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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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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真正画出神采流动的第三幅，竟然未曾传世，人所得见的，只有第二幅。“但不知第三幅更复如何！”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造成悬念的同时，触动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在想象中，得到小青活脱脱的形象……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读者只得在自己心目中把人物塑造出来。
在《红楼梦》中，有脂砚一条眉批，说他多年访求名手，欲得林黛玉画像，可惜都未成功。忽然，有一天，有人携来一幅画，他见了认为满意，但因索价太昂，深悔没有买下，不知已流传到何处了！
这种批语，也起到增强正文艺术感染力的作用，使人看到此处，不由掩卷遐思，在想象中，为林黛玉画出既真实又理想的形象来。
1984年7月22日大暑
（原载《曹学论丛》，1986年5月）
＇1＇《女才子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根据大连图书馆藏本，由马蓉同志校点，于1983年9月出版的，本文即以此版本为据。
《红楼梦》与《女仙外史》
在《红楼梦》批语中，有“宵小群居终日图”和“望族序齿燕毛录”这两个名儿出现。这两个名字，给后来传说中说曹雪芹精通各种技艺的《废艺斋残稿》里面章节的题名，起了提示的作用，是可以断言的。不过，它们也很可能都是冒称的。
《红楼梦》批语中提到的《女仙外史》一书，和曹雪芹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探讨。现在，我不揣冒昧，愿在这方面，略抒管见，以就教正于海内外学者专家面前。
与曹雪芹同时人李绿园，写过长篇小说《歧路灯》。有人说，“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蒋瑞藻著《小说考证》卷八）
这话也是不确实的。因为《岐路灯》写成的时候，《红楼梦》程甲本尚未付梓。同时，从两书来说，也看不出有什么“脱胎”的痕迹。但是，《女仙外史》这部书，对《红楼梦》有过影响，这倒是实有其事的，可是反而没有人提及此事了。
我见到的《女仙外史》，是康熙五十年付梓的“钓璜轩贮版”的印本。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曾著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还有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恐怕都未及印行。
陈奕禧曾为《女仙外史》作序，引吕熊为“友”。称许他：“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陈奕禧是位名气很大的人物，又是位大书法家。在江西南安郡守任上，曾邀吕熊来修郡志。这时，吕熊便以《女仙外史》出示，请他作序。后来陈奕禧便以自己的力量，为此书刻板印行，号称为“新大奇书”。从此，吕熊竟以此赢得了“天下士”的美名。
《女仙外史》是一部一百回的小说，主角是演义明代山东农民起义的女英雄唐赛儿的故事。书中描写历代的女奇人，又杂写女仙女魔，都奉唐赛儿为首，随她东征西讨，致使永乐皇帝对她束手无策。最后，眼巴巴地看她升仙而去。
《女仙外史》有广州府太守叶旉作的跋语。叶旉很有魄力，在封建鼎盛的当时，居然敢于写道：“故谓赛儿曰妖妇者止（永乐）一人，而称之仙姑，为佛母者，举天下后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笔，又曷能胜众口耶。夫如是，则逸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称行在，建宫阙，设銮使，访求故主复位，与褒谥忠臣烈媛，讨殛叛逆羽党，书年纪事，题曰外史，虽与正史相戾，自有孚洽于人心者，垂诸宇宙而不朽！”
这书又经过刘廷玑的“品题”，曾为《女仙外史》列出二十种长处来。刘廷玑号“在园”，著有《在园杂志》等书。此人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北方流行的会道门中人，至少他有参与此种活动之可能。他在黑社会中有势力。有一次，他故乡的家被盗，后来土匪得知是他的家，又将原物退回（见《在园杂志》，我因手中无原文，不能引用）。
