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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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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是我首先发现的，我离他比较近，看到后就大叫一声“陈道明”，后面就有一帮记者扑过来。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推向前方，一直被推到他的怀中，后面记者的麦克风都使劲地向我头上压过来。所以，我就在这位“康熙皇帝”的怀里依偎了大概十多分钟。但是，我的眼前夹了无数只手和麦克风，因此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甚至没有看到陈道明的脸。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追星一族，即便是青春期，因为我懒，追星却要耗费许多精力，不过这个“康熙皇帝”对我而言属于在理论上不可能遇见的，因为我看这部电视剧时在台湾，而当时我根本没到过大陆。所以在感觉上还是很特殊的。但比较无奈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有太多只手横挡在我跟陈道明先生之间，因此即便是咫尺之近，却犹如天各一方。而唯一的印象就只是，陈道明本人很高很瘦，也很酷。
不过从这段经历也可以窥见，中国的“两会”还是非常受全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而这样的一个新闻现场对每个记者而言就是一场能力与体力的严峻考验。
可能每个人都听过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官小。”通过“两会”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由于当年“两会”要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样的重要法案，于是军人代表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对象。当时，大家只要看到肩膀上配有将星勋章的军人都会一拥而上，而这就闹出笑话了。我们看到一个少将，于是就几十个记者一哄而上，询问关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与两岸的关系，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刚好可以看到他配挂在胸前的名牌，我发现这位将军是“军乐队队长”，于是跟身边的几个记者说，“他是军乐队的”，大家面面相觑，一哄而散，就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这位将军先生，而这种情况也可显见现场情况之混乱。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在电视上耳熟能详的官员。像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以及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
我在台湾就曾听过薄熙来先生的大名，主要是台湾媒体将他誉为“大陆的马英九”，不过因为我对马英九没有偶像崇拜情结，所以对薄先生倒也平常心对待。
他来的时候，周围记者有很多，我并没有留意到，只是看到很多记者围了上去，便机械地跟着也挤过去。他人很高，我面前又有各种麦克风及录音笔，因此仰起脑袋也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我心想，这回损失大了，一位“皇帝”帅哥没见着脸，换了一位大陆的帅气部长，还是看不到！
然而当我们七嘴八舌地问及《反分裂国家法》时，薄先生也是机智过人，说了一句“李肇星同志来了”，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就这样，薄先生就溜之大吉，众人于是转移阵地包围了李肇星先生。
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的眼中，官至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是官场中少有的性情中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之前总是会问对方一句“你是谁”。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别人向他提问都知道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却不知道别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交流环境不公平，基于礼貌他也得知道别人的身份。
不过遇到不知内情的记者可能就会被“吓一跳”。当时某台湾同业就以为自己问的问题敏感，在被李先生一下子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叫什么名字”时，不由得退后三步，这还引得李先生不开心，造成了一阵骚动。
而当所有台湾媒体包围着李先生七嘴八舌争相提问时，他倒也很有耐心一一答复。不过，我跟他之间倒有一小段对答斗智的妙事。当我提问完而他反问我是谁我也痛快应答时，可能他不是很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开始与我“搭讪”了起来：“我看你很眼熟，我们以前见过？”“部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请快点回答我的问题。”他不以为忤，仍是保持着笑容说：“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这件小事让我对这位在荧屏上态度强硬的部长，多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印象。
在台湾接受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见大人则藐之。”这句话当时就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中。这句话是说，无论你采访的对象多有权势、多有钱，心中都不要有所畏惧，这样才能畅快提问，否则有着屈服心理是不可能做出好报道的。
