪匹马，个人突出，因而也就过分看重个人的成败。谈话以后，我时时警惕自己的毛病，决心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给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党。

已经是初夏了。菜园里的黄瓜蔓爬上了架，这里是小白菜，那里是小萝卜。傍晚，我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菜园里烧水，只见罗克绳老远连蹦带跳地跑来了。他一把扭住我就走，高兴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跑出菜园。

“老秦已经把你的要求向党支部汇报了。”他边走边说，“经过研究，支部认为你可以正式申请入党。”

“真的？”

“真的！我做你的介绍人。”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夜，我坐在菜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并且写了详细的自传。我不断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我走过弯路，摔过跟头，是党告诉我正确的方向，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里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现在，我长久的期待快要成为现实，我将成为党的一个成员。我忽然觉得天地都更加开朗了。

过了不久，一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山头，罗克绳领着我翻过一道小山梁，顺着林荫小路，走进一块不大的草地。月光穿过茂密的竹林，照着挂在树枝上的党旗，环境严肃异常。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脸烧得发烫。

支部书记宣读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罗克绳把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作了介绍，然后表决。

“一致通过！”支部书记宣布。

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终身奋斗到底！”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觉得，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必须不辱设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号。

转移

上班的哨声响了，车间里沸腾起来。我检查了发动机的油箱，添进了煤油，握着摇柄开动了发动机。不提防摇柄一滑，落下来，把左脚踝骨碰破一个小伤口。在厂里，手脚破点皮算不了什么，像往日一样，我也没在意。

过了半个月，伤口还不停地流黄水，时刻隐隐作痛。一天早晨，我去山后镇上采购材料，翻山越岭，来回跑了五十里，当晚赶回来，同志们又拉我去麻岭坑参加晚会演出。化装时解开腿上的绑带，小伤口已经肿了，身上也发烧，我忍着痛演完了歌剧《一根扁担换支枪》，不料散会后就站不起来了。

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送到留守处门诊所，一试体温，烧到四十度。医生用小刀划开伤口，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原来伤口内部全烂了。

第二天，我被送到军司令部后方医院，医生给我挖去腐烂了的肌肉，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足有半个菜碗口大。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伤口老不见好。心里惦记工厂，一闭眼睛，就好像听见发动机嗡嗡转动着。整天躺在病床上，心里又烦又闷。我实在忍不住了，请求医生发给我一些药膏绷带，腋下夹两根拐杖，一只脚跳回工厂去。正好半路碰见工厂派担架来接我。一回厂，我马上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调动了十几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兵工厂接到了撤退命令，连夜埋了机器，随着非战斗部队先撤。军医处和兵工厂跟着前卫部队走在最前边，刚离开茂林不远，顽固派军队就从中间插了进来。猛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脚上的伤口还是那样大，拄着拐杖走，左脚一落地，就疼痛难忍，只好临时找到一副担架，请两个农民妇女抬着，随队伍撤退。

傍晚，我们撤到宣城地界，驻在一个大村庄里。大家忙着烧晚饭，我拿出药膏和纱布，坐在厨房的油灯下换药。庄外突然响起枪声，庄子里起了阵骚乱，老乡惊慌地向四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追过来了。

同志们急忙继续撤退。没有了担架，大家轮流掺扶着我走。我咬紧了牙，紧跟在队伍后面，伤口的血浸透了纱布和绷带，流进草鞋底。浑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漆黑的夜，分不清小路的高低。队伍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的左脚猛地踢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一半，不停地流血，痛得我昏倒在路上，同志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一夜。

行动更加困难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派出了正规军和大批特务，密密地布下了罗网，来搜捕我们的同志。

队伍要渡过长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沿途经过敌人占领的许多城镇。我们这部分人不是战斗部队，又没有武器，只好化了装分散走。

我躺在一家农民的床上，无法行动。所长和同志们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发愁。我说：

“你们走吧，不要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运铎同志，大家相信你经得起考验。我已交代老乡，好好照顾你。等情况缓和一点，你再去找我们！”所长说。