吕熊本人自称从正统观念来写这书的：“托诸空言以为外史”，“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吕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站在唐赛儿这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善善恶恶之公，千载以前，千载以后，无或不同，其于世道人心，亦微有关系存焉者。是则此书之本也”。说明他作此书的立意所在。这些话虽不多，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
一、他认为对历史的判断，不是绝对的，必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转变；
二、他在运用正统观念中，突出一位女子来作善恶的总裁判；
三、他对皇帝定为“妖”的女叛军首领，作了公开称颂，说她是仙。
读者在《女仙外史》这部书中，也必然会发现吕熊这个人，思想驳杂，没有系统；喜欢舞弄文墨，有着一份作幕府的本色。又故意写进些庸俗的东西，来迎合低级趣味。当然，也会发现他写生活不够真实，托幻想缺乏魅力，艺术成就是值得怀疑的。但它既具备了以上三点，也不能不说是个突破。这在《女仙外史》付印之初，即特意标明是“新大奇书”，这并不光是吹嘘，而是自觉地认为：奇就奇在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魔道”、“斗法”等等，也是他标奇立异的所在。
从《女仙外史》字面来看，如“迷津”、“宝筏”、“玉局”、“园石”等等字眼，都可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联系。又有一些小情节，如嫦娥降世，手纹宛然有个“羿”字，赛儿出世无言似哑，欣逢鲍母仙人等，便都说到心坎上。对这些地方，如作批语，我们试用脂砚斋的语法，便可写成：“试与《红楼梦》中衔玉一节对看，与巧姐啼哭不止一节对看，真好看煞！便知后者胜于前者多多矣！”
当然，这只可能说，不过是一种浅浅的痕迹罢了。或者说是手法和字句上的偶合也可以，是不足为凭的。但是《红楼梦》却在《女仙外史》突破前人的命题上，大大予以发扬光大，这些点，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如果这种看法可以成立，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女仙外史》，对《女仙外史》来说，也可以说是为它赋予了新的光彩了。
不过，我绝没有意思说，《红楼梦》是从《女仙外史》发展起来的；更没有意思说，在思想上，两者有什么继承关系。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公开援用《还魂记》和《西厢记》的思想和词句，说明它们和自己的思想、艺术各方面有着继承性的关联，却没有一处提到《女仙外史》。但从“奇”字上面，脂砚却出头来为我们点破，倒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奇”字，已包涵了很重要的含义在内，这方面就引起我们今后对吕熊这个人和他的著作，也应该加以相应的探讨才是。
曹雪芹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无须乎借助于《女仙外史》这本小说，来创作他的《红楼梦》，这是无待费辞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断，曹雪芹确实是看过《女仙外史》这部书的。这是第一点。同时还不难看出，曹雪芹对《女仙外史》有一定的印象。这是第二点。
《女仙外史》写出一个奇特的“魔道”来，这“魔道”支持唐赛儿对永乐的造反，并可取胜。这一点，是《女仙外史》自认为奇的，也是评《红楼梦》的脂砚斋认为奇的。
《女仙外史》中所特论的“魔道”是这样的：“一拳打倒三清李，一脚踢翻九品莲。独立须弥最高顶，扫尽三千儒圣贤。”这是刹魔主取笔大挥的诗，也可以说是“魔道”的注解。
月君（唐赛儿）看了这诗，不由得惊赞道：“三教一笔抹杀，真乃大雄也。”后来唐赛儿问魔中女身轮回是何等样？刹魔主道：“问得妙！彼儒、释、道中轮回者，有贵贱贫富之不同，有强弱智愚之各异，或男转为女，或女转为男，或转为禽兽虫鱼。着我道中出世者，有富贵而无贫贱，多刚强才智，而无昏愚庸弱。其无异类，不待言而可知，男女大概如此。若只论女人，名垂青史，可以历数者，如……妺喜、虞姬……”接着便数出二十三人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了迟昭平、吕母和陈硕真，都是农民起义的女豪杰。
