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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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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做什么、要见哪些人”的询问任务了。当时我的摄像拍档是中央台的伙伴，国家旅游局派出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拿着稿子读完声明后转身就要走，没给现场的台湾记者留下发问时间，我们当然是一伙人冲上去包围着发言人。事前，同行们都知道我的摄像伙伴是中央台的，可能“堵访”没有经验，有位其他电视台的同行很好心，还特别给我这位伙伴一个位置拍摄。当我们如同打仗那样访问完毕，匆匆赶回驻点要剪新闻时，我发现拍摄带一无所有。我问伙伴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为现场很混乱，画面不好看，还没对焦，堵访就已经结束。
除了错愕，我哈哈大笑起来，跟他说：“记住，以后全程开机拍摄，画面越乱，台湾的观众才有临场感。”而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也就立刻进入了状态。
这个小故事凸显的是两岸新闻媒体乃至观众不同的思维与要求，所以每当有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感觉好乱喔，我都会想起这故事，台湾媒体可能更要求真实，而无论画面的美感，这在不同思维与训练的大陆观众眼里，就成为“混乱”、“好像要出事”的观感了。
虽然大陆的许多官员都让人感到难以亲近，但也有许多例外。时任国台办新闻局局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的张铭清先生就是一个例外。在私底下，他是一个慈祥、乐观、爽朗的老人，会关心台湾记者的生活。台湾的女记者一般都很晚结婚，他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
有一次，我们跟着国台办在外地采访，张铭清先生碰到了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四川小孩，他走上去摸了摸小孩的头，没想到那个小孩立刻把他的手打开。他哈哈大笑跟我们解释，四川小孩的头是不让摸的。
我的感受是，在台湾，记者与官员之间比较像是兄长与弟妹，而在大陆彼此的职务关系较为明显；另外，台湾媒体更着重真实性格的展现，因此我们做新闻喜欢拍摄一个官员他平常的行为表现，这不是狗仔，只是希望展现人性的一面，而大陆媒体则更重视官员应有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思考差别下，官员与记者的互动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曾与国台办的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想要改变台湾人民的观感，发言人一定要换个女性，声音甜美且面带笑容。我特别列举了前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我说她人漂亮、打扮精致、声音甜美，屏幕形象极佳，所以国台办一定要换个女发言人。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真的引用了一位女发言人。我常常开玩笑，是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而我认为，对官员形象期待的不同也是造成彼此认知有落差的重要理由之一。
而根据我的经验，在台湾，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目前唯一全公营的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也因为是商业经营，所以竞争压力大，人力紧缩，而人性当中都有窥奇、对负面消息印象深刻的特性，因此在收视率的考虑下，台湾新闻的形态就是快速、耸动、画面感强。在短短的时间内要集中表现夸张的内容，强调动作的夸张，强调冲突的实录。这一点与大陆媒体在新闻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我常跟大陆朋友说，台湾观众是受“负面新闻”教育长大的，所以画面不刺激、内容不惊奇者，难以吸引台湾观众的注意；而大陆关注是受“正面新闻”教育长大的，除非天大的事否则难以登上新闻版面，所以当大陆观众看到台湾新闻，那肯定会以为台湾天天动乱，天天多事。
另外，由于必须要挖掘新闻，这个要求也让记者与受访者自然形成对立的状态，因此咄咄逼人成为许多台湾记者的共性，我也不例外，我的咄咄逼人也使得一些大陆官员感到措手不及。压力还使得台湾记者往往会想到什么就问出口，不会去计较太多的后果，因为最大的后果就是写不出新闻而被炒鱿鱼。而这也绝对不是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我经常被问及：“你们台湾记者都好凶喔！”我都会哈哈大笑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有这么凶吗？”其实人在面对画面时都会与平常有些不同，也因此我常常跟大陆朋友说：“你们常说有图有真相，其实真相不见得在图里，图只能说明这个情况发生过，但真正的真实都在图或镜头以外。”
Chapter3 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
引言
我在大陆脚踏实地过着大陆的生活，试图从各个层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思想与心情。我认为，无论彼此双方在脑海里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坚持，至少要了解对方，才能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如果以为「同文同种」就可以涵盖一切，那么这恐怕是对中华民族在不同生活环境背景中创造不同文化与生活状态能力的一种轻忽。谦卑，是彼此交流必需的心态，而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台湾，我却是从大陆朋友的眼中才算是真正彻底地了解。
