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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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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恩
译者：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
自 我 论１
作者前言
变幻无常的影子，你们又跟踪而至，你们早已使我不得安宁。
莫非我的青春烈火已经冷却，你们究竟何时才会消停？
歌 德
前言的写法各有不同。有时候，首先论证一下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必要的。然而本书似可不必如此，因为关于个人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品德教育心理条件的意义问题，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１９８３）上已经有过相当详尽的讨论。这篇前言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的文献史进行考察，因为认真评述有关著述势必需要好几大卷的篇幅，而简单列举一些书目又不会有多大实际价值。
但是，作者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既已有年，因此有一个责任是他在读者面前不可推诿的，这就是要说一下，他这本新著与他先前的著作有什么不同。
三十年前，我发表了研究个人问题的第一本小册子，但写得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是引用一些例证来说明一些众所周知的道理。自撰写《哲学百科全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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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 我 论
卷（１９６４）的“个人”这一条目时起，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专题讲座以来，我开始有了比较认真的理论思考。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个人社会学》（１９６７）一书，就是在列宁格勒大学专题讲座的基础上产生的。
此书多蒙读者厚爱，荣获了苏联社会学学会的一等奖，已经译成几种外文译本，其中德文译本（１９７１）并且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
在６０年代，“社会学”和“个人”
①这两个词有过特殊的吸引力。此外，《个人社会学》一书还提出了前此我们没有讨论过的某些问题。社会角色这个范畴被个人社会学理论所采用，从众行为问题的讨论促使苏联心理学家作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教育、个人形成和社会化这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等等。
但是，由于考察问题的角度过于宽泛，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表面化和笼统化。
该书刚一出版，我就感到有必要重新改写了。可是，如果完全依照原来的规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我说来不仅力不从心，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在６０年代，许多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到这时已经有了大量的专著。根据显然不完全的文献统计材料，仅自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间，苏联就出版了两千多种研究个人社会学、个人心理学、个人经济学和个人法学问题的专著和论文②。因此，我没有改写和增订《个人社会学》一书，而是着
①，或译“人格”。——译者A B C D E F G H②参见国家萨尔帮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
《社会科学著作年鉴》，列宁格勒，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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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３
手深入研究思考个人问题的各个方面，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从跨学科的广阔角度进行考察。
结果就产生了若干主题互相连贯而又各自独立的论著。
在一系列论述不同年龄期和社会化诸过程的论文中，在《青年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７９）
和《高年级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８０、１９８２）这两本教学参考书中，在集体著作《童年民族学》（莫斯科，１９８３）中，论述了个人形成（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的年龄期问题。在研究青年友谊问题的几篇专论和《友谊伦理心理学概论》（莫斯科，１９８０）一书中，讨论了人际交往与个人形成和人格显示的问题。最后，在《发现“自我”
》（莫斯科，１９７８）一书中，探讨了个人的深层核心和个人自我意识发展的规律性。现在这本书则是对个人问题这一侧面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它以更多的文化史材料和心理学材料来说明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用专门学科的材料讨论实质是哲学性的问题，而又想避免抽象的哲学思辨——斯库拉这个六头女妖，同时避免过分尘世化的经验主义——卡律布狄斯这个海神与地神的女儿，这么做是困难的和冒险的。