月君道：“妺子闻一知二，总是三教与魔道相令合，势不并立也。但或丈夫而同出于魔道轮回者，当如何？”刹魔主道：“此妺喜、妲己、虞姬之所以身殉其主也。”
后来月君还要问，刹魔主要听戏，月君命演《牡丹亭》。刹魔主看了一回笑道：“是哄蠢孩儿的。”看到“寻梦”一折，刹魔主道：“有个梦里弄玄虚，就害成相思的，这样不长进女人，要她何用？”向着扮杜丽娘的旦角一喝，倏而两三班梨园，都寂无影响。刹魔主道：“恁般虚晃！”
《石头记》甲戌本上的评语说：“《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这段话是就贾雨村演说的邪正论那段文字的批语。这里既说《外史》的立意之奇，又说《红楼梦》中的假语村言，并非《外史》之立意。既暗示二者有关联的情况，又说明二者有截然不同的立意。仅仅从这段批语里，也可明白刹魔主的“魔道”和贾雨村的“邪正论”，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关系的。但是“魔道”直斥《牡丹亭》的戏胆“寻梦”一折为悬虚，不值一唱。而《红楼梦》中，却把它奉为真实不虚，在“怀古诗”里面，把杜丽娘这位笔底下创造出来的人物，却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列。这才是《红楼梦》立意之所在。单从这一点和“魔道”的立意，便大有区别了。
我们都明白，脂砚斋不等于曹雪芹。但从脂砚斋可以透露出的一些消息，通过他也可以窥见一些曹雪芹的思想，就是完全可能的。
《女仙外史》每章后面都请一些名家加以“品题”，其中有人也说出作品有“败笔”的地方。现在，就我们看来，就不仅仅是“败笔”了，而是思想驳杂，艺术立不起来所致，这就不去说它了。
我对《红楼梦》和《女仙外史》的关系，并没有作过进一步的探讨，只是因为今天没有人谈论到它，所以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略述如上。无可讳言，这些看法，是极为粗糙、极为肤浅的，不过是一种“嘤鸣”之意罢了。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
在曹寅的藏书中，有《东语》一书，同时曹寅还曾受命拟赴过日本。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有信史可以查证的。
我以前曾猜测过，曹雪芹很可能懂得外语，比如拉丁语。懂到什么程度，这可说不上。但是在古代日语中汉语的成分是较多的，甚至光看汉字，也几乎可了解一些内容。他读过日语书是可能的。
《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出七百年，两书同为世界不朽的伟大遗产。在中学时代，有一位精通日语的同学，也喜欢文学，我曾要他把《源氏物语》翻译成中文，因事终于没有实现。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看到中译本。可惜还顾不上细看，更谈不到作进一步研究了。
我原来也曾揣测，曹雪芹有可能看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但也只是揣测而已，原因是目前尚找不到《源氏物语》何时传人中国的资料来。不过，有趣的是，最近由于一位朋友，将1982年国外潘捷先生写的一篇论文——《与中的宿命观》拿给我看，文中对两书做了简要的比较，指出两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又勾起了我过去的一些猜想来。
潘捷先生文中有一段话谈到：“《源氏物语》中源氏的名字含有一个中文字‘源’，是很有意思的。‘源’表示‘根源，本源’（minamoto），源氏的意思是家（minamoto）源。‘源氏’是这一切的事因。而好美女、佳人正是他一切欢乐与痛苦的根源。……所以说源氏的好色是《源氏物语》小说的本源，也并不为过的。在《红楼梦》里，作者在故事开头描写了主人的来历，一块被丢弃的石头，这块石头想要体验世俗的欲望，便是整个小说的根源。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玉’在中文里与另一个‘欲’（欲望）是同音异义。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多次使用这种同音异义（和其他的文字游戏）的手法，来达到文学与哲理相互联系之目的。”
更有意思的是，贾宝玉在袭人面前说的要化作“轻烟”的话，在《源氏物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源氏在爱情的“积郁”得不到解决时，也发出这样的以“轻烟”做比喻的诗句呢！
