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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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歪，呲牙咧嘴。敌机没发现目标，打一阵机枪飞走了。

随着轰炸，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

黑夜里，各厂同志冒着风冒，把机器、材料拾上了船，沿着小河向东北海岸大荒地撤退。坚固的冰块封闭了河流，船只挤在河里开不动，同志们卷起裤脚，跳到冰块上，抡开大锤砸破冰块，开辟前进的道路。

夜间看不清四处景色，怕暴露目标，也不能点火把，往往脚下一滑，人就扑通掉到水里，大家又撇下机器去抢救伙伴。湿透的衣服被冷风一吹，立刻结成冰甲。女工同志们背上背着孩子，手里握着竹篙撑船，男工同志们曳起纤绳，沿着堤岸一步一步往前拖。岸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钢刀一样的冰刺，碰到我左脚的伤口，引起一阵阵剧痛。

凶恶的北风扫过灰色的海洋，扫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扫过海岸熬盐区的盐堆——成群的盐堆耸立在海岸的荒滩上，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岛屿。暴风夹着盐粒和雪花，冲到人身上，渍得肉疼。在这个咸土地带里，草木不愿生长，飞鸟也不愿歇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盐民的茅屋，点缀着辽阔的荒原。

我们在茅草屋里安了家，架起机器重新干起来。荒凉使人们忘掉大米和白面，连玉蜀黍也看不见了，黄豆吃完吃绿豆，大麦吃完吃红薯，最后连红薯藤子也吃了。井水河水全是咸汁，雪水成了甘露。

后来敌人追到荒滩上来，我们又化整为零，并且派一部分同志带些机器上了大盐船，张开大帆，在海上建立了分厂。就这样，我们坚持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

荒原上转过风向，东风带来了雨季，终日一阵风一阵雨，半个多月太阳不露面，茅草棚子塌的塌，漏的漏，同志们撑开军毡，照常工作。这里百十里路没有人烟，运输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暴雨，补给就完全断绝了。材料、粮食眼看快完了，我们只得离开海边，转移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

人工挖掘的河渠，像蜘蛛网一般交错在苏北平原上，除了河流，就是水田。初夏时节，河堤上飘着鹅绒般的柳絮，褐色的小燕子满天飞，巨大的风车在堤岸上旋转，农民们忙着往稻田里灌水，赶插早秧。在那绿色林阴下的茅舍里，我们的工厂又开工了。

那时候，不光要有战斗精神来劳动，还要随时准备作战。每个工人都带着两种武器，除了钳子、锉刀以外，还有步枪和手榴弹。工人们平时都把子弹压进步枪的弹仓，放在身边。

秋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忽然听见小河里有汽艇的马达声，接着机枪扫射起来了，掷弹简在河岸上炸开，烟雾淹没了沿河的柳林。敌人偷袭我们的工厂来了。

工人们立刻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沿河岸散开，抵挡敌人的进攻。敌人的汽艇靠不了岸，像掐掉头的苍蝇，直在河心里打转。工厂就利用这个空隙撤退。女同志和工人家属先顺着隐蔽地带转移，机器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的就埋起来或是丢在池塘里。

我们撤退完了，日本鬼子冲上岸来，炸毁了机器座子，烧了房子，又紧紧跟踪追来。

各厂的工人们迅速编成了战斗小组，边打边向阜宁转移。当时我是子弹厂的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领着一个青年工人小组，掩护家属和照管机器、材料。这一支队伍连老带少一百多人，妇女们有的生病，又有孩子。那些娃娃们，有的刚会走，有的还没断奶，一有动静，就哇哇大叫。行走起来队伍拉半里长。青年工人们就前前后后来回跑，扶大人，背孩子。到了宿营地，这些年轻小伙子，要担任警戒，又要四处找粮草。刚阖上眼休息一下，又要出发了。

兵工厂是敌人的眼中钉。敌人紧紧地跟着追击，一步也不放松。敌人到东，我们就到西；敌人向前扑，我们就向敌人后面铅。我们不是战斗部队，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胜利。