“你们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死也不落在敌人手里！”

同志们换上便衣，按照指定的路线出发了。罗克绳紧紧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我催他赶快上路：

“你快走吧，过长江再见！”

罗克绳眼里闪着泪花，半晌才说：

“你要好好保重！”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我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前面有八百多里路程，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时时都可能撞在敌人手里。心想，往前走一步，就离目的地近一步。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不顾一切艰险，赶上同志们，去迎接新的斗争。

我勉强爬下地，做出发的准备。和老乡商量，换了一身破烂的棉衣，又弄到一张姓周的难民证。怕脚上的伤口被人发觉，就买了一大张狗皮膏药，贴在纱布外面。当天下午，我挽了个要饭篮子，扶着一根树棍上了路。

我成天脸也不洗，蓬头垢面，越来越像个难民了。路旁田里，死水面上已经飘浮起—层薄冰碴，寒风扫过辽阔的田野，成群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我咬紧牙，一步一步向前挨。一路上，看见一块石头，一个土堆，都想坐下来歇歇，可是一停脚，就累得倒在路旁。想到后面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同志，想到前面开辟道路的战友，我又来了力气。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不能被困难压倒。我擦擦头上的冷汗，挣扎着爬了起来。

黄昏后，拣最小的村庄留宿；天不亮，又急忙赶路。走大路怕暴露目标，专拣小路走。偶而遇见推小车赶集的农民，他们也顺便送我几里地。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更多好书请访问：。。≯一里又一里，赶往前去。

疲倦和伤口无情地折磨着我。

一天午后，太阳快落山了，忽然浑身发冷，两腿直哆嗦，我站不稳，一头倒在枯草窝里，缩成一团。剧烈的颤抖过去，接着又发高热，口里干得冒火，两眼烧得睁不开，原来是害疟疾。我连滚带爬，挣到水田旁边，大口大口吞着污水。不一会，稍微清醒了些，我扶着树棍，向前边冒着炊烟的庄子挣扎。

在草屋门前的柳树底下，一个年老的大娘坐着搓麻线。我说：

“老大娘！天黑了，叫我借宿一夜吧，天亮就走。”

我两腿一颤，就倒在墙根下了。

老大娘丢下麻卷，慌忙跑到我跟前，拉着我滚烫的手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呀？”

“逃难的。”

老大娘招呼来地的儿媳，把我扶进后院的牛棚里。那大嫂抱了一大捆稻草，铺在牛屁股后边；老大娘一手抱棉被，一手提茶壶，送进牛棚来，回身关好门，叫我休息。

“你委曲一点，睡在这里吧！这些天风声很紧，该死的汉奸天天来查，说是要捉新四军。你……”

忽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皱着眉头向老大娘说：

“妈，别唠叨了，你给他烧点开水，我找药去。”

他凑近两步，蹲在我身旁，压低嗓门问道：

“同志，你准备过江吗？”

“你认错人了，我是逃难的。”

“别耽心，我昨天带路才回来！”

“给谁带路了”我一骨碌爬起来。

“给兵工厂的同志。”

“他们在哪里？”

“赶得快还能跟得上。”

他笑着出去，不一会拿来了膏药，让老大娘拿着灯，用温水给我洗了伤口，再换好药。然后他说：

“趁黑夜赶路吧，天亮了不方便。……不要紧，我们抬担架送你。你一定很累了，就在担架上睡一觉。”

这位大哥又找来了一个老乡。大嫂搬出一个藤躺椅，上面铺了床棉被，两边绑上茶杯口粗的竹竿。老大娘扶我躺下，给我盖好被子。两位老乡抬着担架抄村边小路，一直往北走。

北风在耳边不断呼啸，天要下雪了，冷得很。虽然天黑，担架却很平稳，这条路原是我们农民弟兄踩出来的，他们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失脚的。想着就要和同志们见面，我心里兴奋得砰砰跳。可是不一会就蒙蒙胧胧睡着了。