更何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自我”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认识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因而也给自我中心主义留有广阔的余地。文化史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使一个学者把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人的形象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遍标准：如果我们非常重视个人的独特性和积极性，并且认为到处都应该是这样，那么东方的“无为”和“无自”原则就会显得非常奇怪。职业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使一个学者把他那门学科的特殊认识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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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自 我 论
绝对化，例如，凡是不能用心理学实验取得和验证的东西，有些心理学家就干脆不予考虑，而历史学家有时又会认为心理学实验毫无意义。最后，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造成各自年龄、性别和个人特点的绝对化，例如，一个喜欢反思的人往往会把自我分析视为个人成熟的必要素质，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自我分析却可能是一种有害的“自我苦思”。
还有其它种种困难。
其中一个就是专业文献浩如烟海。
仅以１９７９年这一年而论，国际资料索引《心理学文摘》在“自我概念”
、“自尊”
、“自我评价”和“自我知觉”这几项栏目中，就载录了一千多种学术论著（１９６９年只有约四百种）
①。
新的文献就是新的信息。近十——十五年来，学术界对个人的恒定性与可变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人种学和语言心理学的“自我”研究等等揭开了进一步发展的远景。
然而，还是歌德说得好：“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
怀疑会随着知识一起增长。“
我们的知识分配极不平衡。论述儿童和青年自我意识的著作汗牛充栋，在这个背景上，对成年和老年人生命世界运动情况的不甚了了显得格外突出。经验知识同理论知识脱节以及隔行如隔山的情
①并见下列评述性著作：怀利，Ｒ。
：《自我概念》，林肯，１９７４—１９７９，第１—２卷；韦格纳，Ｄ。
Ｍ。
和瓦拉切，Ｒ。
编：《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
》，纽约，１９８０；林奇，Ｍ。
Ｄ。等编：《自我概念》，剑桥（马萨诸塞）
，１９８１；罗森堡，Ｍ。和卡普兰，Ｈ。
Ｂ。编：《自我概念社会心理学》，阿灵顿海茨，１９８２；苏尔斯，Ａ。
Ｊ。和格伦华德，Ａ。
Ｇ。编：《“自我”心理学透视》，希尔斯代尔，１９８２—１９８３，第１—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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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５
况也很严重。
研究人的各门科学甚至还没有统一的术语。
例如，“羞耻文化”和“过失文化”这两个文化学术语，虽然是派生于羞耻和过失这两个日常概念的，同心理学对这两种体验的解释却并不一定吻合，同时，这种心理学解释本身也是众说不一的。如果一个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专家写道，古代希腊人没有“良心”
这个术语和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古代希腊人没有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良心。一部跨学科专著的作者必须了解清楚，哪里是用不同的术语讨论着同一些问题，或者与此相反，哪里是用同一些术语讨论着不同的问题。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读者对象和风格问题。如果这是一部单科性的专门著作，那么作者自然首先必须面向他的同行，而如果还有其他一般读者要读的话，这些读者就须自己努力达到这门学科专家的水平。一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一种媒介性的功能，它向某一知识部门的专家介绍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其它学科领域是怎样提出的，以及从各门学科的交叉中可以汲取什么新的、具有科学普遍性的东西。有鉴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新旧标准、术语和思考方式，在材料的引证方面当然还要做到通俗化，但又不是庸俗化。此外，在我的读者当中，除了专家以外，一向还有一般求知者，其中包括青年人——大学生和中学高年级学生。
可是，一个思考人生的青年在“寻找自我”这个题目下所寻找的东西，与专门研究个人和自我意识问题的哲学家或心理学家相比可能完全不同。能否把两者的兴趣兼顾起来呢？老实说，我每一次都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惶惑和不满：同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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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自 我 论
字有时显得过于专门，有时又显得过于简单化。
不拘是否得体，这些设想促使作者在本书中放弃讨论一些纯专门性的技术问题，并且在学术性的引证和结构方面仅限于指出一些最重要的评述性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些著作本身找到更详尽的文献资料信息。尽管如此，本书也并非所有章节都容易读懂。
“导言”
中的哲学史回顾和术语性问题可能会使某些读者觉得枯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读者不妨略过这些部分，直接从具体论述人的“自我”历史那一部分读起，术语的涵义差别将会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
本书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各种不同程度上与每一个人相关。个人究竟是自然天成的，还是产生于社会和个体的一定发展阶段？人怎样意识到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以及怎样评价他的“自我”？
人的恒定性与可变性有什么辩证关系？