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四面环河的村庄，打算在这里整理队伍，休息一下，做顿饭吃。同时把一些半成品埋藏起来，减轻行动的负担。两个同志帮我把东西抬到一个小菜园里，刨了几个坑，把一个个小箱子放进去。忽然，邻庄鸡飞狗叫，老乡们拖着孩子，向庄外奔跑。

鬼子又追来了。

这庄子只有一条木桥出进，再慢一步，撤退就来不及了。我对他俩说：

“你们快回去，带着队伍过河，绕到敌人后面去，我埋完东西，再去找你们。”

敌人很快到了南河岸，木桥被我们拆了，敌人站在桥头向庄子里乱打炮。我填完最后几土，又在坑上盖了些烂草和树枝，弯着腰往河边跑，敌人发现了，打来一阵乱枪，脚下土噗噗冒花，我一翻身滚下河堤，嘴里咬紧手榴弹的布袋，左手举起步枪，游过了小河。

军工部带领各个小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退到阜宁去了。我们这一小队跟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络。

我们只好向西北方的阜宁前进，沿途又收容些前面掉队的同志。白天行动不方便，就在树林里休息，晚上互相牵着衣襟赶路。绕过那些火光闪闪的被难的村庄。就这样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来月，天气转凉了，田里的稻子也黄了。最后我们走到一处叫丁家渡的地方，忽然发现陷进敌人的包围圈。

这里四面都是河流，又是开阔地带，如果被敌人发觉，连隐蔽的地方也没有，必须连夜冲出封锁线。我把队伍带到一道土埂下面隐蔽起来，和一个同志去找船。

我俩轻轻走进村外一个小茅棚子，擦亮一根火柴，唤醒了主人。这个农民听说我们是新四军，马上拉我们往河湾跑，那儿正锁着六条船。

“这船是‘瓦房子’的，向他们借用一下吧。”他说。

原来“瓦房子”指的是地主。我们又翻身往瓦房子跑，好说歹说才叫开门。

“深更半夜，又不报丧，干嘛砸门啊！连个安稳觉也不叫睡吗？”地主气势汹汹地说。

“船借我们用一用，弄坏了赔你的。”我说。

“哼！你们新四军还赔得起船呀！”地主眯缝着眼睛，坐在太师椅上，装着打瞌睡。

时间是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一边谈，他一边打呼噜。我急得把驳壳枪掏出来，枪栓拉得哗啦响，大声说：

“干脆，你说：借不借？”

地主立刻吓得变了脸色，浑身哆嗦，又是作揖又是打拱，连说：

“借……借……借！”

“你早该说借了！”领路的农民得意地笑起来。

当天夜里，大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淋着倾盆大雨，我们把机器和材料搬上了船。风大雨大，孩子们饿得直哭，妈妈焦急地把干瘪的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也哄不住。我们是逆流而上，河里涨水，船直往后退。当地许多农民得到消息，半夜里跑来帮助拉纤。响雷在头上爆炸，一道道闪电照得眼花。

船行不远，碰到敌人预先布置的封锁网。敌人把河岸上的大树砍倒，一排排埋在河中，树和树之间用铁条连上打牢了。我们跳过河里，拿钢锯锯断铁条，农民们在树桩上系上粗麻绳往外拔。从河里拔掉三根大树桩，大家一齐使劲把船硬拖过去。在丁家渡口，又碰上同样一道封锁网，也照样被突破了。

这一夜，我们简直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人人睑铁青，被疲乏、饥饿、寒冷折磨得站也站不稳。体质弱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这里离阜宁有六十多里，还要通过反动地主武装土匪控制的地区。我们顾不上休息做饭，抬着病号，互相搀扶着，继续向前赶路。

傍晚，刚渡过漕河，武装土匪果然扑过来了。数百人摆开扇形队伍，想把我们压进大河里。我们趴在河堤上抵抗，十多枝枪压不住敌人的气焰。正危急间，侧翼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住在附近的我们的战斗部队赶来了。