// 与邱毅先生合影
1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
在两岸交流的浪潮中，我也小有贡献。2009年3月，凤凰网带着广告客户去台湾，这项任务当然就是由唯一的台湾员工——小女子在下我来负责。
这是我头一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因为我出国一直都是采取自助旅行，从没有参加过旅行团，而这个旅游团的规模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全部成员一共有六十多人，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办理证件开始，我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滋味。很多人都对出国的流程烂熟于胸，却对入台的流程知之甚少，这些广告客户也一样，加上两岸交流才刚刚开始，旅游赴台有各种困难，因此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把这条赴台之路打通。
别以为我说得夸张，当时赴台有三种办法：旅游、商务参访以及交流。交流可以一团跨省户口人士参加，不过要挂靠单位，且要经过两次政审；商务参访得同一家公司，且回户籍地办理赴台许可。旅游则是需要一整团都是同一地户口。
我们这个团，不同公司、不同地户口，也没有挂靠单位，看起来是无路可走了。最后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确定可采商务参访的方式前往。
过程就是先申请台湾方面签发的“入台证”，然后拿着入台证由国台办签批核可，然后再由个人拿着签批核可回到户籍地公安单位与地方台办办理赴台许可。
这段证件的申请之路光是用文字描述就是一大段，更别说实际操作了。
因此，我从2008年的年底就开始办理手续，就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忙到2009年的3月，在3月份我们出发的前一天，还在为办手续而奔波。当然我也算是不辱使命，最后所有团员大约六十多个，手续全部办齐，最惊险的是有三位上海团员，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全部搞定。
不过这些辛苦换来了大家的认可和满意，我也觉得很值得，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的行程一共安排了五天，包括台北市的101、故宫、圆山大饭店、“立法院”，以及大陆朋友都知道的日月潭、阿里山。
而这些行程里有两个点是很值得一提的：一是“立法院”；二是圆山大饭店的秘密地道。
安排去“立法院”是因为我对那里熟悉，而且考虑到大陆朋友经常问我你们“立法院”怎么老打架，有了这个机会带大陆团到台湾玩，当然得“正视听”，于是把一大群大陆朋友给带了进去。而其后我才知道，我们是第一个进入“立法院”的大陆团。
当时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见了“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当时“院长”王金平大寿，人不在台北）；另一路人马则是进了议场，还在立委质询台上拍照留念。特别说明的一点，在“立法院”采访新闻七年，我都没进过大议场，因为审查法案是极其严肃的，不准“立委”、官员与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当天大议场没议程，于是“立法院”方面就放了我们一行人进去，这一点连我都颇感意外。
另外特别有趣的是，当时有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台湾旅游，因团员在台购物出手大方，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文、》我们这一《“人、》团有被大陆《“书、》相关部门特《“屋、》别交代一定要低调，不要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媒体接触到我们的团员。可是，“立法院”是全台媒体的大本营、关注之焦点，所以，保护团员不受记者打扰只能尽量无法完全避免，所以在进入“立法院”之前，我对所有团员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如何面对媒体与镜头”的教学。
我告诉他们，见到媒体的镜头不要躲避，然后微笑地不断重复“我很喜欢台湾”就可以了。最后我说，希望让台湾的观众知道，大陆朋友们也是非常温和有礼貌且面带笑容的，团员们好可爱，给我鼓掌，也充满信心与期待地进入了“立法院”。
在教授团员们如何应付记者的过程中，我自己心里也在反思，如果我仍是记者，看到一大群大陆朋友进入“立法院”，为了新闻好看，我也会想尽办法刺激他们以能抓取到一些能够吸引关注的画面。就事实而言，这些画面的确是发生过，但这些画面却不是真实，这也使我同时想到，许多网友会说，“有图有真相”，但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张图、一个画面所呈现出的真相到底有多真？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而另外一行人见到曾永权先生，过程也是非常融洽与顺利。曾永权先生是从地方上一步一步选上来的政治人物。这种政治人物在台湾都有个特性，亲切、海派。当然那天曾先生也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因此团员们普遍的反应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很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这个行程里我还安排了“立法委员”与团员的交流互动，当然知名度高，又是老朋友的邱毅先生必不可少，然而也就在这个环节，我们被台湾的媒体记者发现了。
当所有团员把邱毅当作明星般地包围、合影时，台湾电视台、报纸的记者也开始悄悄潜入。原本我挡在门口希望媒体不要摄像，结果对方也是认识的同行，跟我说了句：“不要这样啊，你也记者出身的耶！”