客观地认识自己是否可能，以及自我意识的生命功能何在？个人自主性有哪些前提和界限，以及“我”与“我们”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科学提出不同于它们在一般日常意识中的发生方式，同时，分析的方法不仅有优点，而且有缺点。研究人和社会的各门科学已经习惯于首先分析可以用客观方法描述和解释的客观现实。然而，人的“自我”尽管有它的客观“给定性”
，而且这种“给定性”甚至比任何物质对象都难改变，但它毕竟又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现实。人的“自我”的本质不仅是由制约它和“进入”它的东西（心理生理素质、社会条件和教育等等）规定，而且还由“出自”它的东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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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７
的创造积极性所创造的东西规定。
在哲学和一般理论的层次上说，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个人看作主体即积极创造的活动因素而非客体，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中，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只是停留在宣言的状态。这些著作阐述影响人们性格和行为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掌握和改造外界信息的各种心理过程，总是比阐述个人的自我调节和个人的积极性更具体、更深刻。
现在情况正在改变。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再只是跟在哲学家的后面重复人的“活动本质”这一命题，而已着手从内部研究人的活动本质，在个人身上更多地看到寻找而不是给定性。进入前列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和范畴，如选择、责任、冒险、克服和经历危机状态、自我实现、生命世界和个人意义等等。
科学研究范围和方法论视野的扩展密切了心理学同哲学、伦理学和艺术的关系，但是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描述个人的生命世界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包含着新知识的鲜明比喻，在既成的科学公式系统中往往会显得象是一个异类，有时还会看似简单而被不识门径者嗤之以鼻。尽管如此，研究人的各门科学之更多面向生命的主体方面毕竟成绩卓著。而本书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问题的。
本书并不奢望对个人和个人自我意识问题作出详尽无遗的解释和构成严密的理论。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把各门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做法作些比较。
本书上篇论述文化史上的人的标准形象的演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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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自 我 论
篇论述个人自我意识发展的心理学问题，从自我认知的简单过程起，到自由与责任的辩证关系止。但是，这并不是对人的“自我性”形成过程的两个材料系列、两条路线的一般平行描述。我觉得，通过这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自我监督（控制）
和自我调节内在机制的某些一般发展规律，看出个人从偶然个体上升为普遍个体的条件，有助于理解道德行为的心理根源和动机。而这对于我们解决教育学和心理治疗的实际问题以及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自我教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至于作者的构想落实得如何，则还有待读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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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９
导 言人的“自我”之谜
从答案到问题我们背会了各种可能的答案，可是我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麦克利什
当心理学还没有单独设系而只是作为哲学系的一个专科存在时，有过这样一件事。
一个一年级大学生在系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迎着一位走出来的教授说道：“教授，有一个问题使我苦恼，我想向您求教。”
“什么问题？”
教授问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
“怎么说呢，有时候我觉得我并不存在。”
“谁觉得你不存在？”教授追问道。
“我觉得，”那大学生惊慌失措地回答了一句，再也没有说什么就溜了。他感到自己的问题太荒唐，他很难为情，所以不敢说下去了。但是，一个逻辑学上的荒谬，从哲学、心理学和一般日常思考的角度来说，不一定也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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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自 我 论
只消把“谁觉得？”这个追问改为“觉得什么？”问题就不再显得毫无道理了。也许，那年轻人是失去了自己肉身的实在感？或者是他感到没有什么情感体验，觉得自己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或者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做主，总是受人摆布？
或者不是情感上的问题，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充实，无所作为和没有意义？
每一个判断都意味着回答某一个比较确定的问题。
但是，当话题涉及一些非常笼统的事物时，问题的内涵却往往说不清楚。人们在争论哪一个定义正确时，就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说的是不同的事物，他们要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物质客体，例如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实践和理论背景作出不同的定义①。