再加上台湾媒体竞争与开放的环境使然，因为要采访到什么高官贵人并非十分难，而主跑政治的我更是经常与他们近身接触，所以，我倒是很少因为见到什么受访对象而感到“害怕”。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其实我最怕的是“专业人士”，就怕自己问出个蠢问题，造成受访者困扰，而我又会担上“无知”的帽子，所以在访问专业人士前我都会努力做功课。
不过我觉得人无论再怎么自我要求，想要达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要要求自己相对客观，因此，怀着怎样的心态面对受访者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心里想的是“他是大官，如果我采得他不满意，他搞不好会找我麻烦”，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又怎么可能达到追根究底，为受众监督把关的目的呢？相反，如果对受访怀有成见，处处找麻烦，这种心情恐怕也会“冤枉”或是“挑衅”，例如，有段时间媒体记者每遇陈水扁女儿都觉得她就是该发脾气的，如果没发脾气“新闻不好看”，而有意无意地激怒她，这也会造成受众对其负面印象的误解。因此，心态持平恐怕是作为记者的基本要求！
2 最是难忘那一刻
2005年的“两会”，由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审议，格外引人注目。台湾多家媒体均派出了豪华的报道团对“两会”进行报道，也正是由于这次“两会”的重要性，台湾记者在争取现场提问机会上，表现非常踊跃。
我自己当然也是做足了准备。
由于平时喜欢穿黑色衣服，总理记者会的前两天，打开衣柜一看，全是黑的，根本就是“woman in black”。一位新闻界前辈大哥还特地从台湾打电话提醒我：“小宫，你要去参加中外记者会，还是选一件红色衣服吧，红色显得喜庆，而且在镜头前面效果比较好。”因此，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件艳红色的短外套。
对我而言，提问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心情十分轻松地到了现场。不过仍是被现场人山人海的中外记者给震撼了。过去在电视画面看总理记者会，并不觉得有这么壮观，但自己身临其境时才知道原来这大厅真的好大，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还需要不少时间。而全世界记者齐聚一堂，大家都在忙碌着准备工作，这样的场景还是让我在兴奋中有了几许戒慎。
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我坐到了早已安排好的位置，国台办的几位朋友也不断耳提面命要我待会儿好好表现。也许是看到这个阵仗，坐在身旁的大陆《经济日报》记者低声问了我一句：“待会儿你提问？”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只看她迅速地从包里拿出粉饼开始补妆，并说道：“那待会儿镜头会照到我！”
当天我是第三个被点到起立提问，从头到尾我刻意保持微笑着说完我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做过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与主持人，所以我对自己的音色颇能掌握，我很清楚当我面露微笑地说话时，声音听起来会比较温柔甜美，而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有意思的是当我提问完并迅速地将手中的麦克风交给一旁的工作人员时，这时却听到温总理接着问：“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以前，我要先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动作就不在我以及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预料当中，原本打算坐下的我立刻又再站了起来，工作人员急忙递话筒，一边动作着还要一边听着温总理到底要反问我什么问题，我倒是很平静，不过身旁引起一场小骚动。
就当这一切都从容不迫地完成之后，我低声问了旁边那位《经济日报》记者：“总理一年举行几次记者会呀？”“一年就这一次。”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感到我的提问的重要性，因为两岸关系对台湾而言至关重要，当时台湾方面由于是民进党执政，海协海基两会这两岸唯一经官方认可的民间交流是中断的，因此两岸重要官员的公开谈话是非常重要的，这预示着两岸关系在未来一年的可能发展，而这么重要的机会就在刚才我已完成，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紧张，记录温总理回答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事后想起这段过程不禁哑然失笑，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前紧张，像我这样已经顺利完成才开始“后知后觉”紧张的，恐怕不多。
“温总理您好，台湾年代电视台记者宫铃，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温总理，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中，以非常高的票数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因为是刚刚出台的，内容引起了广泛关注，不过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篇章是强调两岸的持续交流的，不晓得国务院各机关在这部法律的架构之下将要如何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进一步促进两岸的持续交流。”
“另外，我们知道在国内各个城市都有很多台商在那里做生意，甚至是安身立命，不晓得一部新的法律对于这些广大台商的权益是不是会造成影响，甚或相反的，不是有影响，而是对他们的权益进一步促进和保障。谢谢，以上是我的问题。”
而在我提问时，我眼中直视着温总理，当时他非常用心地聆听，表情虽然严肃却很温和，身子略微向前倾，甚至动手做记录。
总理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了：“谢谢这位台湾记者的提问。在这里，我首先要向2300万台湾同胞表示问候。你的问题，抓住了我们这个法的一个要害，就是说，这个法是一个加强和推进两岸关系的法，是一部和平统一的法，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也不是一部战争法。”