至于两书主人公从开头到结局，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不谋而合。还有许多隐微的细节，确实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写这篇短文的意思，仅仅是想要更多的人们，来注意对于研究《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之间的关系。
（原载《羊城晚报》，1984年1月16日）
大观园与伊甸园
我有机会读到谢鹏雄先生一篇文章，是台湾《中华日报》副刊《文学中的男人》专栏一组文章中的第14篇。其他篇章我都没见过。
这篇文章题名是《不肖天下无双》，副标题是——令人生气的贾宝玉。不禁引起我一些遐想。特别是文章中说：“大观园这地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伊甸园。”
我想仅就这一点来谈谈。
1982年7月31日《南京日报》增刊《周末》上，发表了黄龙先生的《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文，其中译述了英国温斯顿所著《龙之帝国》中，有一段涉及当时到江宁织造曹家的内容，大意是说温斯顿的祖父菲力普赴华经商，结识曹，常到曹家即兴赋诗以抒情道谊。菲力普也常宣教《圣经》，纵谈莎剧以资酬和，但听众中没有妇女和小孩，曹的娇子竟因偷听而受到笞责。
这就是说曹雪芹少年时候，曾偷听到西人宣教《圣经》和纵谈莎翁名剧。
谢鹏雄文中说：“曹雪芹在现实世界中安置了一座大观园，以及在荣府的人群里制造了一个贾宝玉，用心大概是一贯的。他在诡诈的世界里安置了一个桃花源，放置一个浑沌未开的男子，天天在那里作意淫的梦。但外面的世界有如庄子寓言中的好朋友，一直要过来为浑沌‘开窍’。宝玉拒绝‘开窍’，甚至不惜使自己意识模糊、神志不清以为逃避，但最后仍未能逃过，因为要开他的‘窍’的‘蛇’，已变成他的妻子，就在他的身旁。……”
我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吸收来自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化为自己的东西。莎士比亚不用说了，甚至有人连他的著作权都给否定了；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是听说一位少妇卧轨自杀身亡触动他写这部小说的，但在他完稿时，已经从那个原始故事走得很远，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了。
曹雪芹，当然，自己亲见亲闻的人物事物，就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房，大可不必从西洋或东洋接受外来的启发。但我一向以为对曹雪芹来说，来自两方面的都有。东方是《源氏物语》，西方则是《圣经》。不过，现在很难确证，可以作的，只能“拷红”。
歌德听到我国二三流的小说故事，曾愕叹不已，倘若曹雪芹有机会听到《圣经》的故事，他绝不会无动于衷。把尤三姐写成和贾琏等不清不净，是曹雪芹原作中的尤三姐，后来流行本中的尤三姐，是别人改写的（杨云史本可证）。我曾臆度曹雪芹笔底下的尤三姐，是受到《圣经》中所提供的马大拉的玛丽亚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认为曹雪芹原来塑造的尤三姐，比后来被人窜改的尤三姐更能昭示出爱情的力量。
我写的《曹雪芹》，就写到他少年时候到过“桃花源”。不过，这个桃花源，不是那个桃花源。它是圆明园里的桃花源。
在圆明园里，有这么一个“桃花源”的景观，我去寻访过，还找到那个桃花源的洞口照了一张相。我还寻访过另一个景观，那就是“舍卫城”，这是另外一个人世天堂。
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去着眼，“伊甸园”是人类婴儿时代、少年时代的乐园，桃花源是人类成年时代、中年时代的乐园，舍卫城是人类经过了人世全过程¨wén rén shū wū¨后的老年时代的乐园。世界上还没有听说有一个国家仿造伊甸园的呢，中国当然更不会有。但造过桃花源和舍卫城，而且都在圆明园内，我认为这两个寄托东方人理想的地方，曹雪芹是熟悉的，这两块地方才是人间的干净土，才是真如世界，才是华胥梦境。
曹雪芹的恋爱观是主张灵肉一致的，从他天真未凿起，他认为只有爱情才能体现出“幽微灵秀”的境界，而皮肤滥淫之徒，正是败坏了这种超凡入圣的境界。