这句话让我溃守了，他们也很善解人意地跟我说：“放心，不会乱做新闻的。”也就这样大家就各让一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团员跟邱毅的合照被大篇幅地登上了《联合报》，许多团员欢欢喜喜地买了报纸带回去做纪念。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圆山大饭店了。圆山大饭店是由宋美龄女士所督建经营，也曾经是台湾宴请重要宾客、庆典的重要场所，虽然已经陈旧，不过仍是大陆观光客们的最爱。因此我安排了一晚的住宿以及一个外人都无法窥探的秘密景点——蒋介石时代的地下秘密通道。
就着工作之便，其实我去过很多蒋先生的散布在全台的行馆，它们共同的特色就是，环境清幽、隐蔽，而且几乎都有秘密通道。不过圆山饭店的通道外界知道的不多，主要是这里仍是商业经营用途，而且通道口在厨房，如果开放参观肯定会造成饭店在经营上的困扰。
由于圆山饭店在小山顶，因此这个秘密通道有着像是溜滑梯的建设，据说是为了运送物资方便，听工作人员介绍，通道的出口在淡水河边，可以利用水路到松山机场，直接起飞离开。
看过这么多的秘密通道，我不禁想，即便蒋先生到了台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他也曾亲手在金门的石壁上留下“毋忘在莒”以表心志。不过也许是痛失大陆江山的错愕与惊恐，其实他在台期间恐怕过得并不安稳，一个无所惧的人又何苦处处建秘密通道？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我也没有渠道可以证实我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仅仅只是觉得战争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而一场巨大的溃败给予人的创伤，恐怕也不是外界能够窥探与感同身受的。
此外，除了参观台北故宫，我也特地让团员们感受了一下台湾的文创产业。在故宫的大门有间五星级饭店——故宫晶华，除了外在造型与故宫之间相互辉映之外，业者也特地创新出“故宫宴”，也就是将故宫著名的展品，例如翠玉白菜、肉形石等，做成真正的菜肴。而根据团员们的普遍感受是，这吃的并不是菜，而是欣赏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艺术飨宴，吃的本身已经不是目的。
我不禁想起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故宫拉面，以及星巴克事件。其实，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地点，基于整体性的规划与考虑，当然是以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餐饮为优先考虑。不过，当星巴克离开了故宫，是否有哪个中国茶馆可以接替？否则即便赶走了别人，留下的空洞可能更为刺眼，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一代在老祖先的文化遗产上毫无创新？我们能否给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让这些智慧与艺术结晶一代一代传承，是每一代中华子孙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赶走了西方文化，但我们是否能以富有时代新意的内涵递补上去？这么多年我并未看见。
再说文化拉面，价格与奢华绝非文化创新的唯一考虑，一碗三十多块的拉面虽不便宜，但也属于市场行情范围内，但我想问的是，这碗拉面是因为什么样的文化创新与内涵得以进驻北京故宫？市面上有没有其他业者可以做得更好却无缘进入故宫呢？这些我想都值得我们在赶走了一又赶走了二之后，深刻省思的。
当时，搜狐文化就这个话题对我进行了采访。
搜狐文化独家专访宫铃：“故宫文化拉面”实属贻笑大方
搜狐文化：您如何看待故宫的“文化拉面”事件？
宫铃：不是所有事情硬扣上“文化”二字，就可以文化得起来。拉面是否因为文化二字而变得比较高尚，其实更是显而易见。
我认为，“认真”才是关键。许多事情要认真地思考自我的优势，在这个优势上加以发挥，那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产品价格提高，冠上“文化”二字，在一个所谓有文化感的地点贩卖，那么只是贻笑大方，也就是有多少人看到，那就是丢多大的脸。我相信，能在故宫里卖拉面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如果只是汲汲营营在地点的争取、好项目的争取，却忘了回头要求自己的“产品基本面”，那么现今社会如此开放，谁也不是傻子会被骗。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在故宫卖拉面是垄断，其实，这个地点贩卖饮食，原本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也不可能开放所有人进去经营，必须要有一定的要求，有了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必然不多。我认为，重点不在于故宫里是否只有一家拉面店，重点应该是，这家拉面店为什么可以取得经营权？整个招商的过程是否透明并接受公评与审视？在台湾，任何项目只要超过台币一百万，大概也就是人民币二十万左右，都需要“公开招标”，加上有很好的审查机制，那个唯一雀屏中选的，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文化二字有很深刻的内涵，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加上故宫是中国文化代表的标志物，在这里面进行的每个动作，洞见观瞻，不但是很多国人会前往，更有许多外国朋友会参观。如果只是随意加上文化二字说自己有文化，那么，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更是国家的脸，也对不起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历史。
搜狐文化：台北故宫是怎样经营餐饮等配套设施的？
