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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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实际可引水量相比很不对称。

二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把长江水引入黄河上游干流，难以建立相应的投入与产出机制。黄河引水中主要是农业灌溉用水，目前每吨只有几分钱的水资源费也常常收不上来。黄河中游污染加重，低于劣五类水质的河段增加。每年二三月份三门峡水库中常出现劣五类水，呈灰黑色，丧失了地表水的使用价值。开源难，而节流治污亦不易，用长江水来“稀释”更是不可取的。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则不同，基本上都规划把长江水引入水库，以供城市和工业用水。如东线二期的终点是天津的北大港水库和威海的米山水库。这几个水库都是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水源供应地。天津市提出，如果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质达不到城市用水的标准，将拒绝接受引水，目前海水淡化，达到纯净水标准的清洁水，每吨成本也只有6元。南水北调中线水质较好，北京市计划2008年把城市水价上调至每吨5～6元，以便与引黄的水价“接轨”，南水北调只占北京城市总用水量的一小部份，水价全面提高后，还可用大量“低成本”水的价差补贴南水北调工程。因此，在建设中除国家投入外，还可使用银行贷款，工程建成后，可通过向城市供水来还贷。黄河万家寨工程也有用发电收益来补贴引水费用的机制。这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都不具备，无法通过收取水资源费、提高水价来还贷。工程及今后的运行费用，均需国家投资财政支出，即使工程建成，国家将背上难以解脱的包袱。

至于一些人所提出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增加黄河干流梯级水电站的保证出力和发电量”的所谓经济效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增加黄河水量，同时也减少了长江和金沙江等电站的发电量。

从长江向干旱、半干旱的西北调水，总的来说有一定的生态和环境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总是相对的，需要比较才能做出合理与正确的判断。调水成本是需要我们始终关注和计算的。

——真理原来这样简单。

在北京的一次有关国家软科学选题有关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应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样的重大项目列入国家软科学选题。作为国家软科学评委会委员，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见。一位专家说，有十几个院士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尽快启动西线工程。

我说，有些简单的计算，根本无须院士这样高深渊博的学问。

我在会上简单地计算出西线调水成本，不对称投资和比较效益。使那位积极建议把西线工程列入国家软科学选题的专家无话可说。

我是这样计算的：

按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静态总投资3040亿元（实际可能大大超出），工程使用寿命为45年计算，每年实际花费为67。5亿元。即使四十多年后调水工程仍能使用，其维修成本也很大。

经济学投资回报通常按银行利率计算，以5％计一年为150亿元。

这二项相加年调水实际费用为217。5亿元。

这还不包括调水工程的管理和运行成本，一年至少需要五六亿元。

长江源区存在年际降雨不均的变化，如果考虑到长途调水中水资源的消耗与损失，很可能达不到正常的调水量。即使工程运行完全达到设计要求，不计运行管理维修费用，年调水170亿吨，每立方米调来长江水到汇入黄河处成本为1。28元。黄河水流到千公里外的宁夏、内蒙河套引黄灌区，加上损耗，每立方水成本达到1。5元。若加上提水等费用，实际吨水成本超过2元。

这样高的水价，你种小麦用得起吗？

根据黄河山东水资源保护局的材料，引黄灌溉单方水效益平均约0。6元，城镇和工业引黄单方水净效益0。6～2元，平均不到1元。西北地区引黄水效益应低于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南水北调西线规划》预计，向黄河干流补水，向两岸和河西走廊黑河、石羊河供水，“单方经济效益6元，年净经济效益993亿元”，显然大大高估，是不准确的。高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国家立项。

目前，宁夏、内蒙引黄灌区，一方面存在投入不足，灌排设备陈旧落后，水渠渗漏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漫灌现象，节水潜力巨大。

黄河流域8000万亩水浇地，如果有一半使用节水技术，一年就可节水36—56亿立方米。在节水措施尚未落实，集约型农业建立之前，一年耗费数百亿元大量调水，不如通过采取具体措施推行节水灌溉技术，通过政府买技术和设施的办法，“补贴”给农业和农民，把西北农业现代化大大推进一步。

八、再说引黄灌溉

有些存在的难题，可以提醒我们这一群迷失的人。宏伟的壮举背后，是否有举步维艰的困窘？

也曾风起云涌，也曾沧海桑田。西北调水工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工程目标宏大，超出了自然条件承受能力，并由于初期论证不严谨，使工程建成后效益低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早已正式通水的甘肃省南阳灌溉工程项目区，时过初春，触目依然是满坡旱地，当地村民说，这里吃水依然十分困难。西北干旱省份多个调水工程完成后发现，由于前期论证不严谨、后期地方配套不足、开发模式落后等因素，有的项目屡屡出现工程效益发挥有限、后期调整困难等问题，有的甚至成为财政包袱。