涉及“个人”
、“意识”或“自我意识”这样的概念时，情况更是如此。问题主要还不是各门人文科学的术语不够严密，而是不同的学者关心着个人或人的“自我”这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那么，人的“自我”之谜究竟何在呢？
米哈伊洛夫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本源以及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有什么样的辩证关系②。斯皮尔金认为“自我”既是自我意识的载体，又是自我意识的要素③。
杜布罗夫斯基认为“自我”
是主观现实的中枢联结和推动因素④。
心理学家们（阿纳尼耶夫、列昂季耶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８２—８３页。
②参见米哈伊洛夫，。
Ｔ。
：《人的“自我”之谜》，莫斯科，１９７６。
K③参见斯皮尔金，Ａ。。
：《意识与自我意识》，莫斯科，１９７２。
J④参见杜布罗夫斯基，。。
：《理想问题》，莫斯科，１９８３。
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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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１１
夫、梅尔林、斯托林、切斯诺科娃和绍罗霍娃等人）或者认为“自我”是个人的内在核心，或者认为“自我”是个人的自觉因素，或者认为“自我”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凝聚即人对自身的观念系统。神经生理学家的研究兴趣是要揭示心理调节机制的定位即分布于大脑的哪些部分，这些机制的作用是使生命体能够区别自身和其它生命体，确保自身生命活动的继承性。在精神病学家们那里，“自我”问题的焦点落在自觉与无意识的相互关系、自我监督机制（“‘自我’力”）上，如此等等。
随着问题着眼点的不同和分解问题方法的不同，“个体”
、“个性”
、“认定性”
、“自我性”
、“个人”
、“人身”
、“自我”和“私我”这些概念以及它们的无数派生概念也都发生变义。
科学（至少是人文科学）的语言不论多么专门化，也不可能同日常应用语言完全分开。我们的一般基本术语都是以形象即比喻为基础的。一切比喻都是把术语从此一意义系统或层次移入彼一意义系统或层次。
如果直接机械地加以解释，一切比喻都是荒谬的；比喻总是有赖于理解，亦即主体独立地从中引申和分析出所含联想的能力。一切比喻都不是单义的，都是有意按照“好比”的原则构成的。
这也关系到个人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黑格尔有所谓“欲望自我意识”
，马克思曾把人比作商品，库利有所谓“镜中的‘自我’”。即使不谈这些词语构成的强烈形象性，我们只要揣摩一下任何一种个人学说的术语变式，就会发现这些变式背后都有比喻，例如把人（“个体”
、“个人”
、“自己”
、“自我”）
叫做心灵或小宇宙，机器或有机体，镜子或关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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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 我 论
色或面具，等等。随着比喻着眼点的不同，人或者是作为“掌握”
自己和自身特性的主体出现，或者是作为受外力和自身欲望支配的客体出现，或者是单一的，或者是多重的，或者是恒定的，或者是可变的。
一个比喻一旦变为一个科学变式，即可刺激一定的研究方向，而这种研究的结果则又可帮助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理论的启发效能、解释能力和实践价值。但是，只有考虑到这些变式—比喻的互补性，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比较。把个人规定为社会关系并不取消人是机器这个说法（例如在控制论中）
的意义和比喻。
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将不从“自己”
、“自我”
之类的标准定义开始，而是首先明确一下，在日常言语中，这一现象使人联想到哪些最起码的问题。
“我自己”
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
“我”这个词，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语言学家把代替名称的用词称为代词（拉丁文ｐｒｏｎｏｍｅｎ的本义即为“代替名称”）。人称代词与各种语境中使用的指示代词（“这个”
、“那个”等等）不同，总是含有语法的人称内容：“我”表示说话人，“你”表示交谈者，“他”
、“她”
、“它”
、“他们”分别表示所说的人或事物。尽管在各种语言中人称代词的构成方式各有不同，但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原则上均以专门指人而与第三人称有别。真正的人称即言语主体只有“我”和“你”
，这两者有别于无人称性的“他”或“它”
，具有专一性和互换性：“我称为‘你’的那个人，自己总是用‘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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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３１
词思考自己，他把我的‘我’变为‘你’。“
①
但是，除了个体的“我”
，还有集体、群体的“我们”
（“大我”）。
为了强调个体意识对集体意识的第二性、派生性，有人提出“我”在历史上是派生的，是在“我们”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自我”概念的具体形成，我们下面再说。现在要说的是，就作为代词的“我”而言，上述看法是错误的。
无论在儿童的言语发展上或者语言的历史发展上，“我”
的出现都先于“我们”。
尽管在人称代词的起源问题上可以展开争论，“我”与“非我”的对立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先于代词“我们”的形成。此外，“我们”这个词不是单义的；它不是指“我”的多数，而是或者表示“我”＋“你们”
（包括式）
，或者表示“我”＋“他们”
（不包括式）。
至于以多数式代替单数式的情况（如君主或作者以“我们”
自称）
，则是出现较晚的事。君主以“我们”自称在欧洲最早见于３世纪的罗马帝国文献，当时罗马帝国是由两个或三个执政官当政，他们颁发敕令时使用多数人称代词“我们”是自然的。随着一君制的确立，这种称谓方式虽然不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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