土匪们丢下死尸，扭头就往回跑。我们紧跟着队伍冲上去，像赶鸭子一样，把土匪挤到一个大院子里，抓了俘虏。

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过了一夜。战斗部队的同志们给我们做饭，安置住处，就像招待客人一样。第二天又护送我们离开了战斗地区。

我们这小队，终于到达上级指定的归队地点，人员—个没有损伤，机器没丢失一件。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把敌伪军赶出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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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负伤

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把我们这些兵工干部和工人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去，建立更多的兵工厂。

军工部吴师孟副部长带着一部份同志去二师，那是罗炳辉师长率领的部队，驻在淮南根据地（包括安徽省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我也被派到淮南去。

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打了五十多天。日夜作战和转移，我左脚的伤口弄得愈烂愈大，成天淌脓流血。医生说伤口已成了慢性溃疡，没有特效的医疗方法，要我每天露出伤口晒太阳。

早晨，太阳越过村东头的大树梢，我坐在墙角，地下背靠着墙，解掉绷带和敷料，把伤口伸在阳光下晒。同志们在屋里忙着化装出发，窗口不停地传出打闹的嘻笑声。

从苏北到淮南要步行几百里，要超过敌人盘据的村镇、炮楼、公路和重重封锁线。怎样完成这艰难的行军任务呢？我瞧着伤口直发愁。

同志们在找我换服装，小鬼拿着一套旧便衣，带头跑出屋来。

同志们见到我的伤口，都默不作声。一会，钳工老李说：

“老吴，只要有我们，抬也把你抬到淮南去。”

是真的，只要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这多年来在战斗中，在建立敌后兵工厂的斗争中，我们度过了多少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越过黄河故道，我们向敌占区挺进。上级为了我们的安全，特地派遣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我们。我们日夜赶路，不时还要进行小的战斗。急行军时，部长把马匹让给我骑，在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一个月后，我们胜利完成了这次战斗行军，进入了淮南根据地边境，在高良涧乘上了大帆船，一路顺风驶进了洪泽湖。

朝雾迷漫，湖水连天。渔船结队撒网，水鸟不时惊起四飞。

芦苇丛里突然驶出一队船支，一字摆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主力舰船头上架上小钢炮，甲板边缘堆着沙袋，船舶四周挂满半寸厚的大铁板当装甲，这是我们的海军——二师巡湖大队。

主力舰上打旗语，要我们落帆受检。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军部派来建立兵工厂的，舰队里立即爆发出欢呼声，指导员领着舰队的战士们，送来许多大筐的鲜鱼和菱角，舰上的战士们挥着手直嚷嚷：

“同志们！没有别的慰劳，吃点鱼罢！”

“同志们！多给我们造些炮弹！”

一进大门就遇到这样好客的主人，弄得真过意不去。同志们的信任，这是更珍贵的礼物。它给了我们更大的鼓舞和信心。

到了二师司令部，罗师长陪我们吃饭，晚上又陪我们一同坐在地下，看文工团演戏。人人都盼望在这里赶快建设起自己的兵工厂。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吴师孟担任了二师军工部部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六十万发。军工部派了二个钳工，一个锻工，二个车工，二个小鬼算学徒，连我一共八个人。在这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里，要建立起工厂。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多的，但困难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什么呢？只要有党的领导，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连日地拉肚子，真是“内外夹攻”。只好到医院取点药来，一边治，一边工作。

一年要生产这么多的子弹，就必需要有生产子弹的设备和机床，这些庞大而又要求精密的机床又从哪里来呢？我们决定从自己设计开始，把各种机床制造出来。

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的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作为我们制造机床的材料。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一部四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村上农民腾出两间茅草屋子给我们当车间，背包—放就算安了家，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

交给我的任务是设计各种机床。制图用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是用木片钉成的，一个小学生用的破旧圆规，两支铅笔。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制图仪器。借来当床用的门板，铺上一张白报纸，权当绘图板。