为了让黄河水润泽更多缺水的群众，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在宁夏境内相继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电力扬黄工程。现在每年提水6亿多立方米，总装机43万千瓦，实际灌溉面积近140万亩。这些工程覆盖区多半属干旱荒漠地带，降雨量只有二三百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

西海固是严重干旱缺水地区。不少地方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数万缺水山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了扬黄灌区，建设新的家园。首先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旱地改成了水浇地，主要用来种粮食。这些地方农民浇地主要采取漫灌的方式，种一季庄稼要灌4到7次水，亩均用水量多达六七百立方米以上，单方水产粮还不足1公斤。

此外，引水线路长，引水成本高。泵站、渠口闸门、干渠水量计量，每一顶都要管理人员，平均泵站30多人。增加了运营成本。固海扬黄工程与原先设计规划相去很远，年引水3。25亿立方米，却只灌溉了60万亩农田。1997年盐定环扬黄工程主体工程建成，把黄河水引至盐池、定边、环县一些灌区，提取的黄河水90％以上都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流进了农田，工程每年收取的水费还不够扬水耗电用的电费。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宁夏每年给予扬黄工程的各类补贴资金都在3000万元以上，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工程的运行管理十分困难，“一项扬黄工程，一个吞钱的黑洞”。

焦点集中在水价上。

国家对这些工程的投入都是不计成本的。甘肃景泰川电力提水工程农业灌溉用水每立方0。21－0。24元，宁夏固海扬黄工程农业灌溉用水0。1元左右。还有一些调价空间，但有限，如果不改变粮食生产的方式。固海扬黄灌区的农民算了笔用水账和生产账。以最高产的麦套玉米为例，正常年景每亩地需灌水800多立方米，亩均纯收入400～500元。如果每立水价上调到0。25元的话，每亩仅水费就要增加成本200多元，种粮还有多少收益？

美国芝加哥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期货市场，主要依托五大湖周边及伊利诺州产粮区。我从芝加哥驱车前住伊利诺州的首府春田，窗外是一望无际秋天的原野。当地气候与农业生产条件极好，风调雨顺，种粮基本上靠天，不用引水灌溉，即是丰收年景，再加上现代化的规模农业，产粮效益高、成本低。其玉米等大量出口到中国。

在一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生产的成本始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几千年来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维值得商榷，尤其是当粮食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时。

国内的粮价受国际市场粮价的影响。已经没有太多上调的空间。

统筹考虑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水资源；打破行业、部门与地区界限，科学管理、保护、开发和利用，统筹考虑地表与地下、上游与下游、干流与支流；在黄河全流域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发展旱作农业，结合生物技术和农业工业化进程，减少农业的用水量；发展节水工业，采用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广节水新工艺、新技术；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在沿黄城市建立水资源保护管理和现代水务机制。这应该是解决水资源紧缺矛盾，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本途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将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事关长江、黄河这两大江河的根本。不能笼统地说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因为受益和造成的破坏影响不属同一个时空，不在同一个区域，没有可比性。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难以建立投入产出和良性运行的调水机制，将会使国家和西北地区的发展增加长期重负，甚至成为一个财政黑洞。

这已经不是回望了，而是认识的回归，但大声说出来仍需要勇气。自然不属于哪一个年代——青藏高原和长江、黄河源区的气象气候和生态环境具有原始、脆弱、敏感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是目前世界科学界关注的焦点，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最终都将在下游，在今后的十年几十年中才能全部反映出来。

不能没有壮阔的黄河。

那天，我与朋友坐在黄河北岸茶室的一处露台上，喝着茶。眺望着兰州市林立的高楼。滚滚的黄水在眼前流过。盈耳都是大河的水声。我深切地感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黄河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命定。

后望书——9

五十年绝地大移民

从三门峡到丹江口，伟大成就的背后——

流水崩云一般的水库移民走向何方

青海高原的生存极限

经济政治与生态环境成本效益的另一种核算

谁把千百万移民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一、2000万，中国移民史上的黄页

移民，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就很“学术”：人口迁移，系指人类居住地点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