天蒙蒙亮，已经走出六十多里，担架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他们把我安顿在一座破庙里。

“天快亮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同志们离这不远。你多多保重吧！”

“谢谢你们！”我感激得不知怎么是好，只说出这一句。

“说哪里话！自己人嘛！”

那大哥又把他们随身带的干粮全塞给我，就把担架拆开，一人挑着被子，一人扛着藤椅，我们难舍难分地告别了。

前面就是溧阳和句容交界的地方。我按约定的记号打听，没找到人。后来听说一个村子里住着工人，我急忙赶去，到那里已经半夜，我怕惊动大家，就借村边一间小屋住下了。

不料第二天清早，天还不大亮，村里起了枪声。我惊醒过来，慌忙下床。留我住宿的老大爷披着衣服，把我连扶带拖，跨过小菜园的篱笆，转进一道土沟，送到另一个村子上。

原来有一群特务，打听到消息，混进村里，拿着手枪堵住了罗克绳带领的那一个小队住屋的门。罗克绳他们用石头砸，用扁担打，勇敢地往外冲，敌人就开了枪。

这一次，六个同志被捕了，里面有四个党员，两个青年队员。他们是黄虎胜，于志修，张先哲，张光先，余长海，还有罗克绳，他受了重伤，没有冲出来。

敌人把被捕者捆在大庙的柱子上，一个个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新四军活动的情况。同志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大殿上溅满了血。但是没有一个人屈服。在他们心里，有一道攻不破的防线，这就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意志。这道防线，永远不会崩溃。

当天下午，狗特务把我们的同志转交给日本鬼子。敌人都一样残忍，也都一样愚蠢。日本鬼子用水灌，用火烧，照样得不到什么东西。

鬼子派人在村口大道旁边，连夜用木板搭起一座大台子，又逼着老乡们在台下面挖了六个坑。他们想用屠杀来恐吓人民。大清早，走狗们敲着锣沿路吆喝，鬼子兵端着枪，挨门挨户把大人孩子都赶到台前去。

凄凉的北风扬起灰蒙蒙的尘土。我们的战友被推到台前。许多老乡看见他们血淋淋的模样都哭了，敌人就拿鞭子乱抽乱打。战友们激昂地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容跳进了土坑。台下成千人的呜咽，变成了痛哭。敌人慌了，拿起铁锹直往坑里填土。战士们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秒钟，决不屈服！死亡永远不能征服人民的战士。

这天夜间，地方上的党支部同志把我送到一个小学校去。他们得到紧急指示，向敌人展开反搜查斗争，保护自己的同志。我刚进门，一个穿棉袍的商人打扮的人向我扑过来。

“老吴，你可来了！……”

原来是秦永祥。他也是那天脱险的。我们紧紧拥抱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想起那些英勇牺牲的同志，我们都禁不住流出热泪。

这里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打扮的男女青年同志，我都不认识。他们也是被敌人冲散的。我们编好小组，准备作更艰险的行军，穿过敌人占领的常州城，渡过长江。

秦永祥、我和四个女同志编在一个小组。因为我正闹病，需耍休息，只好晚些出发。农民同志们日以继夜地防护在小学校的四周。

过了两天，我们这一组拂晓出发，带路的同志领着我们悄悄走到一条小河旁，钻进了船仓。进城的男女老乡也上了船。船开出二十多里，星星才隐没在青苍色天幕的后边。

机警的带路人领着我们混过故人一道又一道关卡，旁若无人地走过常州城内萧条的大街，城外小河里早有一只小木船等着我们。

出城二十五里，船行到了最后一道岗哨。一个汉奸拿着一根皮鞭，从碉堡那边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鬼子兵。他们跳上了船。汉奸站在仓口，把头伸过来喊道：

“检查！”

我暗地扯扯老秦的衣角，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虽然没说话，我们已经得出共同的结论：万一暴露了，先把这两个家伙推下河！……