宫铃：在台北故宫的大门口处，新开了一间由五星级饭店业者经营的高档饭店，里面提供的餐点单价非常高。我曾带许多大陆朋友进去用餐，几乎所有大陆朋友都认为，在那里吃饭不是吃饭，而是一场艺术的飨宴。饭店整体采用琉璃元素，整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已经是个艺术品，里面的餐点更是采用翠玉白菜跟肉形石等著名文物的造型，变成真正的菜，精致可口。就算如此，也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就是文化？其实，如果在文化的基底上，让每个消费的人不但花费了，还在文化的基础上、在心灵上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与心灵层面上的收获，才会让人永恒难忘。这不只是赚钱，更可以获得国际友人的赞赏，在无形之中展现国家实力。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然而古语说，“滴水穿石”，水之所以能无所不在，就因为它柔软的性质。中国理论上应该是最具软实力的，但今天我们却把软实力丢在一旁，不断在硬件上下功夫，硬件又不是特别强悍，导致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是模糊的、不理解的。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与检视的。
搜狐文化：故宫的星巴克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化入侵”而抗拒和抵触，请问您怎样看待？
宫铃：我认为星巴克该不该进故宫这件事见仁见智，重点是自己是否够强悍，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心与文化实力，如果有，那么别人入侵得了吗？难道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抵不过一个不到百年的咖啡连锁店？很多事情如果单从某个角度想，以受害者之姿思考，那就是入侵。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因为中国故宫够强悍，连星巴克这种跨国连锁都必须向故宫臣服，这样想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宽广的心胸，所以可以“包容”星巴克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想又可不可以呢？其实当初是谁让星巴克进到故宫？这个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才是真正应该审视的，进到故宫了，难道游人会因为一杯咖啡，而忘了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观赏的是中国的文化古物？再者，我要不客气地说一句，美国人把意大利的咖啡通过他们自己的经营与思考，变成一种文化，取代了正统的咖啡文化，那是人家的本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打开故宫大门收门票，我们又何曾在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与创意呢？我们不断靠着老祖宗吃饭，我们自己又曾做过什么？故宫里除了那些建筑物，请问这一代中国人是否曾在这个基础上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与思考，赋予新的价值？先人们的努力留下故宫建筑，我们得享其成，我们又留了什么可以保存与赞扬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孙可以骄傲呢？
看问题必须深刻，重点不在于星巴克进入故宫的这个动作，如果故宫不让星巴克进，星巴克进得了吗？而进去了，难道中国的自尊心就这么脆弱？因为触犯民族的情绪，中国人集体把星巴克给赶了出来，难道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力与强悍？中国人天性喜欢聚众，好像人多了，就不怕了，然而真正的实力如何？我也认为，星巴克能不能进故宫的确有其争议性，但通过这件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否曾经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否被发扬？借由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与壮大，中国文化是否能够受到世界尊重与景仰，这才是我们这代人该真正去努力的。否则一味吃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其实也跟败家子差不多了。
而在日月潭时，在台湾康福旅行社秦文沂先生的细心安排下，我们一行人颇有机缘地见到了华人佛教圈著名中台禅寺的老住持惟觉老和尚。他也是一个外省人，年纪已经很大，基本上已经谢绝见客，不过我们能够获得首肯与之一见，许多年纪较长的团员都感到非常兴奋。对于有这么多大陆朋友知悉“惟觉老和尚”的名号，我颇感意外，因为台湾的几大山头，中台禅寺似乎在大陆的活动较少，比起慈济、佛光山以及法鼓山等，明显是声势较弱，也因此可以窥知，台湾在宗教上的发展影响了许多大陆朋友，而我相信在宗教的世界里，是肯定可以跨越政治或地域藩篱的。
当然，与台湾人在大陆进行交流，跟大陆朋友亲身前往的交流，两者在感受与影响程度上是大有不同的。因为亲身前往台湾所感受的不只是整个氛围，更可以耳闻眼见一般人的生活状态。这其中就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
2 傍晚七点一起倒垃圾
第一天晚上当所有团员到达台北时，我特别安排了台湾的夜市之旅，因为圆山大饭店山脚下就是全台的著名夜市——士林夜市。拖着奔波一天后疲惫的身躯以及刚吃饱的肚子，团员们仍是兴味盎然地在夜市里买与吃。由于是自由行动，我特别告诉团员，不能随地乱丢垃圾，以免受罚，于是就放了大家自己去找寻自己想吃、想买的。
一个小时候后团员集合时，有几位团员大惑不解地问我：“是不是不只是不准乱丢垃圾，而且也不能随便乱丢在垃圾桶？”这个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忙问是什么情况？我才知道我只提醒了其一，忘了提醒其二。
因为台北市的垃圾处理费是随着垃圾袋征收，袋子越大，收取的费用越高，因此如果是在别的店家购买的食品所产生的垃圾，丢在这一家，这一家就会不愿意，而整个夜市是有公共垃圾桶的。其实一般而言，台北市民在垃圾减量上大多都能自发遵守，所以自备购物袋什么的，已经是普遍的行为，真正需要在外丢掷的垃圾并不多，因此台北市街头少见垃圾桶，而许多店家也会贩卖有自己特色的购物袋，让消费者购买，像大陆朋友耳熟能详的诚品书店，就有各种尺寸与材质的购物袋可以选购。因此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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