如流水崩云一般，人、家庭、部落、社会，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一伙、那一群，不断有人举家迁移，风尘仆仆地走在漫漫的路上。这种迁移——离开家园的漂流，艰辛的重建，影响着地区仍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着历史。更影响着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性格和心灵。

不再追溯远古。从涓涓细流，发展到后来的惊涛裂岸似的人口迁移狂潮。中国的移民潮，多起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从卷帙繁浩的典籍中，在回肠荡气的阅读过程里，我熟知了那片土地。开垦。种麦子水稻高粱玉米。一个经济区，开发得太早，成熟得太早，如果资源耗尽，也就必然凋落。人口稠密，村舍相望，鸡犬相聞，造成土地上人口的超载，就像密植后的不断移殖。

得中原者得中国。这片处于南北要冲的黄天厚土，成了逐鹿者争霸的舞台。水旱灾变、战乱频繁。为避灾荒战乱，人口迁移的狂潮一次又一次呼啸着漫过——在血与火征伐中，在黄河的狂涛怒浪中，汩汩流失的还有中国的文化与血脉。

专家指出：历史上中国人口迁移大的趋势，是以黄河中下游为基点，进行的“离心状运动”过程。像一个个“台风眼”，又像行星冲撞爆炸后四散迸裂的烟云和碎块，在强烈的震撼中，人们含泪逃亡，循着一条条路线，跨越惊人的距离，踪迹到了天之涯、海之角。

青灯下，黄卷哗哗翻过。自然因素，天灾人祸，多数为自发的逃亡——又称之为“流民”；当然，还有流民起义。如晋代的“永嘉丧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难”。即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压力下，迫使中原居民南迁，过淮河，渡长江，越五岭，最终导致了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当然，也有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从徭役拓边、移民屯边、迁都徙民，到“移富豪实关中”、“旗京移垦”等。

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见证了明代政策性移民的浩大、悲壮与无情。

这些民谣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在半个世纪之中，屡迁晋东南的民众于滁县、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政府在洪洞县设置了移民局，大槐树下汇集着四方待迁的移民。

阅读明初大移民史，不能不来山西洪洞县。

在这里，我知道了朱元璋这个皇帝是最了解农村，最懂得农民的，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好手。谁能比有过耕田灌园、逃荒要饭童年，又有农民战争血火经历的统帅，更懂得土地和粮食的关系、土地和人的关系、更懂得那个时代的“穷人经济学”？——“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明洪武实录》卷三十六）

明初战乱之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其实，移民垦荒，移民屯田，远不止“洪洞大槐树”。江淮移民，云南贵州，辽东移民，青海移民……一波又一波，始终没有停止。

写进史书的均是肯定的结论：“调整人口的正常比例，使人口布局更为合理，包括从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移民、迁移无地农民、迁徙豪富及屯垦戍边等等多项内容。经过了人口调整，使大批的无地贫民重新获得了和土地结合的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残破经济的恢复，使明朝经济终于在洪武年间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但是，许多结论一“客观”，也容易忽略了人，忽略了移民们的生命与命运。

时过境迁，历史不能复活。

皇帝及其谋士们的决策，有时就像一个本身就有反侦探经验的犯罪的法官，为人们断案设下一道又一道迷障，刻意沉埋了许多隐情，并将关键证据从人间永远抹去。——比如我的故乡浙江沿海，元末是方国珍起义的肇始地。明初被大量移民安徽，流放云南，繁华的沿海地区十室九空，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明明含有统治者报复的阴暗心理。可这些连推勘千古真相的“蛛丝马迹”、“雪泥鸿爪”都难以寻找了。

络绎不绝的百姓离开自己的家园，走在路上，哀鸿遍野，长长的队列边有官兵的解押。他们扶老携幼，走向不可知的辽远。

风帆更起，离愁无数。在口口相传中，移民的后代已说不清故土，只记得山西洪洞县，这个又爱又恨的地方——是又一次漂泊流浪的起点。

一步一回头，北方冬日惨淡的云层下，几点寒鸦急急飞过，回望远方的地平线，在那株高大槐树树梢上，凝成一团解不开的乡愁。

19世纪以来，中国战乱与灾害频繁，人们流离失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与工厂学校的西迁，解放战争时的大军南下，人口迁移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从1949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1950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期。