鬼子兵站在船头，只顾伸手向船夫讨美丽牌香烟，叫着：“美丽美丽！”鬼子愈来愈穷，连香烟也抽不上了。

坐在仓口的带路同志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元，交给船夫塞过去。鬼子兵眉开眼笑地向那汉奸一嘟嘴，扭头走了。

前面就是长江，暴风掀起雪白的浪头，冲击着堤岸。江边停着几只破旧的小渔船，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颠簸着。敌人的军舰来回巡逻，封锁了江面，看见渡船就用机枪扫射。为了尽量减少牺牲，我们小组又分开单独行动，各人找港口设法渡江。老秦看我的伤口没好，行动不方便，跟我留在一起，好随时照顾。

我俩一整天都伏在堤岸上，观察敌舰的动静。身子紧贴着地面，动也不敢动。狂风过后，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江上灰蒙蒙一片。

“来了！”老秦轻轻拉了我一把。

只见下游飞驶过来两艘鬼子军舰，浪花翻滚起来，有一丈多高。接着响起一阵清脆的机枪声。

“又有人受害了！”老秦愤恨地说。

身上冻得有些麻木了，不远的江堤下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屋，大概是渔人歇脚的地方。我俩跑进去，想找些吃的。屋里却一点烟火气也没有，尘土盖没了脚面，严寒把蜘蛛赶进了墙缝，小屋四壁透风，几块烧得焦黑的土块砌的小灶也塌了。它的主人呢？

墙角灰烬旁边，有几块红薯皮。我说：

“这里一定有人往，你看……”

“有人就有办法。”老秦说。

果然，黄昏时候，一个老渔夫背着一捆柴过来了。我们帮他生了火，老人问道：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准备过江！”

“过江？这可不是玩的！一点不好就把命送掉。这一带你们有熟人吗？”

“没有。”我和老秦同时回答，“请你帮帮忙吧！老大爷。”

“不好办啊。……”

老人从布袋里倒出几个红薯，拨开通红的火灰，把红薯埋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围着炉火谈了一夜。天快亮，老秦凑到老人眼前，亲切地说：

“老大爷，跟你说实话，我们是新四军，得到命令要转移到江北去。你帮帮忙吧！”

“你们是新四军，怎么不早说！拼上不要老命，我也要送你们过去。你们放心好了，有我就有你们。”

兵舰上的绞锚机隆隆响起来了。老人招呼一声，我俩跟着出了小茅屋。外面积雪很厚，我们后脚套前脚，脚印叠脚印，一直走到港口，准备趁兵舰到上游巡逻的空隙冲过江。

我们上了小渔船。老渔夫撑着舵，摇动后橹。我俩坐在船旁，使劲摇桨，顶着西北风，破浪前进。小船行驶在汹涌的波涛上，一会抛上去，像要离开水面，一会又陷下去，周围的浪头就像一堵堵的围墙，浪花直往脸上扑，紧张的搏斗使我忘记了伤口的剧痛。到达北岸以后，都累得满头大汗，而衣服上却结起厚厚的冰块了。

我们终于到了苏北。

一进黄桥镇，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老乡们挑着鱼肉，背着成捆的鞋袜，慰劳参加黄桥大战的战士们。原来就在我们突围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向苏北我军也发动了进攻。被复仇烈火鼓舞起来的战士们，把顽固派一个军赶进一条河里，饱饱赏了一顿机枪手榴弹。敌人死尸压死尸，填满了河沟。殷红的河水被尸体堵塞，溢出堤岸来。连顽固派军长李守维也淤在河底，喂了王八。

当天晚上，我瘸着腿跟老秦兴奋地参加了庆祝黄桥战斗胜利的军民大会。

反“扫荡”

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了，党中央决定在苏北成立新的军部，全军扩大为七个师，坚持华中抗战。军司令部成立军工部，领导建立修械、炮弹、手榴弹等兵工厂，加强作战的力量。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工人都成了建厂的骨干，秦永祥被派到修械厂，我担任了军工部党支部书记。