“在这部法律里，明确地规定了，要推进两岸人员的交往，鼓励和推进经济的合作和直接三通，鼓励和推进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的交流。在这部法律里，规定了要保护台商的利益。这部法律是遏制和反对台独势力的，只有遏制和反对台独势力，台海才有和平的局势。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台商到大陆的投资，也有利于外商到大陆的投资。”
“你问到我，采取什么措施，胡锦涛总书记在前不久就台湾问题的重要谈话里已经讲到，我们要保护台商在大陆的合法权益，只要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第一，尽快将海峡两岸的客运包机，由节日化转向常态化。第二，要采取措施，解决台湾，特别是台南地区农产品到大陆的销售问题。第三，要尽快地恢复和解决大陆的渔民到台湾去实行劳务输出的问题。我们还准备出台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和方便的措施。”
上述的这段话就是温总理当天的回答，整个回答并未低头看资料，显见他对相关内容的熟稔。我也想起在那次记者会一开场，温总理就十分真诚地表示，他会用心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而他甚至延长了记者会的时间，就只是为了多回答几个问题。记者会后，中央台对我进行了简短的采访，我记得他们问我对总理的回答是否满意？说真的，在我心里是有些意外的。可能出于对过去历任国务院总理的刻板印象，我总觉得他们会很凶悍，措辞强硬且严厉，甚或低头照稿念，但温总理并未如此，相反他却是对答如流，且温和有礼，这也在我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如今每到一年一度的温总理记者会。朋友们经常要我回忆一下2005年我获得提问温总理的机会，当时有什么感受。说真的，很多当时激动的感觉现在早已平复。有幸获得提问权，其过程想当然必定是经过一番竞逐，毕竟总理记者会一年才一次，台湾媒体如此之多，与会记者更不在少数。但是所有过程的艰苦，都在事后早已忘怀，深印心中的恐怕就是温总理在回答问题时的恳切眼神了。
眼神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心灵，所以有眼睛是灵魂之窗的说法。我记得，当我问完问题，正要坐下，总理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是否有看过《反分裂国家法》。先不论这部法律在两岸之间的各自解读不同或是政治见解的歧异，当时温总理回答问题大约有二十多分钟，完全没有看稿子，从头到尾眼神横扫在场所有参会者。
我注意到了，不只是对我，温总理面对现场每位记者的提问，都几乎没有看稿，时长近三个小时的记者会，面对触及各层面的问题，他皆能信手拈来，眼神毫无犹疑，就足见温总理对政务的用心与努力了。
这也让胡同台妹想起台湾的政治人物，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关于宋楚瑜先生的故事，他有个很了不起的能力，那就是他能对每个他见过的人过目不忘。曾经有个在省府工作过的员工，十几年前向宋先生提出一个个人权益的问题，而在十几年后两人再相见，宋先生竟主动问他当年的问题是否有所解决？解决得是否满意？各位试想，如果你是那位员工，能不感动吗？我想这也是宋先生能够纵横台湾政坛数十年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仔细想想，换做是我们，我们能否做到这样？温总理每每下乡，或是长达几小时的记者会，从未显出倦容，总能以非常恳切的态度去面对问题。中国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此多，能够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说真的，好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记者会的许多细节已不复记忆，不过，那天温总理的眼神跟诚意，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因为《反分裂国家法》的重要性，我们参加完记者会，就马上投入到其他工作中，一直忙到当天晚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订了卫星时间，联机两岸的相关专家，就《反分裂国家法》发表观点和看法。
直到所有这些忙完，我才有机会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在参加记者会之前，我就告诉过他，我会参加这个记者会，嘱咐他要准时收看，说不定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镜头喔！当一整天忙乱后，我终于有时间打个电话回家。
“爸，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你表现得很好。”“你表现得很好。”“你表现得很好。”就这样他重复了三次。当时我听得有些鼻酸。
我老爸是个很挑剔的人，经常会采用负面激励法。无论做得再好，他总是能够挑出骨头来，所以，我心里很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求他的认可。那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我表现得落落大方，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里，没有显现出害怕的样子。其实我老爸当初是反对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其实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上山下海，还时不时彻夜加班？不过我想在那一晚，我跟老爸之间彼此都已经能理解彼此的心，这也算是这次采访最大且意外的收获了。
3 因为“两会”而成为焦点
与温总理之间的这次接触后，发生过一件令我难忘的小故事。
我在凤凰网工作期间，遭逢2008年农历年前的雪灾，造成许多人无法回家过年。当时大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最先传出灾情的湖南等省份，我所在的部门互动中心获得了来自网友的讯息，说贵州省也是灾情严重但却无人关注，于是我们不断进行这方面的报道。由于凤凰网有许多在政府部门服务的网友，所以温总理也得知了此消息。隔了一小段时间过年了，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是，他在贵州过年。而此后，贵州的灾情就受到媒体的关注了。
我并不主张“御驾亲征”，但在大陆的政治体制环境中，亲临现场有其必要性。况且当时许多省份皆有灾情，媒体与舆论焦点并不在贵州，尤其在岁末寒冬之际，他能体恤民情亲自前往，在我看来已是勇于任事，在当今的官场氛围中，以其地位之高非常难能可贵。