无须预设的前提，无须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研究当代只需洞察与分析能力，就像陈云所说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和历史上历次大移民既相似又不同的是，中国当代的移民主要是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高潮”引发的。像1957年后几十万“右派”的下放劳改劳教，文化大命中知青的支边与上山下乡，以及军队集体转业到新疆和北大荒，开发、支援三线建设等等。这些都有几十万人，数百万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与流动。在这些运动中涌流着人潮，热闹过后的冷清，生离死别、鲜花与眼泪、绝望与希望，全都交织在一起。那些充满豪情的悲壮，和艰难曲折的故事，时断时续，一直到今天的农民进城务工，到沿海打工。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在痛失家园的之后的一次性移民中，规模最大，牺牲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当数中国2000多万水库移民——这从人口数量上来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绝地大移民。

有潮起总有潮落。不像北大荒的复转官兵一样，可以讴歌雁飞塞北的豪情；不像新疆的军垦战士一般，唱出过豪迈嘹亮的军垦战歌。也不同于右派们，可以有天云山传奇和欣赏绿化树，苦难中不乏“小资”情调男欢女爱。也有别于知青，艰窘过后报考大学或返城，纷纷执笔，描述中国知青梦，赞美神奇的土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知青文学”。

这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但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因为这沉重的分量，已压在我心底多年。

不为人所知，不为人理解，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哪一本关于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记载过水库移民？这也是历史教科书、中国当代经济史所缺失的！

在鞭炮与彩旗装扮的盛典中，人们赞美英明的决策，讴歌水库电站的建设者。——人们还记得伟大领袖到十三陵水库人山人海的工地参加劳动时的慈祥微笑。有哪一个领导参加过水库移民简易房、临时棚屋的修建？——可以看望灾民，送温暖，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切不可看望老移民，遇到此类问题，便噤若寒蝉，绕道而走。这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为政的“守则”。

佛子岭、三门峡、新安江……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走出家园至今，已隔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当年童稚少年，也已华发苍颜，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不少还生活在艰难贫困无望之中。——有谁还记得他们？把他们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二、移民支边，从丹江口到青海高原

在冬日暗淡的黄昏，窗外飘着鹅毛大雪。

我翻开了深褐色的厚厚的《淅川移民志》，读着，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县份，给水库移民写一部史书的。

是的，明天会更好。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默。【wＷw。ＷＲsＨu。cＯm】

虽说以天下为己任，但人毕竟在现实环境里生活——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千方百计寻找解开苦恼的钥匙——不去想什么，也可以活得很快活。可是我做不到，觉得愧对俸禄。但是，走进高耸的历史大山阔岭中，寻找辨认那些血泪之路的走向，在今天的“超常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下，若能多看一眼我们终生贫穷的淳朴的父兄，看一看他们日渐淡去的背影，不是能够多一些清醒与理智，多一些科学与人文关怀么？

这部《淅川移民志》上限为1965年，下限为1999年。从1956年底，长江流域规划水利办公室派员到河南淅川县研究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等有关问题开始记载。

不同于寻常的“阅读体验”。我满怀真诚，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成就政绩和文献记载中一些人们不愿说出的东西，开始鲜活地重现——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迟说了几十年的关键词，如洪钟大吕一般，一再从遥远的旷野上隐隐传来。

——1958年，汉江干流上的丹江口水库大坝正式动工。

——淅川县自1959年迁建县城，并开始移民。历时20年，淅川因丹江口水库移民20。5万，平均每年移出一万人。这个数字占整个丹江口水库移民人数的53。6％，为当时全县总人口的46。7％。与延续至今的移民安置方式相同。在淅川的移民中，约一半就地后靠，安置在丹江水库沿岸。另一半则分别迁往青海省、湖北省和河南省的邓县。

——1959年3月至6月，淅川县首次从淹没区应搬迁人口中动员8008名体格健壮的青年（男5565名，女2443人），按团、营、连组成部队建制，奔赴青海省安家落户，支援边疆建设（俗称支边）。

——1960年春，再动员支边青年家属14334人，随同迁往青海落户。

……

如同一滴水。20。5万——约为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中远赴青海支边的2。2万人，高于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千分之一。

一滴水未必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却可以检测出同类液体的酸碱度，品出酸甜苦辣。

春寒料峭，北风阵阵。

丹江口水库移民进入高峰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掀起，饥荒的阴影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徘徊。而当时全国下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蚊、蝇、鼠、雀），淅川县委提出要建成“小麦元帅县”。

就在这时，库区几千名身强力壮，经审查“政治可靠”，年龄18至25岁的青年农民，经过动员组织，登记造册，纡家毁业，满怀希望，踏上了西行支边的路途。

多数农民从未远离过家门，离开过生养他们的土地，丹