我的伤口一直没长好，现在生活一安定下来，连脚背也红肿了。眼看着无数同志千方百计地到处搜集破铜、碎铁、烂机器，我又怎么能只顾个人的一点伤痛呢！不久，军司令部决定要建立子弹厂，军工部长对我说：

“老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可是别人也没造过；更糟糕的是一无材料，二无机器，困难当然困难，不过革命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要发挥革命毅力和创造智慧，总能想出办法。”

还有什么可说呢。让一个战士去执行严峻的战斗任务，这是党对他极大的信任，因为党相信我们不会碰到困难就向后转，成为可耻的逃兵。我应该珍重这种信任，愉快地接受任务。

终日狂风大雪。我们驻扎的古庙盖满了白雪，院子里柏树的枝都压弯了。我站在台阶上，望着墙根出神。那里散乱地堆着搜集来的许多破铜废铁，也有钢轨，也有铁板。我们的子弹厂就要从这堆废铁里诞生出来。

大庙的正殿里耸立着三尊大佛，斗大的脑袋一直顶到大殿的屋顶，成天眯着眼睛，猜不透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在佛座下铺了稻草，挨着窗棂架上案板。古庙的大殿便又是宿舍又是车间了。

东西配殿做了修枪厂。我去领了几发步枪子弹，把弹头拔掉，仔细地量着子弹各部分的尺寸，计算了材料的重量，记在日记本上，成天地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

我先制出一副弹壳模型，但是制弹壳要用铜。这类材料很缺乏，只有要求每个战士珍惜每一颗空弹壳，把保存的弹壳汇集缴回工厂，由我们用钢模压制，使它恢复原形，再造成子弹。不过弹壳底部的火帽在放射时被撞针击毁了，必须换成新的。我们没有做火帽的铜片，只好把那些不能再用的裂口空弹壳剪开，锤成薄片，来代替火帽材料。

我就这样守在大殿里，不分昼夜地干。冷风时常从雕花的窗缝钻进来，手冻僵了，脚上的伤口发痒了，我就离开木案走动走动，往手上呵呵热气。

在敌人重重的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只好去寻找代用品。我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准备用酒精泡开，制成起火药。但是找不到酒精，就到小铺里打了二斤老烧酒，又做了个洋铁罐子，把烧酒蒸馏一下，当酒精使用。谁知火柴爆炸力太强，不适合做起火药。我又跑到厨房里刮下锅烟子，掺在一起，才配成了起火药。不过，红头火柴需要很多，根据地不出产这东西，从敌占区运来又不方便，后来我们到药店里买了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缴获来的各种炮弹用不着，都堆在那里。我把它一个个拆开，取出炮弹壳里的发射火药，又做了一个小铜碾子，把它碾成碎末，做子弹的发射药。这种易燃物体，磨擦过度容易起火，把人灼伤。所以每次碾末都要特别小心。

制造弹头的材料更缺乏。我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是铅经不住高热，放射时，铅头子弹经过枪管，把柔软的铅渣填满了枪管的来复线，步枪有被炸毁的危险。最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尖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实验就完全成功了。

接着还要制造机器。我从废铁堆里找出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个洞安装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冲床”。修械厂也为我们制造出一批手模、冲子等简单的工具。上级又调来一部分人员，成立了子弹实验厂。

实验工厂刚开工，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这天，吃过早饭，庙里的大铁钟响了，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我连忙把那些零碎工具装进袋子，背上就跑。刚出庙门，六架敌机迎头冲来，只听耳边一声呼啸，三颗炸弹同时落下，我顺着雪堆滚下斜坡，车间立刻发出震耳的爆炸声，砖瓦木梁嗖嗖从头顶飞过，烟和尘土像浓雾似的迷漫了大庙，倒塌的屋顶埋住了机器，佛像也被炸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敌机没发现目标，打一阵机枪飞走了。

随着轰炸，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

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