这次报道“两会”及参加温总理中外记者会的经历，我认为，对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提升。一个新闻记者的提升，并不在于他做了多少年的新闻工作，而在于他参与了多少次重大新闻事件。因为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对一个记者的临场反应、观点角度等是极为重要的磨炼与考验。所以，我很庆幸在自己短短的新闻生涯里，能够有一次面对面提问总理的机会，这也是我媒体工作中最为闪亮的时刻之一。
国台办的领导们也对我的这次经历表示了嘉许，甚至还开玩笑地说，温总理也应该像当年朱镕基先生点名凤凰卫视吴小莉一样，也点一点我的名字，好让大家照顾照顾。
朋友们对我这次经历也很感兴趣。在记者会现场就有不少朋友发来短信，表示他们在直播里看到了我，祝贺我在现场表现出色。这些朋友，从石家庄到云南，也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吴敦义先生的媒体记者会恐怕不会有这么多台湾民众会收看，但温家宝先生的记者会几乎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关心。而这一点也体现出两岸在面对官方记者会仰望程度的不同。
虽然记者会的节目各个电视台一直在回放，但一直忙到晚上回到家，我才看到自己当时在记者会现场的表现。我一直是不太喜欢出镜的，也不太愿意去看自己出镜的样子，那天晚上，我就用被子捂住脸，从露出的缝隙里看到了自己的表现。当场松了一口气，还不错，嗯！
后来，有一次去山东，见到了当地广播电台的一位领导，他知道我曾经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过问题。他叹了一口气，感叹道：“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总理呢！”而这样的感叹在台湾也很少见。当然也由于台湾很小，要见到一个人并不太困难，不过相比而言，可能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较为平民化，并不会难以亲近，长此以往，也造成彼此对干政治人物的尊敬状态的不同。
我台湾的一个朋友在他的MSN签名里写道：“今年，中共的总理会通过哪位记者向台湾人民问好呢？”他在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破折号，在后面骄傲写道“通过我朋友”。他把这个事情得意地用MSN告诉了我。
更是因为我提问温总理的经历，我第一次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被报道的对象，登上了台湾报纸，而这也是我第一次从报道者当了一把被报道者。更有意思的是，竟然还有朋友非常认真地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经过化妆果然比平常漂亮多了，当天他看到时还想：“她有这么漂亮吗？”让我又好气又好笑。
通过角色的互换，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种认识，当记者会结束，中央台记者的摄影机对着我进行访问时，就算像我这样对镜头已经很熟悉的人，都难免有些许诧异，需要个几分钟“回神”，那么我想一般没有经过镜头训练的人，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因此，当我在之后看到有些受访者表现欠佳甚或失常，例如下意识地呵斥记者，甚或用比较粗鲁的手法去阻挡记者的拍摄，这都属于可被理解与包容的了。
而这段让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出现一整天的经历，也的确成为我在十年媒体生涯中，难以忘怀的甜美回忆。
4 两岸迥异的新闻状态
既然谈到了与总理的接触经验，当然也得要谈谈我跟其他大陆官员相处的一些感受。
由于我在台湾主跑的路线是“立法院”，而行政官员是受到“立法院”监督的，所以在“立法院”有机会与各种官员打交道。也因此当我到了大陆有了接触官员的机会后发现，两岸的制度、社会文化导致两岸对于官员的看法与心态大异其趣。
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大陆官员和台湾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待人接物、公众气质、行政业务、个性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我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很多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会表现出戒备的神情，回答问题很有分寸，绝不会多说一句，采访完毕马上就离开。在台湾，新闻发布会后，官员们往往是会留下来与记者们聊天的。这实际上是官员和记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电视台记者在拍到了画面后会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做新闻，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往往是平面记者。平面记者因为不需要画面，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运用。另外由于电视台强调时效而平面强调深度，因此平面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是需要深入交流，不但是挖掘新闻，更需要与受访者建立信任与情感。而新闻发布会，由于需要言简意赅，有一些信息并不会透露出来，官员们也乐意主动与记者接触，向他们作详细的讲解，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作为平面记者经常要去“立法院”。时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人在台北，就一定会在下午的五六点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一个聊天场所，与媒体记者泛泛而谈。
时任“立法委员”后来当上了国民党副主席的林益世先生，也会邀请记者去他高雄的老家泛舟。
而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让我错愕不已。当我以为会后该发言人会留下与大家寒暄时，只见他迅速离场，现场记者也立刻作鸟兽散，当时我还真有些怅然有所失呢！
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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