机床的设计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未进行的，也不可能硬搬现成的理论，因为我们缺少材料。某些机件的制造需要大型工作母机，而我们仅有一部四尺车床。大的锻造机件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只有十二磅。较大的铸造件也无法制造，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用人工拉动木风箱鼓风的小熔铁炉。此外还要考虑战斗中的转移，机床也不宜过大。最重要的，还得看我们收集的材料怎样，有什么就利用什么。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立脚点，如果不从这里出发，想像得再完美，在实践中也还是不顶事。

茅屋没有窗户，东西墙上临时掏开两个小洞，早晚随着太阳转向，搬动那扇两用门板、借着墙洞透进来的亮光，绘制图样。有时候也跑到车间作实验，寻找设计上的缺点，检查代用材料的性能，使设计更切合实际。

当弹壳大冲床的图样完成的时候，我们立刻分成三班干活，昼夜不让车床停歇。每天鸣叫头遍，我上最后一班。我们常常一连几天通宵不睡，黑夜接着白天，干了一班又一班。有时过于疲倦，就倒在机器旁边，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醒来，用冷水擦擦脸，再接着干。吃饭时，炊事员把饭送到车间来，我们也管不得满手油腻，拿起碗筷就吃。

一天黄昏，材料科的牲口大队，运来大批材料。牲口背上的驮篮里满装着破铜碎铁，还有几匹牲口驮的是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这是打扫战场时收集起来的。

我们跑出车间，帮着卸驮篮。赶牲口的同志把鞭子往腋下一夹，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旧纸糊成的小信封，里面有张纸条，是吴师孟部长写来的指示：

“……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我们停止了制造机床，来抢修炮弹。这批炮弹没有一个零件，只剩一个空弹壳，不是修理，等于重新制造。我们找来一颗同类的完整炮弹作样子，依样画葫芦来制造每一个零件。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①。我们当时没有制造雷汞的材料，前线又急迫的需要炮弹，要能很快得到雷汞，办法只有一个，从旧炮弹里去挖取。

我收集了一些旧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在历次战斗后，在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一些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我把这些形形色色的炮弹的雷管拆卸下来，浸在洗脸盆里，放在宿舍的床底下。【wＷw。ＷＲsＨu。cＯm】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是白天黑夜里，只听见敌人的大炮轰轰声，想到自己的炮兵还在焦急的等着我们的炮弹，看着浸在脸盆里的雷管，这叫人多么焦急啊！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天早晨，早饭后，同志们都到车间里工作去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关好门，把脸盆搬到桌上，我坐在桌旁开始挖炸药。我从脸盆里拣了一支最大的雷管。仔细的观察了一会，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我认为没事了，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汞表面一层，内里还是干的。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炸药的表面，轰的一声，这支雷管就在我左手里爆炸了。

眼前火光一闪，泡雷管的脸盆里，红成一片。左手炸掉了四个手指，肉和皮炸得飞起来，贴在墙上，贴在桌面上。左腿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眼直淌血，什么也看不见了，脸上炸了几个洞，浑身麻木得失去了感觉，反而不知疼痛。

我赶紧用右手握紧左手手腕，阻止流血。低头一看膝盖的伤口，直担心腿骨炸断了，全身就像着了火，急得我在屋里来回跑，不知怎样才好。

车间里工作的同志们，听见宿舍里爆炸，赶紧丢【文！】下工具【人！】就跑。那【书！】些家属【屋！】大嫂们，丢下孩子也跑来。大家忙着绑了个担架，把我抬到了医院。

院长和医生们都忙着为我准备手术。他们为我洗伤口，消毒。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把衣服剪成碎块。

天黑了，解放区没有电灯，没法动手术。只好等到天亮。可是这天夜里，死亡严重地威胁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陷入了严重的休克状态。

同志们白天黑夜看守着我，想我是活不成了。但是我还有一丝气息，脉搏仍在微弱的跳动着。但有时醒来，睁大一只右眼，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同志们急得把我牙翘开，天天给我灌凉开水。大小便尽拉在病床上，害得护士同志们成天为我换床单。

这些日子里，同志们都在为我的生命担忧，吴师孟部长也特地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

后来护士同志们告诉我，说我在白天或是深夜里，时常猛地从床上跳下来，一直往大门外跑，挥舞着缠着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哪！”