《红楼梦》写贾宝玉吃“禁果”，是警幻仙姑教他的，实行者是“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警幻仙姑的妹妹。唯有她，也唯有她和她的香闺绣阁，才能配得上是“幽微灵秀”之地的资格啦。
《红楼梦》里描写贾宝玉所向往的男女之爱是人世的。但人世的大环境，乌烟瘴气，容不得“幽微灵秀”，所以曹雪芹只好把它送到天上。因为只有太虚幻境，才能规划出一个小环境来。其中“一缕幽香”，也为尘世所无，乃是诸名山胜境初生花异之精，含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一缕幽香得来都这样不易，其他就更难了。但天上地下总有仙凡之别，只有通过“梦”，才能达到。梦醒了只剩下了“无可奈何天”的地步。
因为人间没有那个大环境，所以曹雪芹才只能在纸上绘制出一个“大观园”来。
“大观园”也算得“天上人间诸景图”了，但它脱不掉荣宁二府的脐带，无法割断，只有从“省亲别墅”经过儿女们再创造，成为“大观园”。但毕竟还是人间的景观。
“太虚幻境”终不能实际得到，以至在现实面前，最先睡在宝玉床上的，却偏偏是花点子哈巴狗——袭人。从此，贾宝玉的“眼睛就明亮了”，才“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纪》语），后来和他“连合”的，才是宝钗。这才真个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这才是“无可奈何天”！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这个《红楼梦》引子，也可谓概括了“创世纪”。
（原载《解放日报》，1991年5月9日）
关于“黄叶村”
人们大都承认曹雪芹晚年著书的地方，是在北京西郊一带。因为他的朋友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中，有“庐结西山别样幽”的句子，敦诚赠曹雪芹诗中，亦有“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句子，可证曹雪芹晚年生活在西山是没有错的。
至于“黄叶村”是诗人的命名，还是确有其地，我没有深考过。因为北京地名，十分庞杂。有的地名叫“鬼门关”、“狗尾巴胡同”、“臭水河”等等极为难听的名字，同时又有“蒲黄榆”、“百花深处”、“芳草地”等等极为幽雅的命名。那么，有些地方名叫“黄叶村”也就是很平常的事儿了。
但是，“黄叶村”具体是在什么地方，这就有不同的说法了。有的说是在白家疃，有的说是在樱桃沟，有的说是在健锐营的碉堡下面一带，并且都提出了很多证据。这三个地方，我都探寻过。我认为这三个地方，曹雪芹都到过，是无可置疑的。
白家疃的“贤王祠”，建于雍正年间，现有碑记可证。这位王爷管领正白旗，掌握曹家命运。贤王祠建成大典，曹家男子照规矩必得参与的。即使当时曹雪芹并未成年，但后来还有例行公祭，那也有机会到这里来的。何况这儿当年河水扬波，禾苗平芜，还是个游玩的好地方呢。
至于说曹雪芹晚年实居于樱桃沟附近，特别根据当地人的记忆，四王府一带，曾有一小酒家，和曹雪芹故居应有沽酒处，亦甚符合。樱桃沟原有庙寺，并有孙退谷旧居，曹雪芹住过这儿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再就是说曹雪芹的居处是在健锐营的碉堡下面。有人确指其地，提出种种佐证，当地居民也自认这儿就是黄叶村，（据张家鼎同志告诉我，在以黄叶村为名之前，还曾叫过红叶村！）我到此地也来探访过两三回。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我确实不善于考据，我只是从敦诚和张宜泉的赠诗里面，愿意认为这儿就是曹雪芹的西郊旧居所在地，也就是所谓的黄叶村所在地。因此，我写曹雪芹著书黄叶村，也就是以这块儿作背景的。因为，从这儿翻过山去，就到白家疃贤王祠，向西望去，便可看到香山全貌。那边又接近四王府、樱桃沟和卧佛寺，出入京城，也很方便。
我认为以这儿作背景，来抒写曹雪芹，是可以给曹雪芹一个更宽阔的舞台，供他演出许多生动瑰丽的戏来的。《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
（原载《旅游报》，1982年2月23日）
红楼梦醒黄叶村
1935年，我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之前，抽空到西山福寿岭看我二哥，因他在那里养病。趁此机会，我便到西山樱桃沟、卧佛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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