可是，我左腿负伤很重，身体衰弱不堪，跑出大门不远，就摔倒在大路旁的水稻田里。

整整地过去了十五天，这天下午，我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恢复了知觉，额角上沁出细汗，身上有些闷热，我推开被单，衰弱地喊了一声：

“渴。”

值班护士小张惊喜的凝视着我，突然她一转身，拔腿就跑，一时，院长、医生和护士，都赶来了，挤满了病房，同志们为我获得了生命感到高兴。护士同志赶忙端来开水，一匙一匙往我嘴里喂，我深深感到阶级友爱的温暖，感到革命大家庭的幸福。

三天以后，我被抬到手术室，继续做完左手伤处的手术，据说第一次手术，因我休克不醒，手术只作了一半。

我左手捆满绷带，左腿膝盖处也捆着绷带，摸摸脸，也全用纱布绷带裹起来了，只露出嘴和一只眼。伤口不时疼痛，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冬天来到了，窗外飘着雪花，北风呼啸，穿过病房破墙缝隙，不时引起人们的寒噤。我成天躺在病床上，望着日落日出，数着心脏的跳动。我尽力排除心中一切不安的影子，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工厂，想到那些未完成的机床设计，心里便非常不安。弄得长夜不眠，我想我这时能做点工作该多好啊！

一个深夜里，伤处剧烈疼痛，我再也不能入睡。想起那些机床的设计，叫人不得安宁。我想利用躺在病床的时间，把每部机床的结构都想好，等我出院后，在设计工作上，就可赢得很多的时间，加快建厂的速度。我一直想到天亮。

次日中午，值班护士离开了病房。我想把自己想好的设计方案和机床结构记在自己的小本上。我从枕头下取出了日记本和钢笔。可是躺在床上，一支手仍然是无法工作。我用两手腕关节顶住床板，死劲挣扎着坐起来，手腕一出力，左手伤处疼痛难忍。我只得倒下去稍事休息，第二次我一死劲，终于坐起来了。我满心欢喜的打开小本，记录机床设计的方案和结构草图。

护士小张提着一壶开水走进病房，惊愕的瞧着我的左手，突然说了一声“不好”，扭头就跑出了病房。

护士的惊愕，弄得我难解，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左手伤处湿辘辘的，我抬起左手一看，白色绷带全变成红的了。鲜血穿透敷料和绷带往下滴。

医生和护士赶忙跑来，解开绷带和敷科，从伤口里喷出一线血流，直喷到病房的墙壁上，原来是我在坐起时，手腕关节顶在床板上用力过大，震断了伤口内的动脉血管。

血不住地喷着，医院没有血管钳，太阳下山了，动手术也不可能。护士用橡皮管扎紧手腕，血流仍在缓慢的渗着，最后在这茅屋病房的屋梁上，拴上一根绷带，把我的左手高高地用了一夜，次日天明后，我又被送进手术室扎血管。

我的秘密很快被医生发觉了，院长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没收了我的小本和钢笔。我只得成天躺在病床上，想着机床设计，硬记在脑子里。

一天，司令部周参谋长到医院检查工作。他来到病房，沿着病床，依次向伤病员问好。最后，他走到我的床前，查看了病床前挂的牌子，他看了我一会，问道；

“你是拆信管炸坏的吗？”

“是的。”

他坐在床边，摸摸我的额角烧不挠，看看水杯脏不脏，被子是不是单薄，又问伙食好不好，窘得我不知怎样应对。

“一切都好！”我喃喃地说。

“真没有—点困难吗？”

“就是没法工作。”

“那你就好好休养。”参谋长微笑着说。“你不要为残废耽心，一个革命战士，只要心在跳动，他就能工作。”

首长的话，给了我鼓舞。但也加重了心思，只想早日回厂工作。

在医院同志们的细心治疗下，脸部的伤口已愈合，体力也趋渐恢复，我终于能起床走动了。只有手和腿上的伤口，老不见小。

窗外柳枝吐出了新芽，春天又来到根据地。

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